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96]

作者：列宁文集（补遗） · 35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96]（1918年10—11月）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序言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就是说，变成一种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学说，只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这一点俄国著作家司徒卢威和德国经济学家布伦坦诺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编者注］1915年日内瓦版第13—14页）　　其次，我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1917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切论断在理论上的荒谬性。我引用了考茨基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编者注］［注：同上，第31卷第113页。——编者注］考茨基怎样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页。——编者注］　　首先，把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这段著名论断称为“一个词”，甚至称为一个“词儿”，这简直是侮辱马克思主义，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小抽屉，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考茨基　　“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理解这个专政的……〈这是叛徒的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作了许多极详细的指示，不过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故意回避这些指示〉……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独裁和专制不同，它不是被看作经常的国家制度，而是被看作暂时的极端手段。　　我们特意把这段议论完全引来，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出“理论家”考茨基采用的是什么手法。　　“……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 　　考茨基象一只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东嗅西嗅，偶然在这里嗅到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即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但他还是没有给专政下个定义，而且他还说了明明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谎话，说专政意味着个人独裁。这在语法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行专政的可能是一小群人，也可能是寡头，也可能是一个阶级，等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页。——编者注］。［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5页。——编者注］，难道他是从“纯粹民主”的原则和实践出发的吗？？　　“这些先生〈反权威主义者〉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4页。——编者注］　　请看，这就是“纯粹民主”！一个异想天开、竟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一般地谈论“纯粹民主”的卑鄙市侩、“社会民主党人”（指19世纪40年代在法国以及1914—1918年在全欧洲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该会受到恩格斯怎样的嘲笑！［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页。——编者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在1872年对《共产党宣言》这个部分“过时的”纲领仅仅作了这个修改［注：同上，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公社取消了军队和官吏，取消了议会制，破坏了“寄生赘瘤——国家”等等；而绝顶聪明的考茨基却昏头昏脑地重复自由主义教授们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即关于“纯粹民主”的童话。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6页。——编者注］。“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恩格斯1875年3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注：同上，第19卷第7页。——编者注］“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页。——编者注］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注：同上，第21卷第197页。——编者注］考茨基先生非常枯燥地反复解释这个论点当中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前一部分，而对我们用黑体标出的、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后一部分，叛徒考茨基却闭口不谈！）。“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注：同上，第17卷第358页和第360页。——编者注］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35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4页。——编者注］［注：同上，第19卷第7页。——编者注］苏维埃不得变成国家组织［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编者注］。现在，一个自以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出来说，已经全部组织起来并同资本进行“决战”的无产阶级，不应该把自己的阶级组织变成国家组织。恩格斯在1891年所说的“在德国已经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的“对国家的迷信”［注：同上，第22卷第228页。——编者注］，就是考茨基在这里所暴露出来的东西。我们的这位庸人“同意”说：工人们，斗争吧（对这点资产者也“同意”，因为工人反正都在斗争，需要考虑的只是怎样把他们利剑的锋芒磨去），——斗争吧，但是不得胜利！不要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要用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去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共和国［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63—167页。——编者注］。