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家札记

作者：列宁文集（补遗） · 19

政论家札记（1910年3月6日和5月25日〔3月19日和6月7日〕）一　　“（4）在革命完成之前，工人阶级的一切半合法的和合法的斗争方式和方法，包括参加国家杜马在内，都不可能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它们仅仅是积聚和准备力量去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即公开的群众斗争的一种手段。” 　　这就是说，在“革命完成”之后，各种合法的斗争方式，包括议会活动“在内”，就可能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了！二 1．两种统一观 2．“两条战线的斗争”和对各种偏向的克服　　“列宁同志不愿意通过‘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去‘克服各种危险倾向’。为了把‘两条战线的斗争’的理论确定为党的一切事业的中心，他简直不遗余力。他甚至根本无意于在党内取消‘强化的警卫状态’。”（第22页第1条）　　这是指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的第4节第2条。这个决议的草案是我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而决议中的这一条经起草委员会研究后由全会作了改动，这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提议改的，我反对过这个提议，但是没有用。在草案的这一条里，尽管我没有一字不差地写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但是至少表达了这个意思。“通过扩大和加深去克服”这句话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提议加的。约诺夫同志提到我反对这个提议的事，给我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来说明这些“修改”的意义，我很高兴。　　“全会结束了。参加会议的人走散了。现在中央委员会在整顿工作的时候不得不克服难以置信的困难，在这些困难中，所谓的〈约诺夫同志！只是所谓的，而不是真正的，不是实在的吗？〉取消派的行为占有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地位，而马尔托夫同志是坚决否认有取消派的。” 　　这个材料字数不多，但很典型，它说明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言论是多么空洞。为了克服米哈伊尔、尤里之流的取消主义行动，中央委员会花费了应当用于直接扩大和加深真正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力量和时间。如果没有米哈伊尔、尤里之流的行为，如果那些一直被我们错误地当作自己同志的人没有取消主义，那么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也就会进行得更加顺利，因为党的力量就不至于为内部斗争所分散。这就是说，如果把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理解为用真正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去直接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和经济斗争等等，那么，克服社会民主党人各种偏离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对于这一工作就是一个负数，可以说是对“积极活动”打的一个折扣，因此，所谓通过扩大什么什么去克服各种偏向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 3．统一的条件和小组外交手腕　　“我们认为，实质上是完全可以把决议中所指出的、必须与之斗争的那个思潮叫作‘取消主义’的，但是鉴于孟什维克同志们发表了声明，他们也认为必须同这个思潮作斗争，可是在决议中用这个提法就带有派别性质，是针对他们（孟什维克）的，——因此，我们为了消除任何不利于党的统一的不必要的障碍，建议从决议中去掉这个提法。” 　　这就是说，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而且是所有的无派别分子，发表书面声明指出，取消主义一词实际上是确切的，同取消主义作斗争是必要的，而《呼声报》编辑部却说，删掉取消主义这个提法是因为它实际上不恰当！！［注：请参看约诺夫的评语：“马尔托夫同志在全会上同样坚决地反复强调说，右的‘危险倾向’是居心叵测的布尔什维克捏造的，党内唯一的敌人就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和它的派别性统治。”（见上引文章，第22页）］［注：别忘了全会上有表决权的是：4个孟什维克、4个布尔什维克、1个前进派分子、1个拉脱维亚人、2个崩得分子、2个波兰人，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甚至加上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也没有占压倒孟什维克和前进派的多数；当时，崩得分子能起决定作用。