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

作者：（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85] · 26

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85]（1914年11月）序言［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8页。——编者注］这就是我们的孟什维克从1905年起就没有能理解的地方，而现在，他们已完全背叛社会主义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尼·列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3页。——编者注］这时，一些同左派黑格尔派接近的莱茵激进派资产者，在科隆创办了一个反对派的报纸《莱茵报》[86]（1842年1月1日创刊）。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被聘为主要撰稿人。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该报主编，并从波恩迁居科隆。该报在马克思的编辑下，革命民主倾向愈来愈明确。所以政府起初对该报进行双重的，甚至是三重的检查，后来，在1843年1月1日决定干脆将其查封。马克思被迫在查封之前辞职，但该报并没有因此而得救，终于在1843年3月被查封。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主要文章，除后面列举的（见［注：见本卷第83—95页。——编者注］）以外，恩格斯还曾提到论摩泽尔河谷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的状况一文[87]。办报工作使马克思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够，于是他发奋研究这门科学。［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和第460页。——编者注］；他诉诸马克思的学说哲学唯物主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编者注］。马克思写道：“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创造者、缔造者〉……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注：同上，第23卷第24页。——编者注］）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8、65、38—39、27页。——编者注］弗·恩格斯在叙述自己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看法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此书付排前，恩格斯重新阅读了他和马克思于1844—1845年写的论述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稿）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注：同上，第21卷第315页和第316页。——编者注］在其他任何意义上运用（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都只能造成混乱。马克思不但坚决驳斥了始终这样或那样地同宗教相连的唯心主义，而且坚决驳斥了现时特别流行的休谟观点和康德观点，即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批判主义和实证论，认为这类哲学是对唯心主义的一种“反动的”让步，充其量是“把当众拒绝的唯物主义又羞羞答答地暗中接受过来”［注：同上，第318页。——编者注］。关于这个问题，除上面已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外，还可参看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谈到了著名博物学家托·赫胥黎发表的比通常“更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演讲，谈到了他认为“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脱离唯物主义”，但同时又斥责赫胥黎为不可知论、为休谟主义留下了“后路”。［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13页。——编者注］特别应当指出马克思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观点：“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反杜林论》）［注：同上，第20卷第125页。——编者注］这也就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必然向自由的辩证转化（如同尚未认识但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物的本质”向“现象”转化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更不要说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了），其主要缺点是：（1）这种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考虑到化学和生物学（现在还应加上物质的电学理论）的最新发展；（2）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彻底和全面地贯彻发展的观点；（3）他们抽象地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注：同上，第3卷第4—6页。——编者注］。辩证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页和第25页。——编者注］［注：同上，第21卷第337—338、308、337页。——编者注］［注：同上，第20卷第28页。——编者注］而辩证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同样也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现在称之为认识论的内容，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从不知到知的转化。［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0页。——编者注］。）唯物主义历史观［注：同上，第21卷第322页。——编者注］。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编者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推广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的完整的表述：［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编者注］（参看马克思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的简短表述：“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注：同上，第31卷第236页。——编者注］）阶级斗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5—466页。——编者注］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背景，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他们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整个法国历史的锁钥。而当今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取得了完全胜利、设立了代议机构、实行了广泛的（甚至是普遍的）选举制、有了供群众阅读的廉价的日报等等的时代，已经建立起势力强大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工人联合会和企业主同盟等等的时代，更加清楚地（虽然有时是用很片面的、“和平的”、“立宪的”形式）表明，阶级斗争是事变的推动力。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一段话可以向我们表明，马克思怎样要求社会科学根据对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的分析对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作出客观的分析：“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477页。