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扩大的矛盾

作者：政论家札记 · 22

日益扩大的矛盾政论家札记（1913年2月6—9日〔19—22日〕）一　　“注意到，全国对根本法的要求和这种要求由于立法机关现在的制度以及当局目前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态度而不能得到满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日益扩大。” 　　话说得乱七八糟，正象被小猫玩了好久的一团线。我们的自由派真是不幸，他们竟然无从把自己的思想说清楚！二三　　“整个反对派阵线联合行动的策略，虽然是实现国家杜马当前实际活动的必要条件，但是既不能保证为反对派的法律草案取得国家杜马中稳定的多数，也不能保证真正实施反对派依靠杜马中派有可能使国家杜马通过的那些法律草案。” 　　把这段艰涩难懂的话译成普通的俄语，就是：［注：见本卷第346—347页。——编者注］四　　“只有实现三个基本条件，即选举法的民主化（普选制），国务会议的根本改革和责任内阁，才能大大加强国家杜马这一立法因素和政治因素。” 　　这里阐述的策略的实质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表达：改良主义。五　　“应当把创造这些条件作为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的基本任务，同时当前的立法活动，同其他反对派集团以及中派一起，如果可能实现的话，也应当加以利用，但是这种活动不得妨碍这些基本任务的实现。”（2月4日《言语报》第34号）　　前一点“意见”原是对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让步，或者更确切地说，原是对民主派的诱饵：支持我们立宪民主党人吧，因为我们是“民主派”，我们赞成普选制！六　　“会议认为，除了提出上述三个口号，同时提出采取更积极的议会斗争的策略手段问题，是适时的。” 　　仅仅是议会斗争吗？仅仅是提出问题吗？七八　　《莫斯科呼声报》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决议作了这样的说明：“立法活动只有在同这些基本任务〈即普选制、国务会议的改革和责任内阁〉不矛盾的情况下，才能加以利用。” 　　《莫斯科呼声报》由此得出结论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解散杜马，因为十月党人决不会采取立宪民主党人如此“不调和的〈可不是闹着玩的！〉立场”，杜马中根本没有多数，“毫无希望”…… 九　　“同左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证明在现实条件范围内进行立法工作的必要性。这就使人有理由指望杜马中派和反对派可能达成协议。但是选举后，立宪民主党领导者的看法有了重大改变。米留可夫提出的经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杜马策略问题的决议，根本违反了选举时显然是为了争取城市大资产阶级的选票而说的一切。城市大资产阶级未必肯支持立宪民主党人采取现在代表会议提出的政纲”。　　这真是一种典型的怪论，简直不知道值得惊奇的究竟是其中天真的狡猾还是天真的无知。　　“米留可夫先生的这个‘选举后的’新主张远没有得到代表会议的一致赞同。代表会议的相当一部分代表坚持和杜马中派达成协议的策略，以便使某些草案和文化改革得以通过。拥护这种观点的人表示，在讨论各种法律草案时，党团应该妥协，竭力使这些草案按自由主义精神得到通过，而决不应该使这些草案成为不可接受的。”于是出现了反对“著名的立宪民主党的纪律”，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绝对服从”米留可夫先生的“专制意志”的越轨举动。　　显然是一种把戏。破绽百出。十月党人在“激”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竭力把他们描绘成失败者，促使他们去更坚决地反对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但是十月党人的这个把戏（如果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不是同一个小家族的成员，这个把戏也就玩不成了），并没有消除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之间，即我国自由派中的劳合－乔治之流和阿斯奎斯之流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十　　“国家杜马……认为：（1）任何吸引中等学校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的做法，都对俄国青年力量的精神发展有极大的害处，对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也有害处；（2）当局及时获悉中等学校中的不良现象后，必须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坐待这些现象具有不正常的性质［注：这个文本是在1月25日的会议上提出的。在2月1日的会议上，第2点被改成这样：“从这一具体事件可以看出，中等学校中对学生普遍采取形式主义的冷漠态度，教师同家庭隔阂，因此必须确立善意看待正在成长的一代的共同观点。”