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

作者：（给彼得堡工人的信）[1] · 13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1]（1906年5月上半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0页。——编者注］，我们布尔什维克当然是赞成的。从原则上来看，下面这个根本问题无论如何是回避不了的：革命是不是真正在走向高涨，在当前的客观条件下，现在革命运动的哪些形式是主要的，由此产生了无产阶级的哪些任务。孟什维克根本反对把这个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因而陷入了很难令人羡慕的境地。他们借口说什么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用决议来束缚党等等，这种任意杜撰和编造的做法实在令人吃惊。大概是唐恩，他竭力反对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当时大会上另一位发言人反驳唐恩的发言，拿出了《党内消息报》第2号，心平气和地读了孟什维克策略纲领中的几个“致命的字眼”：“我们”（正是我们，孟什维克），“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结果引起了哄堂大笑。这位发言人问道：同志们，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昨天“我们建议代表大会承认”，而今天“我们建议代表大会”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列入了代表大会议程，但是孟什维克后来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关于这一点，下面我们还要谈到。［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0—241页。——编者注］，反对马斯洛夫的地方公有。约翰同志维护地方公有。第三个报告人普列汉诺夫维护马斯洛夫，并且企图使代表大会相信，列宁的国有化是社会革命党[16]和民意党[17]的思想。第四个报告人施米特维护按“A方案”（这个方案见前面提到的小册子［注：同上，第240页。——编者注］）精神修改的土地委员会的草案。第五个报告人波里索夫维护分配。他的纲领在结构上很独特，但在实质上同我们的纲领最相近，只是要把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而不是实行以建立共和制为前提的国有化。［注：在我的草案中用的是“所没收的”。波里索夫同志正确地指出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该说：“所夺取的”。没收是法律认可的、法律批准的夺取。我们应该提出没收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个口号，我们应该号召农民夺取。农民的这种夺取应该由全民立宪会议加以认可，使之合法化，全民立宪会议作为人民专制的最高机关，将根据自己颁布的法律把夺取变成没收。］土地直到全民立宪会议的召开，那么任何土地改革都只能是自由派官吏的改良，立宪民主党人的改良，而不是农民革命。如果不提出这样的口号，那么我们的纲领将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或半立宪民主党人的土地改革纲领，而不是农民革命的纲领。［注：我们说“恐怕也只能”，是因为小业主同自己的“小块土地”有更紧密的联系是否正是波拿巴主义[26]的最好的支柱，这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这里还不适于详细地谈论这个具体问题。］。所以用复辟作论据来为地方公有辩护，简直是可笑的。［注：正因为普列汉诺夫的纲领没有谈到这一点，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完全有权拿地方公有的新解释来同孟什维克的“革命自治”比较。正是普列汉诺夫，在布尔什维克对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解释以后不得不承认，“革命自治”这个口号没有对任何人说明任何东西，而且把许多人弄糊涂了（见《日志》第5期）。布尔什维克早在《前进报》[27]和《无产者报》[28]上就说过，“革命自治”这个口号是不充分、不完全的，它没有表达革命彻底胜利的条件。要取得这种胜利，所需要的不是革命自治，而是革命政权，不仅需要地方革命政权，而且需要中央革命政权。（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60—167、188—199、356—372页。——编者注）］，反而肯定无疑地提出了一个长期安排土地使用的计划。［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26—230页。——编者注］。维诺格拉多夫希望俄国的革命不要按照1789—1793年的方式，而按照1848—1849年的方式，也就是说，他希望我国不要有胜利的起义，希望我国的革命不要进行到底，希望革命早一点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和他们同君主制的妥协而中断。维诺格拉多夫用普鲁士警官的复辟吓唬我们，当然，他根本没有谈到象德国无产阶级这样的“革命的保证”。［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28页。——编者注］。我的土地纲领所谈的就是这一点，它完完全全是农民起义和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例如，“农民革命委员会”是农民起义所能走的唯一的道路（同时我完全没有把农民委员会同革命政权对立起来，象孟什维克把革命自治同革命政权对立起来那样；我把农民委员会当作一种革命政权机关，一种需要其他中央机关、临时革命政府、全民立宪会议来补充的机关）。只有这样表述的土地纲领，才能排除资产阶级官僚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才能排除彼特龙凯维奇、罗季切夫、考夫曼、库特列尔之流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30页。——编者注］沃伊诺夫说，普列汉诺夫年轻的时候被民意党人吓坏了，以致当他自己承认农民革命的必然性的时候，当社会民主党人中已经没有任何人还抱农民社会主义幻想的时候，他还总是仿佛看到民意党人的幻影，这难道说得不对吗？沃伊诺夫在代表大会上讽刺孟什维克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该决议第一条一开始就承认任务是“向专制政府争取政权”），说“夺取政权”是民意主义，而“争取政权”才是真正的、深思熟虑的马克思主义，这难道说得不对吗？