——编者注］在一系列历史著作中（见书目），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注：同上，第475页。——编者注］。我们上面引证的一段话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为了测定历史发展的整个合力，分析了多么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各个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编者注］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价值［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0—91页。——编者注］一位旧经济学家[98]说过，价值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不过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只有从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来看，并且只有从表现在大量的、重复亿万次的交换现象中的关系体系来看，才能了解什么是价值。“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注：同上，第53页。——编者注］马克思仔细分析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以后，就进而分析［注：同上，第62页。——编者注］：一定量的一种商品同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相交换）开始，直到一般价值形式，这时若干不同的商品同一种固定的商品相交换，最后到货币价值形式，这时金成为这种固定的商品，即一般等价物。货币是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产物，它把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把由市场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遮蔽起来，掩盖起来。马克思极其详细地分析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而在这里（也如同在《资本论》开头的两章中一样）特别重要的是要看到，抽象的、有时好象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实际上是再现了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史的大量实际材料。“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形式，即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资本论》第1卷）［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3页。——编者注］剩余价值［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编者注］，它的使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创造过程。这样的商品是存在的。这就是人的劳动力。它的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则创造价值。货币所有者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的价值）决定的。货币所有者购买了劳动力，就有权使用劳动力，即迫使他整天劳动，譬如说劳动12个小时。其实工人在6小时（“必要”劳动时间）内就创造出补偿其生活费用的产品，而在其余6小时（“剩余”劳动时间）内则创造出资本家没有付给报酬的“剩余”产品或者说剩余价值。因此，从生产过程来看，必须把资本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耗费在生产资料（机器、劳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的不变资本，它的价值（一下子或者一部分一部分地）不变地转到成品上去；另一部分是耗费在劳动力上面的可变资本。这种资本的价值不是不变的，而是在劳动过程中有所增加，创造出剩余价值。因此，为了表示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不应当把剩余价值同全部资本相比，而应当把它只同可变资本相比。这种比例，马克思称作剩余价值率，例如，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它是6/6，即100％。［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0—832页。——编者注］［注：看来是笔误，应是“利润率”。——编者注］是剩余价值与投入企业的全部资本之比。“有机构成高”（即不变资本超过可变资本的数额高于社会平均数）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有机构成低”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则高于平均利润率。资本之间的竞争，资本从一个部门自由地转入另一个部门，会使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利润率都趋向平均。一个社会的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是同商品的价格总量相符的，但由于竞争的影响，在各个企业和各个生产部门内，商品不是按其价值，而是按等于所耗费的资本加平均利润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6—270、276—277页。——编者注］讲到地租史的时候，还必须提到马克思对地租的转化过程所作的分析，即由工役地租（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在地主的土地上创造剩余产品）转化为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剩余产品，因受“经济外的强制”而将剩余产品交给地主），然后转化为货币地租（也是一种实物地租，即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而转化为货币，在旧日罗斯称“代役租”），最后转化为资本主义地租，这时农民已为使用雇佣劳动从事耕作的农业企业主所代替。讲到对“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的这种分析时，必须指出马克思关于［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0页。——编者注］“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778页）［注：同上，第23卷第815—816页。——编者注］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人口因此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人口或制造业人口〈即非农业人口〉的队伍。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6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4—705页。——编者注］。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是小生产繁荣并成为典型形态的条件。但这种小生产只能同狭隘的原始的生产范围和社会范围相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一个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一个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法兰西阶级斗争》）［注：同上，第7卷第98页。——编者注］。“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所有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雾月十八日》）［注：同上，第8卷第220页。——编者注］通常农民甚至把一部分工资交给资本主义社会，即交给资本家阶级，自己却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注：同上，第7卷第97页。——编者注］。“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谷物价格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的原因之一”（《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0页）［注：同上，第25卷第909页。