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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补遗） › 44

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作者：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十年中人口每年增长的百分率： · 44

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1．资本构成不变，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 〔注：（70） “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在群众受压迫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无产者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富。”（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7年巴黎版第3卷第331页）“无产者”在经济学上只能理解为生产和增殖“资本”的雇佣工人，只要他对“资本先生”（贝魁尔对这种人的称呼）的价值增殖的需要成为多余时，就被抛向街头。“原始森林中的病弱的无产者”是罗雪尔的奇妙的幻想。原始森林人是原始森林的所有主，他像猩猩一样毫不客气地把原始森林看作自己的财产。可见，他不是无产者。只有在原始森林剥削他，而不是他剥削原始森林时，他才是无产者。至于他的健康状况，那么，不仅完全可以同现代无产者的健康状况相比，而且也可以同患梅毒的和患瘰疬病的"上流人士”的健康状况相比。不过，威廉·罗雪尔先生所说的原始森林，大概是指他的家乡吕讷堡的灌木林吧。〕〔注：① 见本卷第691—701页。——编者注〕 〔注：② 见本卷第680—699页。——编者注〕。还在1696年，约翰·贝勒斯就说过： 　　“假设某人有10万英亩土地，有10万镑货币和10万头牲畜，而没有一个工人，那么这个富人自己还不就是工人？既然工人使人变富，那工人越多，富人也就越多……　穷人的劳动就是富人的财源。”〔注：（71） 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2页。〕 　　同样，贝尔纳德·曼德维尔在18世纪初也曾说过： 　　“在财产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比较容易生活，没有穷人就不行，不然谁去劳动呢？……　应当使工人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他们拥有任何可供储蓄的东西。如果某处有一个属于最低阶级的人，想靠异常的勤劳和忍饥挨饿来摆脱自己生长起来的那种环境，那谁也不应当妨碍他，因为对社会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说，节俭无可否认是最聪明的办法；但是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　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和这种贫困是明智的，但加以治疗则未免愚蠢。能使工人勤勉的惟一手段是适度的工资。工资过低会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质或者垂头丧气，或者悲观绝望，工资过高则会使他们变得傲慢不逊，好逸恶劳……　从以上的说明就可以知道，在不允许奴隶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财富就是众多的勤劳贫民。此外，他们还是补充海陆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没有他们，就不能有任何享乐，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都不可能被用来谋利，要使社会〈当然是非劳动者的社会〉幸福，使人民满足于可怜的处境，就必须使大多数人既无知又贫困。知识会使我们产生更大和更多的愿望，而人的愿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满足。”〔注：（72） 贝·曼德维尔 （《蜜蜂的寓言》1728年伦敦第5版附注第212、213、328页）——“有节制的生活和不断的劳动，对于穷人来说，是通向物质幸福〈他是指尽可能长的工作日和尽可能少的生活资料〉的道路，而对于国家〈即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政界显贵与代理人〉来说，是通向富裕的道路。”（《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54页）〕 　　曼德维尔这个诚实的和头脑清晰的人还没有了解：积累过程的机制本身，会在增大资本的同时，增加“勤劳贫民”即雇佣工人的数量，这些雇佣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日益增长的资本的日益增大的增殖力，并且由此把他们对自己所生产的、但已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产品的从属关系永久化。弗·莫·伊登爵士在他所著《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一书中曾谈到这种从属关系，他说： 　　“在我们这个地带，为了满足需求，就需要有劳动，因此，社会上至少有一部分人必须不倦地劳动……　但是一些不劳动的人却支配着勤劳的产品。这些所有主所以能够如此，仅仅归因于文明和秩序；他们纯粹是市民制度的创造物〔注：（73） 伊登应当问一下：“市民制度”又是谁的创造物？他从法律幻想的观点出发，不是把法律看作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而是相反，把生产关系看作法律的产物。兰盖只用“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这样一句话，就把孟德斯鸠幻想的“法的精神”推翻了。〕。因为这种制度承认，除了劳动之外，还可以用别种方法占有劳动的果实。拥有独立财产的人所以能够拥有财产，几乎完全是靠别人的劳动，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的能力决不比别人强；富人不同于穷人的地方，不在于占有土地和货币，而在于拥有对劳动的支配权……　对穷人适宜的，不是使他们处于卑贱的或奴隶般的地位，而是使他们处于安适和宽松的从属关系，对拥有财产的人来说，他们则应当对于为他们劳动的人拥有充分的影响和权威……　每一个懂得人类天性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从属关系是工人自身安乐所必需的”。〔注：（74） 伊登《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第1卷第1篇第1章第1，2页和序言第XX页。〕 　　顺便提一下，在亚当·斯密的学生中，只有弗·莫·伊登爵士在18世纪有过某些重要的成就。