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司徒卢威先生对俄国改革后的经济的某些特点的解释

作者：列宁文集（补遗） · 1

第四章　司徒卢威先生对俄国改革后的经济的某些特点的解释［注：实际上，正如以上所述，这个机构无论就其成分或历史起源来看，都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跟资产阶级本身离得多么远，但无可争辩的是，在［注：如果讲实话，那就应该说：让使俄国变成了一块白板”（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衷心欢迎”的一位雅柯夫列夫先生的话，见彼·司徒卢威的著作第10页）。一［注：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的一篇载于《社会政治中央导报》（1893年10月2日第1期）的文章中就是这样表述的。他还说，他不认为这是“马尔萨斯的”观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编者注］关于这点，朗格说道：［注：这种“一般探讨”能是些什么呢？如果这种“探讨”忽视了人类社会的特殊经济形态，那它只会是一些陈腐见解。如果它要包括几个形态，那显然应当先对每个形态分别进行专门的探讨。］［注：顺便问一下：这些“单身无靠的农民”从何而来呢？按朗格的意见，也许这不是农奴制度的残余，也不是资本统治的产物，而是“自愿节育的风气在人民习俗中还没有巩固”（第157页）的结果吧？］，而再要补充工厂的员额，就要到　　“……这种日甚一日的贫困，实质上不是变相的生存斗争，又是什么呢？”（第163页）　　请看，这就是“关于人类生存、增殖和进化的一般探讨”所达到的发现！有人对我们说这是变相的生存斗争，我们听了会不会对“贫困”的原因及其政治经济内容和发展进程有所了解呢？要知道，随便什么关系，甚至工人同资本家的关系，土地占有者同厂主和农奴的关系等等，都可以说成是变相的生存斗争。朗格修正马克思观点的尝试，除了这类毫无意义的陈腐见解或天真想法外，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现在我们来看看朗格的信徒司徒卢威先生在谈论俄国农业的人口过剩这个具体问题时，用了什么东西来支持这种修正。［注：就是说，这种议论根本不能意义，它除了可以当作“善意的言论”[100]在讨论祖国如何平平稳稳地沿着正确道路行进的委员会里发表之外，未必能有什么别的用处。这种议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现象的外部轮廓，不见图画的主要社会经济背景。一方面是大量土地归“旧贵族”制度的代表所有，另一方面是依靠购买而取得土地，——这就是使得任何“扩大占有的土地”终究会成为可怜的治标办法的主要背景。民粹派关于土地少的议论也好，马尔萨斯的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也好，二者都忽视了当前具体社会经济关系，恰恰犯了抽象“简单”的毛病。［注：改革后，我国手工业的增长和许多新的手工业的出现，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在说明“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时，对这一个与其他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化一同发生的事实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也是人所共知的。[《资本论》第2版第776页及以下各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3—817页。——编者注）］］。他把自己的解释搬到农业上来时，甚至不试图确切地描述农业的社会经济组织和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象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注：顺便提一下。对这个事实的观察，大概给朗格对他所不很了解的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修正提供了理由。他不去分析这个事实，把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作为出发点，并注意这种生产方式在农业中的表现，却凭空臆造出“人民习俗”的各种特点。］……（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业。）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资本论》第2版第66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4—706页。——编者注］　　尼·—逊先生［注：例如见卡雷舍夫的著作（《地方自治局统计总结》第2卷第266页）。他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县的统计材料汇编》中指出，农民在缴纳粮垛租[102]后剩下的部分越来越少了。同上，第5章第9节：关于农民用劳动补缴分成租的问题。］、工人数目减少。在农民经济中十分清楚地显露出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现象。“富人”扩大耕地，改善经营[参看［注：关于农业资本主义下面要详细论述，要从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分别论述。