——编者注］何在呢？在于农民把一部分剩余产品白白交给社会（即资本家阶级）。“因此，这种较低的价格〈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是生产者贫穷的结果，而决不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的结果。”（《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0页）［注：同上。——编者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块土地所有制，即小生产的标准形态，不断衰退、毁灭、消亡。“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合作社，即小农协作社，虽能起非常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作用，但只能削弱这个趋势，而不能消灭这个趋势；同时不应当忘记，这种合作社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很多，对贫苦农民群众的好处则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协作社本身也会成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者。〉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规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编者注］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也和在工业方面一样，完全是以“生产者的殉难历史”［注：同上，第23卷第552页。——编者注］为代价来改造生产过程的。“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农业中，也和在现代的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注：同上，第552—553页。——编者注］社会主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6—537页。——编者注］。工厂制度使我们看到“未来教育的幼芽……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同上）［注：同上，第530页。——编者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同样的历史的基础上，这就是说不仅仅限于解释过去，而且大胆地预察未来，并勇敢地用实际活动来实现未来。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如果不成为“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注：同上，第4卷第487页。——编者注］，就不能巩固、成熟和最终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状态，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因此，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工人没有祖国”，工人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工人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宣言》）［注：同上。——编者注］。这些论断，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暴力，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这时社会已分裂成相互不可调和的阶级，如果没有一种似乎站在社会之上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的“权力”，社会就无法存在。国家从阶级矛盾中产生后，便成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恩格斯叙述了自己的和马克思的观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6页。——编者注］。甚至民主共和国这一最自由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也丝毫不能消除这个事实，而只能改变这个事实的形式（政府和交易所之间的联系，对官吏和报刊的直接或间接的收买，等等）。社会主义将导致阶级消灭，从而也导致国家消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注：同上，第20卷第305—306页。——编者注］“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注：同上，第21卷第198页。——编者注］［注：《西方土地问题》即《法德农民问题》，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0—581页。——编者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8页。——编者注］。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两个论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在《哲学的贫困》中论述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时提出的，另一个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时提出的。前一个论点是：“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反抗思想（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6页。——编者注］这就是经济斗争和工会运动在以后几十年内，在准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进行“未来战斗”的整个长时期内的纲领和策略。在这方面应当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许多论述，他们用英国工人运动的实例说明，工业的“繁荣”怎样引起“收买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136页）［注：同上，第27卷第201页。——编者注］、使无产阶级放弃斗争的尝试，这种繁荣怎样“起了败坏无产阶级的作用”（第2卷第218页）［注：同上，第29卷第225页。——编者注］；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资产阶级化”——“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英国〉，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第2卷第290页）［注：同上，第344—345页。——编者注］；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丧失“革命精力”（第3卷第124页）［注：同上，第30卷第334页。——编者注］；怎样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等待“英国工人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第3卷第127页）［注：同上，第338页。——编者注］；英国工人运动怎样缺乏“老宪章派[99]的热情”（1866年；第3卷第305页）［注：同上，第31卷第199页。——编者注］，英国工人领袖怎样在变成“在激进派资产者和工人之间”的中间类型的人（关于侯里欧克，第4卷第209页）［注：同上，第32卷第376页。——编者注］；由于英国拥有垄断地位，而且只要这种垄断地位未被破坏，“不列颠工人也只能是这样”（第4卷第433页）［注：同上，第35卷第19页。——编者注］。与工人运动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相联系的经济斗争的策略，在这里是以极其广阔的、全面的、辩证的、真正革命的观点来加以考察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2页。——编者注］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支持了波兰主张“土地革命”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100]的政党”［注：同上，第503页。——编者注］。马克思在1848—1849年支持了德国的极端革命民主派，而且以后也从没有收回他当时关于策略问题所说的话。马克思认为德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资产阶级当时只有同农民联合，才能完全实现它的任务〉，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注：同上，第6卷第126页。