这看来是考茨基拿着真凭实据来认真讨论问题的最好证明了。不过还是看看考茨基是怎样引用的吧。他没有说这个提纲有19条，没有说这个提纲既提出了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也提出了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革命中的分歧有其历史的问题。所有这些，考茨基都避开不谈，他只简单地对读者说，“其中〈在这个提纲中〉有两条特别重要”：一、社会革命党发生分裂是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后，但在立宪会议召集以前（考茨基不说出这是提纲第5条）；二、一般说来，苏维埃共和国是比立宪会议更高的民主形式（考茨基不说出这是提纲第3条）。　　“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注：附带说一下，考茨基多次引用了“痛苦最少地”过渡这几个字，显然是想来讽刺讽刺。可是他用的方法不中用，所以在几页之后，他就作假，把引文伪造成“无痛苦地”过渡！当然，用这种方法把荒谬的话加到论敌身上是不困难的。作假也能帮助回避论据的实质，即只有把全体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成为苏维埃），只有国家政权的中坚（无产阶级）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才有可能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考茨基省去了“通常”一词和这一条开头的一句话：“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　　引了这几句话之后，考茨基就用妙不可言的讽刺口吻惊叹道：　　“可惜，他们只是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才作出这个结论。从前谁也没有象列宁那样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 　　考茨基的书第31页上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写着的！［注：附带说一下：在考茨基的小册子中，这种孟什维克式的谎话是很多的！这是一个怀着仇恨的孟什维克写的诽谤性的小册子。］是考茨基不知道事实吗？真是这样，他为什么又要写到这些事实呢？他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说：我考茨基是根据孟什维克施泰因和帕·阿克雪里罗得这帮人的情报写的呢？考茨基是想佯装客观以掩盖他给那些不甘心于失败的孟什维克充当奴仆的事实。　　“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黑体是我用的）　　为了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说成“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在书上一个地方用过这个说法，但不记得他是在讲什么问题时说的），考茨基先生把提纲直接提到“多次”声明这一点向德国读者隐瞒起来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页。——编者注］第一次（1917年6月3日）79010313％第二次（1917年10月25日）67534351％第三次（1918年1月10日）71043461％第四次（1918年3月14日）[117]123279564％第五次（1918年7月4日）[118]116477366％苏维埃宪法　　“……如果资本家在普选制下落到了区区少数的地位，他们就会宁可顺从自己的命运”（第33页）……这不是说得很可爱吗？聪明的考茨基在历史上多次见过，并且根据对实际生活的观察也清楚地知道，有些地主和资本家是尊重大多数被压迫者的意志的。聪明的考茨基坚持“反对派”的观点，即议会内斗争的观点。他真是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的：“反对派”（第34页及其他许多页）。　　啊，好一个博学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您该知道，“反对派”是和平斗争而且只是议会斗争的概念，就是说，是适合非革命形势的概念，是适合没有革命的情况的概念。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内战中的无情的敌人，——象考茨基那样害怕内战的小资产者无论发出怎样的反动的悲叹，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当资产阶级进行种种罪恶活动时（凡尔赛派及其同俾斯麦勾结的例子，对于任何一个不是象果戈理小说中的彼特鲁什卡[119]那样对待历史的人来说，是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当资产阶级向外国求援并同它们一道进行反对革命的阴谋活动时，用“反对派”的观点来看残酷的内战问题，这真是笑话。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象“糊涂顾问”考茨基那样，昏头昏脑地把组织杜托夫、克拉斯诺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暴动并且付给怠工者千百万金钱的资产阶级，看作合法的“反对派”。啊，多么深刻的思想！［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50—188页。——编者注］中引了一句话：“……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于是“纯粹民主派”考茨基推论道：　　“……可见，每个选民会议大概都可以随意规定选举程序。专横和排除无产阶级内部那些不好办的反对派分子的可能性，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37页）　　说这种话，同资本家雇用的文痞所谓群众在罢工时压迫“愿意做工的”勤勉工人这种叫喊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在“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下，由资产阶级－官吏决定选举程序，就不是专横呢？为什么起来同历来的剥削者作斗争的群众，在这场殊死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锻炼的群众，他们的正义感就一定赶不上一小撮受资产阶级偏见熏陶的官吏、知识分子和律师呢？［注：我刚才读了《法兰克福报》[125]（1918年10月22日第293号）的社论。这篇社论兴高采烈地转述了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内容。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十分满意。当然啦！一位同志从柏林写信告诉我，谢德曼之流的《前进报》在一篇专论[126]上说，它几乎对考茨基的每句话都赞同。恭喜恭喜！］的实行背叛的小人去痛骂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吧。这样很好，因为这会加速和加深欧洲革命工人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韩德逊和拉姆赛·麦克唐纳之流的分裂，同社会主义的老领袖和老叛徒的分裂。什么是国际主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18页。——编者注］武装工人是新军队的萌芽，是新社会制度的组织细胞。破坏这个细胞，不让它发展起来，——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第一个信条。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着重指出，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注：同上，第17卷第358页。——编者注］。