］的说明中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并没有囊括农村的［注：尤沙柯夫先生在《俄国财富》中的用语。］，这不过是爵高位显的剥削者的幸福。当前的“人口过剩”除了具有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外，还有农奴制的特征。［注：“哥卢别夫先生在他那些出色的论文中所下的论断的主要缺点，就是他怎样也不能摆脱这种虚构。”（第203页）］（第203页）。由此直接得出结论说：［注：尼·—逊先生补充说，“不管怎样”，这种提高“是合乎愿望的，是需要的”。］就无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论文集》第266页），因此，司徒卢威先生又来反驳这个意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7页脚注（237）。——编者注］）最后一句话清楚地表明小生产者在农业中的命运和他们在加工工业中的命运是相同的，并强调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是在两种情况下形成的［注：着重参看第24章第4节：《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第773—77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1—813页。——编者注）。］。尼·—逊先生的主要错误正在于他忽视了这些阶级，忽视了这些阶级在我国农民中的形成，根本不打算对这些阶级的对立的每个发展阶段进行十分确切的考察。［注：民粹派先生们还用一个极妙的手法来抹杀“人民生产”即“人民的”高利贷和盘剥行为是我国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盘剥者把自己的“储金”存入国家银行；他们的存款使银行有可能依靠人民财富、人民储金、人民进取心和人民信用能力的增长而向英国人借钱。“国家”用这些借款来帮助……（这是多么没有远见的政策！这是对“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多么可悲的忽视！）……。第二，我们要指出尼·—逊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古怪看法。他在第233页脚注2中驳斥了《南俄农民经济》的作者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因为后者指出，机器使每个农户的耕作面积增加整整一倍，即平均每个工人由10俄亩增加到20俄亩，因此，“俄国贫穷”的原因是“农民经济的规模太小”。换句话说，资产阶级社会技术的发展使得落后的小农户遭到剥夺。尼·—逊先生反驳说：明天技术还可能使耕作面积增加两倍。那时60俄亩的农场就要变成200俄亩或300俄亩的农场了。用这样的论据来否认我国农业具有资产阶级性的论点是十分可笑的，这正象有人用今天的蒸汽机“明天”还要换成电机来证明工厂资本主义的软弱无力一样。“腾出来的千百万劳动力的下落也不清楚”，——尼·—逊先生在传讯资产阶级时这样补充说，但他忘记了除生产者自己外，是没有人能够审判他们的。在资产阶级农业中使用机器，同在资产阶级工业中使用机器一样，其必然结果就是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形成。［注：我国著作界通常把他算作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和把尼·—逊先生算作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是没有根据的。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阶级斗争和国家的阶级性的学说也不熟悉。他在《经济评述》中提出的实际建议同通常的资产阶级建议毫无区别。如果说他对俄国现实的观察比民粹派先生们清醒得多，那么根据这的著作《蒸汽机运输对农业的影响》。［注：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指出，人们通常把粗放地区理解为人口稀少的地区（第439页脚注）。他认为这个定义不对，他指出粗放有以下几个特征：（1）收成极不稳定；（2）作物单一；（3）没有本地区内的市场，即没有加工工业集中的大城市。］。绝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职业的单一性使市场无法存在。居民贫困，第一，由于经营规模太小；第二，由于交换缺乏：“除食物由农民自己生产外，其余的需要可以说完全靠原始手艺即我们称之为手工业的产品来满足。” ［注：“对于这样的地区（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下人口已达饱和状态的地区）我们应当认为，剩余资金少和居民教育程度低，在条件变化之后，必然会使许多农户归于消灭。”（第442页）］。［注：它的特征是：（1）全部土地变成耕地；（2）尽可能消灭休闲地；（3）合理轮种作物；（4）尽量精耕细作；（5）牲畜单栏饲养。］要求很高的集约程度，当然不能立即采用。因此将先实行　　“可见，我国人口稠密的粗放地区归根到底将要随着交通的发展而比较迅速地变成高度集约经济的地区，同时其集约程度，如上所述，首先将靠可变资本的增加而提高起来。” 　　对集约经济的发展过程所作的这一详细描述清楚地表明：商品生产条件下的技术进步在这种场合也会导致资产阶级经济，把直接生产者分成享受集约生产和农具改良等利益的二［注：司徒卢威先生没有提到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既表现为在富裕农民的经济中起着不小作用的雇佣劳动的使用，也表现为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同样在夺取生产者的额外价值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活动。