——编者注］。下面就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所作的一个总结性的分析（这一分析是唯物主义从运动中并且不是只从运动的过去方面观察社会的榜样）：“……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害怕世界大风暴……毫无毅力，到处剽窃；……没有首创精神……活象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载于1848年《新莱茵报》，见《遗著》第3卷第212页）［注：同上，第127页。——编者注］大约过了20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第3卷第224页）［注：同上，第31卷第69页。——编者注］中指出，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宁愿要用奴役换取的平静，而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当1848—1849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以革命为儿戏的做法了（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要求人们善于在似乎是“以和平方式”准备着新革命的新阶段进行工作。马克思当时要求人们以怎样的精神进行这项工作，这可以从他对德国在1856年这一最黑暗的反动年代的形势所作的估计中看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108页）在德国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马克思一直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农民的民主力量上面。马克思当时所以认为拉萨尔“客观上是为普鲁士人的利益而背叛整个工人运动”（第3卷第21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8页。——编者注］，其原因之一就是拉萨尔纵容了地主和普鲁士民族主义。1865年，恩格斯在一封给马克思的信中就他们将在报刊上共同发表的意见同马克思交换看法时写道：“在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里，代表工业无产阶级说话时只攻击资产阶级，而一字不提大封建贵族对农村无产阶级的宗法式的‘凭棍棒维持的剥削’，这是卑鄙的。”（第3卷第217页）［注：同上，第58页。——编者注］1864—1870年间，当德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即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剥削阶级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上面完成这个革命而斗争的时期即将结束时，马克思不仅斥责过同俾斯麦勾搭的拉萨尔，而且纠正过陷入“亲奥主义”和拥护分立主义的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当时要求实行革命策略：对俾斯麦和亲奥派同样地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迁就“胜利者”普鲁士容克，而不顾普鲁士军事胜利所造成的状况立刻恢复反对容克的革命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134、136、147、179、204、210、215、418、437、440—441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51、353、370、419页和第31卷第40、48、55、376、408、418页。——编者注］。在国际1870年9月9日的那篇著名的宣言中，马克思曾事先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宜的起义［注：同上，第17卷第285—294页。——编者注］；但当起义终于发生了的时候（1871年），马克思却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欢呼“冲天”的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注：同上，第33卷第207页。——编者注］。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这种形势下，也同在许多其他形势下一样，革命行动的失败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的为害，要比放弃阵地、不战而降小，因为不战而降会使无产阶级士气沮丧，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马克思十分重视在政治停滞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段，所以他在1877—1878年，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01]颁布以后，严厉地斥责了莫斯特的“革命空谈”，但他同样严厉甚至更为严厉地痛斥了当时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中一时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因为这个党没有立刻表现出坚定性、坚决性、革命性和为对付非常法而转向不合法斗争的决心（《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397、404、418、422、424页［注：同上，第34卷第54—55、64—65、89—90、101—102、105页。——编者注］，并参看给左尔格的信）。书目［注：恩格斯在《政治学词典》第6卷第603页关于马克思的条目中，伯恩施坦在1911年《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关于马克思的条目中，都把年代误为1853—1860年。见1913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马克思是纽约《论坛报》（《The New York Tribune》）的经常撰稿人，他在该报发表的文章，许多都没有署名，而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其中特别出色的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103]，这些文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译成德文重新出版（俄译文收入由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翻译的两个文集，后来又有1905—1906年阿列克谢耶娃的以及公益、新世界、普及丛书和铁锤等出版社出版的共5种单行本）。马克思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有些文章后来曾在伦敦出版过单行本，如1856年出版的论帕麦斯顿的小册子、《18世纪外交史内幕》（论英国自由党大臣们为一己的私利而经常依附俄国）等等。马克思去世后，他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出版了他在《论坛报》上发表的关于东方问题的一系列文章，标题为《东方问题》（《The Eastern Question》），1897年在伦敦出版。其中一部分已译成俄文，收入《战争与革命》一书，其第1编为《马克思恩格斯未发表的文章（1852年、1853年、1854年）》1919年哈尔科夫版（《我们的思想》丛书）。1854年年底和1855年期间，马克思是《新奥得报》的撰稿人，1861—1862年又为维也纳《新闻报》撰稿。马克思的这些文章也象他的许多书信一样，还没有收集起来，只有一部分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马克思在《人民报》（1859年在伦敦出版）上发表的有关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外交史的一些文章，情况也是这样。1859年在柏林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俄译本有1896年莫斯科出版的、由曼努伊洛夫校订的和1907年圣彼得堡出版的、鲁勉采夫翻译的两种）。1860年在伦敦出版了马克思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Herr Vogt》）。载于1915年《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第7版第28卷（有删节）；序言载于1918年莫斯科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书
尼·列宁
载于1915年《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第7版第28卷（有删节）；序言载于1918年莫斯科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书

