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自决权

作者：列宁文集（补遗） · 25

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编者注］）机会主义者的大举进攻。俄国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在彼得堡取消派报纸上，崩得分子李普曼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尤尔凯维奇分别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极力攻击这一条，用极端轻蔑的态度鄙视这一条。机会主义对我们马克思主义纲领进行这种“十二个民族的侵犯”[139]，无疑同现在的各种民族主义偏向有密切联系。因此，我们认为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是切合时宜的。不过我们要指出，上述的机会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拿出过什么独立的论据：他们都只是重复罗莎·卢森堡在1908—1909年间用波兰文写的一篇长文《民族问题和自治》的论点。所以我们在本文中要对罗莎·卢森堡的“新奇”论据给予最多的注意。 1.什么是民族自决？［注：1916年，列宁在准备再版本文时，在此处加了一条注释：“请读者不要忘记，考茨基在1909年以前，在出版他那本卓越的小册子《通向政权的道路》以前，曾经是机会主义的敌人，他转而维护机会主义只是1910—1911年的事，到1914—1916年才变得异常坚决。”——俄文版编者注］在这本小册子的第4节里详细地分析了民族国家问题，并且得出结论说，奥托·鲍威尔“低估了建立民族国家趋向的力量”（见上引小册子第23页）。罗莎·卢森堡自己引用了考茨基的话：“民族国家是最适合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文明的、经济上进步的，不同于中世纪的、前资本主义等等时代的〉条件的国家形式，是使国家能最容易完成其任务〈即保证资本主义最自由、广泛、迅速发展的任务〉的国家形式。”这里应当再补充考茨基的一个更确切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民族复杂的国家（即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所谓多民族国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仍然是内部结构不正常或者说发育不完全的〈落后的〉国家”。不言而喻，考茨基所说的不正常，完全是指还不能做到最适应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要求。　　“……这种‘最好的’民族国家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在理论上加以发挥和在理论上加以维护倒很容易，但是不符合实际。”（1908年《社会民主党评论》[142]第6期第499页）　　罗莎·卢森堡为了证实这个大胆的意见，接着就大发议论说，资本主义列强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使小民族的“自决权”成为虚幻的东西。她大声疾呼地说：“对那些形式上独立的门的内哥罗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来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瑞士人来说，能够真正谈到‘自决’吗？他们的独立不就是‘欧洲音乐会’上政治斗争和外交把戏的产物吗？！”（第500页）最适合条件的，“并不是考茨基所认定的民族国家，而是强盗国家”。然后她就列举了几十个数字，说明英法等国所属殖民地面积的大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3页。——编者注］。所有这些，考茨基和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都十分清楚，但是同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问题是牛头不对马嘴。 2.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编者注］）。为了证明波兰应有自治权，罗莎·卢森堡剖析了俄国国家制度的各种特征，显然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既有生活习俗的，也有社会学方面的特征，认为它具有构成“亚洲式的专制制度”这一概念的全部特征（《社会民主党评论》第12期第137页）。 3.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特点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　　“……虽然‘民族自决权’原则有伸缩性，纯粹是老生常谈，显然不但适用于俄国的各个民族，而且同样适用于德国和奥地利、瑞士和瑞典、美洲和澳洲的各个民族，但是我们在当今任何一个社会党的纲领内，都找不到这个原则……”（《社会民主党评论》第6期第483页）　　罗莎·卢森堡开始攻击马克思主义纲领第9条时就是这样写的。她说纲领的这一条“纯粹是老生常谈”，要我们接受这种见解，而她自己恰巧是犯了这种错误，因为她竟可笑地大胆地宣称这一条“显然同样适用于”俄德等等国家。　　她写道：“……特别是在民族成分非常复杂的国家中进行活动并且认为民族问题对党具有头等意义的那个党的纲领里，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里，并没有包含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同上）　　总之，她“特别”想拿奥地利的例子来说服读者。那就让我们从具体的历史的观点来看看，举这个例子是否很有道理。 4.民族问题上的“实际主义” ［注：巴黎有一位名叫列·弗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用词。这位列·弗拉·是可笑的“superklug”（译成有讽刺意味的词，就是“自作聪明的”）。这个“自作聪明的”列·弗拉·大概打算写一部怎样从我们的最低纲领中（根据阶级斗争观点！）剔除“居民”、“民族”等等字眼的研究著作。］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反对这种压迫。镇压被压迫民族运动的漫长历史，数百年的历史，“上层”阶级对这种镇压的不断宣传，造成了大俄罗斯民族的种种偏见，成了大俄罗斯民族本身解放事业的莫大障碍。 5.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社会党机会主义分子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立宪民主党人论乌克兰问题》一文。——编者注］《言语报》可以直接反驳顿佐夫之流的先生们，但是一个自命为民主派的大俄罗斯人的机关报竟忘记分离自由和分离权，那是根本不能容许的。　　莫吉梁斯基先生写道：“应当指出，‘民族自决权’也不是什么不容批评的偶像〈听啊！！〉：民族生活的不良条件能引起民族自决问题上的不良倾向，而揭穿这种不良倾向并不就是否认民族自决权。” 　　可见，自由派关于“偶像”的论调，是完全同罗莎·卢森堡的论调合拍的。显然，莫吉梁斯基先生是想回避直接回答一个问题：他究竟承认不承认政治自决权，即分离权？［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立宪民主党人和“民族自决权”》一文。——编者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权》一文。——编者注］）　　“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是政治常识公理的东西〈即承认民族自决权，分离权〉，现在甚至在立宪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引起非议。” 　　立宪民主党人声明他们“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于是就在原则上站到同《新时报》完全一样的立场上去了。