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 1．“防止复辟的保证”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1—21页。——编者注］现在我们已经有准确的记录稿了。 ［注：策列铁里在1907年5月26日的演说，见第二届杜马速记记录第1234页。］ “复辟〈在法国〉没有恢复封建制度的残余，这是事实；但是在我国与这种封建制度残余相应的，是我国土地和农民受国家奴役的旧制度，是我国旧有的独特的土地国有化。既然你们自己要求土地国有化，既然你们原封不动地保存我国半亚洲式的旧制度的遗产，那我国的复辟势力就更加容易恢复这种〈原文如此！〉国有化了。”（第116页） 总之，复辟势力“更加容易”恢复这种国有化，即半亚洲式的国有化，因为列宁（和农民）现在要求国有化！这算什么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呢，还是纯粹唯理论的“文字游戏”？［注：施米特同志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58]，见大会《记录》第122页。］使半亚洲式的制度容易恢复的是“国有化”这个字眼呢，还是某种经济变动？要是普列汉诺夫考虑过这一点，那他就会明白，土地地方公有和土地分配只能消灭亚洲式制度的一个基础，即消灭中世纪地主土地占有制，却要保留另外一个基础，即中世纪份地土地占有制。因此，就实质来说，就变革的经济实质来说（而不是就表示变革的某一术语来说），正是国有化能更加彻底得多地消灭亚洲式制度的经济基础。普列汉诺夫的“戏法”就是他把中世纪那种人身依附、交纳贡赋，有服兵役义务的土地占有制称为“独特的国有化”，而跳过了这一土地占有制的两种形式，即份地土地占有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这样断章取义的结果就歪曲了一个实际的历史问题，即这种或那种土地变革措施究竟会消灭哪种形式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普列汉诺夫的这种障眼法太不高明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29—330页。——编者注］），害怕这一革命会成为经济上反动的东西，不会走向美国式的农场制度，而会走向中世纪农奴制度。其实，这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农民改革和改革后的演进情况就是明证。在农民改革中，封建制度（地主封建制度以及马尔丁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跟着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种“国家封建制度”）的外壳是很强大的。但是经济演进的力量却更加强大，它在这个封建制度的外壳里装满了资本主义的内容。尽管有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障碍，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都在沿着资产阶级道路发展，虽然发展得非常缓慢。如果普列汉诺夫害怕恢复亚洲式制度是有道理的，那么国家农民（80年代以前）或前国家农民（80年代以后）的土地占有制就应该是最纯粹的“国家封建制度”了。事实上这种土地占有制却比地主土地占有制自由，因为在19世纪下半叶进行封建剥削已经不可能了。在“地多的”［注：当然，我国的前国家农民只有同前地主农民相比才是“地多的”农民。据1905年的统计，前者每户平均有份地12．5俄亩，后者有6．7俄亩。］国家农民中间，盘剥情况要少一些，农民资产阶级发展得要快一些。目前在俄国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普鲁士容克式的缓慢而痛苦的资产阶级演进，要么是美国式的迅速而自由的演进。其余一切都不过是主观幻想而已。 ［注：用复辟进行恐吓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武器，这一点我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在这方面需要讲的在《报告》中全都讲到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9—20页。——编者注）］ 2．地方自治是“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 ［注：我在《报告》中已经更为详细地发挥了这一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7—18页。——编者注）这里我再加上我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听到的（见《报告》）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的讲话，他的话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诺沃谢茨基反对把“民主国家”改为“民主共和国”，他说：“……有了真正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目前通过的纲领即使在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没有达到可以称为最高程度的民主化的情况下也可能实现。即使在所谓相对民主化的条件下，地方公有化也是无害而有益的”。（第138页。