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85]（1914年11月）序言［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8页。——编者注］这就是我们的孟什维克从1905年起就没有能理解的地方，而现在，他们已完全背叛社会主义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尼·列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3页。——编者注］这时，一些同左派黑格尔派接近的莱茵激进派资产者，在科隆创办了一个反对派的报纸《莱茵报》[86]（1842年1月1日创刊）。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被聘为主要撰稿人。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该报主编，并从波恩迁居科隆。该报在马克思的编辑下，革命民主倾向愈来愈明确。所以政府起初对该报进行双重的，甚至是三重的检查，后来，在1843年1月1日决定干脆将其查封。马克思被迫在查封之前辞职，但该报并没有因此而得救，终于在1843年3月被查封。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主要文章，除后面列举的（见［注：见本卷第83—95页。——编者注］）以外，恩格斯还曾提到论摩泽尔河谷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的状况一文[87]。办报工作使马克思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够，于是他发奋研究这门科学。［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和第460页。——编者注］；他诉诸马克思的学说哲学唯物主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编者注］。马克思写道：“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创造者、缔造者〉……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注：同上，第23卷第24页。——编者注］）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8、65、38—39、27页。——编者注］弗·恩格斯在叙述自己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看法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此书付排前，恩格斯重新阅读了他和马克思于1844—1845年写的论述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稿）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注：同上，第21卷第315页和第316页。——编者注］在其他任何意义上运用（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都只能造成混乱。马克思不但坚决驳斥了始终这样或那样地同宗教相连的唯心主义，而且坚决驳斥了现时特别流行的休谟观点和康德观点，即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批判主义和实证论，认为这类哲学是对唯心主义的一种“反动的”让步，充其量是“把当众拒绝的唯物主义又羞羞答答地暗中接受过来”［注：同上，第318页。——编者注］。关于这个问题，除上面已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外，还可参看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谈到了著名博物学家托·赫胥黎发表的比通常“更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演讲，谈到了他认为“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脱离唯物主义”，但同时又斥责赫胥黎为不可知论、为休谟主义留下了“后路”。［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13页。——编者注］特别应当指出马克思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观点：“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反杜林论》）［注：同上，第20卷第125页。——编者注］这也就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必然向自由的辩证转化（如同尚未认识但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物的本质”向“现象”转化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更不要说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了），其主要缺点是：（1）这种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考虑到化学和生物学（现在还应加上物质的电学理论）的最新发展；（2）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彻底和全面地贯彻发展的观点；（3）他们抽象地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注：同上，第3卷第4—6页。——编者注］。辩证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页和第25页。——编者注］［注：同上，第21卷第337—338、308、337页。——编者注］［注：同上，第20卷第28页。——编者注］而辩证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同样也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现在称之为认识论的内容，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从不知到知的转化。［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0页。——编者注］。）唯物主义历史观［注：同上，第21卷第322页。——编者注］。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编者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推广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的完整的表述：［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编者注］（参看马克思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的简短表述：“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注：同上，第31卷第236页。——编者注］）阶级斗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5—466页。——编者注］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背景，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他们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整个法国历史的锁钥。而当今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取得了完全胜利、设立了代议机构、实行了广泛的（甚至是普遍的）选举制、有了供群众阅读的廉价的日报等等的时代，已经建立起势力强大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工人联合会和企业主同盟等等的时代，更加清楚地（虽然有时是用很片面的、“和平的”、“立宪的”形式）表明，阶级斗争是事变的推动力。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一段话可以向我们表明，马克思怎样要求社会科学根据对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的分析对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作出客观的分析：“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477页。——编者注］在一系列历史著作中（见书目），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注：同上，第475页。