这也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民族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导致他们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接近，在政治思想上和政治实践上依附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基本原则之一。《无产阶级真理报》写道：“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学过历史，所以很清楚，运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抓走和不准’[148]这种历来就有的权利，在实践中往往引起怎样的——说得婉转些——‘大暴行式的’行动。”立宪民主党人很清楚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无限权力的封建根源和性质，但他们还是完全拥护这个阶级所建立的关系和国界。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很清楚，这个阶级所建立或所确定的关系和国界有很多是非欧洲式的，反欧洲式的（要不是听起来象是无端蔑视日本人和中国人，那我们就会说是亚洲式的）东西，但他们还是认为这些关系和国界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极限。　　“民族问题也讨论得特别热烈。得到尼·维·涅克拉索夫和亚·米·科柳巴金支持的基辅代表指出，民族问题是正在成熟的巨大因素，必须比以前更坚决地欢迎这个因素。可是〈这个“可是”恰恰同谢德林所说的那个“但是”，即“耳朵不会高过额头，不会的”一语相合〉费·费·科科什金指出，无论是纲领或过去的政治经验，都要求我们十分谨慎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原则’。” 　　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的这段极其精彩的言论，值得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民主主义者密切注意。（顺便指出，《基辅思想报》显然非常知情并且无疑是正确转述了科科什金先生的意思，这家报纸补充说，科科什金特别指出过国家“瓦解”的危险，当然，这是对论敌的一种警告。） 6.挪威同瑞典的分离　　“对联邦关系史上最近发生的挪威同瑞典分离这件事，波兰社会爱国主义报刊（见克拉科夫的《前进报》[149]）曾迫不及待地表示赞赏，把它看作国家分离趋向具有力量和进步性的一种可喜现象，时隔不久这件事却令人惊异地证明，联邦制以及由此造成的国家分离决不是进步或民主的表现。挪威黜免和赶走瑞典国王的所谓‘革命’之后，挪威人用全民投票正式否决了成立共和国的方案，安然地给自己另选了一个国王。那些崇拜一切民族运动和任何一种独立的浅薄之徒所宣称的‘革命’，原来只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分立主义的表现，反映出他们想用自己的金钱找一个‘自己的’国王以代替瑞典贵族所强加的国王的愿望，因而这种运动是与革命毫不相干的。同时，瑞典和挪威君合国破裂一事又一次证明，在此以前的联邦制，就在这里也不过是纯粹代表王朝利益的，因而也就是君主制度和反动统治的一种形式。”（《社会民主党评论》）　　这就是罗莎·卢森堡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一切！！应当承认，罗莎·卢森堡就这个例子所发表的议论把她无可奈何的态度暴露得再明显不过了。［注：如果当时挪威民族中的大多数人拥护君主制，而无产阶级拥护共和制，那么一般说来，在挪威无产阶级面前就摆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革命，如果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话；或者是服从大多数而去进行长期的宣传鼓动工作。］，如果有些社会党人不这样投票，那只是证明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愚蠢的小市民机会主义有时还很严重。对此不可能有两种意见，我们所以提到这一点，只是因为罗莎·卢森堡想用文不对题的空话来抹杀问题的实质。在分离问题上，我们不知道挪威社会党纲领是不是责成挪威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持一种确定的意见。就假定他们的纲领没有责成这样做，假定挪威社会党人把挪威自治能不能充分保证阶级斗争自由以及同瑞典贵族的长期摩擦和冲突对经济生活自由妨碍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留作悬案吧。但是，挪威无产阶级应当反对这个贵族而支持挪威农民民主派（即使它具有小市民的种种局限性），却是无可争辩的。 7.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Selbstbestimmungsrecht）它同情现在受到军事的、民族的或其他的专制制度压迫的一切国家的工人；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觉悟的〈Klassenbewusste，即认识到本阶级利益的〉工人队伍，以便和他们一起为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而斗争。”［注：见用德文公布的伦敦代表大会正式文件：《Verhandlungen und Beschlüsse des internationalen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und Gewerkschafts－Kongresses zu London，vom 27.Juli bis 1.August 1896》，Berlin，1896，S.18（《伦敦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会代表大会记录和决议（1896年7月27日—8月1日）》1896年柏林版第18页。——编者注）历届国际代表大会决议已经印成俄文小册子出版，译文中把“自决”一词误译成“自治”了。］　　我们已经指出过，我们的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决议。但罗莎·卢森堡是知道的，还引了它的全文，其中也有同我们的纲领一样的“自决”一词。［注：如果把1863年波兰起义贵族[152]的立场、全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立场和乌克兰小市民德拉哥马诺夫在多年以后的立场加以比较，倒是一件极有趣味的历史研究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能够（和马克思一样）重视波兰运动的意义，而德拉哥马诺夫则代表了农民的观点，这种农民还极端粗野愚昧，只看见自己眼前的一堆粪，他们由于对波兰地主的正当仇恨，不能了解这些地主的斗争对于全俄民主运动的意义（参看德拉哥马诺夫的《历史上的波兰和大俄罗斯民主派》）。德拉哥马诺夫后来得到当时已经变成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彼·伯·司徒卢威先生的热烈亲吻，完全是受之无愧的。］ 8.空想家卡尔·马克思和实际的罗莎·卢森堡　　“……弱点就是波兰问题。洛帕廷对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完全同英国人——例如英国旧派宪章主义者——对于爱尔兰所说的话一样。”［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05—506页。——编者注］　　马克思向压迫民族的一位社会主义者询问了一下他对被压迫民族的态度，就能立刻发现统治民族（英吉利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缺点：不了解他们对被压迫民族所负的社会主义义务，一味重复他们从“大国”资产阶级方面接受来的偏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85页和第286页。