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军国主义的手段和效果 1．直接目的 2．军事教育学 士兵旳训练 ［注：参看卡比利维1891年2月27日在国会的发言，同样陆军部长冯·卡顿博恩一斯达庚在该处也说过：“由于新的武器装备，相应新的教练规程等等，对下级军官必需提出的要求愈来愈严格了”。］，并且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条件下，须使得智力愈高的士兵变得愈有效率［注：参看巴威略的冯·寿尔将军于1898年10月底在明兴的国民经济协会上所作的论述（见倍倍尔著“不是常备军队而是人民军”一书，1898年斯图加特版，第77页）］。仅仅是根据这样一个原因，一群恩昧无知的人现时对军国主义来说已不能有所作为。更之，这样一群人对于资本主义说来也是毫无用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在完成其经济职能时是需要知识的。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进行剥削并保证获得最高的利润率——这是它一刻不能离开的生存任务——正受着一种悲剧式的命运所支配，不得不有系统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以这样的知识去教育它的奴隶们——这种知识，它自已也很知道，一旦教给他们之后其结果必将招致资本主义的死亡与毁灭。资本主义这只大船所面临的是荷马诗中所说的航道上左右均有妖怪的困境：左边的怪物西拉是：如果知识水平太低，则对实行剥削来说是一个过大的阵碍，而且会使得无产阶级甚至不适合于充当牛马。右边的怪物査理迪斯［注：西拉和查理迪靳——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得赛中居于一个狭窄海峡两边旳两个怪物。西拉为一个六头十三脚的海怪，遇有船只经过即捕去其水手，查理迪斯则每天吞吐海水三次造成惊涛骇浪，颠覆船只。——译者注。］是：如果给予教育，将使被剥削者得到革命化的影响，使他们能够全面地理解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因而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的毁灭。任何想狡猾地通过教会与学校的合作，巧妙地驾驶资本主义大船安全通过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的企图，其结果必然是悲惨的和绝望的。只有易北河以东的农庄劳动者（应该指出，他们至今仍像过去人们所说过的那样，可能是最愚昧的劳动者，而对容克们来说也是最好的劳动者）才能大量地供给军国主义以完全和奴隶一样的、可以像牲畜一般任意加以支配的人力原料。但他们由于对军国主义来说，知识水平过低，因此在军队中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内并且要小心翼翼地加以使用。 ［注：从卫生上看来，这是—种危险的方法，例如在法国这种办法引起肺病和梅毒的广泛传染，法国军队中患肺病的人比德国军队要多5倍至7倍，在法国有人警告说，如果不废除屯营制度，则数十年后法国人口将大为减少。］。人们几乎可以说，这样一种办法是仿效耶稣会的教育方式，是寺院制度的一种副本。 ［注：参看薛倍尔“社会民主党人的国会手册。德国国家立法的时间问题与争论问题的指南”，1902年柏林版，第929页。］。 ［注：我们可以看一下警察们在不守秩序的士兵，特别是不守秩序的军官面前表现的因受指示限制而束手无策的情况。人们还可以注意到军队有以漫长的行列列队穿过城市的特权，这样一来就可以无缘无故地大肆扰乱市内交通，这自然是为了满足军容威武的需耍。这种蓄意培育出来的危害公共安全和荒谬可笑的傲慢行为所达到的顶点，可以从前几年在柏林发生的这件事情看出来：当时有一驾赴救火的救火车途中竟被一队在它面前横过的军队所阻截，因为这支军队不顾使它自已的美丽和威武的行列受到扰乱，当然，此事后来受到谴责。］。为了迎合人们对服饰的爱好，把军服变成为一种五光十色的虚饰和节日盛装（这和它的纯军事用途恰恰相反），以此满足那些要加以迷惑的下层阶级的低级趣味。各种各式的分级分等的闪闪发光的符号、勋章、精通射击的横条标志等等，也是用于满足同样一些低级的本能，满足人们的服怖癖和自大狂。很多士兵将自已的痛苦在艰乐队中寻求安慰。可以说，除了军装的闪耀虚饰和军队的夸大的堂皇外表之外，在儿童、傻子、女仆和流氓无产者中间，使我们的“庄严威武的军队”可以炫耀自已并受到公开欢迎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军乐队。任何人只要曾经见过人群蜂拥地围观阅兵，和当柏林禁卫军马队经过时后面跟着一大群人的情景，就一定能明白这一点。