——编者注］。我们上面引证的一段话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为了测定历史发展的整个合力，分析了多么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各个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编者注］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价值［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0—91页。——编者注］一位旧经济学家[98]说过，价值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不过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只有从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来看，并且只有从表现在大量的、重复亿万次的交换现象中的关系体系来看，才能了解什么是价值。“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注：同上，第53页。——编者注］马克思仔细分析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以后，就进而分析［注：同上，第62页。——编者注］：一定量的一种商品同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相交换）开始，直到一般价值形式，这时若干不同的商品同一种固定的商品相交换，最后到货币价值形式，这时金成为这种固定的商品，即一般等价物。货币是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产物，它把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把由市场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遮蔽起来，掩盖起来。马克思极其详细地分析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而在这里（也如同在《资本论》开头的两章中一样）特别重要的是要看到，抽象的、有时好象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实际上是再现了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史的大量实际材料。“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形式，即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资本论》第1卷）［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3页。——编者注］剩余价值［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编者注］，它的使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创造过程。这样的商品是存在的。这就是人的劳动力。它的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则创造价值。货币所有者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的价值）决定的。货币所有者购买了劳动力，就有权使用劳动力，即迫使他整天劳动，譬如说劳动12个小时。其实工人在6小时（“必要”劳动时间）内就创造出补偿其生活费用的产品，而在其余6小时（“剩余”劳动时间）内则创造出资本家没有付给报酬的“剩余”产品或者说剩余价值。因此，从生产过程来看，必须把资本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耗费在生产资料（机器、劳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的不变资本，它的价值（一下子或者一部分一部分地）不变地转到成品上去；另一部分是耗费在劳动力上面的可变资本。这种资本的价值不是不变的，而是在劳动过程中有所增加，创造出剩余价值。因此，为了表示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不应当把剩余价值同全部资本相比，而应当把它只同可变资本相比。这种比例，马克思称作剩余价值率，例如，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它是6/6，即100％。［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0—832页。——编者注］［注：看来是笔误，应是“利润率”。——编者注］是剩余价值与投入企业的全部资本之比。“有机构成高”（即不变资本超过可变资本的数额高于社会平均数）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有机构成低”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则高于平均利润率。资本之间的竞争，资本从一个部门自由地转入另一个部门，会使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利润率都趋向平均。一个社会的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是同商品的价格总量相符的，但由于竞争的影响，在各个企业和各个生产部门内，商品不是按其价值，而是按等于所耗费的资本加平均利润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6—270、276—277页。——编者注］讲到地租史的时候，还必须提到马克思对地租的转化过程所作的分析，即由工役地租（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在地主的土地上创造剩余产品）转化为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剩余产品，因受“经济外的强制”而将剩余产品交给地主），然后转化为货币地租（也是一种实物地租，即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而转化为货币，在旧日罗斯称“代役租”），最后转化为资本主义地租，这时农民已为使用雇佣劳动从事耕作的农业企业主所代替。讲到对“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的这种分析时，必须指出马克思关于［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0页。——编者注］“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778页）［注：同上，第23卷第815—816页。——编者注］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人口因此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人口或制造业人口〈即非农业人口〉的队伍。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6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4—705页。——编者注］。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是小生产繁荣并成为典型形态的条件。但这种小生产只能同狭隘的原始的生产范围和社会范围相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一个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一个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法兰西阶级斗争》）［注：同上，第7卷第98页。——编者注］。“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所有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雾月十八日》）［注：同上，第8卷第220页。——编者注］通常农民甚至把一部分工资交给资本主义社会，即交给资本家阶级，自己却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注：同上，第7卷第97页。——编者注］。“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谷物价格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的原因之一”（《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0页）［注：同上，第25卷第909页。——编者注］何在呢？在于农民把一部分剩余产品白白交给社会（即资本家阶级）。