没有这个特征，也就谈不上“资本”。］；第二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的“无产阶级”农民。（3）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直接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司徒卢威先生自己指出，没有商品生产，这些现象就不可能产生，而商品生产一渗入，这些现象就必然产生。（4）这些现象（“新的力量”，新型农民）属于［注：即。商品生产的渗入使各个农户的财富依赖于市场，从而通过市场的波动造成不平等，并使其尖锐化，使一部分人把闲置货币集中在自己手里，使另一部分人日趋破产。这些货币自然是用来剥削穷人的，因此变成资本。只要日益破产的农民还保持着自己的经济，资本就能够剥削他们，同时让他们照样在旧的技术不合理的基础上进行经营，能够靠购买他们的劳动产品来剥削他们。但是破产最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农民不得不完全抛弃自己的经济，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只好出卖劳动了。于是资本把这种经济抓到自己的手里，而且不得不（由于竞争）合理地组织这种经济；它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以前“积蓄了”一笔闲置的货币资金；它现在已经不是剥削业主，而是剥削雇农和日工了。试问，作者所区分的这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究竟是什么？他怎么认为可以作出这样骇人听闻的马尔萨斯式的结论：“经济的技术不合理，而不是资本主义〈请注意这“而不是”三个字〉，——这就是夺取我们农民糊口粮食的敌人。”（第224页）似乎这些糊口粮食曾经完全归生产者所有，而没有分成必要产品和地主、盘剥者、“殷实”农民、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产品！［注：所有的特征它都具备：商品生产是基础，垄断表现为货币的社会的劳动产品是结果，最后，这些货币转化为资本。我丝毫没有忘记，，而全部特点在于资本主义关系的这种最初萌芽形式完全被以前的农奴制关系覆盖着：这里没有自由契约，而有迫不得已的交易（有时靠“长官”命令，有时靠维持经济的愿望，有时靠旧债等等来实行的交易）；这里生产者被束缚于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剥削者，同纯粹资本主义关系所固有的商品交易的非个人的性质相反，这里的交易必定具有“帮助”和“施舍”的个人的性质，而交易的这种性质必然使生产者处于人身的、半农奴制的依附状态。作者所谓的“拉平”、“阻碍进步”、“退步”，意思不过是说资本起初在旧的基础上控制生产，支配技术落后的生产者。作者指出，根据资本主义的存在，还不能认为它是“一切灾难的祸首”，这个意见就下述意义来说是对的，就是说，为他人做工的我国农民不仅苦于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换句话说，为自己进行的独立生产，在广大农民中间几乎已经完全绝迹；除了为“合理经营的”资产阶级老板进行的劳动外，我们只看到为货币资本持有者劳动，那也是受资本主义剥削，不过是不发达的原始的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第一，用特别的附加的压榨手段的罗网把劳动者束缚起来，使他们的状况恶化百倍；第二，使他们（及其思想家——民粹主义者）无法了解加在他们身上的“不愉快”所具有的阶级性质，无法使自己的活动去适应这种性质。因此，“分化”的“进步方面”（用司徒卢威先生的话来说）在于：它把被盘剥形式掩盖起来的对立揭露出来，使这种对立失去其“旧贵族的”特点。坚持农民平等（在……盘剥者面前）的民粹主义的“退步性”在于：它想使资本停留在中世纪的形式中，这些形式把剥削同分散的技术落后的生产、同对生产者的个人压制结合在一起。在这两种情况（无论是“盘剥”还是“分化”）下，压迫的原因都是［注：读者或许要问，根据什么说这只是由于司徒卢威先生的。三［注：民粹派直接公开地谈出了这一点，而“毫无疑问的马克思主义者”尼·—逊先生却通过用马克思的话装饰起来的、关于“人民制度”和“人民生产”的暧昧词句来把同一个谬论献给我们。］，而是同一的。为此他就应该把问题归结为农民经济的经济组织问题，应该提出我国的小生产者（种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小资产者这一论点来反驳尼·—逊先生。如果这样提问题，他就不会去谈论“应该”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等等，而会去揭示［注：也就是从“种地的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谈起，来证明大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却从结尾谈起。他说：“我们屏弃民粹派的俄国经济发展理论的一条根本的原理，即大规模加工工业的发展使种地的农民破产这条原理。”（第246页）这就正如德国人所说的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了！