］认可的一切要求，就使一切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使所有的人（职业骗子手除外）看到，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执行党的反取消主义和反召回主义路线的问题。在党内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人要参加党的工作，执行这条路线，都不受阻拦；根据民族代表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作出的这个决定，执行党的路线不存在任何障碍，不存在任何别的干扰。既然现在取消派再一次作了表演，而且更加肆无忌惮，那么这就证明，别的障碍是捏造，是转移视线，是用造谣中伤的手段来回避问题，是小组阴谋家的手段，如此而已。［注：顺便谈一下。下面举一件事实，很能说明呼声派和前进派结成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联盟（这个联盟很象饶勒斯派和爱尔威派结成的反对盖得派的联盟[141]）：在《必要补充》中，马尔托夫挖苦普列汉诺夫，说他很重视党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马尔托夫是在撒谎。在全会上，就是这位马尔托夫同全体孟什维克一起，同马克西莫夫一起，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曾经为通过一项承认某地召回派的学校是党校的决议而进行过斗争，要求中央委员会同这个学校进行协商！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打破了这个反党联盟。 4．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的第1条　　（1）“列宁要求把梯·同志（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下面的这句话记录在案：‘如果把这里的话解释为贬低革命的策略（同反革命相比较），那是非常错误的’。” 　　这两个声明确认，这位波兰人和这位布尔什维克（得到马尔托夫的赞同），坚决反对任何用取消主义来解释这一条的做法。自然，这两位同志也根本没有作这样解释的意图。　　“要是认为，中央委员会想用这样一些话〈“第一次”等等〉来表示间接谴责我们过去的策略，那当然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和荒唐的，因为这个策略是适合于当时的革命形势的。”（黑体是原作者用的；第19—20号合刊第18页）　　好极了！作者公开宣称，取消主义的解释是不可思议的和荒唐的。但是，我们再往下读就会在同一段中看到下面这样一个论断：　　“这些话正式承认，我们过去的政治生活是比较落后的，是同它的革命表现形式背道而驰的，再说，这也是革命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话正式承认，我们过去的策略过于幼稚，而这又是为落后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这些话还正式承认，无论将来的政治局势怎样，任何企图在运动中恢复封闭的地下小组的专政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全部政策的做法，都将是个大倒退。” 　　真是妙不可言！［注：阿恩同志也是用这样的精神来解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见本号《争论专页》上阿恩的文章《关于高加索来信》）。虽然阿恩同志把这封信叫作“诽谤”，但他自己的文章却证实了《高加索来信》的作者柯·斯大·同志[145]的极严厉的责难是对的。关于阿恩同志的这篇在许多方面很有意思的文章，我们回头再谈。］。公开斗争时期的策略，即出版、群众结社和革命党派参加选举相对自由时期的策略，群情激愤、政府政策大起大落时期的策略，对政府取得某些巨大胜利时期的策略，——这个策略较之1909—1910年的不幼稚的策略，显然是过于幼稚了！为了作出这样的解释，叛逆精神要有多强，对于事变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解又要有多贫乏啊！［注：在全会上这两位同志对第1条的意思作了解释，认为这一条指出了阶级分化的加剧、工人群众的纯粹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加强。当然，这些意思都是正确的，但第1条的论点没有表达这些意思（表达的并不是这些意思）。］都不能不记取这个教训，他们都已经正式声明，他们认为用取消主义来解释他们的条文是完全错误的。 5．十二月（1908年）各项决议的意义以及取消派对这些决议的态度 6．论独立派－合法派集团　　“全会结束了。参加会议的人各奔东西……各个旧派别的领导人获得了自由，摆脱了一切外部的影响和压力。而且这时又赶来了有力的援兵：一部分人得到最近大肆鼓吹宣布党内战争状态的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援助；另一部分人得到16个‘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非常熟悉的、老的党的工作者’的援助”（见第19—20号合刊上的《公开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不投入战斗？于是就又干起互相残杀的老‘工作’来了。”（《崩得评论》第4期第22页）　　派别主义者的“援兵”赶来了，于是又打起仗来了，如此而已。