］；（3）坚决反对对学生使用1912年12月10日使用过的办法，即不通知学校校长，用警察措施来代替正常的教育影响；（4）迟迟不决定被开除的学生的命运是违反教育原则的，希望善意地对待学生，立即消除这种现象，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个提案的政治思想是什么呢？　　“……杜马认为：（1）国民教育部获悉最近在圣彼得堡中等学校中发生的事件后，对自己的职责采取了冷漠的态度，没有制止警察局侵入中等学校；（2）警官任意采取了搜查学校，逮捕孩子并把孩子拘禁在警察局，用不能容许的方法审讯学生等等措施，这些措施决不能认为是正当的，何况这里的问题还不涉及维护国家的安全，而在于恢复中等学校中的秩序，可是国民教育部并未对此提出抗议；（3）国民教育部的一整套旨在使学校同家庭隔阂的办法，因为是以死板的形式主义压制青年一代的精神和智力的发展，也就为学校生活中不正常现象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杜马认为国民教育大臣的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一提案是在1月30日提出的，当时进步党人就声明，如果十月党人提出不信任，他们就投票支持十月党人。这次交易的结果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　　“杜马在听取国民教育大臣的说明后认为：（1）这个说明完全把教育观点和警察观点混淆起来了；（2）这个说明完全否定了学校和家庭借以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的正常基础；（3）该部的政策引起学生的极大不满，在社会上也引起了理所当然的愤慨，这一政策本身就促成了一种过早地吸引青年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又造成了一些本应防止的情况的发生；（4）采取象对待国事犯那样的办法来对待学生，摧残了正在成长的一代中最有才能的人的生活，使其中许多人成了牺牲品，从而构成了对俄国未来的威胁。杜马认为教育大臣的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里也非常温和地、闪烁其词地指责了“过早地”吸引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做法。这是反民主的观点。十月党人也好，立宪民主党人也好，他们指责警察措施，只是因为要求用预防措施来代替，现行制度要做的不应当是解散集会，而应当是防止集会。显然，这样的改良只会粉饰而不会改变制度本身。立宪民主党人说：我们不满意国民教育部的政策。但是他们完全象十月党人一样，认为可以希望这种政策有所改变而不必经过某种深刻得多的变革。　　“国家杜马注意到：（1）1912年12月9日对中等学校的青年学生采用蛮横的暴力，可耻地让保安机关参与对中等学校学生的教育监督工作，这种做法使社会震惊，但国民教育大臣卡索先生在说明中，却完全赞同这种做法，而且幸灾乐祸地嘲笑社会舆论；（2）搜查和密探制度是联合内阁的全部政策特别是国民教育大臣卡索的全部政策的产物，它会导致极大的混乱，有在将来引起正在成长的一代严重波动的危险。国家杜马要求立即恢复12月9日全体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同时认为国民教育大臣卡索的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要求立即撤销他的职务，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个提案，严格说来是一个激进自由派的提案，但是，民主派所应该说的、不同于自由派的话在这个提案中却没有。自由派也会承认让保安机关参与教育监督工作是可耻的，但是民主派则还应当说（而且应当教会人民懂得），任何“监督”都无权侵犯成立小组和组织政治座谈会的自由。自由派也会指责“联合内阁的全部政策”，但是俄国民主派则还应当阐明，有某些共同条件使任何一个部都不得不实行实质上相同的政策。　　“国家杜马听取了国民教育大臣的说明，从说明中看出：（1）决心反对青年学生通过自学来增长见识和增进同学间交往这一合理而可喜的意图；（2）为官僚的形式主义办法、密探和警察搜查制度辩护；这种办法和制度正在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初级学校中推行，残害着青年的心理和精神，无情地压制任何一点独立思考和个性独立的表现，使学生中间自杀流行。因此，国家杜马认为这个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同时，国家杜马认为：（1）警察观点在国民教育事业中的统治，是同密探对俄国全部生活的控制、同公民各种有组织的独立活动受到镇压以及他们的无权地位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2）只有根本改造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制度，才能把公民从警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把学校从警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个提案未必能说是无可挑剔的。不能不说它还可以表述得更通俗、更透彻些，也不能不对它没有指出从事政治活动的合理性这一点表示遗憾，等等，等等。载于1913年3月和4月《启蒙》杂志第3期和第4期
载于1913年3月和4月《启蒙》杂志第3期和第4期