“大规模加工工业的发展”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正是资本主义使农民破产，这决不是民粹主义的原理，而是［注：“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5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7页。——编者注））］。四［注：我谈的。地主“供给”农民的“份地”不过是一种［注：因此，援引农奴制的“分地”来证明生产资料“历来”属于生产者，——这是弥天大谎。］。五［注：看不出作者根据什么特征来区别这两个概念。如果狭义资本主义只应理解为机器工业，那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不把工场手工业也单独划分出来？如果广义资本主义只应理解为商品经济，那么这里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差别的不够明显，使司徒卢威先生显然把俄国资本主义看成一种未来的东西，而不是看成一种已经完全彻底形成了的现在的东西。例如他说：［注：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我们打算另写一篇文章来谈这个问题。[105]］。六［注：我们可以从中举几个典型的意见：“如果国家……不是想巩固大土地占有制而是想巩固小土地占有制，那么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追求无法实现的农民经济平等，而只能支持农民中有生命力的分子，使他们成为经济上殷实的农民。”（第240页）“我不能不认为，旨在使他们成为这种农民（即“经济上殷实的、适合于商品生产的农民”）的政策将是唯一明智的、进步的政策。”（第281页）“俄国应该从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第250页）等等，而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去向资本主义学习吧。”］。［注：《评述》的作者指出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基础（第166—167页），但是，我们觉得他指出得还不够。］的理论来批判，因此没有清楚地说明他对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态度。这里也许可以看出对这个政策是全盘否定，而不只是否定一半。因此必须把这一点谈一下。［注：司徒卢威先生说得非常正确：这些办法只能“实现西欧和俄国的某些土地占有者把雇农束缚在土地上的炽烈的幻想”（第279页）。］，因为民粹派想阻碍货币经济的发展，因为他们期待的不是局部的改善，而是通过“社会”、通过官僚代表的影响来改变道路（例如尤沙柯夫先生在1894年《俄国财富》第7期上曾谈到一位地方官拟定的共耕制草案，并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对民粹派纲领的这类条款当然必须无条件地反对。但民粹派纲领中还有另一些条款，如实行自治，使“人民”能自由而广泛地取得知识，用发放低利贷款、改良技术、调整销路等方法“振兴”“人民”经济（即小经济）等等，等等。这类一般民主的措施是进步的，这一点司徒卢威先生当然也完全承认。这些措施不会阻碍而会加速俄国经济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发展，加速国内市场的形成，用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和提高其需要水平的方法来加速技术和机器工业的发展，加速和促进劳动者的独立思考和行动。［注：当然是说指望所有，而只是指望受到长官器重的个别杰出人物。最后，这些措施极其粗暴，因为它们要对农民经济进行警察式的干涉。所有这些办法加在一起也没有给“农民经济的生产进步”提供任何重大的保证和机会。［注：瓦·沃·先生在1894年《星期周报》第47期上写道：“在我国改革后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在某些方面是与西欧接近的，具有政治斗争时代的积极民主主义和后来一个时期的社会冷淡主义。”我们在第1章曾竭力表明，这种“冷淡主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代表人物所出身的那个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个阶级除了从现代关系中得到一些坏处而外，还得到了一些远非无关紧要的好处。］。［注：如果他们把自己的理论贯彻到底的话。我们已经一再讲过，司徒卢威先生的叙述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正是由于他没有十分严格地坚持这个理论。］。他们必须到生产关系中间去探求社会现象的根源，必须把这些现象归结为一定阶级的［注：尤沙柯夫先生语。］的方案和报告。这当然还只是把观点作了上述改变以后得到的间接好处，如果注意到［注：要，这些答案就会象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所绝妙地形容的那样，冲出“知识分子的狭小书斋”，奔向最发达最单纯的生产关系的参加者，奔向最强烈地反映出“线被切断”和“需要”“理想”（因为没有理想，他们就会很糟）的人们。这样的提法就会给赋税、身分证、迁徙、乡公所等等老问题吹进新的生气，因为我们的“社会”对这些问题讨论了又讨论，咀嚼了又咀嚼，决定了又决定，现在对它们丝毫也不感兴趣了。载于1895年圣彼得堡出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文集