不错，赶来充当布尔什维克的“援兵”的是一个护党派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他“赶来”同取消派作战，但这在约诺夫看来是一回事。约诺夫显然不喜欢普列汉诺夫同波特列索夫、同伊·同志（他提议“解散一切”）等等的论战。他指责这个论战，这当然是他的权利。但是怎么能把这个论战说成是“宣布党内战争状态”呢？同取消派作战，就是宣布党内战争状态——让我们记住约诺夫同志的这条“哲理”吧。［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21号刚出版。在第16页上，马尔托夫和唐恩证实确有这个事实，他们谈到“有三位同志〈？？〉拒绝加入中央委员会”。同往常一样，在这里他们又把“梯什卡—列宁”痛骂了一顿，借以掩盖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完全变成独立派集团的事实。］　　“没有什么可取消的，——并且我们〈即《复兴》杂志编辑部〉还要补充一句，幻想恢复这个等级制的旧的秘密的形式，简直是有害的反动的空想。它表明一度最富于现实精神的政党的代表人物失去了政治嗅觉。”（第51页）　　谁要是把所有这些事实都看作是偶然现象，谁显然就是不愿正视现实。谁想用“派别性的复发”来解释这些事实，谁就是用空话来安慰自己。试问这同派别性，同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或波特列索夫之流的集团都早已不搞的派别斗争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对于不愿故意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来说，这里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全会为护党的合法派回到党里排除了一切（实际上存在的或实际上不存在的）障碍，为建立秘密党排除了一切障碍，同时考虑到利用合法机会的新条件和新形式。四个孟什维克中央委员和两个《呼声报》编辑都承认，一切不利于共同的党的工作的障碍已经排除了。国内的合法派集团已经对全会作了回答。这是一个否定的回答：我们不愿意从事恢复和巩固秘密党的工作，因为这是反动空想。［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91—401页。——编者注］事隔三年半，波特列索夫之流已经向护党派孟什维克证明，我当时的话是正确的。不过应当承认一点，甚至彼舍霍诺夫先生们及其同伙的行为，在政治上要比波特列索夫先生和他的集团来得诚实，因为他们在进行了许多次实际上脱离社会革命党的独立政治活动之后，便公开宣布自己脱离社会革命党，单独成立政党。当然，这种“诚实”也是由力量对比决定的：彼舍霍诺夫认为社会革命党软弱无力，并考虑到和社会革命党非正式联合就会使他有所失；而波特列索夫则认为，政治上的阿捷夫行为[151]，即继续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而实际上脱离社会民主党就会使他有所得。［注：见本卷第37页。——编者注］实际上离“结束”取消主义道路，比我们当时考虑的还要远些，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上面这段话的基本意思是正确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已经“成了取消派的俘虏”这个说法，更是得到了证实，这个机关报是不折不扣的取消派的俘虏，它既不敢直接维护取消主义，又不敢直接反对取消主义。他们甚至在全会上一致通过决议的时候，也不是自由人，而是俘虏，他们的“主人”把他们放出来一段短时间，但是全会后的第二天他们又恢复奴隶状态。他们既然不敢维护取消主义，便竭力强调各种各样的障碍（包括各种虚构的障碍！），这些障碍虽然与原则问题无关，却妨碍他们放弃取消主义。在这一切“障碍”都被清除之后，在他们提出的一切不相干的、个人的、组织方面的和经费方面的要求以及其他种种要求都得到满足之后，他们才违心地“举手赞成”放弃取消主义。这些可怜虫！他们不知道：此时此刻，16人宣言已经在送往巴黎的途中，而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以及波特列索夫之流的集团维护取消主义更是变本加厉！于是他们又驯服地跟着16个人，跟着米哈伊尔，跟着波特列索夫重新投向取消主义！［注：再以在秘密的党内合法的个人“权利平等论”为例。在米哈伊尔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的行动之后，这个理论的含义和作用，就是承认独立派－合法派集团，并且要党服从他们，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相反，如果把作为一切事件的基础的东西——俄国的独立派已经完全联合起来，他们已经同恢复和巩固秘密党这一“反动空想”完全决裂——放在中心位置，那么一切都成为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7．关于护党派孟什维主义和对它的评价［注：见本卷第233—235页。——编者注］，而约诺夫则泄露了自己同伙的“珍藏的”思想，他宣称，“普列汉诺夫同志”（其他护党派孟什维克根本不在约诺夫的眼里）所发表的言论的作用无非就是“支援”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斗争，鼓吹“宣布党内战争状态”。［注：在参加全会的四个担任中央委员的孟什维克中，有两人想竭力对呼声派作最大限度的让步，从而使他们事实上转到普列汉诺夫的立场上来。