〔注：（75） 假如读者想提醒我们不要忘了1798年发表《人口原理》的马尔萨斯，那我也要提醒你们：他这本书最初的版本不过是对笛福、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这本小册子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利益引起的。法国革命在不列颠王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18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因而报以热情的喝彩。马尔萨斯对自己的成功大为惊奇，于是着手把一些表面地拼凑起来的材料塞进原来的模型中去，又添加了点新东西，不过这些东西不是马尔萨斯发现的，而只是被他据为已有的。——顺便提一下，马尔萨斯虽然是英国国教高教会派1234 5〔注：（76） 第2版注：“但是，不论工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他们就业的界限是一致的，那就是雇主能够从他们的劳动产品中榨取利润。如果工资率过高，使雇主的利润降低到平均利润以下，那么，雇主就会不再雇用他们，或者只有在他们答应降低工资的条件下，才会继续雇用他们。”（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240页）〕所以，劳动力的出卖条件不管对工人怎样有利，总要使劳动力不断地再出卖，使财富作为资本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我们已经知道，工资按其本性来说，要求工人不断地提供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注：［141］见本卷第617—622页。——编者注〕。即使完全撇开工资提高而劳动价格同时下降等情况不说，工资的增大至多也不过说明工人必须提供的无酬劳动量的减少。这种减少永远也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撇开关于工资率的暴力冲突不说，——亚当·斯密也早就指出过6 　　“即使利润下降，资本还是能增长，甚至增长得比以前还要快……　利润小的大资本，一般也比利润大的小资本增长得快”（《国富论》第1卷第189页）。 　　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无酬劳动的减少决不会妨碍资本统治的扩大。另一种情况是，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积累减少了。但是随着积累的减少，使积累减少的原因，即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可见，在第一种情况下，并不是劳动力或工人人口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的减缓引起资本的过剩，相反地，是资本的增长引起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不足。在第二种情况下，并不是劳动力或工人人口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的加速引起资本的不足，相反地，是资本的减少使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过剩，或者不如说使劳动力价格过高。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绝对运动反映成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因而看起来好像是由后者自身的运动引起的。用数学上的术语来说：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同样，在工业周期的危机阶段，商品价格的普遍降低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提高，而在繁荣阶段，商品价格的普遍提高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降低。所谓通货学派就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物价高时，流通的货币太多；物价低时，流通的货币太少。他们的无知和对事实的完全误解〔注：（77） 参看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65页及以下几页7，有这样一些经济学家现在可以与之媲美，这些经济学家把积累的上述现象说成是：在一种情况下是雇佣工人太少，在另一种情况下是雇佣工人太多。 〔注：（77a） “如果回头来看看我们在最初研究时曾经指出的……资本本身不过是人的劳动的产物……那么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人怎么会落入他自己的产物——资本——的统治下，并且从属于这个产物；然而，因为实际上情况确实如此，所以不禁要问：工人作为资本的创造者，怎么会由资本的主人变为资本的奴隶呢？”（冯·杜能《孤立国家》1863年罗斯托克版第2卷第2部分第5、6页）杜能的功绩在于提出了问题。他的回答却十分幼稚。〕 2．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 　　“引起工资提高的原因，即资本的增长，也促使劳动生产能力提高，使较小量的劳动能够生产出较大量的产品。”8 　　如果撇开土壤肥力等等自然条件，撇开单独地进行劳动的独立生产者的技能（这种技能更多地表现在质量即制品的优劣上，而不是表现在数量即制品的多寡上），那么，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表现为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使之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工人用来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的量，随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在这里，这些生产资料起着双重作用。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另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例如，由于有了工场手工业分工和采用了机器，同一时间内加工的原料增多了，因而，进入劳动过程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量增大了。这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另一方面，使用的机器、役畜、矿物质肥料、排水管等等的量，则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以建筑物、炼铁炉、运输工具等等形式积聚起来的生产资料的量，也是这样。但是，不管是条件还是结果，只要生产资料的量比并入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相对增长，这就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相对减少。 