而实际上的结果正是这样：为了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民意主义，孟什维克赐给了我们党一个“争取政权”的纲领——由立宪民主党人来争取。［注：同上，第330—331页。——编者注］这同我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注：同上，第285—313页。——编者注］（该小册子已经分发给代表大会的代表了）中谈到这个问题时一样。我把1905年10—12月同现在立宪民主党时期作了对比，并指出在革命时期人民（革命的农民加上无产者）的创造性比在立宪民主党时期更丰富、更有效果。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民意主义。我认为从学术的观点来看，普列汉诺夫这样说是回避如何估价1905年10—12月时期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普列汉诺夫根本没有想到要在《日志》中分析这一时期的运动形式，而一味在那里说教！）。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不过是一个新的证据，证明普列汉诺夫在策略上同布兰克先生以及所有立宪民主党人非常接近。［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编者注］。分配论者也正是这样，他们正确地理解了农民的关于国有化的言论，正确地解释了这些言论，但是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他们不善于把这种正确的解释变成改变世界的杠杆，变成进一步推动运动前进的工具。这并不是说硬要农民抛弃分配而接受国有化（如果真有什么人产生这种愚蠢的想法，我的纲领的第一种方案也会完全打消这种想法），而是说社会主义者在无情地揭露农民关于“上帝的土地”这种小资产阶级幻想的时候，应该善于向农民指出前进的道路。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经向普列汉诺夫说过，我还要千百次地重复说：实际工作者将会把现在的纲领庸俗化，就象过去把割地问题庸俗化那样，他们将会把小错铸成大错。他们会向那些高喊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上帝、属于国家财产的农民群众证明分配的优越性，他们这样就会玷辱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我们不应该向农民说这些。我们应该向农民说：这些所谓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上帝、属于国家财产的言论中包含着深刻的真理，但是应该很好地分析这个真理。如果土地属于国家财产，而国家财产又由特列波夫掌握，这就等于说这些土地将属于特列波夫，你们愿意这样吗？如果罗季切夫们和彼特龙凯维奇们如愿以偿地掌握了政权，因而也掌握了国家财产，你们愿意不愿意这些土地落到他们手里呢？农民自然会回答说：不，我们不愿意。我们决不把从地主手中夺来的土地交给特列波夫们，也决不交给罗季切夫们。既然这样，就必须由人民选举所有的官吏，取消常备军，建立共和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把土地转为“国家财产”，把土地转交给“人民”的措施才会是有益无害的。根据严格的学术观点，根据一般的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愿意背离《资本论》第3卷，我们无疑应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土地国有化是可能的，它会有助于经济发展，促进竞争，使资本更好地流入农业，使粮食价格降低等等。因此，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条件下的真正农民革命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干脆整个地否定国有化。这是一种狭隘、片面、草率和近视的表现。我们要做的只是向农民说明国有化这一有益的措施所必须具备的政治前提，然后还应该指出国有化的资产阶级性质（我的纲领的第三部分就这么做了，它已经包括在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里面）。［注：一个主张部分地实行分配的孟什维克同志（斯特卢米林）在代表大会上对这个“被阉割的”马斯洛夫纲领进行了最猛烈的批评。他宣读了书面声明，非常中肯地和无情地指出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斥责了）这一纲领中的内在矛盾。可惜我没有把他宣读的话摘记下来。］。［注：放在引号里的是我记在笔记中的话。］（我们又问，为什么在你们的决议中没有这一点呢？）他又说：“客观上立宪民主党人要比社会革命党人起的作用更大。”把夺取政权同特卡乔夫思想相提并论，把杜马当作“宪政建设”的起点和“代议制度”的基石而放在首要地位，这就是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报告的基本思想。象所有的孟什维克一样，他使我们的策略消极地迁就事变进程中的最微小的曲折，使它服从当前的利益、暂时的需要（或者说似是而非的需要），不自觉地降低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先进战士的主要的、根本的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38页。——编者注］。他的言论可以说是汇集了孟什维主义的“精华”，在这一方面很难找到比他做得更突出的了。他说，“可笑”的是，布尔什维克认为“运动的主要形式”不是合法的和立宪的形式，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这是“可笑的”，因为这种运动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杜马是实际存在的。关于无产阶级作为“首领”或者“领袖”的作用，关于无产阶级可能成为“尾巴”等等这些话，都是“形而上学”，是“漂亮的空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43—347页。——编者注］。经过比较和分析，我认为孟什维克关于杜马的决议和布尔什维克关于杜马的决议之间有四个基本差别。［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50—351页。——编者注］［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68页。——编者注］这里我要附带指出，这个重要决议由于表明了社会民主党人不象资产阶级政客那样看待议会制，而遭到了司徒卢威先生的《杜马报》[41]和《新时报》[42]一致的不满和嘲笑。