载于1895年圣彼得堡出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文集

第四章　司徒卢威先生对俄国改革后的经济的某些特点的解释［注：实际上，正如以上所述，这个机构无论就其成分或历史起源来看，都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跟资产阶级本身离得多么远，但无可争辩的是，在［注：如果讲实话，那就应该说：让使俄国变成了一块白板”（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衷心欢迎”的一位雅柯夫列夫先生的话，见彼·司徒卢威的著作第10页）。一［注：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的一篇载于《社会政治中央导报》（1893年10月2日第1期）的文章中就是这样表述的。他还说，他不认为这是“马尔萨斯的”观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编者注］关于这点，朗格说道：［注：这种“一般探讨”能是些什么呢？如果这种“探讨”忽视了人类社会的特殊经济形态，那它只会是一些陈腐见解。如果它要包括几个形态，那显然应当先对每个形态分别进行专门的探讨。］［注：顺便问一下：这些“单身无靠的农民”从何而来呢？按朗格的意见，也许这不是农奴制度的残余，也不是资本统治的产物，而是“自愿节育的风气在人民习俗中还没有巩固”（第157页）的结果吧？］，而再要补充工厂的员额，就要到　　“……这种日甚一日的贫困，实质上不是变相的生存斗争，又是什么呢？”（第163页）　　请看，这就是“关于人类生存、增殖和进化的一般探讨”所达到的发现！有人对我们说这是变相的生存斗争，我们听了会不会对“贫困”的原因及其政治经济内容和发展进程有所了解呢？要知道，随便什么关系，甚至工人同资本家的关系，土地占有者同厂主和农奴的关系等等，都可以说成是变相的生存斗争。朗格修正马克思观点的尝试，除了这类毫无意义的陈腐见解或天真想法外，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现在我们来看看朗格的信徒司徒卢威先生在谈论俄国农业的人口过剩这个具体问题时，用了什么东西来支持这种修正。［注：就是说，这种议论根本不能意义，它除了可以当作“善意的言论”[100]在讨论祖国如何平平稳稳地沿着正确道路行进的委员会里发表之外，未必能有什么别的用处。这种议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现象的外部轮廓，不见图画的主要社会经济背景。一方面是大量土地归“旧贵族”制度的代表所有，另一方面是依靠购买而取得土地，——这就是使得任何“扩大占有的土地”终究会成为可怜的治标办法的主要背景。民粹派关于土地少的议论也好，马尔萨斯的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也好，二者都忽视了当前具体社会经济关系，恰恰犯了抽象“简单”的毛病。［注：改革后，我国手工业的增长和许多新的手工业的出现，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在说明“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时，对这一个与其他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化一同发生的事实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也是人所共知的。[《资本论》第2版第776页及以下各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3—817页。——编者注）］］。他把自己的解释搬到农业上来时，甚至不试图确切地描述农业的社会经济组织和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象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注：顺便提一下。对这个事实的观察，大概给朗格对他所不很了解的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修正提供了理由。他不去分析这个事实，把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作为出发点，并注意这种生产方式在农业中的表现，却凭空臆造出“人民习俗”的各种特点。］……（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业。）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资本论》第2版第66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4—706页。——编者注］　　尼·—逊先生［注：例如见卡雷舍夫的著作（《地方自治局统计总结》第2卷第266页）。他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县的统计材料汇编》中指出，农民在缴纳粮垛租[102]后剩下的部分越来越少了。同上，第5章第9节：关于农民用劳动补缴分成租的问题。］、工人数目减少。在农民经济中十分清楚地显露出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现象。“富人”扩大耕地，改善经营[参看［注：关于农业资本主义下面要详细论述，要从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分别论述。］的说明中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并没有囊括农村的［注：尤沙柯夫先生在《俄国财富》中的用语。