〔注：［142］见本卷第770—702页。——编者注〉〕），不管我们比较的是同一国家的不同经济时代，还是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只代表所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或资本不变部分的那个价格要素的相对量，同积累的增进成正比；用来支付劳动或代表资本可变部分的另一价格要素的相对量，一般同积累的增进成反比。 78 ，可变资本占 18 ，而在18世纪初不变资本占 12 ，可变资本占 12 ，但是，目前一定量纺纱劳动在生产中所消费的原料、劳动资料等等的量却比18世纪初要多几百倍。原因很简单：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劳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量增大了，而且生产资料的价值比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地减小了。这样一来，生产资料的价值绝对地增长了，但不是同它的量按比例增长。因此，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差额的增大，同不变资本转变成的生产资料的量和可变资本转变成的劳动力的量之间的差额的增大相比，要慢得多。随着后一个差额的增长，前一个差额也增长，但是增长的程度较小。 15 。这个可变部分原来是3 000镑，现在是3 600镑。但是，要使劳动的需求提高20％，以前只需资本增加20％就够了，现在则要求原有资本增加为三倍。 〔注：［143］见本卷第374—389页。——编者注〕。在商品生产中，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因而劳动者或者单独地、独立地生产商品，或者由于缺乏自行经营的资料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上述的前提只有通过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或者说，随着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来实现。商品生产的基础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上才能担负起大规模的生产。所以，单个商品生产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前提。因此，在从手工业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中，我们必须假定已经有这种积累〔注：［144］见本卷第356—358页。——编者注〕。这种积累可以叫作原始积累，因为它不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历史结果，而是这种生产的历史基础。这种积累本身是怎样发生的，我们还用不着在这里研究。只要知道它是起点就行了。但是，一切在这个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同时也就是提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生产的方法，而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又是积累的形成要素。因此，这些方法同时也就是资本生产资本或资本加速积累的方法。剩余价值不断再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又成为一种扩大的生产规模以及随之出现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的基础。可见，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因此，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这两种经济因素由于这种互相推动的复合关系，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从而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越来越小。 〔注：（77b） 〔第4版注：英美两国最新的“托拉斯”已经在为这一目标而奋斗，它们力图至少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全部大企业联合成一个握有实际垄断权的大股份公司。——弗·恩·〕〕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 3．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 〔注：（77c） 〔第3版注：在马克思的自用本上，此处有如下的边注：“为了以后备考，这里应当指出：如果扩大只是量上的扩大，那么同一生产部门中，较大和较小资本的利润都同预付资本的量成比例。如果量的扩大引起了质的变化，那么，较大资本的利润率就会同时提高”。——弗·恩·〕〕〔注：［145］见本卷第718—719页。——编者注〉〕 12 ，而是递减为 13 、 14 、 15 、 16 、 18 等等，转变为生产资料的部分则递增为 23 、 34 、 45 、 56 、 78 等等。因为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它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而不像以前假定的那样，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按比例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诚然，随着总资本的增长，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即并入总资本的劳动力也会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来越小。积累作为生产在一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扩大而发生作用的那种间歇时间缩短了。为了吸收一定数目的追加工人，甚至为了在旧资本不断发生形态变化的情况下继续雇用已经在职的工人，就不仅要求总资本以不断递增的速度加快积累。而且，这种不断增长的积累和集中本身，又成为使资本构成发生新的变化的一个源泉，也就是成为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减少的一个源泉。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这一事实，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表现为，好像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注：［146］第3版和经恩格斯审校的英文版中是：集中。