——编者注］恩格斯不相信波兰贵族的起义会成功。［注：同上，第31卷第16—17页。——编者注］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的理论同忽视民族运动的观点却有天壤之别。［注：同上，第224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30—231页。——编者注］［注：再参看马克思1867年6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我读了《泰晤士报》[153]的巴黎通讯，得知巴黎人发出了反对亚历山大而拥护波兰的呼声等等，这真使我感到满意。蒲鲁东先生和他那个学理主义的小集团不是法国人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7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页。——编者注］　　“我们应当对英国工人提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以为他们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Ｒｅｐｅａｌ〈脱离〉联盟这一条〈所谓联盟是指爱尔兰同英国的联盟，而脱离联盟就是指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简单地说，就是1783年的要求，不过要使这一要求民主化，使它适合于目前的条件。这是解放爱尔兰唯一合法的形式，因而也就是英国党的纲领唯一可以采纳的形式。以后的经验一定会表明：两个国家之间的单纯的君合制是否能继续存在。…… ［注：同上，第31卷第405页。——编者注］　　马克思非常重视爱尔兰问题，他曾在德意志工人协会里就这个问题作过几次一个半小时的报告（1867年12月17日的信）［注：同上，第31卷第418页。——编者注］。［注：同上，第32卷第196页。——编者注］，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1869年10月24日），他谈到这个问题时又写道：　　“从爱尔兰到俄国只有一步之差（il n’y a qu’un pas）……从爱尔兰历史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英国的一切卑鄙现象都可以从爱尔兰领地找到它们的根源。关于克伦威尔时代，我还应当去研究，可是无论如何我认为有一点是无疑的：假如没有必要在爱尔兰实行军事统治和形成新的贵族，那么连英国也会呈现另一种局面。”［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59页。——编者注］　　我们还要顺便指出马克思在1869年8月1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　　“波兰工人因为有了他们柏林同志的帮助，在波兹南举行了胜利的罢工。这种反对‘资本老爷’的斗争虽然采取的还是低级形式，即罢工的形式，但它在铲除民族偏见方面，要比资本家老爷们口头上空谈和平的声明更为重要。”［注：同上，第348页。——编者注］　　马克思在国际里对爱尔兰问题所执行的政策，可从下列事实看出：　　“决定：［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73—374页。——编者注］　　1869年12月10日，马克思写道，他准备在国际总委员会对爱尔兰问题作一个报告，其内容如下：　　“……英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绝对的利益，是要它断绝现在同爱尔兰的关系，完全不顾所谓替爱尔兰主持公道的各种‘国际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词句，因为替爱尔兰主持公道这一点在国际总委员会里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的极深刻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所根据的理由有一部分我是不能向英国工人说明的。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154]〈这是美国报纸，马克思在很长一个时期为该报撰稿〉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英国内部的英吉利反动势力根源于对爱尔兰的奴役。”（黑体是马克思用的）［注：同上，第398页和第399页。——编者注］　　马克思对爱尔兰问题的政策，读者现在想必完全明白了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59页。——编者注］只要爱尔兰还没有摆脱英国的压迫，英国工人阶级就不能得到解放。英国的反动势力靠奴役爱尔兰来站稳脚跟并取得养料（也象俄国的反动势力靠奴役许多民族来取得养料一样！）。［注：顺便谈一下：不难看出，为什么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看来，既不能把民族“自决”权理解为联邦制，也不能理解为自治（虽然抽象地说，两者都是包括在“自决”这个概念之内的）。联邦权根本是荒谬的，因为联邦制是双边协定。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在自己的纲领内拥护任何联邦制，这是用不着说明的。至于自治，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的并不是自治“权”，而是自治本身，把它当作民族成分复杂和地理等条件各异的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因此，承认“民族自治权”，也象承认“民族联邦权”一样，是荒谬的。］，只要爱尔兰的解放不是通过改良的道路而是通过革命的道路，即通过英国工人阶级支持的爱尔兰人民群众运动来实现就行了。毫无疑问，只有这样来解决历史任务，才能最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促进社会迅速发展。 9.1903年的纲领及其取消者［注：1916年列宁在此处加了一条注释：“请读者不要忘记，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曾是机会主义的主要敌人之一，很久以后他才完成了他那向机会主义以及后来向沙文主义的臭名昭著的转变。”——俄文版编者注］在《曙光》杂志上维护纲领草案中的“自决权”时就写道，这个要求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是非有不可的，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是非有不可的”。普列汉诺夫写道：“如果我们把它忘记了，或者不敢把它提出来，唯恐触犯我们大俄罗斯同胞的民族偏见，那么我们口里所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会成为一句可耻的谎言……”[155] 　　罗莎·卢森堡的朋友们在退出1903年的代表大会时给代表大会的声明写道：“……我们提议，把纲领草案第7条〈现在的第9条〉改写为：第7条，建立保障国内各民族有发展文化的充分自由的机关。”（记录第390页）　　可见，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关于民族问题发表的观点是很不明确的，他们所提出来代替自决的东西，实质上不过是那个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别名而已！　　戈尔德布拉特说：“‘自决权’是丝毫不容反对的。如果某一民族争取独立，那我们就不能反对它。就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如果波兰不愿和俄国结成合法婚姻，那我们就不应去妨碍它。在这个范围内我同意这种意见。”（第175—176页）　　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根本没有就这一条发过言。戈尔德布拉特引用的是普列汉诺夫在纲领委员会会议上所说的话；在该委员会里，详细而通俗地解释了“自决权”的意思就是分离权。