“因此，这种较低的价格〈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是生产者贫穷的结果，而决不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的结果。”（《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0页）［注：同上。——编者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块土地所有制，即小生产的标准形态，不断衰退、毁灭、消亡。“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合作社，即小农协作社，虽能起非常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作用，但只能削弱这个趋势，而不能消灭这个趋势；同时不应当忘记，这种合作社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很多，对贫苦农民群众的好处则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协作社本身也会成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者。〉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规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编者注］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也和在工业方面一样，完全是以“生产者的殉难历史”［注：同上，第23卷第552页。——编者注］为代价来改造生产过程的。“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农业中，也和在现代的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注：同上，第552—553页。——编者注］社会主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6—537页。——编者注］。工厂制度使我们看到“未来教育的幼芽……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同上）［注：同上，第530页。——编者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同样的历史的基础上，这就是说不仅仅限于解释过去，而且大胆地预察未来，并勇敢地用实际活动来实现未来。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如果不成为“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注：同上，第4卷第487页。——编者注］，就不能巩固、成熟和最终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状态，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因此，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工人没有祖国”，工人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工人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宣言》）［注：同上。——编者注］。这些论断，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暴力，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这时社会已分裂成相互不可调和的阶级，如果没有一种似乎站在社会之上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的“权力”，社会就无法存在。国家从阶级矛盾中产生后，便成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恩格斯叙述了自己的和马克思的观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6页。——编者注］。甚至民主共和国这一最自由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也丝毫不能消除这个事实，而只能改变这个事实的形式（政府和交易所之间的联系，对官吏和报刊的直接或间接的收买，等等）。社会主义将导致阶级消灭，从而也导致国家消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注：同上，第20卷第305—306页。——编者注］“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注：同上，第21卷第198页。——编者注］［注：《西方土地问题》即《法德农民问题》，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0—581页。——编者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8页。——编者注］。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两个论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在《哲学的贫困》中论述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时提出的，另一个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时提出的。前一个论点是：“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反抗思想（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6页。——编者注］这就是经济斗争和工会运动在以后几十年内，在准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进行“未来战斗”的整个长时期内的纲领和策略。在这方面应当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许多论述，他们用英国工人运动的实例说明，工业的“繁荣”怎样引起“收买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136页）［注：同上，第27卷第201页。——编者注］、使无产阶级放弃斗争的尝试，这种繁荣怎样“起了败坏无产阶级的作用”（第2卷第218页）［注：同上，第29卷第225页。——编者注］；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资产阶级化”——“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英国〉，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第2卷第290页）［注：同上，第344—345页。——编者注］；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丧失“革命精力”（第3卷第124页）［注：同上，第30卷第334页。——编者注］；怎样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等待“英国工人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第3卷第127页）［注：同上，第338页。——编者注］；英国工人运动怎样缺乏“老宪章派[99]的热情”（1866年；第3卷第305页）［注：同上，第31卷第199页。——编者注］，英国工人领袖怎样在变成“在激进派资产者和工人之间”的中间类型的人（关于侯里欧克，第4卷第209页）［注：同上，第32卷第376页。——编者注］；由于英国拥有垄断地位，而且只要这种垄断地位未被破坏，“不列颠工人也只能是这样”（第4卷第433页）［注：同上，第35卷第19页。——编者注］。与工人运动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相联系的经济斗争的策略，在这里是以极其广阔的、全面的、辩证的、真正革命的观点来加以考察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2页。——编者注］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支持了波兰主张“土地革命”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100]的政党”［注：同上，第503页。——编者注］。马克思在1848—1849年支持了德国的极端革命民主派，而且以后也从没有收回他当时关于策略问题所说的话。马克思认为德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资产阶级当时只有同农民联合，才能完全实现它的任务〉，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注：同上，第6卷第126页。——编者注］。