这并不是说，这两个人是坚定的护党派，并不是说他们决不会回到呼声派方面去。这只是说，当时，孟什维主义是处在它还不可能放弃党的原则的时期。］从表面上看，例如，从中央机关报的人员组成来看，呼声派当时是党内孟什维主义的代表。事实上，中央机关报在全会之后，便开始转变为护党派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合作”的机关报，而遭到呼声派的全力的抵制。因此，党的统一的发展经过一段曲折：起初好象是乱糟糟的大调和，没有明确规定统一的思想基础，但是后来各种政治趋向的逻辑充分显示出自己的作用，独立派脱离党的过程因为全会向呼声派作出了最大让步而加速完成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73—377页。——编者注］。［注：同上，第16卷第86—105页。——编者注］中已经引用过他的话）和孟什维克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作过斗争。当时他需要“工人代表大会”作为一种周旋手段，以便发展党而不是反对党。马尔托夫在《必要补充》中说，1907年下半年普列汉诺夫“曾经不得不花费不少口舌”，坚持孟什维克必须有秘密的（即党的）机关报，反对阿克雪里罗得（显然，阿克雪里罗得宁愿要合法的、事实上不是党的机关报）。1908年波特列索夫的一篇文章所引起的冲突，是普列汉诺夫与取消派分裂的导火线。　　“当然，普列汉诺夫在革命时期所犯的一切错误的根源，恰恰就在于他没有把他自己在旧《火星报》上所实行的路线贯彻始终。” 　　让读者来评一评究竟谁的话更象“谄媚”和“投机”吧：是把布尔什维克所认为的普列汉诺夫的错误直接指出来呢，还是宣布普列汉诺夫恰恰在他作为孟什维克和“反复无常”（按孟什维克的说法）的那个时期是“伟大”的呢？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写道：“当重要的〈黑体是《呼声报》用的〉政治行动的时刻重新到来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将会和我们在一起。”（《必要补充》第32页）　　这是政治上很无知的说法，但是，“投机”的意思却是很清楚的。其所以很无知，是因为对于旧的领袖们来说，现在恰恰就是重要的政治行动时刻，现在的政治行动要比公开斗争时期重要一百倍，因为在公开斗争时期，群众自己能更容易找到道路。说“投机”的意思很清楚，是因为这句话表示他们的决心，一旦普列汉诺夫重新开始“周旋”，他们就重新承认普列汉诺夫为孟什维克。 8．结论。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纲领载于1910年3月6日（19日）和5月25日（6月7日）《争论专页》第1号和第2号
载于1910年3月6日（19日）和5月25日（6月7日）《争论专页》第1号和第2号

政论家札记（1910年3月6日和5月25日〔3月19日和6月7日〕）一　　“（4）在革命完成之前，工人阶级的一切半合法的和合法的斗争方式和方法，包括参加国家杜马在内，都不可能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它们仅仅是积聚和准备力量去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即公开的群众斗争的一种手段。” 　　这就是说，在“革命完成”之后，各种合法的斗争方式，包括议会活动“在内”，就可能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了！二 1．两种统一观 2．“两条战线的斗争”和对各种偏向的克服　　“列宁同志不愿意通过‘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去‘克服各种危险倾向’。为了把‘两条战线的斗争’的理论确定为党的一切事业的中心，他简直不遗余力。他甚至根本无意于在党内取消‘强化的警卫状态’。”（第22页第1条）　　这是指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的第4节第2条。这个决议的草案是我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而决议中的这一条经起草委员会研究后由全会作了改动，这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提议改的，我反对过这个提议，但是没有用。在草案的这一条里，尽管我没有一字不差地写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但是至少表达了这个意思。“通过扩大和加深去克服”这句话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提议加的。约诺夫同志提到我反对这个提议的事，给我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来说明这些“修改”的意义，我很高兴。　　“全会结束了。参加会议的人走散了。现在中央委员会在整顿工作的时候不得不克服难以置信的困难，在这些困难中，所谓的〈约诺夫同志！只是所谓的，而不是真正的，不是实在的吗？〉取消派的行为占有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地位，而马尔托夫同志是坚决否认有取消派的。” 　　这个材料字数不多，但很典型，它说明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言论是多么空洞。