在戈尔德布拉特之后接着发言的是李伯尔，他说：　　“如果某一民族不能留在俄国版图内生活，党当然是不会阻碍它的。”（第176页）　　读者可以看到，在通过纲领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在自决的含义“仅仅”是指分离权这一点上没有两种意见。当时，连崩得分子也懂得这个真理，而只是在目前这个反革命继续猖獗和“背叛之风”盛行的可悲时期，才出现了一些因无知而胆大妄为的人，说纲领“不清楚”。可是，在谈到这些可怜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之前，我们暂且先把波兰人对纲领的态度问题谈完。　　“……波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自决权’毫无政治内容，应该从纲领中删去。”（第25页）　　热心效劳的托洛茨基比敌人还要危险！除了“私下的谈话”（说穿了，也就是流言蜚语，托洛茨基向来是靠这个过日子的），他找不到任何证据把全体“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算作罗莎·卢森堡的每篇文章的拥护者。托洛茨基把“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成丧失人格和良心、连自己的信念和自己党的纲领都不尊重的人。好一个热心效劳的托洛茨基！［注：有人对我们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13年夏季会议上只有发言权，他们对于自决权（分离权）问题完全没有参加表决，而在发言中反对过这种权利。他们当然完全有权这样行动，并且完全有权照旧在波兰宣传反对波兰分离。但是这跟托洛茨基说的不完全相同，因为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要求“从纲领中删去”第9条。］　　这位绅士写道：“15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纲领里提出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的条文时，每个人〈！！〉都曾问过自己：这个时髦〈！！〉用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这个词仍然是〈！！〉一个十分模糊的疑团。实际上，当时很难驱散这个疑团。当时有人说：现在还没有到可以把这一条具体化的时候，暂时就让它是一个疑团吧〈！！〉。生活本身会指明这一条应当包含什么内容。” 　　这一个“没有裤子穿的男孩”[157]嘲讽党纲，不是干得很漂亮吗？［注：请特别看一下尤尔凯维奇先生为列文斯基先生的《加里西亚乌克兰工人运动发展概略》1914年基辅版所写的序言。］　　他写道：“如果波兰无产阶级希望同全体俄国无产阶级在一国范围内共同进行斗争，而波兰社会中的反动阶级则相反，希望波兰同俄国分离，希望在全民投票（征求全民意见）中赞成分离的票占多数，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在中央议会中究竟是跟我们的波兰同志共同投票反对分离呢，还是为了不破坏‘自决权’而赞成分离呢？”（《新工人报》第71号）　　可见，谢姆柯夫斯基先生甚至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没有想一想，分离权的前提恰好是不能由中央议会来解决问题，而只能由要分离的那个地区的议会（议会，全民投票等等）来解决问题。　　那里不需要聪明人，　　他把谢姆柯夫斯基这个列阿德派去，让他在日报上向那些不了解我们纲领的新读者们曲解纲领，制造无穷的混乱！ 10.结束语［注：不难理解，全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大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民族分离权，决不排斥某个被压迫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去宣传反对分离，正象承认离婚权并不排斥在某种场合宣传反对离婚一样。所以我们认为，波兰马克思主义者中一定会有愈来愈多的人嘲笑谢姆柯夫斯基和托洛茨基现在正在“挑起的”那种并不存在的“矛盾”。］起初还情有可原，那么到了现在，当民族主义，首先是政府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到处盛行的时候，当这种民族主义在左右政治的时候，这种狭隘观点就不能原谅了。实际上，现在一切民族中的机会主义者都抓住了这种狭隘观点，他们躲避“急风暴雨”和“飞跃”的思想，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终结，并且追随科科什金之流的自由主义。［注：波兰民族主义先由贵族民族主义变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然后又变成农民民族主义，如能探讨一下这一过程，那是很有趣的。路德维希·伯恩哈德在他写的《普鲁士的波兰人》（《Das polnische Gemeinwesen im preussischen Staat》，有俄译本）一书中，自己站在德国的科科什金的立场上，却描写了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德国的波兰人组织了一种“农民共和国”，这就是波兰农民的各种合作社和其他种种团体都紧密团结起来，为民族、为宗教、为“波兰人的”领土而斗争。德国人的压迫使波兰人团结起来了，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团体，并且还把波兰贵族、波兰资产者和波兰农民群众中间的民族主义思想相继激发起来了（特别是1873年德国人开始禁止在学校里使用波兰文以后）。在俄国也有这种趋向，而且不仅关系到一个波兰。］1905年以后表现得十分明显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只要提一下第一届杜马中的“自治联邦派”，乌克兰运动和穆斯林运动的发展等等就行了），必然会使城乡大俄罗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加强起来。俄国的民主改革进行得愈慢，各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迫害和撕杀也就会愈顽强，愈粗暴，愈残酷。同时，俄国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特殊反动性，将会在某些被压迫民族（它们在邻国有时享有大得多的自由）中间，引起（并加强）“分立主义”趋向。　　“这个条文是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1898年）决议中机械地抄袭来的，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是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搬来的。从当时的争论中可以看出，1903年代表大会对于这个条文，正是按照社会党国际所赋予它的那种意思来解释的，即解释为政治自决，民族在政治独立方面的自决。民族自决这一原则既然是指领土独立权而言，也就根本不涉及在某一国家机体内部如何调整那些不能或不愿退出现有国家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 　　可见，弗拉·科索夫斯基先生手头是有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的，并且很清楚自决这一概念的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含义。而崩得《时报》编辑部曾经让李普曼先生嘲讽纲领并宣称纲领不清楚。请把这两件事实对照一下吧！！崩得分子先生们的那种“党的”风气真是奇怪得很……至于科索夫斯基为什么硬说代表大会通过自决条文是机械的抄袭，那就只有“真主知道”了。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是“想要反驳”，至于反驳什么，怎样反驳，为什么要反驳，为了什么目的而反驳，那他们是根本不清楚的。载于1914年4—6月《启蒙》杂志第4、5、6期