下面就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所作的一个总结性的分析（这一分析是唯物主义从运动中并且不是只从运动的过去方面观察社会的榜样）：“……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害怕世界大风暴……毫无毅力，到处剽窃；……没有首创精神……活象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载于1848年《新莱茵报》，见《遗著》第3卷第212页）［注：同上，第127页。——编者注］大约过了20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第3卷第224页）［注：同上，第31卷第69页。——编者注］中指出，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宁愿要用奴役换取的平静，而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当1848—1849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以革命为儿戏的做法了（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要求人们善于在似乎是“以和平方式”准备着新革命的新阶段进行工作。马克思当时要求人们以怎样的精神进行这项工作，这可以从他对德国在1856年这一最黑暗的反动年代的形势所作的估计中看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108页）在德国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马克思一直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农民的民主力量上面。马克思当时所以认为拉萨尔“客观上是为普鲁士人的利益而背叛整个工人运动”（第3卷第21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8页。——编者注］，其原因之一就是拉萨尔纵容了地主和普鲁士民族主义。1865年，恩格斯在一封给马克思的信中就他们将在报刊上共同发表的意见同马克思交换看法时写道：“在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里，代表工业无产阶级说话时只攻击资产阶级，而一字不提大封建贵族对农村无产阶级的宗法式的‘凭棍棒维持的剥削’，这是卑鄙的。”（第3卷第217页）［注：同上，第58页。——编者注］1864—1870年间，当德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即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剥削阶级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上面完成这个革命而斗争的时期即将结束时，马克思不仅斥责过同俾斯麦勾搭的拉萨尔，而且纠正过陷入“亲奥主义”和拥护分立主义的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当时要求实行革命策略：对俾斯麦和亲奥派同样地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迁就“胜利者”普鲁士容克，而不顾普鲁士军事胜利所造成的状况立刻恢复反对容克的革命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134、136、147、179、204、210、215、418、437、440—441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51、353、370、419页和第31卷第40、48、55、376、408、418页。——编者注］。在国际1870年9月9日的那篇著名的宣言中，马克思曾事先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宜的起义［注：同上，第17卷第285—294页。——编者注］；但当起义终于发生了的时候（1871年），马克思却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欢呼“冲天”的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注：同上，第33卷第207页。——编者注］。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这种形势下，也同在许多其他形势下一样，革命行动的失败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的为害，要比放弃阵地、不战而降小，因为不战而降会使无产阶级士气沮丧，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马克思十分重视在政治停滞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段，所以他在1877—1878年，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01]颁布以后，严厉地斥责了莫斯特的“革命空谈”，但他同样严厉甚至更为严厉地痛斥了当时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中一时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因为这个党没有立刻表现出坚定性、坚决性、革命性和为对付非常法而转向不合法斗争的决心（《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397、404、418、422、424页［注：同上，第34卷第54—55、64—65、89—90、101—102、105页。——编者注］，并参看给左尔格的信）。书目［注：恩格斯在《政治学词典》第6卷第603页关于马克思的条目中，伯恩施坦在1911年《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关于马克思的条目中，都把年代误为1853—1860年。见1913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马克思是纽约《论坛报》（《The New York Tribune》）的经常撰稿人，他在该报发表的文章，许多都没有署名，而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其中特别出色的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103]，这些文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译成德文重新出版（俄译文收入由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翻译的两个文集，后来又有1905—1906年阿列克谢耶娃的以及公益、新世界、普及丛书和铁锤等出版社出版的共5种单行本）。马克思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有些文章后来曾在伦敦出版过单行本，如1856年出版的论帕麦斯顿的小册子、《18世纪外交史内幕》（论英国自由党大臣们为一己的私利而经常依附俄国）等等。马克思去世后，他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出版了他在《论坛报》上发表的关于东方问题的一系列文章，标题为《东方问题》（《The Eastern Question》），1897年在伦敦出版。其中一部分已译成俄文，收入《战争与革命》一书，其第1编为《马克思恩格斯未发表的文章（1852年、1853年、1854年）》1919年哈尔科夫版（《我们的思想》丛书）。1854年年底和1855年期间，马克思是《新奥得报》的撰稿人，1861—1862年又为维也纳《新闻报》撰稿。马克思的这些文章也象他的许多书信一样，还没有收集起来，只有一部分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马克思在《人民报》（1859年在伦敦出版）上发表的有关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外交史的一些文章，情况也是这样。1859年在柏林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俄译本有1896年莫斯科出版的、由曼努伊洛夫校订的和1907年圣彼得堡出版的、鲁勉采夫翻译的两种）。1860年在伦敦出版了马克思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Herr Vogt》）。载于1915年《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第7版第28卷（有删节）；序言载于1918年莫斯科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书

尼·列宁

载于1915年《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第7版第28卷（有删节）；序言载于1918年莫斯科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