为了克服米哈伊尔、尤里之流的取消主义行动，中央委员会花费了应当用于直接扩大和加深真正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力量和时间。如果没有米哈伊尔、尤里之流的行为，如果那些一直被我们错误地当作自己同志的人没有取消主义，那么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也就会进行得更加顺利，因为党的力量就不至于为内部斗争所分散。这就是说，如果把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理解为用真正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去直接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和经济斗争等等，那么，克服社会民主党人各种偏离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对于这一工作就是一个负数，可以说是对“积极活动”打的一个折扣，因此，所谓通过扩大什么什么去克服各种偏向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 3．统一的条件和小组外交手腕　　“我们认为，实质上是完全可以把决议中所指出的、必须与之斗争的那个思潮叫作‘取消主义’的，但是鉴于孟什维克同志们发表了声明，他们也认为必须同这个思潮作斗争，可是在决议中用这个提法就带有派别性质，是针对他们（孟什维克）的，——因此，我们为了消除任何不利于党的统一的不必要的障碍，建议从决议中去掉这个提法。” 　　这就是说，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而且是所有的无派别分子，发表书面声明指出，取消主义一词实际上是确切的，同取消主义作斗争是必要的，而《呼声报》编辑部却说，删掉取消主义这个提法是因为它实际上不恰当！！［注：请参看约诺夫的评语：“马尔托夫同志在全会上同样坚决地反复强调说，右的‘危险倾向’是居心叵测的布尔什维克捏造的，党内唯一的敌人就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和它的派别性统治。”（见上引文章，第22页）］［注：别忘了全会上有表决权的是：4个孟什维克、4个布尔什维克、1个前进派分子、1个拉脱维亚人、2个崩得分子、2个波兰人，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甚至加上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也没有占压倒孟什维克和前进派的多数；当时，崩得分子能起决定作用。］认可的一切要求，就使一切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使所有的人（职业骗子手除外）看到，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执行党的反取消主义和反召回主义路线的问题。在党内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人要参加党的工作，执行这条路线，都不受阻拦；根据民族代表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作出的这个决定，执行党的路线不存在任何障碍，不存在任何别的干扰。既然现在取消派再一次作了表演，而且更加肆无忌惮，那么这就证明，别的障碍是捏造，是转移视线，是用造谣中伤的手段来回避问题，是小组阴谋家的手段，如此而已。［注：顺便谈一下。下面举一件事实，很能说明呼声派和前进派结成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联盟（这个联盟很象饶勒斯派和爱尔威派结成的反对盖得派的联盟[141]）：在《必要补充》中，马尔托夫挖苦普列汉诺夫，说他很重视党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马尔托夫是在撒谎。在全会上，就是这位马尔托夫同全体孟什维克一起，同马克西莫夫一起，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曾经为通过一项承认某地召回派的学校是党校的决议而进行过斗争，要求中央委员会同这个学校进行协商！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打破了这个反党联盟。 4．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的第1条　　（1）“列宁要求把梯·同志（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下面的这句话记录在案：‘如果把这里的话解释为贬低革命的策略（同反革命相比较），那是非常错误的’。” 　　这两个声明确认，这位波兰人和这位布尔什维克（得到马尔托夫的赞同），坚决反对任何用取消主义来解释这一条的做法。自然，这两位同志也根本没有作这样解释的意图。　　“要是认为，中央委员会想用这样一些话〈“第一次”等等〉来表示间接谴责我们过去的策略，那当然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和荒唐的，因为这个策略是适合于当时的革命形势的。”（黑体是原作者用的；第19—20号合刊第18页）　　好极了！作者公开宣称，取消主义的解释是不可思议的和荒唐的。