载于1914年4—6月《启蒙》杂志第4、5、6期

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编者注］）机会主义者的大举进攻。俄国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在彼得堡取消派报纸上，崩得分子李普曼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尤尔凯维奇分别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极力攻击这一条，用极端轻蔑的态度鄙视这一条。机会主义对我们马克思主义纲领进行这种“十二个民族的侵犯”[139]，无疑同现在的各种民族主义偏向有密切联系。因此，我们认为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是切合时宜的。不过我们要指出，上述的机会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拿出过什么独立的论据：他们都只是重复罗莎·卢森堡在1908—1909年间用波兰文写的一篇长文《民族问题和自治》的论点。所以我们在本文中要对罗莎·卢森堡的“新奇”论据给予最多的注意。 1.什么是民族自决？［注：1916年，列宁在准备再版本文时，在此处加了一条注释：“请读者不要忘记，考茨基在1909年以前，在出版他那本卓越的小册子《通向政权的道路》以前，曾经是机会主义的敌人，他转而维护机会主义只是1910—1911年的事，到1914—1916年才变得异常坚决。”——俄文版编者注］在这本小册子的第4节里详细地分析了民族国家问题，并且得出结论说，奥托·鲍威尔“低估了建立民族国家趋向的力量”（见上引小册子第23页）。罗莎·卢森堡自己引用了考茨基的话：“民族国家是最适合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文明的、经济上进步的，不同于中世纪的、前资本主义等等时代的〉条件的国家形式，是使国家能最容易完成其任务〈即保证资本主义最自由、广泛、迅速发展的任务〉的国家形式。”这里应当再补充考茨基的一个更确切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民族复杂的国家（即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所谓多民族国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仍然是内部结构不正常或者说发育不完全的〈落后的〉国家”。不言而喻，考茨基所说的不正常，完全是指还不能做到最适应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要求。　　“……这种‘最好的’民族国家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在理论上加以发挥和在理论上加以维护倒很容易，但是不符合实际。”（1908年《社会民主党评论》[142]第6期第499页）　　罗莎·卢森堡为了证实这个大胆的意见，接着就大发议论说，资本主义列强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使小民族的“自决权”成为虚幻的东西。她大声疾呼地说：“对那些形式上独立的门的内哥罗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来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瑞士人来说，能够真正谈到‘自决’吗？他们的独立不就是‘欧洲音乐会’上政治斗争和外交把戏的产物吗？！”（第500页）最适合条件的，“并不是考茨基所认定的民族国家，而是强盗国家”。然后她就列举了几十个数字，说明英法等国所属殖民地面积的大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3页。——编者注］。所有这些，考茨基和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都十分清楚，但是同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问题是牛头不对马嘴。 2.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编者注］）。为了证明波兰应有自治权，罗莎·卢森堡剖析了俄国国家制度的各种特征，显然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既有生活习俗的，也有社会学方面的特征，认为它具有构成“亚洲式的专制制度”这一概念的全部特征（《社会民主党评论》第12期第137页）。 3.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特点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　　“……虽然‘民族自决权’原则有伸缩性，纯粹是老生常谈，显然不但适用于俄国的各个民族，而且同样适用于德国和奥地利、瑞士和瑞典、美洲和澳洲的各个民族，但是我们在当今任何一个社会党的纲领内，都找不到这个原则……”（《社会民主党评论》第6期第483页）　　罗莎·卢森堡开始攻击马克思主义纲领第9条时就是这样写的。她说纲领的这一条“纯粹是老生常谈”，要我们接受这种见解，而她自己恰巧是犯了这种错误，因为她竟可笑地大胆地宣称这一条“显然同样适用于”俄德等等国家。　　她写道：“……特别是在民族成分非常复杂的国家中进行活动并且认为民族问题对党具有头等意义的那个党的纲领里，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里，并没有包含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同上）　　总之，她“特别”想拿奥地利的例子来说服读者。那就让我们从具体的历史的观点来看看，举这个例子是否很有道理。 4.民族问题上的“实际主义” ［注：巴黎有一位名叫列·弗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用词。这位列·弗拉·是可笑的“superklug”（译成有讽刺意味的词，就是“自作聪明的”）。这个“自作聪明的”列·弗拉·大概打算写一部怎样从我们的最低纲领中（根据阶级斗争观点！）剔除“居民”、“民族”等等字眼的研究著作。］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反对这种压迫。镇压被压迫民族运动的漫长历史，数百年的历史，“上层”阶级对这种镇压的不断宣传，造成了大俄罗斯民族的种种偏见，成了大俄罗斯民族本身解放事业的莫大障碍。 5.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社会党机会主义分子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立宪民主党人论乌克兰问题》一文。——编者注］《言语报》可以直接反驳顿佐夫之流的先生们，但是一个自命为民主派的大俄罗斯人的机关报竟忘记分离自由和分离权，那是根本不能容许的。　　莫吉梁斯基先生写道：“应当指出，‘民族自决权’也不是什么不容批评的偶像〈听啊！！〉：民族生活的不良条件能引起民族自决问题上的不良倾向，而揭穿这种不良倾向并不就是否认民族自决权。” 　　可见，自由派关于“偶像”的论调，是完全同罗莎·卢森堡的论调合拍的。显然，莫吉梁斯基先生是想回避直接回答一个问题：他究竟承认不承认政治自决权，即分离权？［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立宪民主党人和“民族自决权”》一文。——编者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权》一文。——编者注］）　　“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是政治常识公理的东西〈即承认民族自决权，分离权〉，现在甚至在立宪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引起非议。” 　　立宪民主党人声明他们“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于是就在原则上站到同《新时报》完全一样的立场上去了。