］，这不过是爵高位显的剥削者的幸福。当前的“人口过剩”除了具有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外，还有农奴制的特征。［注：“哥卢别夫先生在他那些出色的论文中所下的论断的主要缺点，就是他怎样也不能摆脱这种虚构。”（第203页）］（第203页）。由此直接得出结论说：［注：尼·—逊先生补充说，“不管怎样”，这种提高“是合乎愿望的，是需要的”。］就无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论文集》第266页），因此，司徒卢威先生又来反驳这个意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7页脚注（237）。——编者注］）最后一句话清楚地表明小生产者在农业中的命运和他们在加工工业中的命运是相同的，并强调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是在两种情况下形成的［注：着重参看第24章第4节：《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第773—77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1—813页。——编者注）。］。尼·—逊先生的主要错误正在于他忽视了这些阶级，忽视了这些阶级在我国农民中的形成，根本不打算对这些阶级的对立的每个发展阶段进行十分确切的考察。［注：民粹派先生们还用一个极妙的手法来抹杀“人民生产”即“人民的”高利贷和盘剥行为是我国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盘剥者把自己的“储金”存入国家银行；他们的存款使银行有可能依靠人民财富、人民储金、人民进取心和人民信用能力的增长而向英国人借钱。“国家”用这些借款来帮助……（这是多么没有远见的政策！这是对“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多么可悲的忽视！）……。第二，我们要指出尼·—逊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古怪看法。他在第233页脚注2中驳斥了《南俄农民经济》的作者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因为后者指出，机器使每个农户的耕作面积增加整整一倍，即平均每个工人由10俄亩增加到20俄亩，因此，“俄国贫穷”的原因是“农民经济的规模太小”。换句话说，资产阶级社会技术的发展使得落后的小农户遭到剥夺。尼·—逊先生反驳说：明天技术还可能使耕作面积增加两倍。那时60俄亩的农场就要变成200俄亩或300俄亩的农场了。用这样的论据来否认我国农业具有资产阶级性的论点是十分可笑的，这正象有人用今天的蒸汽机“明天”还要换成电机来证明工厂资本主义的软弱无力一样。“腾出来的千百万劳动力的下落也不清楚”，——尼·—逊先生在传讯资产阶级时这样补充说，但他忘记了除生产者自己外，是没有人能够审判他们的。在资产阶级农业中使用机器，同在资产阶级工业中使用机器一样，其必然结果就是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形成。［注：我国著作界通常把他算作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和把尼·—逊先生算作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是没有根据的。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阶级斗争和国家的阶级性的学说也不熟悉。他在《经济评述》中提出的实际建议同通常的资产阶级建议毫无区别。如果说他对俄国现实的观察比民粹派先生们清醒得多，那么根据这的著作《蒸汽机运输对农业的影响》。［注：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指出，人们通常把粗放地区理解为人口稀少的地区（第439页脚注）。他认为这个定义不对，他指出粗放有以下几个特征：（1）收成极不稳定；（2）作物单一；（3）没有本地区内的市场，即没有加工工业集中的大城市。］。绝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职业的单一性使市场无法存在。居民贫困，第一，由于经营规模太小；第二，由于交换缺乏：“除食物由农民自己生产外，其余的需要可以说完全靠原始手艺即我们称之为手工业的产品来满足。” ［注：“对于这样的地区（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下人口已达饱和状态的地区）我们应当认为，剩余资金少和居民教育程度低，在条件变化之后，必然会使许多农户归于消灭。”（第442页）］。［注：它的特征是：（1）全部土地变成耕地；（2）尽可能消灭休闲地；（3）合理轮种作物；（4）尽量精耕细作；（5）牲畜单栏饲养。］要求很高的集约程度，当然不能立即采用。因此将先实行　　“可见，我国人口稠密的粗放地区归根到底将要随着交通的发展而比较迅速地变成高度集约经济的地区，同时其集约程度，如上所述，首先将靠可变资本的增加而提高起来。” 　　对集约经济的发展过程所作的这一详细描述清楚地表明：商品生产条件下的技术进步在这种场合也会导致资产阶级经济，把直接生产者分成享受集约生产和农具改良等利益的二［注：司徒卢威先生没有提到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既表现为在富裕农民的经济中起着不小作用的雇佣劳动的使用，也表现为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同样在夺取生产者的额外价值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活动。