黑体是我们用的）这里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不推翻专制制度的农民土地革命，——这就是孟什维克极其反动的主张。］。立宪民主党人一味强调地方“民主”自治，不愿触及或者害怕触及更重要的问题。孟什维克没有想一想，他们在肯定“农民土地革命”是当代的任务时，用了多么堂皇的字眼，他们在说明对自己的土地纲领的政治考虑时，却对地方上的偏狭落后推崇备至。 “列宁同志担心反动派会从地方自治机关手里夺走已被没收的土地。如果对于落到国家手中的土地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对于地方公有土地就根本不能这么说。甚至俄国专制政府也没有能夺去亚美尼亚自治机关的土地，因为它引起了居民的激烈反抗。”（第113页） 说得妙极了，不是吗？专制制度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掠夺各地方、各区域、各民族的土地的历史，而我们那些聪明人却来安抚那些住在穷乡僻壤的愚昧无知的人民，说什么“甚至专制政府”也没有夺去亚美尼亚教会的土地，尽管它已经开始掠夺，尽管实际上只是由于有了全俄革命才没有能夺去……在中央是专制制度，在地方上是“谁也不敢夺取的”“亚美尼亚土地”……我们社会民主党内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小市民的蠢见呢？ “拿我国的哥萨克来说吧。论行为他们是十足的反动分子，但是如果（专制〉政府忽然想侵占他们的土地，那他们会万众一心地起来为土地而斗争。可见，地方公有化的好处，就在于它甚至在发生复辟时也是有用的。”（第45页） 的的确确，是用了“可见”二字！如果专制制度起来反对专制制度的维护者，那么专制制度的维护者就会起来反对专制制度。这是多么深刻的思想啊！但是哥萨克的土地占有制不单在复辟时有用，并且对于保持复辟以前就应该加以推翻的东西也是有用的。施米特在反驳普列汉诺夫的时候注意到了地方公有化的这一很有意思的方面： “……我要提醒一点，就是专制政府早在一个月以前就给了哥萨克一些优待，可见，它并不怕地方公有化，因为哥萨克土地目前就是用同地方公有化相当近似的方式进行管理的……它〈地方公有化会起反革命的作用。”（第123—124页） 普列汉诺夫听了这番话十分激动，竟一度打断发言人的讲话（是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究竟他讲的是不是奥伦堡的哥萨克），并且试图不按会议的规则，要求让他优先发表声明。下面就是他后来提出的书面声明： “施米特同志把我提到哥萨克的那段话转述得不确切。我根本没有提到过奥伦堡的哥萨克。我只是说：看看哥萨克吧；他们的行为是极端反动的，但是，政府如果想侵占他们的土地，那他们人人都会起来反对政府。将来革命把没收来的地主土地交给区域机关以后，如果遇到类似的企图，这些区域机关也会程度不同地采取同样的行动。它们的这种行动在一旦发生复辟时就是抵御反动势力的一个保证。”（第127页） 这自然是一个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情况下推翻专制制度的妙不可言的计划：从专制制度手里夺取某些区域，然后再让它试着设法夺回去。这几乎同主张用储蓄银行剥夺资本主义的主意一样妙不可言。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革命胜利以后“应该”起奇妙作用的区域地方公有化，现在起的却是反革命的作用。这就是普列汉诺夫避而不谈的问题！ 3．中央政权和巩固资产阶级国家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中已经说过，我们党的最低纲领在谈到民族自决权、谈到广泛的区域自治等等的时候，直接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因此，规定因地制宜的细则、实际拨给土地或者在各个户主或各个协作社之间分配土地等等事宜，必然要交给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即地方自治机关办理。 ［注：马斯洛夫就玩弄过这种手法。他在《教育》杂志（1907年第3期第104页）上写道：“……某些地方的农民也许会同意交出自己的土地，但只要有某一个大地区（例如波兰）的农民拒绝交出自己的土地，全部土地国有化的方案就会成为无稽之谈了。”这就是庸俗论据的典型，其中没有任何思想，而只有字句的堆砌。条件特殊的一个地区表示“拒绝”，不会改变总的纲领，也不会使这个纲领变为无稽之谈。有的地区也可能“拒绝”地方公有化。然而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土地私有制和大规模的国有制这两种制度是不可能并存的。其中必有一个要占上风。工人政党的任务就是要维护较为优越的、能加速生产力的发展、能保证自由地开展阶级斗争的制度。］。地方公有化和国有化的基本区别并不在于中央和地方之间权限的划分，更不在于中央的“官僚主义”（只有十分无知的人们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和说法），而在于实行地方公有化后还会保存某一类土地的私有制，实行国有化后则完全废除了这种私有制。基本区别在于前一种纲领容许“土地关系上的复本位制”，而后一种纲领却能加以消除。 他教训《教育》杂志的读者说：“社会民主党总是希望它的计划和任务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够被证实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设想到，带有种种缺点的资产阶级制度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占统治地位。