这也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民族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导致他们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接近，在政治思想上和政治实践上依附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基本原则之一。《无产阶级真理报》写道：“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学过历史，所以很清楚，运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抓走和不准’[148]这种历来就有的权利，在实践中往往引起怎样的——说得婉转些——‘大暴行式的’行动。”立宪民主党人很清楚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无限权力的封建根源和性质，但他们还是完全拥护这个阶级所建立的关系和国界。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很清楚，这个阶级所建立或所确定的关系和国界有很多是非欧洲式的，反欧洲式的（要不是听起来象是无端蔑视日本人和中国人，那我们就会说是亚洲式的）东西，但他们还是认为这些关系和国界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极限。　　“民族问题也讨论得特别热烈。得到尼·维·涅克拉索夫和亚·米·科柳巴金支持的基辅代表指出，民族问题是正在成熟的巨大因素，必须比以前更坚决地欢迎这个因素。可是〈这个“可是”恰恰同谢德林所说的那个“但是”，即“耳朵不会高过额头，不会的”一语相合〉费·费·科科什金指出，无论是纲领或过去的政治经验，都要求我们十分谨慎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原则’。” 　　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的这段极其精彩的言论，值得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民主主义者密切注意。（顺便指出，《基辅思想报》显然非常知情并且无疑是正确转述了科科什金先生的意思，这家报纸补充说，科科什金特别指出过国家“瓦解”的危险，当然，这是对论敌的一种警告。） 6.挪威同瑞典的分离　　“对联邦关系史上最近发生的挪威同瑞典分离这件事，波兰社会爱国主义报刊（见克拉科夫的《前进报》[149]）曾迫不及待地表示赞赏，把它看作国家分离趋向具有力量和进步性的一种可喜现象，时隔不久这件事却令人惊异地证明，联邦制以及由此造成的国家分离决不是进步或民主的表现。挪威黜免和赶走瑞典国王的所谓‘革命’之后，挪威人用全民投票正式否决了成立共和国的方案，安然地给自己另选了一个国王。那些崇拜一切民族运动和任何一种独立的浅薄之徒所宣称的‘革命’，原来只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分立主义的表现，反映出他们想用自己的金钱找一个‘自己的’国王以代替瑞典贵族所强加的国王的愿望，因而这种运动是与革命毫不相干的。同时，瑞典和挪威君合国破裂一事又一次证明，在此以前的联邦制，就在这里也不过是纯粹代表王朝利益的，因而也就是君主制度和反动统治的一种形式。”（《社会民主党评论》）　　这就是罗莎·卢森堡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一切！！应当承认，罗莎·卢森堡就这个例子所发表的议论把她无可奈何的态度暴露得再明显不过了。［注：如果当时挪威民族中的大多数人拥护君主制，而无产阶级拥护共和制，那么一般说来，在挪威无产阶级面前就摆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革命，如果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话；或者是服从大多数而去进行长期的宣传鼓动工作。］，如果有些社会党人不这样投票，那只是证明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愚蠢的小市民机会主义有时还很严重。对此不可能有两种意见，我们所以提到这一点，只是因为罗莎·卢森堡想用文不对题的空话来抹杀问题的实质。在分离问题上，我们不知道挪威社会党纲领是不是责成挪威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持一种确定的意见。就假定他们的纲领没有责成这样做，假定挪威社会党人把挪威自治能不能充分保证阶级斗争自由以及同瑞典贵族的长期摩擦和冲突对经济生活自由妨碍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留作悬案吧。但是，挪威无产阶级应当反对这个贵族而支持挪威农民民主派（即使它具有小市民的种种局限性），却是无可争辩的。 7.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Selbstbestimmungsrecht）它同情现在受到军事的、民族的或其他的专制制度压迫的一切国家的工人；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觉悟的〈Klassenbewusste，即认识到本阶级利益的〉工人队伍，以便和他们一起为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而斗争。”［注：见用德文公布的伦敦代表大会正式文件：《Verhandlungen und Beschlüsse des internationalen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und Gewerkschafts－Kongresses zu London，vom 27.Juli bis 1.August 1896》，Berlin，1896，S.18（《伦敦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会代表大会记录和决议（1896年7月27日—8月1日）》1896年柏林版第18页。——编者注）历届国际代表大会决议已经印成俄文小册子出版，译文中把“自决”一词误译成“自治”了。］　　我们已经指出过，我们的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决议。但罗莎·卢森堡是知道的，还引了它的全文，其中也有同我们的纲领一样的“自决”一词。［注：如果把1863年波兰起义贵族[152]的立场、全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立场和乌克兰小市民德拉哥马诺夫在多年以后的立场加以比较，倒是一件极有趣味的历史研究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能够（和马克思一样）重视波兰运动的意义，而德拉哥马诺夫则代表了农民的观点，这种农民还极端粗野愚昧，只看见自己眼前的一堆粪，他们由于对波兰地主的正当仇恨，不能了解这些地主的斗争对于全俄民主运动的意义（参看德拉哥马诺夫的《历史上的波兰和大俄罗斯民主派》）。德拉哥马诺夫后来得到当时已经变成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彼·伯·司徒卢威先生的热烈亲吻，完全是受之无愧的。］ 8.空想家卡尔·马克思和实际的罗莎·卢森堡　　“……弱点就是波兰问题。洛帕廷对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完全同英国人——例如英国旧派宪章主义者——对于爱尔兰所说的话一样。”［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05—506页。——编者注］　　马克思向压迫民族的一位社会主义者询问了一下他对被压迫民族的态度，就能立刻发现统治民族（英吉利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缺点：不了解他们对被压迫民族所负的社会主义义务，一味重复他们从“大国”资产阶级方面接受来的偏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85页和第286页。——编者注］恩格斯不相信波兰贵族的起义会成功。