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93]（1906年5月26日〔6月8日〕） 《钟声报》写道：“只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还不能使个别人甚至一整批人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完全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原则。 普列汉诺夫同志对上面一段话竟严厉地“挥舞起拳头”。第一，他要求把“立场”一词改为“反对立场”。我们觉得，这种修改不但丝毫没有把原文改好，反而改坏了。第二，普列汉诺夫同志自告奋勇地当起了校对员。原文中“其他的”一词的后面没有逗号。没有私心的校对员通常是默不作声地改正这样的错误。自命不凡的校对员却要就这一点写上将近半栏的小品文！ ［注：普列汉诺夫同志也忘记在这里加一个逗号或者把“其他的”一词删去，也就是说，他本人也重复了他严厉地加以责备的这个同志所犯的笔误！］资产阶级政党看成只是反动的一帮。” ［注：我们并不了解《钟声报》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也不了解这个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部和它的倾向。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普列汉诺夫的“批评”的总的思想，而不单单谈他和《钟声报》的论战。］，而不是为了讨好和取悦于立宪民主党的报刊，那么他就不能避而不谈下面这个事实：正是布尔什维克早就坚持必须把资产阶级政党至少区分为三种主要的“色彩”。这正是两种策略的根本区别之一。普列汉诺夫同志希望用庸俗的小市民对于所谓“不策略”的叹息来掩饰这种政治策略上的区别，是徒劳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124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证明，整个孟什维主义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不了解哪些资产阶级分子能够同无产阶级一道把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直到现在，孟什维克始终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整个资产阶级，不分“色彩”！）自己去进行，无产阶级则应该加以协助。因此，孟什维克（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从来不能多少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确定，从各阶级在政治上重新组合的角度来看“当前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究竟是什么，虽然他们也愿意谈论决定性的胜利，甚至在各种决议中反复谈论。布尔什维克说决定性的胜利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孟什维克不喜欢这个说法，可是他们既无法驳倒这种说法，也无法修正或者改变这种说法。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41—342页。——编者注］比较一下吧。你们可以看到，正是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的）决议不会明确地区别农民民主派和立宪民主派。相反，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正是强调了这种区别。代表大会的决议仅限于建议揭露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彻底性，我们的决议案则指出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指出必须把农民民主派团结起来，使他们和立宪民主党人相对立。在这方面，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一切国家的社会党人在一切时候都必须揭露一切资产阶级政党；谁仅限于这样做，他就是象小学生一样重复背得烂熟的马克思主义词句，而不能领会这些话并把它运用到俄国来。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谈“揭露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甚至是说假话，因为只有随着这些或那些资产阶级政党历史地登上前台以后，才谈得上真正地切实地揭露它们。相反，我们的决议案恰恰把那些目前具有政治意义的不同“色彩”区分开来了。因此，国家杜马的活动一开始就正好证实了我们的决议案的正确性，使大家都清楚地看到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和“劳动派”的比较革命的实质。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8—210页。——编者注］。代表大会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孟什维克不敢提出自己的决议案，而重申了阿姆斯特丹决议！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除了重复欧洲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一百年以后所说的话以外，对于俄国各种不同色彩的资产阶级竟谈不出任何自己的看法！！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07—222页。——编者注］。他在1848年却无情地严厉地斥责了十分激进的、比我国立宪民主党人左得多的德国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法兰克福议会[95]中进行了“根本性的工作”，并要全世界相信这种根本性的工作具有极大的鼓动作用，而不了解为实际的政权而斗争的必然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4—18、25—27、44—48、71、114—115、371—431页和第21卷第22—23页。——编者注］。马克思是不是自相矛盾呢？是不是采取了另一种观点呢？是不是陷入了布朗基主义呢（伯恩施坦派以及德国的自由派教授就是这样认为的）？绝对不是。革命向前发展了。不仅1847年的德国的“希波夫派”，而且1848年的德国的“立宪民主党人”都落后于革命了。马克思作为先进阶级利益的忠实的捍卫者，无情地斥责了在落后者当中影响最大的那些人的落后现象。 “我们把这些一般性的原理运用于议会的工人团时，可以说，只有当工人团在杜马的活动中贯彻了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策略原则时，它才能反映俄国无产阶级的最有战斗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的真正的意向，换句话说，才能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团。 7 对于这段话普列汉诺夫作了如下的评论： “如果我们这位波尔塔瓦的同志把自己的一般性原理运用于法国的社会党，那么他不必把自己的文章的结尾几行作任何重大修改，只要更动几个字眼就行了：把‘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的’改为‘激进派，激进派的’，把‘杜马’改为‘众议院’，再把‘俄国革命’改为‘社会历史运动’。这确实是再方便不过了。” 我们请读者再读一下《钟声报》的这段话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评语。这段评语异常明显地向我们揭示了普列汉诺夫所以转向伯恩施坦的一个根源。 ［注：见本卷第94页。——编者注］ 他写道：“我们的政府已经犯了许多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些错误已经使它处于深渊的边缘；但是这些错误还没有把它推下去。一旦解散杜马，政府就要跌入深渊……杜马甚至在唤醒沉睡的人；它甚至把最落后的人推向前进；它打破了群众中历史遗留下的最后的政治幻想……杜马的根本性的工作将有极大的鼓动作用。” 请仔细研究一下这些论断吧。一旦解散杜马，政府就要跌入深渊。就假定是这样吧。可是，如果杜马仅限于进行根本性的工作，哪里说得上要解散它呢？什么是根本性的工作？就是杜马按照法律进行的工作。杜马把法律草案提交国务会议，向各部大臣提出质问。国务会议和大臣们把问题拖延下去，尽力缓和所发生的一切冲突。俄国政府的机关报《俄罗斯国家报》[104]早就说过，让杜马去成为反对派的杜马吧，只要不成为革命的就行。换句话说，你们可以进行根本性的工作，但是不能再多走一步。 ［注：见本卷第137—138页。——编者注］。直到现在，俄国还是一个拥有最多的纸上的警察式法律的国家。如果杜马将来总是进行“根本性的”工作，那么俄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拥有最多的纸上的激进法律的国家。如果以为这些法律或法案的鼓动作用是和它们篇幅长短以及数量多少成正比例，那就太迂腐了。要这样想，就只有忘掉法兰克福议会的例子，它勤勤恳恳地做了自己的“根本性的工作”，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它以为正是这些根本性的工作具有最大的鼓动作用。要这样想，就只有闭眼不看俄国所发生的事情，闭眼不看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无休止的演说怎样使公众疲劳不堪的迹象，闭眼不看立宪民主党人的“苦役”法案以及他们为这些法案辩护的可怜的空谈所造成的印象，闭眼不看立宪民主党人对日益逼近的新浪潮，对不可避免的新斗争，对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跌入深渊”表现出的这种极端令人厌恶的小市民的恐惧心理。普列汉诺夫同志，揭露立宪民主党人，这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作好思想准备去迎接政府的跌入深渊，去积极促其实现，在政府跌入深渊时不让立宪民主党人“捞到油水”，为政府跌入深渊而英勇果敢地作好准备。 载于1906年5月26日《前进报》第1号 |
| 载于1906年5月26日《前进报》第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