一个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新的社会阶级，如果不使旧军队完全解体（即反动的或胆小的市侩叫喊的所谓“瓦解”），不经历一个没有任何军队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时期），不逐渐建立起、在艰苦的内战中建立起新阶级的新军队、新纪律、新军事组织，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取得也不能巩固这种统治地位。历史学家考茨基从前是懂得这一点的。叛徒考茨基却忘记了这一点。［注：社会沙文主义者（谢德曼、列诺得尔、韩德逊、龚帕斯之流等等）在战争期间根本不谈“国际”。他们认为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他们赞成本国的资产阶级的侵略政策。社会和平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市侩和平主义者）表现出种种“国际主义的”情感，奋起反对兼并等等，但实际上继续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两类人的差别很小，正象凶言恶语的资本家和甜言蜜语的资本家的差别一样。］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建筑在这种假设上面：这个革命将是全欧洲的革命的出发点；俄国的大胆创举将唤醒全欧洲的无产者起来斗争。　　往下考茨基不厌其烦地补充说，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曾不止一次地对他们所期待的革命的到来估计错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上面（第29页），而布尔什维克却“把一切都押在全欧洲的革命这一张牌上”。［注：见本卷第62页。——编者注］。我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131]论战的时候（1918年1—3月）不止一次发挥过这种思想。考茨基玩了一套卑劣的……十分卑劣的歪曲事实的把戏，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就是建筑在这套把戏上的。他把指望欧洲革命在较短时期内但不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策略，同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策略搅和在一起。这是一个卑劣的、十分卑劣的捏造！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为资产阶级效劳［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编者注］一书，重新刊载于1907年彼得堡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中）。［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5—127页。——编者注］　　“按照苏维埃宪法，在有权参加立法和管理的居民中间，农民占大多数。如果把那个被人们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贯彻下去，如果一般说来，一个阶级能够直接实现只有政党才能实现的专政，那它就会是农民专政。”（第35页）　　善良的考茨基非常满意这个很深奥很机智的推论，于是就想挖苦一下，他说：“这样看来，痛苦最少地实现社会主义，似乎只有交给农民才有保证。”（第35页）　　“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时，农民苏维埃是全体农民的组织。现在这个共和国宣布，苏维埃为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组织。富裕农民失去了苏维埃的选举权。贫苦农民在这里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的经常的、大量的产物。”（第48页）　　多么厉害的讽刺啊！在俄国，从任何一个资产者的口里都可以听到这种讽刺，他们都幸灾乐祸，嘲笑苏维埃共和国公开承认贫苦农民的存在。他们嘲笑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嘲笑我国在四年毁灭性的战争之后还有贫苦农民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在叛变之风盛行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出来。　　“……苏维埃共和国干涉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的关系，不过不是用重分土地的办法。为了消除市民缺粮现象，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到农村，夺取富裕农民的余粮。这些粮食一部分给市民，一部分给贫苦农民。”（第48页）　　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一想到这种办法会推行到大城市的郊区以外（现在这种办法在我国已推行到全国了），自然是愤慨得很。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带着庸人那种无与伦比的、令人叫绝的冷淡（或愚钝）态度，用教训的口吻说道：“……这种办法〈剥夺富裕农民〉只会把不安宁和内战这种新因素带进生产过程〈把内战带进“生产过程”，这真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而要使生产过程健全起来，又迫切需要安宁和安全。”（第4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207页。——编者注］、最灵敏地反映群众在政治上阶级上的成熟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晴雨表。苏维埃宪法不是按照什么“计划”写出的，不是在书斋里制定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强加给劳动群众的东西。不，这个宪法是在阶级斗争发展进程中随着阶级矛盾的成熟而成长起来的。正是考茨基所不能不承认的那些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注：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1918年11月6—9日）上，有表决权的代表有967人，其中布尔什维克占950人，有发言权的代表有351人，其中布尔什维克占335人。加在一起，布尔什维克占总数97%。］。　　“大地产不能保持下去了。这是革命造成的。这是一看就很清楚的事情。不能不把大地产交给农民了……”（不对，考茨基先生，您用您认为“很清楚的事情”代替了不同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革命历史证明，资产者同小资产者即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执行的是保持大地产的政策。谢·马斯洛夫的法令和土地委员会委员的被捕[138]尤其证明了这一点。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农民”就战胜不了同资本家联合起来的地主。）　　考茨基仍象往常那样，用那套出名的办法来搪塞：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他把各种解决办法罗列出来，不去考虑——唯一现实地、唯一合乎马克思主义地考虑——在某种特殊条件下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应该是一些怎样的过渡。俄国有农业雇佣工人，但人数不多，至于苏维埃政权提出的怎样过渡到公社耕种制和协作社耕种制的问题，考茨基竟一字不提。但最可笑的是考茨基想把小块土地的出租看成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其实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其中丝毫也没有“社会主义成分”。