谁都十分懂得，军装在平民的某些阶层当中在实际上所造成的这种大受欢迎的情况，对于军队中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士兵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诱惑性因素。 ［注：参看1906年“柏林地方通讯报”第633号所载：“从军的美国黑人”一文。］这样就出现一种悲剧性的矛盾：这些方法对于它们所首先企图加以影响的有知识的工业无产阶级来说，比之用于影响上述这些人，效果是较低的，但后者至少在目前来说在这方面根本无须加以影响，因为即使不用这些方法，他们也能给军队提供十分驯服的材料。然而这些方法也对军国主义所认可的“精神”起到保存维护的作用。此外，团队节日、庆祝皇帝诞辰仪式等等同类办法，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注：这些人真是一些罕见的圣者！读者可以回忆一下1903年11月的埤尔斯案件，想起无数福尔巴赫式的“小警备部队”，关于纸牌赌博于香槟酒的法令，军官们的决斗习惯（这种军官荣誉的“精华”），布鲁斯威兹的刺杀（1906年10月）和许珊尔的射击癖（“阿兰堡亲王与阿兰堡人”，柏林饭，1904年第13等页），布尔斯特拉特事件以及那些“无伤大雅”的事件，比劳所和邦尔莱恩绘绘声绘色地描述军官们生活的小说，史利斯（保狄斯伯爵）所著的"头等人物”，关于泽斯可·冯·普卡麦尔的丑闻，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属于于这一类事情的还有关于阿兰堡亲王的丑闻。法国的凡尔登“小警备部队”于1906年秋天曾引起很大骚动，自然，在崇拜军服的人的目光中，所有这一切最多不过被人为是这些被崇拜者的“有生活风趣的、富于刺激性的有兴味的弱点”，而这些被崇拜的人对于基督教义又是特别讲究注意。自然在这里我们也找到这些高贵的和最善良的人物在国际上的一致性。—个有趣的情况是1903年初被揭露出来的关于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军官们互相鞭打的习惯。（1903年3月“社会主义青年”）。］和下级军官［注：下级军官被称为“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们的军服奉为神圣（这在很多方面看来确是超越法律的和神圣不可浸犯的），简言之，不论是否在值勤期间，都要通过纪律和管制，把士兵们一切思想行动像带上镣铐一样束缚起来。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被无情地任意压抑，任意拉扭，就是最强壮的脊背骨都有被压碎的危险，不是屈服就是被打断脊骨［注：士兵自杀人数的统计提供了最骇人的例证。士兵自杀也是一种国际性现象。根据官方的“统计”，1901年在德国每3,700个士兵中有一人自杀，在奥地利约920人中有一人自杀，奥地利的第十军团在1901年有80个士兵和12个军官自杀，有127人由于自断手足或受虑待而神径错乱或成为残疾。同一期间有400人开小差，725人被判罚苦工或严厉监禁。民族之间的冲突无疑在典地利曾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注：这一津贴（最高金额为1,000马克）制度系于1891年在整个徳国开始实行的。在此之前也曾在萨克森与瓦敦堡实行过，同时在帝国之内也有“一次付给的律贴”为其前曲。这种制度也存在于其它国冢，例如法面也有这种津贴，而且金额高的很多（达4,000法郎、不过运用起来没有多大成就，下级军官的学校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见瓦格尔·福斯斯坎斯坦于1891毕3月2日在国会的演说。］，并且一旦离开军队之后可以担任文官［注：卡比利维总理（俾斯来的継承人）于1891年2月27日在国会发表的演说，对于一个美丽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者的灵魂来说是关于他自己的惶恐与忧虑，希望和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个目标所采取的方法的一篇典型的自白书。这篇演说给这个灵魂打开一扇广阔的窗户，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灵魂的最秘密处。演说开始时即声音：“不再延长实施业期的反社会主义者法律，只是由于预想到要采取一切可能的实施去削弱社会民主党的根基或从事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这些措施（因而也是反社会主义者法律的代替品）之一就是发给下级军官以津贴并颁发有资格担任文官的证明书。卡比利维接着又说：“由于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下级军官的要求也提高了。