［注：为了帮助读者以自觉的批判的态度分析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我把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最初的决议草案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都收在附录里。只有对这些文本进行仔细研究和比较，才能在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上独立地作出判断。］［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10—211页。——编者注］。孟什维克也在《党内消息报》第2号上提出了自己的反决议作为对我们决议的答复，然而他们的决议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不同意我们的进一步向崩得及其他民族社会民主党让步的方案。［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我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在我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和国家杜马》（其中附有唐恩的文章）中指出，必须保证处于少数地位的派别有批评代表大会决议的自由和鼓动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的自由（第8页）。[50]］，那么我们服从，我们将选派自己的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我们将谴责分裂。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样做，那么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注：指不久前发生的一次“事件”：《前进报》[51]的6位编辑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把他们免职而掀起了一场争吵。[52]］打笔仗的可悲的经验，主张由中央委员会任命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主张中央委员会有权撤换编辑部成员。我认为，孟什维克的决定无疑地表明，在我党右翼中，著作家和实际政治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正常。［注：我刚刚收到卡尔·考茨基的新的小册子《国家杜马》。他对抵制问题的提法同孟什维克的提法有天壤之别。我们的可怜的社会民主党人，例如《涅瓦报》的涅哥列夫，胡说什么抵制是无政府主义！考茨基却不然，他对具体条件进行分析之后写道：“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大多数俄国同志认为用这种方法召集的杜马只不过是令人极端愤慨的伪造的人民代表机关，并且决定对它进行抵制，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的大多数俄国同志认为，与其参加选举运动然后进入杜马，不如进行斗争以便搞垮这届杜马、争取召集立宪会议更为恰当，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参加假立宪机关，过高估计这个机关的积极作用。 1906年6月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1906年6月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1]（1906年5月上半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0页。——编者注］，我们布尔什维克当然是赞成的。从原则上来看，下面这个根本问题无论如何是回避不了的：革命是不是真正在走向高涨，在当前的客观条件下，现在革命运动的哪些形式是主要的，由此产生了无产阶级的哪些任务。孟什维克根本反对把这个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因而陷入了很难令人羡慕的境地。他们借口说什么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用决议来束缚党等等，这种任意杜撰和编造的做法实在令人吃惊。大概是唐恩，他竭力反对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当时大会上另一位发言人反驳唐恩的发言，拿出了《党内消息报》第2号，心平气和地读了孟什维克策略纲领中的几个“致命的字眼”：“我们”（正是我们，孟什维克），“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结果引起了哄堂大笑。这位发言人问道：同志们，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昨天“我们建议代表大会承认”，而今天“我们建议代表大会”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列入了代表大会议程，但是孟什维克后来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关于这一点，下面我们还要谈到。［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0—241页。——编者注］，反对马斯洛夫的地方公有。约翰同志维护地方公有。第三个报告人普列汉诺夫维护马斯洛夫，并且企图使代表大会相信，列宁的国有化是社会革命党[16]和民意党[17]的思想。第四个报告人施米特维护按“A方案”（这个方案见前面提到的小册子［注：同上，第240页。——编者注］）精神修改的土地委员会的草案。第五个报告人波里索夫维护分配。他的纲领在结构上很独特，但在实质上同我们的纲领最相近，只是要把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而不是实行以建立共和制为前提的国有化。［注：在我的草案中用的是“所没收的”。波里索夫同志正确地指出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该说：“所夺取的”。没收是法律认可的、法律批准的夺取。我们应该提出没收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个口号，我们应该号召农民夺取。农民的这种夺取应该由全民立宪会议加以认可，使之合法化，全民立宪会议作为人民专制的最高机关，将根据自己颁布的法律把夺取变成没收。］土地直到全民立宪会议的召开，那么任何土地改革都只能是自由派官吏的改良，立宪民主党人的改良，而不是农民革命。如果不提出这样的口号，那么我们的纲领将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或半立宪民主党人的土地改革纲领，而不是农民革命的纲领。