日益扩大的矛盾政论家札记（1913年2月6—9日〔19—22日〕）一　　“注意到，全国对根本法的要求和这种要求由于立法机关现在的制度以及当局目前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态度而不能得到满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日益扩大。” 　　话说得乱七八糟，正象被小猫玩了好久的一团线。我们的自由派真是不幸，他们竟然无从把自己的思想说清楚！二三　　“整个反对派阵线联合行动的策略，虽然是实现国家杜马当前实际活动的必要条件，但是既不能保证为反对派的法律草案取得国家杜马中稳定的多数，也不能保证真正实施反对派依靠杜马中派有可能使国家杜马通过的那些法律草案。” 　　把这段艰涩难懂的话译成普通的俄语，就是：［注：见本卷第346—347页。——编者注］四　　“只有实现三个基本条件，即选举法的民主化（普选制），国务会议的根本改革和责任内阁，才能大大加强国家杜马这一立法因素和政治因素。” 　　这里阐述的策略的实质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表达：改良主义。五　　“应当把创造这些条件作为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的基本任务，同时当前的立法活动，同其他反对派集团以及中派一起，如果可能实现的话，也应当加以利用，但是这种活动不得妨碍这些基本任务的实现。”（2月4日《言语报》第34号）　　前一点“意见”原是对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让步，或者更确切地说，原是对民主派的诱饵：支持我们立宪民主党人吧，因为我们是“民主派”，我们赞成普选制！六　　“会议认为，除了提出上述三个口号，同时提出采取更积极的议会斗争的策略手段问题，是适时的。” 　　仅仅是议会斗争吗？仅仅是提出问题吗？七八　　《莫斯科呼声报》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决议作了这样的说明：“立法活动只有在同这些基本任务〈即普选制、国务会议的改革和责任内阁〉不矛盾的情况下，才能加以利用。” 　　《莫斯科呼声报》由此得出结论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解散杜马，因为十月党人决不会采取立宪民主党人如此“不调和的〈可不是闹着玩的！〉立场”，杜马中根本没有多数，“毫无希望”…… 九　　“同左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证明在现实条件范围内进行立法工作的必要性。这就使人有理由指望杜马中派和反对派可能达成协议。但是选举后，立宪民主党领导者的看法有了重大改变。米留可夫提出的经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杜马策略问题的决议，根本违反了选举时显然是为了争取城市大资产阶级的选票而说的一切。城市大资产阶级未必肯支持立宪民主党人采取现在代表会议提出的政纲”。　　这真是一种典型的怪论，简直不知道值得惊奇的究竟是其中天真的狡猾还是天真的无知。　　“米留可夫先生的这个‘选举后的’新主张远没有得到代表会议的一致赞同。代表会议的相当一部分代表坚持和杜马中派达成协议的策略，以便使某些草案和文化改革得以通过。拥护这种观点的人表示，在讨论各种法律草案时，党团应该妥协，竭力使这些草案按自由主义精神得到通过，而决不应该使这些草案成为不可接受的。”于是出现了反对“著名的立宪民主党的纪律”，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绝对服从”米留可夫先生的“专制意志”的越轨举动。　　显然是一种把戏。破绽百出。十月党人在“激”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竭力把他们描绘成失败者，促使他们去更坚决地反对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但是十月党人的这个把戏（如果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不是同一个小家族的成员，这个把戏也就玩不成了），并没有消除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之间，即我国自由派中的劳合－乔治之流和阿斯奎斯之流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十　　“国家杜马……认为：（1）任何吸引中等学校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的做法，都对俄国青年力量的精神发展有极大的害处，对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也有害处；（2）当局及时获悉中等学校中的不良现象后，必须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坐待这些现象具有不正常的性质［注：这个文本是在1月25日的会议上提出的。在2月1日的会议上，第2点被改成这样：“从这一具体事件可以看出，中等学校中对学生普遍采取形式主义的冷漠态度，教师同家庭隔阂，因此必须确立善意看待正在成长的一代的共同观点。”