没有这个特征，也就谈不上“资本”。］；第二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的“无产阶级”农民。（3）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直接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司徒卢威先生自己指出，没有商品生产，这些现象就不可能产生，而商品生产一渗入，这些现象就必然产生。（4）这些现象（“新的力量”，新型农民）属于［注：即。商品生产的渗入使各个农户的财富依赖于市场，从而通过市场的波动造成不平等，并使其尖锐化，使一部分人把闲置货币集中在自己手里，使另一部分人日趋破产。这些货币自然是用来剥削穷人的，因此变成资本。只要日益破产的农民还保持着自己的经济，资本就能够剥削他们，同时让他们照样在旧的技术不合理的基础上进行经营，能够靠购买他们的劳动产品来剥削他们。但是破产最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农民不得不完全抛弃自己的经济，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只好出卖劳动了。于是资本把这种经济抓到自己的手里，而且不得不（由于竞争）合理地组织这种经济；它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以前“积蓄了”一笔闲置的货币资金；它现在已经不是剥削业主，而是剥削雇农和日工了。试问，作者所区分的这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究竟是什么？他怎么认为可以作出这样骇人听闻的马尔萨斯式的结论：“经济的技术不合理，而不是资本主义〈请注意这“而不是”三个字〉，——这就是夺取我们农民糊口粮食的敌人。”（第224页）似乎这些糊口粮食曾经完全归生产者所有，而没有分成必要产品和地主、盘剥者、“殷实”农民、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产品！［注：所有的特征它都具备：商品生产是基础，垄断表现为货币的社会的劳动产品是结果，最后，这些货币转化为资本。我丝毫没有忘记，，而全部特点在于资本主义关系的这种最初萌芽形式完全被以前的农奴制关系覆盖着：这里没有自由契约，而有迫不得已的交易（有时靠“长官”命令，有时靠维持经济的愿望，有时靠旧债等等来实行的交易）；这里生产者被束缚于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剥削者，同纯粹资本主义关系所固有的商品交易的非个人的性质相反，这里的交易必定具有“帮助”和“施舍”的个人的性质，而交易的这种性质必然使生产者处于人身的、半农奴制的依附状态。作者所谓的“拉平”、“阻碍进步”、“退步”，意思不过是说资本起初在旧的基础上控制生产，支配技术落后的生产者。作者指出，根据资本主义的存在，还不能认为它是“一切灾难的祸首”，这个意见就下述意义来说是对的，就是说，为他人做工的我国农民不仅苦于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换句话说，为自己进行的独立生产，在广大农民中间几乎已经完全绝迹；除了为“合理经营的”资产阶级老板进行的劳动外，我们只看到为货币资本持有者劳动，那也是受资本主义剥削，不过是不发达的原始的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第一，用特别的附加的压榨手段的罗网把劳动者束缚起来，使他们的状况恶化百倍；第二，使他们（及其思想家——民粹主义者）无法了解加在他们身上的“不愉快”所具有的阶级性质，无法使自己的活动去适应这种性质。因此，“分化”的“进步方面”（用司徒卢威先生的话来说）在于：它把被盘剥形式掩盖起来的对立揭露出来，使这种对立失去其“旧贵族的”特点。坚持农民平等（在……盘剥者面前）的民粹主义的“退步性”在于：它想使资本停留在中世纪的形式中，这些形式把剥削同分散的技术落后的生产、同对生产者的个人压制结合在一起。在这两种情况（无论是“盘剥”还是“分化”）下，压迫的原因都是［注：读者或许要问，根据什么说这只是由于司徒卢威先生的。三［注：民粹派直接公开地谈出了这一点，而“毫无疑问的马克思主义者”尼·—逊先生却通过用马克思的话装饰起来的、关于“人民制度”和“人民生产”的暧昧词句来把同一个谬论献给我们。］，而是同一的。为此他就应该把问题归结为农民经济的经济组织问题，应该提出我国的小生产者（种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小资产者这一论点来反驳尼·—逊先生。如果这样提问题，他就不会去谈论“应该”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等等，而会去揭示［注：也就是从“种地的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谈起，来证明大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却从结尾谈起。他说：“我们屏弃民粹派的俄国经济发展理论的一条根本的原理，即大规模加工工业的发展使种地的农民破产这条原理。”（第246页）这就正如德国人所说的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了！