［注：我们说“恐怕也只能”，是因为小业主同自己的“小块土地”有更紧密的联系是否正是波拿巴主义[26]的最好的支柱，这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这里还不适于详细地谈论这个具体问题。］。所以用复辟作论据来为地方公有辩护，简直是可笑的。［注：正因为普列汉诺夫的纲领没有谈到这一点，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完全有权拿地方公有的新解释来同孟什维克的“革命自治”比较。正是普列汉诺夫，在布尔什维克对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解释以后不得不承认，“革命自治”这个口号没有对任何人说明任何东西，而且把许多人弄糊涂了（见《日志》第5期）。布尔什维克早在《前进报》[27]和《无产者报》[28]上就说过，“革命自治”这个口号是不充分、不完全的，它没有表达革命彻底胜利的条件。要取得这种胜利，所需要的不是革命自治，而是革命政权，不仅需要地方革命政权，而且需要中央革命政权。（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60—167、188—199、356—372页。——编者注）］，反而肯定无疑地提出了一个长期安排土地使用的计划。［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26—230页。——编者注］。维诺格拉多夫希望俄国的革命不要按照1789—1793年的方式，而按照1848—1849年的方式，也就是说，他希望我国不要有胜利的起义，希望我国的革命不要进行到底，希望革命早一点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和他们同君主制的妥协而中断。维诺格拉多夫用普鲁士警官的复辟吓唬我们，当然，他根本没有谈到象德国无产阶级这样的“革命的保证”。［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28页。——编者注］。我的土地纲领所谈的就是这一点，它完完全全是农民起义和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例如，“农民革命委员会”是农民起义所能走的唯一的道路（同时我完全没有把农民委员会同革命政权对立起来，象孟什维克把革命自治同革命政权对立起来那样；我把农民委员会当作一种革命政权机关，一种需要其他中央机关、临时革命政府、全民立宪会议来补充的机关）。只有这样表述的土地纲领，才能排除资产阶级官僚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才能排除彼特龙凯维奇、罗季切夫、考夫曼、库特列尔之流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30页。——编者注］沃伊诺夫说，普列汉诺夫年轻的时候被民意党人吓坏了，以致当他自己承认农民革命的必然性的时候，当社会民主党人中已经没有任何人还抱农民社会主义幻想的时候，他还总是仿佛看到民意党人的幻影，这难道说得不对吗？沃伊诺夫在代表大会上讽刺孟什维克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该决议第一条一开始就承认任务是“向专制政府争取政权”），说“夺取政权”是民意主义，而“争取政权”才是真正的、深思熟虑的马克思主义，这难道说得不对吗？而实际上的结果正是这样：为了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民意主义，孟什维克赐给了我们党一个“争取政权”的纲领——由立宪民主党人来争取。［注：同上，第330—331页。——编者注］这同我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注：同上，第285—313页。——编者注］（该小册子已经分发给代表大会的代表了）中谈到这个问题时一样。我把1905年10—12月同现在立宪民主党时期作了对比，并指出在革命时期人民（革命的农民加上无产者）的创造性比在立宪民主党时期更丰富、更有效果。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民意主义。我认为从学术的观点来看，普列汉诺夫这样说是回避如何估价1905年10—12月时期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普列汉诺夫根本没有想到要在《日志》中分析这一时期的运动形式，而一味在那里说教！）。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不过是一个新的证据，证明普列汉诺夫在策略上同布兰克先生以及所有立宪民主党人非常接近。［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编者注］。分配论者也正是这样，他们正确地理解了农民的关于国有化的言论，正确地解释了这些言论，但是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他们不善于把这种正确的解释变成改变世界的杠杆，变成进一步推动运动前进的工具。这并不是说硬要农民抛弃分配而接受国有化（如果真有什么人产生这种愚蠢的想法，我的纲领的第一种方案也会完全打消这种想法），而是说社会主义者在无情地揭露农民关于“上帝的土地”这种小资产阶级幻想的时候，应该善于向农民指出前进的道路。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经向普列汉诺夫说过，我还要千百次地重复说：实际工作者将会把现在的纲领庸俗化，就象过去把割地问题庸俗化那样，他们将会把小错铸成大错。他们会向那些高喊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上帝、属于国家财产的农民群众证明分配的优越性，他们这样就会玷辱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我们不应该向农民说这些。我们应该向农民说：这些所谓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上帝、属于国家财产的言论中包含着深刻的真理，但是应该很好地分析这个真理。如果土地属于国家财产，而国家财产又由特列波夫掌握，这就等于说这些土地将属于特列波夫，你们愿意这样吗？如果罗季切夫们和彼特龙凯维奇们如愿以偿地掌握了政权，因而也掌握了国家财产，你们愿意不愿意这些土地落到他们手里呢？农民自然会回答说：不，我们不愿意。我们决不把从地主手中夺来的土地交给特列波夫们，也决不交给罗季切夫们。既然这样，就必须由人民选举所有的官吏，取消常备军，建立共和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把土地转为“国家财产”，把土地转交给“人民”的措施才会是有益无害的。根据严格的学术观点，根据一般的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愿意背离《资本论》第3卷，我们无疑应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土地国有化是可能的，它会有助于经济发展，促进竞争，使资本更好地流入农业，使粮食价格降低等等。