——编者注〕，资本的构成发生变化而资本的绝对量没有增长；在有些部门，资本的绝对增长同它的可变组成部分或它所吸收的劳动力的绝对减少结合在一起；在另一些部门，资本时而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持续增长，并按照它增长的比例吸引追加的劳动力，时而发生有机的变化，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缩小；在一切部门中，资本可变部分的增长，从而就业工人人数的增长，总是同过剩人口的激烈波动，同过剩人口的暂时产生结合在一起，而不管这种产生采取排斥就业工人这个较明显的形式，还是采取使追加的工人人口难于被吸入它的通常水道这个不大明显但作用相同的形式。〔注：（78）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表明：∕∕　　全体从事农业的人员（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园丁、牧人等等都包括在内）1851年为2 011 447人，1861年为1 924 110人，减少87 337人。毛织厂——1851年为102 714人，1861年为79 242人；丝织厂——1851年为111 940人，1861年为101 678人；印染工人——1851年为12 098人，1861年为12 556人，虽然生产大为扩大，但人数增加很少，这就意味着就业工人人数相对地大为减少。制帽工人——1851年为15 957人，1861年为13 814人；草帽及便帽工人——1851年为20 393人，1861年为18 176人；麦芽工人—— 1851年为10 566人，1861年为10 677人；蜡烛工人——1851年为4 949人， 1861年为4 686人，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是煤气灯的增多。制梳工人——1851年为2 038人，1861年为1 478人；锯木工人——1851年为30 552人，1861年为31 647人，由于锯木机的推广，人数增加很少；制钉工人——1851年为26 940人，1861年为26130人，人数减少是由于机器的竞争；锡矿和铜矿工人——1851年为31 360人，1861年为32 041人。相反，棉纺织业——1851年为371 777人，1861年为456 646人；煤矿——1851年为183 389人，1861年为246 613人。“一般说来，1851年以来，工人人数的增加在那些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地采用机器的部门最为显著。”（《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36页）〕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量的增长及其 增长程度的提高，随着生产规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扩大，随着他们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财富的一切源流的更加广阔和更加充足，资本对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结合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技术形式的变化速度也不断加快，那些时而同时地时而交替地被卷入这些变化的生产部门的范围也不断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注：（79） 可变资本相对量递减的规律和这个规律对雇佣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曾经被古典学派某些优秀的经济学家感觉到，但是没有被他们所理解。在这方面，最大的功绩应归于约翰·巴顿，虽然他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把不变资本同固定资本混为一谈，把可变资本同流动资本混为一谈。他说：“对劳动的需求取决于流动资本的增加，而不是取决于固定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两种资本的比例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确实都是一样的话，那么由此的确可以得出结论说，就业工人的人数同国家的财富成比例。但是这种假定并不符合现实。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的传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相比越来越大。英国生产一匹凡尔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至少等于印度生产同样一匹凡尔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的一百倍，也许是一千倍。而流动资本的份额则是百分之一或干分之一……如果把一年的全部积蓄都加到固定资本上去，也不会使劳动的需求有任何增长。”（约翰·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第16、17页）“使国家的纯收入增加的原因，同时可以使人口过剩和使工人状况恶化。”（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69页）〔注：① 见本卷第497页。——编者注〕随着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会相对地减少”（同上，第480页注）。“用来维持劳动的资本额可以不依赖于资本总额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随着资本本身越来越雄厚，就业规模的大波动以及大贫困变得越来越频繁。”（理查·琼斯《政治经济学绪论》1833年伦敦版第52页 ）“〈对劳动的〉需求的提高……并不是同总资本的积累成比例的……　因此，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用于再生产的国民资本的每次增加，对工人状况的影响会越来越小。”（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90、91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假定在危机时期国家竭力通过向国外移民的办法来摆脱几十万过剩的贫民，那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当对劳动的需求刚一恢复时，劳动就会不足。人的再生产不管多么快，要把成年工人补充起来，总需要有一代人的时间。可是我们的工厂主的利润主要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利用需求活跃的有利时机，并以此来弥补滞销时期的损失。而他们只有拥有对机器和体力劳动的指挥权，才能保证有这种能力。