［注：同上，第31卷第16—17页。——编者注］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的理论同忽视民族运动的观点却有天壤之别。［注：同上，第224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30—231页。——编者注］［注：再参看马克思1867年6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我读了《泰晤士报》[153]的巴黎通讯，得知巴黎人发出了反对亚历山大而拥护波兰的呼声等等，这真使我感到满意。蒲鲁东先生和他那个学理主义的小集团不是法国人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7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页。——编者注］　　“我们应当对英国工人提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以为他们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Ｒｅｐｅａｌ〈脱离〉联盟这一条〈所谓联盟是指爱尔兰同英国的联盟，而脱离联盟就是指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简单地说，就是1783年的要求，不过要使这一要求民主化，使它适合于目前的条件。这是解放爱尔兰唯一合法的形式，因而也就是英国党的纲领唯一可以采纳的形式。以后的经验一定会表明：两个国家之间的单纯的君合制是否能继续存在。…… ［注：同上，第31卷第405页。——编者注］　　马克思非常重视爱尔兰问题，他曾在德意志工人协会里就这个问题作过几次一个半小时的报告（1867年12月17日的信）［注：同上，第31卷第418页。——编者注］。［注：同上，第32卷第196页。——编者注］，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1869年10月24日），他谈到这个问题时又写道：　　“从爱尔兰到俄国只有一步之差（il n’y a qu’un pas）……从爱尔兰历史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英国的一切卑鄙现象都可以从爱尔兰领地找到它们的根源。关于克伦威尔时代，我还应当去研究，可是无论如何我认为有一点是无疑的：假如没有必要在爱尔兰实行军事统治和形成新的贵族，那么连英国也会呈现另一种局面。”［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59页。——编者注］　　我们还要顺便指出马克思在1869年8月1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　　“波兰工人因为有了他们柏林同志的帮助，在波兹南举行了胜利的罢工。这种反对‘资本老爷’的斗争虽然采取的还是低级形式，即罢工的形式，但它在铲除民族偏见方面，要比资本家老爷们口头上空谈和平的声明更为重要。”［注：同上，第348页。——编者注］　　马克思在国际里对爱尔兰问题所执行的政策，可从下列事实看出：　　“决定：［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73—374页。——编者注］　　1869年12月10日，马克思写道，他准备在国际总委员会对爱尔兰问题作一个报告，其内容如下：　　“……英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绝对的利益，是要它断绝现在同爱尔兰的关系，完全不顾所谓替爱尔兰主持公道的各种‘国际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词句，因为替爱尔兰主持公道这一点在国际总委员会里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的极深刻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所根据的理由有一部分我是不能向英国工人说明的。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154]〈这是美国报纸，马克思在很长一个时期为该报撰稿〉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英国内部的英吉利反动势力根源于对爱尔兰的奴役。”（黑体是马克思用的）［注：同上，第398页和第399页。——编者注］　　马克思对爱尔兰问题的政策，读者现在想必完全明白了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59页。——编者注］只要爱尔兰还没有摆脱英国的压迫，英国工人阶级就不能得到解放。英国的反动势力靠奴役爱尔兰来站稳脚跟并取得养料（也象俄国的反动势力靠奴役许多民族来取得养料一样！）。［注：顺便谈一下：不难看出，为什么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看来，既不能把民族“自决”权理解为联邦制，也不能理解为自治（虽然抽象地说，两者都是包括在“自决”这个概念之内的）。联邦权根本是荒谬的，因为联邦制是双边协定。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在自己的纲领内拥护任何联邦制，这是用不着说明的。至于自治，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的并不是自治“权”，而是自治本身，把它当作民族成分复杂和地理等条件各异的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因此，承认“民族自治权”，也象承认“民族联邦权”一样，是荒谬的。］，只要爱尔兰的解放不是通过改良的道路而是通过革命的道路，即通过英国工人阶级支持的爱尔兰人民群众运动来实现就行了。毫无疑问，只有这样来解决历史任务，才能最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促进社会迅速发展。 9.1903年的纲领及其取消者［注：1916年列宁在此处加了一条注释：“请读者不要忘记，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曾是机会主义的主要敌人之一，很久以后他才完成了他那向机会主义以及后来向沙文主义的臭名昭著的转变。”——俄文版编者注］在《曙光》杂志上维护纲领草案中的“自决权”时就写道，这个要求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是非有不可的，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是非有不可的”。普列汉诺夫写道：“如果我们把它忘记了，或者不敢把它提出来，唯恐触犯我们大俄罗斯同胞的民族偏见，那么我们口里所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会成为一句可耻的谎言……”[155] 　　罗莎·卢森堡的朋友们在退出1903年的代表大会时给代表大会的声明写道：“……我们提议，把纲领草案第7条〈现在的第9条〉改写为：第7条，建立保障国内各民族有发展文化的充分自由的机关。”（记录第390页）　　可见，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关于民族问题发表的观点是很不明确的，他们所提出来代替自决的东西，实质上不过是那个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别名而已！　　戈尔德布拉特说：“‘自决权’是丝毫不容反对的。如果某一民族争取独立，那我们就不能反对它。就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如果波兰不愿和俄国结成合法婚姻，那我们就不应去妨碍它。在这个范围内我同意这种意见。”（第175—176页）　　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根本没有就这一条发过言。戈尔德布拉特引用的是普列汉诺夫在纲领委员会会议上所说的话；在该委员会里，详细而通俗地解释了“自决权”的意思就是分离权。在戈尔德布拉特之后接着发言的是李伯尔，他说：　　“如果某一民族不能留在俄国版图内生活，党当然是不会阻碍它的。”