因此，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条件下的真正农民革命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干脆整个地否定国有化。这是一种狭隘、片面、草率和近视的表现。我们要做的只是向农民说明国有化这一有益的措施所必须具备的政治前提，然后还应该指出国有化的资产阶级性质（我的纲领的第三部分就这么做了，它已经包括在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里面）。［注：一个主张部分地实行分配的孟什维克同志（斯特卢米林）在代表大会上对这个“被阉割的”马斯洛夫纲领进行了最猛烈的批评。他宣读了书面声明，非常中肯地和无情地指出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斥责了）这一纲领中的内在矛盾。可惜我没有把他宣读的话摘记下来。］。［注：放在引号里的是我记在笔记中的话。］（我们又问，为什么在你们的决议中没有这一点呢？）他又说：“客观上立宪民主党人要比社会革命党人起的作用更大。”把夺取政权同特卡乔夫思想相提并论，把杜马当作“宪政建设”的起点和“代议制度”的基石而放在首要地位，这就是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报告的基本思想。象所有的孟什维克一样，他使我们的策略消极地迁就事变进程中的最微小的曲折，使它服从当前的利益、暂时的需要（或者说似是而非的需要），不自觉地降低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先进战士的主要的、根本的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38页。——编者注］。他的言论可以说是汇集了孟什维主义的“精华”，在这一方面很难找到比他做得更突出的了。他说，“可笑”的是，布尔什维克认为“运动的主要形式”不是合法的和立宪的形式，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这是“可笑的”，因为这种运动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杜马是实际存在的。关于无产阶级作为“首领”或者“领袖”的作用，关于无产阶级可能成为“尾巴”等等这些话，都是“形而上学”，是“漂亮的空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43—347页。——编者注］。经过比较和分析，我认为孟什维克关于杜马的决议和布尔什维克关于杜马的决议之间有四个基本差别。［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50—351页。——编者注］［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68页。——编者注］这里我要附带指出，这个重要决议由于表明了社会民主党人不象资产阶级政客那样看待议会制，而遭到了司徒卢威先生的《杜马报》[41]和《新时报》[42]一致的不满和嘲笑。［注：为了帮助读者以自觉的批判的态度分析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我把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最初的决议草案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都收在附录里。只有对这些文本进行仔细研究和比较，才能在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上独立地作出判断。］［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10—211页。——编者注］。孟什维克也在《党内消息报》第2号上提出了自己的反决议作为对我们决议的答复，然而他们的决议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不同意我们的进一步向崩得及其他民族社会民主党让步的方案。［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我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在我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和国家杜马》（其中附有唐恩的文章）中指出，必须保证处于少数地位的派别有批评代表大会决议的自由和鼓动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的自由（第8页）。[50]］，那么我们服从，我们将选派自己的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我们将谴责分裂。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样做，那么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注：指不久前发生的一次“事件”：《前进报》[51]的6位编辑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把他们免职而掀起了一场争吵。[52]］打笔仗的可悲的经验，主张由中央委员会任命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主张中央委员会有权撤换编辑部成员。我认为，孟什维克的决定无疑地表明，在我党右翼中，著作家和实际政治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正常。［注：我刚刚收到卡尔·考茨基的新的小册子《国家杜马》。他对抵制问题的提法同孟什维克的提法有天壤之别。我们的可怜的社会民主党人，例如《涅瓦报》的涅哥列夫，胡说什么抵制是无政府主义！考茨基却不然，他对具体条件进行分析之后写道：“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大多数俄国同志认为用这种方法召集的杜马只不过是令人极端愤慨的伪造的人民代表机关，并且决定对它进行抵制，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的大多数俄国同志认为，与其参加选举运动然后进入杜马，不如进行斗争以便搞垮这届杜马、争取召集立宪会议更为恰当，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参加假立宪机关，过高估计这个机关的积极作用。 1906年6月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1906年6月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