但是，我们再往下读就会在同一段中看到下面这样一个论断：　　“这些话正式承认，我们过去的政治生活是比较落后的，是同它的革命表现形式背道而驰的，再说，这也是革命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话正式承认，我们过去的策略过于幼稚，而这又是为落后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这些话还正式承认，无论将来的政治局势怎样，任何企图在运动中恢复封闭的地下小组的专政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全部政策的做法，都将是个大倒退。” 　　真是妙不可言！［注：阿恩同志也是用这样的精神来解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见本号《争论专页》上阿恩的文章《关于高加索来信》）。虽然阿恩同志把这封信叫作“诽谤”，但他自己的文章却证实了《高加索来信》的作者柯·斯大·同志[145]的极严厉的责难是对的。关于阿恩同志的这篇在许多方面很有意思的文章，我们回头再谈。］。公开斗争时期的策略，即出版、群众结社和革命党派参加选举相对自由时期的策略，群情激愤、政府政策大起大落时期的策略，对政府取得某些巨大胜利时期的策略，——这个策略较之1909—1910年的不幼稚的策略，显然是过于幼稚了！为了作出这样的解释，叛逆精神要有多强，对于事变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解又要有多贫乏啊！［注：在全会上这两位同志对第1条的意思作了解释，认为这一条指出了阶级分化的加剧、工人群众的纯粹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加强。当然，这些意思都是正确的，但第1条的论点没有表达这些意思（表达的并不是这些意思）。］都不能不记取这个教训，他们都已经正式声明，他们认为用取消主义来解释他们的条文是完全错误的。 5．十二月（1908年）各项决议的意义以及取消派对这些决议的态度 6．论独立派－合法派集团　　“全会结束了。参加会议的人各奔东西……各个旧派别的领导人获得了自由，摆脱了一切外部的影响和压力。而且这时又赶来了有力的援兵：一部分人得到最近大肆鼓吹宣布党内战争状态的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援助；另一部分人得到16个‘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非常熟悉的、老的党的工作者’的援助”（见第19—20号合刊上的《公开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不投入战斗？于是就又干起互相残杀的老‘工作’来了。”（《崩得评论》第4期第22页）　　派别主义者的“援兵”赶来了，于是又打起仗来了，如此而已。不错，赶来充当布尔什维克的“援兵”的是一个护党派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他“赶来”同取消派作战，但这在约诺夫看来是一回事。约诺夫显然不喜欢普列汉诺夫同波特列索夫、同伊·同志（他提议“解散一切”）等等的论战。他指责这个论战，这当然是他的权利。但是怎么能把这个论战说成是“宣布党内战争状态”呢？同取消派作战，就是宣布党内战争状态——让我们记住约诺夫同志的这条“哲理”吧。［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21号刚出版。在第16页上，马尔托夫和唐恩证实确有这个事实，他们谈到“有三位同志〈？？〉拒绝加入中央委员会”。同往常一样，在这里他们又把“梯什卡—列宁”痛骂了一顿，借以掩盖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完全变成独立派集团的事实。］　　“没有什么可取消的，——并且我们〈即《复兴》杂志编辑部〉还要补充一句，幻想恢复这个等级制的旧的秘密的形式，简直是有害的反动的空想。它表明一度最富于现实精神的政党的代表人物失去了政治嗅觉。”（第51页）　　谁要是把所有这些事实都看作是偶然现象，谁显然就是不愿正视现实。谁想用“派别性的复发”来解释这些事实，谁就是用空话来安慰自己。试问这同派别性，同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或波特列索夫之流的集团都早已不搞的派别斗争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对于不愿故意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来说，这里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全会为护党的合法派回到党里排除了一切（实际上存在的或实际上不存在的）障碍，为建立秘密党排除了一切障碍，同时考虑到利用合法机会的新条件和新形式。四个孟什维克中央委员和两个《呼声报》编辑都承认，一切不利于共同的党的工作的障碍已经排除了。国内的合法派集团已经对全会作了回答。这是一个否定的回答：我们不愿意从事恢复和巩固秘密党的工作，因为这是反动空想。［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91—401页。——编者注］事隔三年半，波特列索夫之流已经向护党派孟什维克证明，我当时的话是正确的。不过应当承认一点，甚至彼舍霍诺夫先生们及其同伙的行为，在政治上要比波特列索夫先生和他的集团来得诚实，因为他们在进行了许多次实际上脱离社会革命党的独立政治活动之后，便公开宣布自己脱离社会革命党，单独成立政党。