（第176页）　　读者可以看到，在通过纲领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在自决的含义“仅仅”是指分离权这一点上没有两种意见。当时，连崩得分子也懂得这个真理，而只是在目前这个反革命继续猖獗和“背叛之风”盛行的可悲时期，才出现了一些因无知而胆大妄为的人，说纲领“不清楚”。可是，在谈到这些可怜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之前，我们暂且先把波兰人对纲领的态度问题谈完。　　“……波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自决权’毫无政治内容，应该从纲领中删去。”（第25页）　　热心效劳的托洛茨基比敌人还要危险！除了“私下的谈话”（说穿了，也就是流言蜚语，托洛茨基向来是靠这个过日子的），他找不到任何证据把全体“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算作罗莎·卢森堡的每篇文章的拥护者。托洛茨基把“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成丧失人格和良心、连自己的信念和自己党的纲领都不尊重的人。好一个热心效劳的托洛茨基！［注：有人对我们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13年夏季会议上只有发言权，他们对于自决权（分离权）问题完全没有参加表决，而在发言中反对过这种权利。他们当然完全有权这样行动，并且完全有权照旧在波兰宣传反对波兰分离。但是这跟托洛茨基说的不完全相同，因为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要求“从纲领中删去”第9条。］　　这位绅士写道：“15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纲领里提出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的条文时，每个人〈！！〉都曾问过自己：这个时髦〈！！〉用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这个词仍然是〈！！〉一个十分模糊的疑团。实际上，当时很难驱散这个疑团。当时有人说：现在还没有到可以把这一条具体化的时候，暂时就让它是一个疑团吧〈！！〉。生活本身会指明这一条应当包含什么内容。” 　　这一个“没有裤子穿的男孩”[157]嘲讽党纲，不是干得很漂亮吗？［注：请特别看一下尤尔凯维奇先生为列文斯基先生的《加里西亚乌克兰工人运动发展概略》1914年基辅版所写的序言。］　　他写道：“如果波兰无产阶级希望同全体俄国无产阶级在一国范围内共同进行斗争，而波兰社会中的反动阶级则相反，希望波兰同俄国分离，希望在全民投票（征求全民意见）中赞成分离的票占多数，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在中央议会中究竟是跟我们的波兰同志共同投票反对分离呢，还是为了不破坏‘自决权’而赞成分离呢？”（《新工人报》第71号）　　可见，谢姆柯夫斯基先生甚至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没有想一想，分离权的前提恰好是不能由中央议会来解决问题，而只能由要分离的那个地区的议会（议会，全民投票等等）来解决问题。　　那里不需要聪明人，　　他把谢姆柯夫斯基这个列阿德派去，让他在日报上向那些不了解我们纲领的新读者们曲解纲领，制造无穷的混乱！ 10.结束语［注：不难理解，全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大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民族分离权，决不排斥某个被压迫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去宣传反对分离，正象承认离婚权并不排斥在某种场合宣传反对离婚一样。所以我们认为，波兰马克思主义者中一定会有愈来愈多的人嘲笑谢姆柯夫斯基和托洛茨基现在正在“挑起的”那种并不存在的“矛盾”。］起初还情有可原，那么到了现在，当民族主义，首先是政府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到处盛行的时候，当这种民族主义在左右政治的时候，这种狭隘观点就不能原谅了。实际上，现在一切民族中的机会主义者都抓住了这种狭隘观点，他们躲避“急风暴雨”和“飞跃”的思想，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终结，并且追随科科什金之流的自由主义。［注：波兰民族主义先由贵族民族主义变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然后又变成农民民族主义，如能探讨一下这一过程，那是很有趣的。路德维希·伯恩哈德在他写的《普鲁士的波兰人》（《Das polnische Gemeinwesen im preussischen Staat》，有俄译本）一书中，自己站在德国的科科什金的立场上，却描写了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德国的波兰人组织了一种“农民共和国”，这就是波兰农民的各种合作社和其他种种团体都紧密团结起来，为民族、为宗教、为“波兰人的”领土而斗争。德国人的压迫使波兰人团结起来了，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团体，并且还把波兰贵族、波兰资产者和波兰农民群众中间的民族主义思想相继激发起来了（特别是1873年德国人开始禁止在学校里使用波兰文以后）。在俄国也有这种趋向，而且不仅关系到一个波兰。］1905年以后表现得十分明显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只要提一下第一届杜马中的“自治联邦派”，乌克兰运动和穆斯林运动的发展等等就行了），必然会使城乡大俄罗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加强起来。俄国的民主改革进行得愈慢，各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迫害和撕杀也就会愈顽强，愈粗暴，愈残酷。同时，俄国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特殊反动性，将会在某些被压迫民族（它们在邻国有时享有大得多的自由）中间，引起（并加强）“分立主义”趋向。　　“这个条文是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1898年）决议中机械地抄袭来的，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是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搬来的。从当时的争论中可以看出，1903年代表大会对于这个条文，正是按照社会党国际所赋予它的那种意思来解释的，即解释为政治自决，民族在政治独立方面的自决。民族自决这一原则既然是指领土独立权而言，也就根本不涉及在某一国家机体内部如何调整那些不能或不愿退出现有国家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 　　可见，弗拉·科索夫斯基先生手头是有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的，并且很清楚自决这一概念的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含义。而崩得《时报》编辑部曾经让李普曼先生嘲讽纲领并宣称纲领不清楚。请把这两件事实对照一下吧！！崩得分子先生们的那种“党的”风气真是奇怪得很……至于科索夫斯基为什么硬说代表大会通过自决条文是机械的抄袭，那就只有“真主知道”了。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是“想要反驳”，至于反驳什么，怎样反驳，为什么要反驳，为了什么目的而反驳，那他们是根本不清楚的。载于1914年4—6月《启蒙》杂志第4、5、6期

载于1914年4—6月《启蒙》杂志第4、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