如果出租土地的“国家”不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而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考茨基一贯设想的正是这样的国家），那么出租小块土地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改革。　　“提到由立宪会议解决，这始终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各乡农民可以任意处理土地。”（第47页）　　请看，这就是考茨基的“批评”的范例！这就是十分近乎伪造的“科学”作品。他向德国读者暗示：布尔什维克在土地私有制问题上向农民投降了！布尔什维克让农民各自（“各乡”）任意处理土地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编者注］。宣言第2条第1项说：“废除土地私有制”，“模范田庄和模范农业企业属于国家财产”。　　“减少个体经济，发展就节省劳动和产品来说更为有利的农业集体经济。以便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第11条第5项）　　这个法令规定平均使用土地，同时对“谁有权使用土地”这一基本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第20条。）“为了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可以使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境内的地面的为：（一）用于文化教育方面：（1）国家即苏维埃政权（联邦、区域、省、县、乡、村等各级政权）机关。（2）社会团体（由地方苏维埃政权监督和批准）。（二）用于经营农业方面：（3）农业公社。（4）农业协作社。（5）农村团体。（6）单个家庭和个人……” 　　读者可以看出，考茨基完全歪曲了事实，他向德国读者介绍的俄国无产阶级国家的土地政策和土地法令已经面目全非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编者注］）就曾指出平均使用土地的口号具有要求民主的进步意义、革命意义，1917年在十月革命前，又十分明确地说过这一点。（二）布尔什维克在通过土地社会化法令（平均使用土地的口号是这个法令的“灵魂”）时曾经十分明确地说：这不是我们的主张，我们不同意这个口号；但我们认为有责任通过这个口号，因为这是绝大多数农民的要求。而大多数劳动者的主张和要求应该由他们自己抛弃，因为这种要求既不能“取缔”，也不能“跳过”。我们布尔什维克要帮助农民抛弃小资产阶级口号，使他们能尽量迅速、尽量容易地从这种口号过渡到社会主义口号。［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9页。——编者注］。考茨基不会不知道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同洛贝尔图斯的论战以及他的精彩说明，在这本书内，马克思特别清楚地指出了土地国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思上的革命的意义。［注：见本卷第25页。——编者注］‘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这个口号，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口号。”（第52—53页）　　“在俄国，人们现在也试图走这条道路……”现在！！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指8月吗？为什么考茨基不能请他的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或俄国资产阶级的其他朋友哪怕译出一个工厂法呢？　　历史竟然被写成这样！考茨基从资本家和杜托夫分子的“自由”报刊上会得到关于工厂交给工人的消息……这个超阶级的“郑重的学者”真是妙不可言！无数的事实证明工厂只是交给共和国，管理工厂的是苏维埃政权设立的、主要由工会选出的工人参加的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可是考茨基对这些事实一个也不愿意提起。他象套中人那样顽固，口口声声说：给我和平的民主，没有内战、没有专政而有很好的统计（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统计机关，吸收了俄国所有的优秀的统计人材，当然，要很快得到理想的统计，还是不可能的）的民主。总之，考茨基要求的是没有革命的革命，没有激烈斗争的革命，没有暴力的革命。这同要求在罢工时工人与雇主双方都不要有狂热的冲动一样。请把这种“社会主义者”同庸俗的自由主义官僚区分区分看！　　“俄国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共和国得到的真正实际果实（不是法令），是不是会比它从立宪会议——后者也同苏维埃一样，大多数代表是社会党人，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得到的多些，这是很值得怀疑的。”（第58页）　　这不是妙得很吗？我们奉劝考茨基的信徒们把这段名言拿到俄国工人中间广为传播，因为这是考茨基提供出来说明他在政治上堕落的最好不过的材料。工人同志们，克伦斯基也曾是“社会党人”，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历史学家考茨基只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据为己有”的那个称号。至于证明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克伦斯基时期支持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抢劫行为的事实，历史学家考茨基是连听也不愿意听的；至于正是这些帝国主义战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英雄们在立宪会议中占了多数的事实，考茨基则很谦虚地隐讳不谈了。这还叫作“经济分析”呢！……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9个月，不仅没有推广普遍福利，反而不得不说明发生普遍贫困的原因。”（第41页）　　立宪民主党人已经让我们听惯了这种议论。俄国资产阶级的走狗都说：9个月过去了，你们拿出普遍福利来吧，就是说要在四年毁灭性战争之后，在外国资本从各方面支持俄国资产阶级的怠工和暴动的时候拿出普遍福利来。考茨基和反革命资产者实际上绝无差别，丝毫没有差别。用“社会主义”作招牌的甜言蜜语，不过是在重述俄国科尔尼洛夫分子、杜托夫分子和克拉斯诺夫分子露骨地、直截了当地、毫不掩饰地说出来的话。　　尼·列宁　　附录一　　附录二［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关于这一点，他却一字不提！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不约而同闭口不谈的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中最重要的东西，恰恰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改良区别开来的东西。　　“……社会主义者通常是这样想象社会革命的：建立新的公社，但这次将是获得胜利的公社，并且不是在一个地方获得胜利，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各个主要中心获得胜利。　　涉及问题实质的，仅此而已！ 1918年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第一次（1917年6月3日）	790	103	13％
第二次（1917年10月25日）	675	343	51％
第三次（1918年1月10日）	710	434	61％
第四次（1918年3月14日）[117]	1232	795	64％
第五次（1918年7月4日）[118]	1164	773	66％
尼·列宁
1918年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