“大规模加工工业的发展”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正是资本主义使农民破产，这决不是民粹主义的原理，而是［注：“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5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7页。——编者注））］。四［注：我谈的。地主“供给”农民的“份地”不过是一种［注：因此，援引农奴制的“分地”来证明生产资料“历来”属于生产者，——这是弥天大谎。］。五［注：看不出作者根据什么特征来区别这两个概念。如果狭义资本主义只应理解为机器工业，那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不把工场手工业也单独划分出来？如果广义资本主义只应理解为商品经济，那么这里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差别的不够明显，使司徒卢威先生显然把俄国资本主义看成一种未来的东西，而不是看成一种已经完全彻底形成了的现在的东西。例如他说：［注：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我们打算另写一篇文章来谈这个问题。[105]］。六［注：我们可以从中举几个典型的意见：“如果国家……不是想巩固大土地占有制而是想巩固小土地占有制，那么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追求无法实现的农民经济平等，而只能支持农民中有生命力的分子，使他们成为经济上殷实的农民。”（第240页）“我不能不认为，旨在使他们成为这种农民（即“经济上殷实的、适合于商品生产的农民”）的政策将是唯一明智的、进步的政策。”（第281页）“俄国应该从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第250页）等等，而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去向资本主义学习吧。”］。［注：《评述》的作者指出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基础（第166—167页），但是，我们觉得他指出得还不够。］的理论来批判，因此没有清楚地说明他对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态度。这里也许可以看出对这个政策是全盘否定，而不只是否定一半。因此必须把这一点谈一下。［注：司徒卢威先生说得非常正确：这些办法只能“实现西欧和俄国的某些土地占有者把雇农束缚在土地上的炽烈的幻想”（第279页）。］，因为民粹派想阻碍货币经济的发展，因为他们期待的不是局部的改善，而是通过“社会”、通过官僚代表的影响来改变道路（例如尤沙柯夫先生在1894年《俄国财富》第7期上曾谈到一位地方官拟定的共耕制草案，并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对民粹派纲领的这类条款当然必须无条件地反对。但民粹派纲领中还有另一些条款，如实行自治，使“人民”能自由而广泛地取得知识，用发放低利贷款、改良技术、调整销路等方法“振兴”“人民”经济（即小经济）等等，等等。这类一般民主的措施是进步的，这一点司徒卢威先生当然也完全承认。这些措施不会阻碍而会加速俄国经济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发展，加速国内市场的形成，用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和提高其需要水平的方法来加速技术和机器工业的发展，加速和促进劳动者的独立思考和行动。［注：当然是说指望所有，而只是指望受到长官器重的个别杰出人物。最后，这些措施极其粗暴，因为它们要对农民经济进行警察式的干涉。所有这些办法加在一起也没有给“农民经济的生产进步”提供任何重大的保证和机会。［注：瓦·沃·先生在1894年《星期周报》第47期上写道：“在我国改革后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在某些方面是与西欧接近的，具有政治斗争时代的积极民主主义和后来一个时期的社会冷淡主义。”我们在第1章曾竭力表明，这种“冷淡主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代表人物所出身的那个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个阶级除了从现代关系中得到一些坏处而外，还得到了一些远非无关紧要的好处。］。［注：如果他们把自己的理论贯彻到底的话。我们已经一再讲过，司徒卢威先生的叙述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正是由于他没有十分严格地坚持这个理论。］。他们必须到生产关系中间去探求社会现象的根源，必须把这些现象归结为一定阶级的［注：尤沙柯夫先生语。］的方案和报告。这当然还只是把观点作了上述改变以后得到的间接好处，如果注意到［注：要，这些答案就会象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所绝妙地形容的那样，冲出“知识分子的狭小书斋”，奔向最发达最单纯的生产关系的参加者，奔向最强烈地反映出“线被切断”和“需要”“理想”（因为没有理想，他们就会很糟）的人们。这样的提法就会给赋税、身分证、迁徙、乡公所等等老问题吹进新的生气，因为我们的“社会”对这些问题讨论了又讨论，咀嚼了又咀嚼，决定了又决定，现在对它们丝毫也不感兴趣了。载于1895年圣彼得堡出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文集

载于1895年圣彼得堡出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