当然，这种“诚实”也是由力量对比决定的：彼舍霍诺夫认为社会革命党软弱无力，并考虑到和社会革命党非正式联合就会使他有所失；而波特列索夫则认为，政治上的阿捷夫行为[151]，即继续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而实际上脱离社会民主党就会使他有所得。［注：见本卷第37页。——编者注］实际上离“结束”取消主义道路，比我们当时考虑的还要远些，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上面这段话的基本意思是正确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已经“成了取消派的俘虏”这个说法，更是得到了证实，这个机关报是不折不扣的取消派的俘虏，它既不敢直接维护取消主义，又不敢直接反对取消主义。他们甚至在全会上一致通过决议的时候，也不是自由人，而是俘虏，他们的“主人”把他们放出来一段短时间，但是全会后的第二天他们又恢复奴隶状态。他们既然不敢维护取消主义，便竭力强调各种各样的障碍（包括各种虚构的障碍！），这些障碍虽然与原则问题无关，却妨碍他们放弃取消主义。在这一切“障碍”都被清除之后，在他们提出的一切不相干的、个人的、组织方面的和经费方面的要求以及其他种种要求都得到满足之后，他们才违心地“举手赞成”放弃取消主义。这些可怜虫！他们不知道：此时此刻，16人宣言已经在送往巴黎的途中，而米哈伊尔之流的集团以及波特列索夫之流的集团维护取消主义更是变本加厉！于是他们又驯服地跟着16个人，跟着米哈伊尔，跟着波特列索夫重新投向取消主义！［注：再以在秘密的党内合法的个人“权利平等论”为例。在米哈伊尔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的行动之后，这个理论的含义和作用，就是承认独立派－合法派集团，并且要党服从他们，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相反，如果把作为一切事件的基础的东西——俄国的独立派已经完全联合起来，他们已经同恢复和巩固秘密党这一“反动空想”完全决裂——放在中心位置，那么一切都成为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7．关于护党派孟什维主义和对它的评价［注：见本卷第233—235页。——编者注］，而约诺夫则泄露了自己同伙的“珍藏的”思想，他宣称，“普列汉诺夫同志”（其他护党派孟什维克根本不在约诺夫的眼里）所发表的言论的作用无非就是“支援”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斗争，鼓吹“宣布党内战争状态”。［注：在参加全会的四个担任中央委员的孟什维克中，有两人想竭力对呼声派作最大限度的让步，从而使他们事实上转到普列汉诺夫的立场上来。这并不是说，这两个人是坚定的护党派，并不是说他们决不会回到呼声派方面去。这只是说，当时，孟什维主义是处在它还不可能放弃党的原则的时期。］从表面上看，例如，从中央机关报的人员组成来看，呼声派当时是党内孟什维主义的代表。事实上，中央机关报在全会之后，便开始转变为护党派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合作”的机关报，而遭到呼声派的全力的抵制。因此，党的统一的发展经过一段曲折：起初好象是乱糟糟的大调和，没有明确规定统一的思想基础，但是后来各种政治趋向的逻辑充分显示出自己的作用，独立派脱离党的过程因为全会向呼声派作出了最大让步而加速完成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73—377页。——编者注］。［注：同上，第16卷第86—105页。——编者注］中已经引用过他的话）和孟什维克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作过斗争。当时他需要“工人代表大会”作为一种周旋手段，以便发展党而不是反对党。马尔托夫在《必要补充》中说，1907年下半年普列汉诺夫“曾经不得不花费不少口舌”，坚持孟什维克必须有秘密的（即党的）机关报，反对阿克雪里罗得（显然，阿克雪里罗得宁愿要合法的、事实上不是党的机关报）。1908年波特列索夫的一篇文章所引起的冲突，是普列汉诺夫与取消派分裂的导火线。　　“当然，普列汉诺夫在革命时期所犯的一切错误的根源，恰恰就在于他没有把他自己在旧《火星报》上所实行的路线贯彻始终。” 　　让读者来评一评究竟谁的话更象“谄媚”和“投机”吧：是把布尔什维克所认为的普列汉诺夫的错误直接指出来呢，还是宣布普列汉诺夫恰恰在他作为孟什维克和“反复无常”（按孟什维克的说法）的那个时期是“伟大”的呢？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写道：“当重要的〈黑体是《呼声报》用的〉政治行动的时刻重新到来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将会和我们在一起。”（《必要补充》第32页）　　这是政治上很无知的说法，但是，“投机”的意思却是很清楚的。其所以很无知，是因为对于旧的领袖们来说，现在恰恰就是重要的政治行动时刻，现在的政治行动要比公开斗争时期重要一百倍，因为在公开斗争时期，群众自己能更容易找到道路。说“投机”的意思很清楚，是因为这句话表示他们的决心，一旦普列汉诺夫重新开始“周旋”，他们就重新承认普列汉诺夫为孟什维克。 8．结论。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纲领载于1910年3月6日（19日）和5月25日（6月7日）《争论专页》第1号和第2号

载于1910年3月6日（19日）和5月25日（6月7日）《争论专页》第1号和第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