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4月6日〔19日〕）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页。——编者注］，责备他们不善于适应在他们周围发生的、理论上虽然很弱但生命力很旺盛、气势很磅礴的群众性工人运动。恩格斯在1887年1月27日的信里感慨地说：“如果我们在1864—1873年间坚持只和那些公开承认我们纲领的人合作，那么我们现在会处于什么境地呢？”［注：同上，第585页。——编者注］在这封信以前的一封信里（1886年12月28日），恩格斯谈到亨利·乔治思想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影响问题时写道： “一两百万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拥护真正的（“bona fide”）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理论上十全十美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注：同上，第576页。——编者注］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段话。我们这里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急忙引用这段话来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或建立拉林的“广泛的工人党”一类的主张辩护。我们要问问这些急于“引用”恩格斯的话的人，你们为什么不用这一段话为“左派联盟”辩护呢？这几封被引证的信是在美国工人投票选举亨利·乔治的那个时期写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一位嫁给俄国人的美国人，翻译过恩格斯的著作——当时请求恩格斯（这可以从恩格斯给她的回信中看出）把亨·乔治狠狠批评一顿。恩格斯回信说（1886年12月28日），这样做的时机还没有来到，最好是让工人政党根据不完全纯正的纲领开始形成起来。然后，工人自己就会明白问题在哪里，就会“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而妨害“工人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巩固起来（不管根据什么样的纲领）的举动，我都认为是巨大的错误”［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75、577页。——编者注］。 ［注：同上，第35卷第191页。——编者注］但恩格斯并不怕同这位货真价实的反动社会主义者一起去参加选举，只是要有人善于事先向群众说明“他们自己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的信）［注：同上，第36卷第567页。——编者注］。 ［注：同上，第566页。——编者注］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1页。——编者注］。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88、390页。——编者注］ ［注：同上，第389页。——编者注］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00页。文中提到的信的日期应为1879年11月14日。——编者注］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12］已经由当时站在党的革命派方面的福尔马尔担任编辑。又过了一年（1880年11月5日），马克思说，他和恩格斯经常同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可悲的”（miserabel）办报方针进行斗争，并且往往斗争得很激烈（“wobei’soft scharf hergeht”）。李卜克内西1880年曾到过马克思那 里，并保证一切方面都将“改善”。［注：同上，第449页。——编者注］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27—328页。——编者注］ ［注：同上，第36卷第321页。——编者注］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08—609页。——编者注］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28—129页。——编者注］“为了这个该死的代表大会，我东奔西走，写许多信，没有功夫做别的事。”（1889年5月11日）恩格斯气忿地说，可能派奔走张罗，而我们的人却在睡大觉。现在连奥尔和席佩尔都要求我们去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但是这“终于”使李卜克内西睁开了眼睛。［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93页。——编者注］恩格斯和伯恩施坦共同写了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小册子（由伯恩施坦署名，但是恩格斯称它们为“我们的小册子”）。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22页和第223页。——编者注］当两个代表大会已经开过，当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在数量上超过可能派（可能派当时同工联主义者、社会民主联盟以及部分奥地利人等等联合起来了）的时候，恩格斯简直高兴极了。（1889年7月17日）［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1—243页。——编者注］他高兴的是李卜克内西等人的调和主义方案和提案都宣告失败了。（1889年7月20日）“我们那些多愁善感的调和主义者极力主张友爱和睦，结果遭到屁股上挨了一脚的报应。也许这会把他们的病医好一些时候。”［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5页。——编者注］ ［注：同上，第57页。——编者注］梅林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时写道：他们希望别人也养成他们那种不为情感所动的性格。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8—9页。——编者注］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95页。——编者注］ ［注：同上，第318页。——编者注］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91页。——编者注］和市侩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泥坑。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页。——编者注］统治着、无产阶级早已参加政治生活并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怕的是用议会活动来限制和用庸人观点来缩小工人运动的任务和规模。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7页。——编者注］的行为作斗争中，都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当作必不可少的武器。 “法国人的革命言论和行动，使菲勒克分子及其同伙〈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分子〉的哀鸣显得更加丑恶了〈这里是指法国众议院里工人政党的形成和德卡泽维尔工人罢工［120］迫使法国激进党人离开法国无产阶级一事〉。在最近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中，就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发了言，他们两人都讲得很好。有了这样的辩论，我们又能在上流社会出头露面了，而这种情况在过去是不常有的。特别是在德国人派了这么多庸人参加帝国国会（不过这也难免）以后，有人出来同他们争夺一下领导权，一般说来是件好事。德国在平静时期一切都变得庸俗了。在这种时候，法国竞争的刺激是绝对必要的……”（1886年4月29日的信）［注：同上，第471页。——编者注］ 这就是深受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影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当好好吸取的教训。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16页。——编者注］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81页。——编者注］ ［注：同上，第34卷第275页。——编者注］（马克思当时59岁） “这些先生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这种筋斗作准备，而这种学理主义的所谓原则，是由已故的巴枯宁首创而流行起来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53页。——编者注］ 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会怎样估计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革命行动”对于1905年和以后年代的俄国的重要意义了［注：顺便谈一下，我记得是普列汉诺夫还是维·伊·查苏利奇1900—1903年期间对我说过，恩格斯曾给普列汉诺夫写过一封信，谈到了《我们的意见分歧》和俄国当前革命的性质。我们很想知道是否确实有过这样一封信，它是否还保存着，现在是否应该把它公布出来。［125］］。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22—623页。——编者注］1887年4月9日的信上也这样说：“军队中充满了心怀不满的从事密谋活动的军官〈恩格斯当时对民意党人的革命斗争印象很深，他把希望寄 托在军官身上，还看不到俄国士兵和水兵在18年后极其光辉地表现出来的革命性〉。……我不认为这种局面能拖到年底……只要俄国一干起来（“losgeht”），那就太好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24—625页。——编者注］ ［注：同上，第629页。——编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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