］；（3）坚决反对对学生使用1912年12月10日使用过的办法，即不通知学校校长，用警察措施来代替正常的教育影响；（4）迟迟不决定被开除的学生的命运是违反教育原则的，希望善意地对待学生，立即消除这种现象，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个提案的政治思想是什么呢？　　“……杜马认为：（1）国民教育部获悉最近在圣彼得堡中等学校中发生的事件后，对自己的职责采取了冷漠的态度，没有制止警察局侵入中等学校；（2）警官任意采取了搜查学校，逮捕孩子并把孩子拘禁在警察局，用不能容许的方法审讯学生等等措施，这些措施决不能认为是正当的，何况这里的问题还不涉及维护国家的安全，而在于恢复中等学校中的秩序，可是国民教育部并未对此提出抗议；（3）国民教育部的一整套旨在使学校同家庭隔阂的办法，因为是以死板的形式主义压制青年一代的精神和智力的发展，也就为学校生活中不正常现象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杜马认为国民教育大臣的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一提案是在1月30日提出的，当时进步党人就声明，如果十月党人提出不信任，他们就投票支持十月党人。这次交易的结果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　　“杜马在听取国民教育大臣的说明后认为：（1）这个说明完全把教育观点和警察观点混淆起来了；（2）这个说明完全否定了学校和家庭借以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的正常基础；（3）该部的政策引起学生的极大不满，在社会上也引起了理所当然的愤慨，这一政策本身就促成了一种过早地吸引青年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又造成了一些本应防止的情况的发生；（4）采取象对待国事犯那样的办法来对待学生，摧残了正在成长的一代中最有才能的人的生活，使其中许多人成了牺牲品，从而构成了对俄国未来的威胁。杜马认为教育大臣的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里也非常温和地、闪烁其词地指责了“过早地”吸引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做法。这是反民主的观点。十月党人也好，立宪民主党人也好，他们指责警察措施，只是因为要求用预防措施来代替，现行制度要做的不应当是解散集会，而应当是防止集会。显然，这样的改良只会粉饰而不会改变制度本身。立宪民主党人说：我们不满意国民教育部的政策。但是他们完全象十月党人一样，认为可以希望这种政策有所改变而不必经过某种深刻得多的变革。　　“国家杜马注意到：（1）1912年12月9日对中等学校的青年学生采用蛮横的暴力，可耻地让保安机关参与对中等学校学生的教育监督工作，这种做法使社会震惊，但国民教育大臣卡索先生在说明中，却完全赞同这种做法，而且幸灾乐祸地嘲笑社会舆论；（2）搜查和密探制度是联合内阁的全部政策特别是国民教育大臣卡索的全部政策的产物，它会导致极大的混乱，有在将来引起正在成长的一代严重波动的危险。国家杜马要求立即恢复12月9日全体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同时认为国民教育大臣卡索的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要求立即撤销他的职务，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个提案，严格说来是一个激进自由派的提案，但是，民主派所应该说的、不同于自由派的话在这个提案中却没有。自由派也会承认让保安机关参与教育监督工作是可耻的，但是民主派则还应当说（而且应当教会人民懂得），任何“监督”都无权侵犯成立小组和组织政治座谈会的自由。自由派也会指责“联合内阁的全部政策”，但是俄国民主派则还应当阐明，有某些共同条件使任何一个部都不得不实行实质上相同的政策。　　“国家杜马听取了国民教育大臣的说明，从说明中看出：（1）决心反对青年学生通过自学来增长见识和增进同学间交往这一合理而可喜的意图；（2）为官僚的形式主义办法、密探和警察搜查制度辩护；这种办法和制度正在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初级学校中推行，残害着青年的心理和精神，无情地压制任何一点独立思考和个性独立的表现，使学生中间自杀流行。因此，国家杜马认为这个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同时，国家杜马认为：（1）警察观点在国民教育事业中的统治，是同密探对俄国全部生活的控制、同公民各种有组织的独立活动受到镇压以及他们的无权地位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2）只有根本改造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制度，才能把公民从警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把学校从警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现在转入下项议程。” 　　这个提案未必能说是无可挑剔的。不能不说它还可以表述得更通俗、更透彻些，也不能不对它没有指出从事政治活动的合理性这一点表示遗憾，等等，等等。载于1913年3月和4月《启蒙》杂志第3期和第4期

载于1913年3月和4月《启蒙》杂志第3期和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