自治机关也会象整个国家制度一样是资产阶级性的，那里也同西欧的市政局一样，会有尖锐的阶级斗争。 接着他作了比较：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的美利坚合众国，陆海军军费占预算支出的42％。法、英等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俄国“地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的预算支出中，医疗费占27．5％，国民教育费占17．4％，修路费占11．9％。 “我们把最民主的国家的预算同最不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的预算作了比较以后可以看到，就各自的职能来说，前者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国家的资金耗费在压迫的工具上面，耗费在镇压民主的工具上面；反之，最不民主、最坏的地方自治机关却不得不为民主服务（虽然服务得不好，毕竟是在服务），不得不满足本地的需要。”（第103页） 好象是很清楚了吧？国有化是为了供养陆海军。地方公有化是为了满足居民需要。犹太人是资本家。打倒犹太人就是打倒资本家！ ［注：从考夫曼的极为详尽的著作（理·考夫曼《地方财权》1906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2部，由弗兰肯施泰恩创始、由海克尔续编的国家科学手册和教程丛书第5册。）（Kaufmann R．《Die Kommunalfinanzen》，2 Bande Lpz．1906，ⅡAbt．5．Band des Hand－und Lehrbuches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begr．von Frankenstein，fortges．von Heckel）中可以看出，就地方开支和中央国家开支间的分配情况来说，英国地方自治机关所占的比重比普、法两国大一些。在英国，由地方机关支出的有30亿马克，由国家中央政权机关支出的有36亿马克；在法国分别为11亿和29亿；在普鲁士分别为11亿和35亿。单拿情况最好的（从地方公有派的观点来看）英国用于教育事业的文化经费来说吧。我们可以看出，在15160万英镑的地方开支（1902—1903年）中，教育费占1650万英镑，即占110强。按1908年的预算（见《哥达年鉴》），中央政权的支出总数是19860万英镑，其中教育费占1690万英镑，即不到110。陆海军军费为5920万英镑。这里还要加上国债支出2850万英镑，法院和警察局的费用380万英镑，外交费用190万英镑，税务机关费用1980万英镑。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花在文化事业上的只是零头，用于保证本阶级统治的则是巨额款项。］ 4．政治变革的规模和土地变革的规模 “列宁用一些乐观的假设回避了问题的困难。这是常见的空想思维的方法；比如，无政府主义者说：‘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组织’。我们反驳说，如果没有强制性的组织，那社会的个别成员就可能危害这整个社会，只要他们想这样做的话，于是无政府主义者便回答说：‘这不可能’。在我看来，这就是用一些乐观的假设回避了问题的困难。列宁也是这样做的。他用许多乐观的‘假如’来掩饰他提出的办法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如列宁对马斯洛夫的责难就是证明。列宁在他那本小册子第23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33页。——编者注］上说：‘其实，马斯洛夫草案是默然假定我们最低政治纲领的要求不会充分实现，人民专制不会得到保障，常备军不会取消，官员民选制度不会实行等等，——换句话说，就是假定我们的民主革命，也象欧洲大多数民主革命一样不会进行到底，也象所有这些革命一样被弄得残缺不全，受到歪曲，“被拖向后退”。马斯洛夫的草案是专门给半途而废的、不彻底的、不完全的或者被反动派弄得残缺不全和“不致为害的”那种民主革命设计的。’就假定他对马斯洛夫的责难是有根据的吧，但是上面这段引文表明，列宁自己的草案只有在他提出的种种‘假如’全都实现的情况下才是好的。如果这些‘假如’不能实现，那实现他的草案［注：不过在那种情况下它就不再是我的草案了！普列汉诺夫的议论不合逻辑！］就会是有害的。我们不需要这种草案。我们的草案应该在四只脚都钉上马掌，就是说应该准备应付种种‘假如’未能实现的情况。”（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44—45页） 我把这段议论全文照录，因为它很清楚地表明了普列汉诺夫的错误。他根本不懂得把他吓坏了的那种乐观态度。所谓“乐观主义”并不是假定官吏由人民选举等等，而是假定农民土地革命获得胜利。真正的“困难”在于：在一个至少从1861年起就是按容克－资产阶级式道路发展的国家里要使农民土地革命获得胜利。既然您承认经济方面的这种基本困难，那您把实现政治民主制的困难看成同无政府主义差不多，就未免太可笑了。忘记土地改革规模同政治改革规模之间不能不相适应，忘记经济变革必须以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为前提，那是很可笑的。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间题上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不懂得我们共同的（既是孟什维克的也是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持“乐观”态度的根源是什么。 ［注：参看考夫曼在《土地问题》第2卷中所综合的关于地主经济在推广种植牧草方面比农民经济优越的大批新资料。］方面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地主经济不但同官僚而且同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收土地将会损害大资产阶级的许多利益，而农民革命——正如考茨基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将使国家趋于破产，也就是说，不但损害俄国一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损害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当然，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革命的胜利、小资产者对地主和大资产者的胜利，就需要有各种情况特别有利的凑合，需要实现非同寻常的、在庸人或庸俗历史学家看来是“乐观的”种种假设，需要大大发挥农民的主动性、革命毅力、觉悟、组织性和丰富的人民创造力。这是无可争辩的。普列汉诺夫讲到“人民创造力”这个字眼时开了一个庸俗的玩笑，这无非是一种想回避严肃问题的廉价遁词。［注：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嘲笑说，“人民创造力”就是“民意主义”。这种批评正好象从前有人对《乞乞科夫奇遇记》的批评一样，这种人拿“乞乞科夫”这个姓开玩笑：“乞乞科夫……啊嚏……啊嚏……啊，真可笑！”[160]只有那些认为承认反资产阶级、反地主的农民革命就是民意主义的人，才会严肃地把关于俄国革命需要“人民创造力”、需要有新的斗争形式和新的农民组织形式的思想看作民意主义。］由于商品生产不会使农民联合起来，集中起来，而是使他们分化和涣散，资产阶级国家里的农民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这一情况使全世界的十分强大的资产阶级更加要起来反对这样的革命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1页。——编者注］捍卫社会主义的事业，这正是我在自己提出的土地纲领的末尾部分所说的（这一部分已经列入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23—24页。——编者注］。现在我只补充一点，正是在目前，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眼下所处的条件同乐观的假设相差最远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更为明显。第三届杜马决不会使我们想到停止争取农民土地革命的斗争，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不得不在目前这种保证地主能够进行最野蛮剥削的土地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活动。正是这位特别关心最坏情况的普列汉诺夫现在却拿不出一个能应付最坏情况的纲领！ 5．农民革命不需要由农民夺取政权吗？ ［注：在普列汉诺夫《关于策略和不策略的新信札》（格拉戈列夫出版社，圣彼得堡版）一书中这种叫嚣简直滑稽可笑。通篇是吓人的字眼、对布尔什维克的谩骂和装腔作势的调子，而思想却一点也没有。］不过是对这种无知的掩饰。其实，社会民主党两个派别中的任何一个人，无论在革命以前或在革命期间，都没有放弃如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有故意把派别意见分歧“简单化”、庸俗化的人才会持相反的意见。然而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即党内的右翼，总是用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笼统、抽象、死板的概念来敷衍搪塞，不懂得当前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即它是一场农民革命。因此发生以下情况就是十分自然和必然的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右翼无法理解我国资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起反革命作用的原因，无法明确地肯定究竟哪些阶级能够在这场革命中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不能不陷入一种错误的见解，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应该支持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主要人物应该是资产阶级，如果资产阶级被吓跑了，革命的声势便会减弱，如此等等。 ［注：列宁的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20—226页。——编者注］）。大家知道，在1903年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开始分裂的时候，考茨基是站在孟什维克方面的。