一个上级人员只有当他感到确实优越于归他管辖的人时才能胜任他的职务。……” ，这是一种十分狡猾地策划出来的同时又是十分危险的制度，它还会使我们整个公共生活受到军国主义病毒的感染，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文将作说明。 ［注：禁闭并不给膳食、床铺和照明，加班上操，等等；奥地利的“手足并绑”及捆绑的办法。比利时的禁闭，在海军方面国标上普遍使用的九条鞭教打以及诸如此类的方法是人所共知的，比较不为人所忆及的也许是法国军纪部门使用的残酷刑具，它们甚至还用于对待"政治犯”：夹姆指刑具，手铐，卡拉普丁（参看由社会主义者赛尔自治同盟于1902华出版的“军事徒刑”这一小册子，布列饵在法国议会的演说，附有图片说明；乔治·遑著“比利比"〔系报北非的所有军事惩罚制度的综合名称），关于法国外籍军团中的惩戒支队，监狱，强迫劳动以及这些制度的牺牲者，可参看杜美格著“军国主义旳牺牲品”，目前正力图制止这种“比里比"，1906年12月8日及10日法国议会的辩论。至于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军官们所惯于以一种值得称赞的民主心情热烈地互相作惩戒式的鞭打，在这里只能作为一种怪事来讨论。］，残酷地威胁着对所谓军事精神的任何抗拒行为的军事刑法，以及审判程序有一半是中世纪式的军法审判，下级稍不服从上级，经常判处最不人道和最野蛮的刑法，而当上级对下级犯有过失时，则处罚较轻，并且几乎完全抹杀了士兵们对其长官所应存的自卫权利。没有什么东西比直接阅读一下士兵战时服务守则和军事刑法审判判例更能激起人们对军国主义的反感和更富于教育意义的了。 ［注：这些教育方法的军事结果将在其他地方描述。我们还需指出它们的道德上的结果，这些结果使得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军国主义的人感到激愤。“军队是教人犯罪的地方”（安纳图·法兰斯）；“酗酒、奸淫和伪善，这就是兵营生活所教给人们的东西”（李杰特教授）。“士兵手册”说：服兵役的期间就是“粗野和庸俗的学徒时期”，“一个荒淫放荡的学校”；它把人引向“精神上的懦弱、卑躬屈节和奴隶般的胆怯”。的确，人们很难想象出在那些军人庆祝典礼中没有发生酗酒（自然，这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国家”）的情况。关于退伍军人协会的“狂乱喧哗的宴饮，（这是赛沙牧师所用的词句），可参看1906年12月1日的“莱比锡人民报”。这些教育方法在卫生方面的结果同样不能令人欣慰；和法国军队有关的情况参看本书第44页注①；英国和美国这些“民主”国家的常备军的卫生情况简直是可怖的，死亡率在这些国家比德国还高。根据军医总监R.M.噢莱利于1906年提出的报告书，痢疾和酗酒在美国军队中流传情况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来的严重。］ ［注：当时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在德国，工人阶级的青年很少能受高等教育，这说明其经济性质）可以享有志愿服役一年（代替两年兵役）的特权。他们要负担自己的食宿服装等费用。——译者注。］。命定要成为后备军官的参加一年志愿服役的资产阶级子弟，一般不会被人疑为怀有反资本主义，反军国主义或其它任何种类的革命思想。因此他们不被调离其家乡地区，不必住宿于兵营，也不必听训导课或赴教堂，甚至可不必参加大部分的拘禁呆板的军事服役，如果他们不得不受纪律处分和军法制裁〈这种情况是非常少有的：），其结果也不会对他们有什么损害。那些习惯于压迫士兵的人，虽然对一切“受过教育的人”经常怀恨，却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敢于触犯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一论断，关于军官们的培养训练也提供了另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 ［注：在对付内部敌人的斗争中，我们自然要把镇压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精神的斗争包括在内，这种精神是和“对外军国主义”相敌对的。］。这种悲剧性的矛盾（它所包括的许多方面这里不能一―细述）还没有为我们一些好心肠的军国主义批判者［注：参看“军队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改革德国军事服役制度以防御社会主义”，—个军官著，1901年耶拿的哥斯坦庙堡出版社出版，又倍倍尔著“不是常备军队而是人民武装”一书中（第46页）所载的其它材料以及“社会民主党选举人手册，国会，1848—1903年”1907年柏林出阪，第23霣，］所理解，因为他们天真地仅仅使用那些适用于战争的军事训练制度作为标准去看问题，他们仍然是些沙漠中的牧师［注：这一批评意见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并且是直接对奥古斯特·倍倍尔而发的。倍倍尔是德国民主社会党创立人和领导者之一，在其晚年曾犯了一些中派主义的错误。奥·倍倍尔在其所著的“不是常备军队而是人民武装”―书中论证了战争分为“防御性的和进攻性的”区别，并对人民武装的必要性略加以理想化，在卡·李卜克内西所提及的地方，倍倍尔曾详细地论述了实行“军人服装的简化和取消花花绿绿的虚饰”将带来何等的节约，并称之为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要求之―”。——俄译本注。］。 普通公民中旳官方军事性组织和半军事性组织 ［注：有很多医务界人士情况也是如此；关于后者可参看例如1894年1月7日“前进报”上的记述。不仅后备军医的本身处于军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他们还在医师行业组织中和通过这些组织把这些压力转加于不是军医的医务员身上。］几乎毫无例外地置于军事纪律的支配下，受军国主义精神整套军国主义人生观所支配。这样一来，也就预先抑止可能来自这些官员方面的任何招致麻烦的反抗情绪；通过这些方法就可保证民官们的顺服听话。通过在公职录用上优先考虑过去在军队中服务过的人员这一办法，对于下级官吏们来说也达到这个目的。这样阶级司法审判和阶级教育制度就在军国主义的天空下横行霸道，而自治权却被巧妙地削减了［注：伏依特（一个机灵的皮鞋匠和惯犯）冒称哥本尼克“上尉”这一大胆的冒险行为，从这方面看对自由派来说正是一个严厉的警告。］。这里不能不提一下关于禁止任何现役或非现役军官发表著作的命令。此外还有那个极富于教育意义的加德克案件［注：早已脱离现役职务的加德克上校，在“柏林日报”上批评了德国的陆军部长（“柏林日报”系激进派报纸，加德克当时该报的军事专家），这一批评涉及陆军部长在国会中发表的一篇辩护性演说，加德克不得不出庭受审，并失去军衔。随后他向帝国（联邦）法院上诉。——英译本著］，这是一种最明显的征兆，说明军国主义运在不顾一切地对它力所能及的一切事物进行精神上的奴役和集中监督，同时也说明军国主义具有一种不断扩充、的势力范围（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的倾向，企图使自已无限地扩张势力，贪得无厌地夺取权力。 对普通公民给予军国主义影响的其它方法 ［注：可以从这些字眼的直接字面涵义及其转借意义来理解！参看本书第78__79页。］，并在那些特别“需要受教育”的广大人民大众当中传播“正确的”、“维护国家秩序”的思想。关于颁发文官资格证明书制度所具有的这种“教育的”目的，卡比利维总理和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1891年2月关于发给下级军官以津贴的德国国会辩论发言中会十分明显地公开加以招认。这样，当军队中的班长不得不离开教室的讲坛之后，在我国国民教育中傅播那种维护国家秩序的思想的责任又通过一些曲折迂回的道路，重新落在下级军舍的身上［注：这里李卜克内西指的是让年老退职的士兵在学校担任教员的旧习惯。——英译本著。］。 ［注：这些公务员在德国有这样一种组织：德国退伍军人申请担任公务员协会。］。这是企图收买革命时永远存在的一个问题！ ［注：参看1906年“地方通讯”第496号。］。” ［注：参看伏斯特著“德国的火药托拉斯与军事—火药工业”一书（1896年哥平根出扳）第25及30页。］？在奥地利，军队的承包商所犯的欺诈行为特别骇人听闻［注：详情见“愉快的士兵生活”一书（1896尔维也纳出版）第51页。］。毎一次战役对于这—群寄生虫们（不仅在俄国）［注：在东亚战争中那里大批掠夺者的最后一个葛克·里特瓦，在1906年年底曾十分耸人听闻。］来说就是一次欺诈舞弊的大丰收。正如以前所说过的那样，这些有势力的绅士们像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那样去报答军国主义，因为军国主义让他们掠夺或者说让他们去掠夺人民。他们把军国主义的杨枝金露遍洒到“他们的”工人和—切依赖他们为生的人身上，而对革命的力量则进行残酤的战斗。当然，就工人与大多数的军队小承包商来说，他们和军队并没有真正的利害关系。没有常备军队的那些国家在一般福利和工商业的繁荣方面较之那些拥有常备军的国家并不见得差些；那些在军事生产部门被雇用的人，如果没有军队存在，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决不会更坏。但通常他们的目光是浅短的，而且十分容易屈服于强烈的军国主义的影响之下，以致相反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里遭到很大困难。 ［注：海军行政部门：18，939；普鲁士的陆军行政部门（但军需部门除外）普鲁士的军需部门：16，825；巴戚略旳陆军行政部门：4，632；萨克逊陆军行政部门：2，754；瓦敦堡的陆军行政部门：374；（参看德国国会出版资料1905—1906年第144号）。］甘心情愿地和毫无例外地交给一切反动的爱国主义蛊惑家（例如帝国反社会主义联盟〉去任意支配，同时还企图系统地灌输他们以爱国主义的军国主义精神，不顾一切地授给他们以各冲头衔和勋章作诱饵，通过退伍军人协会为他们安排各种喜庆节日，向他们许诺不可能办到的养老金，宣布工会为非法，并在其工厂内实施一种真正的兵营式纪律。［注：在1906年冬天波森的盗窃武器诉案中，被控的斯班刀“制造者”曾一再作证说，他必须服从那个行窃的普比中尉的命令，因为该中尉作为“军官”本身就“差不多是他的上级”，讯明结果确实如此。普比似乎并非在被告所属的企业内服务。他的真的军官外衣也如同哥本尼上尉的假军衣一样，通常使他们在平民中间更易于行使自己的伎俩。］在政府的工场中间，军事机关所属工场对于启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来说，形成一个最艰苦的战场。 ［注：斯班刀工厂的斗争每年在国会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斗争是人所共知的，关于柏林的军用被服厂，可参看1906年8月25日的“缝纫业时报”。关于布里斯、乐里昂、沙布、罗士福及士仑的法国海军兵工厂中的一些工厂，可参看1905年11月11日的“新时代”。现时（1906年12月）士仑兵工厂工人的一个生气勃勃的运动仍在进行中，其结果如何，尚难逆料。］就可以了。 ［注：法国政府力图援引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委这些措施辩护。参看1905年11月11日的“新时代”。］）以及通过特殊立法（例如在意大利、荷兰以及俄国［注：1905年12月2日的法令，参看1906年12月14日的“莱比锡人民报”。］）被剥夺了集会结社的权力。当然，在这里我们不应错误地队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要设法防止这些交通通讯工业的职工受“国家敌人”所影响，除了军国主义的利益以外，还为了什么公共的利益。然而，这些努力日久终归必然是―无所获，不管它们会给工人运动带来多大的困难。它们所以失败，是由于工资报酬恶劣，由于交通通讯体系的职工所处的事实上的无产者的境况。 作为马基雅弗里主义和作为政治调节器的军国主义 ［注：盖茨勒系奥地利驻瑞士某地的一个残暴的总督，他曾下令驻地居民对于他那顶悬在杆上的帽子要像对他本人那样表示尊敬，违者可被剥夺自由和没收财产。——译者注。］能够像不朽的哥本尼克上尉的军帽那样得到人们甘心情愿的顺从和对之卑躬屈节；没有任何一件杜勒维的圣衣像他的军装那样虔诚地受人崇拜。这个经典式的讽刺诗的互大效果、在于它把军国主义本身的教育原则两荒谬暴露无遗。如果这个资产阶级社会（它发现自己和军国主义的关系正像那个巫术师的门徒一样，处于召来了魔鬼而又无法摆脱它的地位）不是像需要日常的面包和空气那样需要军国主义的话，它就应该在全世界的耻笑之下把军国主义的丑恶揭露无遗。这又是同一个悲剧式的老冲突。资本主义和它的强大奴仆——军国主义——彼此并不是相亲相爱的，而是互相畏俱和互相仇视，这其中确有许多理由。他们彼此把对方看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灾害——因为这个奴仆已经变得如此的独立自主，这其中也有不少理由。因此，这个哥本尼克的教训，资产阶级社会并不能把它转变成为对自己有利，却会继续成为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鼓动工具［注：“十字报”在这一进退维谷的窘境中大感为难，该报在异常狼狈中企图将矛头倒转过来，妄想使社会民主党入陷于极其困难旳绝境中。哥本尼克的行为使得它那个为对付发生革命情况的“计划”过早地暴露于全世界的面前，因而使得这个肚划成为泡影，特别恶劣的是在这种可笑的惊慌的空谈中所作的夸耀。好象这种计划在任何时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会被破坏，好像使那些“十字报”的骑士们着手实现这样一种绝望的企图。“谢天谢地，我们还能够信任我们的军人”这就是肖哥本尼克事件的突然出现时，我们的资产阶级庸人心中被迫发出的最后的但却是真诚的叹息。］，因为当军国主义愈将它的原则推至极端时，社会民主党所得的收获就会更好。 ［注：参看卡·考茨基的文章，见“新时代”{德文}年合订本第五卷（1887年）第331页。］。 [02.htm](第二章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国主义.md)index.htm[04.htm](第四章 军国主义的一些主要罪恶.m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