到了1907年，考茨基观察了他曾多次论述过的俄国革命，他立即看出给他寄去有名的调查表的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在这张调查表上，普列汉诺夫只问到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没有划分出农民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反对党”这些一般提法的范围。考茨基在回答时纠正了普列汉诺夫这个错误，他说：资产阶级不是俄国革命的动力；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整个革命斗争时期，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才存在着利益的牢固的共同性”（上述小册子第30—31页），“正是它〈这种持久的共同利益〉应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全部革命策略的基础”（同上，第31页）。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同孟什维克策略相反的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基础。普列汉诺夫在《……新信札》中对这一点大为恼火。但是他的恼怒只是更加清楚地表明他的论据软弱无力。普列汉诺夫断言目前我们所经历的危机“毕竟还是资产阶级性的危机”，骂布尔什维克“没有知识”（第127页）。这种谩骂是色厉内荏的表现。普列汉诺夫不懂得农民资产阶级革命同非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区别。普列汉诺夫说考茨基“夸大了我国农民发展的速度”（第131页），说“我们〈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看法不同只能是细微的差别”（第131页）等等，这些都是最可怜最怯懦的遁词，因为任何一个肯动一点脑筋的人都会看出，事实正好相反。这里不是“细微的差别”，不是发展的速度问题，也不是普列汉诺夫所叫喊的“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对能够成为俄国革命动力的阶级的基本看法问题。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必然有意无意地陷入支持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因为他们不了解资产阶级在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反革命性。布尔什维克则从一开始就确认，这个革命要取得胜利，一般的、基本的阶级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就实质上来说，考茨基在《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文中也有同样的见解，并且在他的《社会革命》一书第2版中又重申了这一见解。他说：“它〈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最近将来的胜利〉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einer Koalition）的事业。”（卡·考茨基《社会革命》，1907年柏林第2版第62页）（因为篇幅有限，我们无法再谈考茨基在第2版中所作的另一个补充，即他对于1905年12月的教训所作的评价[161]，这个评价同孟什维主义有着根本的分歧）。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29—331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反对农民在农民革命中夺取政权，从而使孟什维主义变得荒谬已极，我的这番话在后来的书刊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证实。而策略路线方面的这一基本错误不能不反映在孟什维克的土地纲领中。上面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地方公有化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充分表达农民革命取得真正胜利的条件，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真正夺取政权的条件。在经济方面，这样的胜利同巩固旧份地占有制是不相容的；在政治方面，这样的胜利同仅仅地方机关民主化而中央政权不完全民主化这种情形也是不相容的。 6．土地国有化是不是相当灵活的手段？ 7．土地地方公有化和地方公有社会主义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7—9页。——编者注］ ［注：《农民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66页。］，而不会归当地资产阶级支配，亲爱的拉林，是这样吗？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60页。——编者注］），用在国民教育事业（资产阶级需要有训练有素的、能够适应高度技术水平的工人！）等等方面的，那么在这样的小问题方面，当然可以就“社会和平”、就阶级斗争的危害等等夸夸其谈了。既然资产阶级自己花钱来满足“人民需要”，举办医疗和教育事业，那还会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既然通过地方自治机关就可以逐渐地、一点一点地扩大“集体所有的财产”，就可以把可敬的尤·拉林凑巧说到的有轨马车公司和屠宰场这些行业实行“社会化”，那还要社会革命干什么呢？ 8．地方公有化造成的混乱思想举例 “也许，一切没收来的土地以至一切土地都会被宣布为国家公有财产，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支配，以便无偿地〈？？〉分发给所有真正在这些土地上经营的人去使用，当然这不一定要在全俄范围内实行平均使用的办法，不必禁止使用雇佣劳动。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既能最好地保证无产阶级眼前的利益，又能最好地保证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利益，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俄国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所以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主张和实行的正是这种性质的土地改革〈？〉。当社会发展的自觉因素在达到高度发展的革命中变得十分强大时，这种改革便将实现。”（第103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如果尤·拉林或其他孟什维克认为这里所叙述的是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那这种错误真叫人啼笑皆非。一切土地转归国家所有，这就是土地国有化，至于土地的支配问题，那只能由在全国性法律的范围内行事的地方自治机关来处理。对于这样的纲领（当然不是“改良”的纲领，而是革命的纲领）我是完全赞成的，但是“无偿地”把土地分发给那些甚至使用雇佣劳动的经营者这一条除外。代表资产阶级社会来许这样的愿——这应该是反犹太主义者做的事情，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做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没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内可能有这样的结局，那种认为地租最好交给农场主－企业主的想法也是没有根据的。然而，除了这一条以外（这一条多半是作者偶然的失言吧），孟什维克的通俗小册子无疑是将土地国有化作为革命高度发展时的最好结局来加以宣传的。 “至于那些生产率高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所占用的私有土地，社会民主党人根本不认为没收这种土地是为了要分给小农户。在俄国，自己有地或租地经营的小农经济的平均生产率，每俄亩还不到30普特，而资本主义农业的平均生产率，却是每亩50普特以上。”（第64页） 拉林这样说，实际上是抛弃了农民土地革命的思想，因为他说的单位面积产量的平均数字是指所有地主土地而言的。如果不认为摆脱了农奴制束缚的小农业会更广泛、更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所有关于“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至没收地主土地”的议论都没有意义了。还有一点，拉林忘记了，关于“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没收资本主义农场是为了什么”的问题，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已经作出了决定[163]。 “显然，我对地方公有的理解和您不同，可能和马斯洛夫也不同。我的理解是这样：大地产被没收以后，这些土地将由村社〈！〉或者由更大的组织来进行大规模的经营，或者是租给各生产协作社。我不知道这在俄国能否办到，我也不知道农民是否会同意这样做。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提出这个要求，不过我想：如果别人提出这个要求，我们是完全可以同意的。这将是一种很有趣的试验。”［注：Ｍ．沙宁《土地地方公有还是分归私有》1907年维尔纳版第4页。Ｍ．沙宁对能否把考茨基算作地方公有化的拥护者表示怀疑，反对孟什维克拿考茨基作广告（如1906年孟什维克出版的《真理》杂志[164]），这是有道理的。在马斯洛夫公布的考茨基的来信中，考茨基直截了当地说道：“我们可以让农民来决定，从大土地占有者手中夺来的地产应该采取什么所有制形式。我认为在这方面想强迫农民接受某种办法是错误的。”（马斯洛夫、考茨基《论土地纲领问题》1906年莫斯科新世界出版社版第16页）考茨基的这个十分明确的声明，恰恰把孟什维克强加给农民的地方公有化排除在外。］ 看来，这些引文足以说明，那些曾经完全同情或现在还同情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纲领的人，正在用自己的解释推翻这个纲领。这要怪纲领中那些混乱不堪的思想，这个纲领在理论上同否定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一脉相承，在实践上是为了适应中央政权非民主化而地方实行民主化这一不可能有的“中间”情况，在经济上是把冒牌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掺入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