他们必须找到可供支配的人手；他们必须能够依据市场情况在必要时加强或收缩他们的营业活动，否则他们就决不能在竞争的角逐中保持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国家财富的基础。”〔注：（80） 赫·梅里韦尔《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1841—1842年伦敦版第1卷第146页。〕 　　甚至马尔萨斯也承认，过剩人口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必要的，虽然他按照自己的偏狭之见，把它解释成工人人口的绝对过剩，而不是工人人口的相对过剩。他说： 　　“在一个主要依靠工商业的国家里，如果在工人阶级中间盛行慎重地对待结婚的习惯，那对国家是有害的……　按人口的性质来说，即使遇到特殊需求，不经过16年或18年的时间，也不可能向市场供应追加工人。然而，收入通过节约转化为资本却可以快得多；一个国家的劳动基金比人口增长得快的情况，是经常有的。”〔注：（81）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15、319、320页。在这本书中，马尔萨斯依靠西斯蒙第终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美妙的三位一体：生产过剩，人口过剩，消费过剩，实在是三个极美妙的怪物！参看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07页及以下几页。9 　　政治经济学这样把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生产宣布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必要条件之后，就恰如其分地以一个老处女的姿态，通过她的“最理想的人”即资本家的嘴，对那些因自己创造了追加资本而被抛向街头的“过剩的人”说了如下的话： 　　“我们工厂主增大你们必须借以生存的资本，为你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事情；而你们必须去做其余的事情，去使你们的人数同生存资料相适应”。〔注：（82） 哈丽雅特·马蒂诺《曼彻斯特的罢工》1832年版第101页。〕 　　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 〔注：［147］见本卷第460—480页。——编者注〕。其次，我们还知道，资本家越来越用不大熟练的工人排挤较熟练的工人，用未成熟的劳动力排挤成熟的劳动力，用女劳动力排挤男劳动力，用少年或儿童劳动力排挤成年劳动力，这样，他就用同样多的资本价值买到更多的劳动力。 〔注：［148］见本卷第453—463页。——编者注〕 〔注：（83） 甚至在1863年棉荒时期，我们在布莱克本的纺纱工人散发的一本小册子中，也看到对过度劳动的强烈指责。由于工厂法的约束，从事这种过度劳动的当然只有成年男工。“这个工厂要求成年工人每天劳动12—13小时，虽然有成百的人被迫无事可做，而他们又愿意劳动一部分时间，以便养家活口和防止自己的工人弟兄因过度劳动而早死。”小册子接着说：“我们要问，进行额外时间的劳动这种做法，能使主人和‘仆役’之间建立某种可以容忍的关系吗？过度劳动的牺牲者和因此而被宣告为被迫无事可做的人，同样地感到不公平。如果把劳动加以公平的分配，那么，这个地区所需完成的工作足以使所有的人都能部分地就业。我们只要求一个权利：我们请求业主们，至少在目前状况维持不变的期间，普遍缩短劳动时间，而不是使一部分人从事过度劳动，使另一部分人由于没有活干被迫靠救济来维持生活。”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8页）——《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注：① 指约·肯宁安。——编者注〕，以其惯有的可靠的资产者本能，来理解相对过剩人口对就业工人的影响。“在这个王国中，引起怠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缺少足够数量的劳动人手。只要出现对产品的某种特殊需求，而使劳动量变得不足时，工人就会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并且想使业主也感觉到这一点；这是令人惊奇的；但是这帮家伙的心思坏透了，每遇到这种场合，成群的工人就联合起来，终日游惰，使他们的业主陷于困境。”（《论手工业和商业》第27、28页 ）这是说，这些人要求提高工资。〕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这个因素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上是多么重要，可以拿英国的例子来证明。英国“节约”劳动的技术手段是十分强大的。但是，如果明天把劳动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并且在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中再按年龄和性别进行适当安排，那么，要依照现有的规模继续进行国民生产，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绝对不够的。目前“非生产”工人的大多数都不得不转化为“生产”工人。 10〔注：（84） 1860年1月1日《经济学家》。〕。租地农场主该怎么办呢？难道他们会 像教条的经济学的头脑所设想的那样，等待这种优厚的报酬促使农业工人增加，直到他们的工资不得不重新下降吗？不，租地农场主采用了更多的机器，工人转瞬间又“过剩”到连租地农场主也感到满意 的程度。同以前相比，现在投入农业的“资本更多了”，并且采取了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这样一来，对劳动的需求不仅相对地下降，而且绝对地下降了。 11 4．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注：（85） 1866年下半年，伦敦有8万到9万工人失业，而同时期的工厂报告却说：“说需求总是恰好在必需的时候引起供给，似乎不是绝对正确的。拿劳动来说，就不是这样，去年由于缺乏劳动力，许多机器不得不停工。”（《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81页）〕此外，资本消费劳动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经多少衰老了。他落入过剩者的队伍，或者从较高的等级被排挤到较低的等级。我们看到，正是大工业中的工人寿命最短。 　　“曼彻斯特保健医官利医生证实，该市富裕阶级的平均寿命是38岁，而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在利物浦，前者是35岁，后者是15岁。可见，特权阶级的寿命比他们的不那么幸运的同胞的寿命要长一倍以上。”〔注：（85a）当时的伯明翰市长〔现任（1883年）商务大臣。——弗·恩·〕约·张伯伦1875年1月14日在伯明翰市卫生会议上的开幕词。〕 　　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无产阶级的绝对增长就需要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它的成员迅速耗损，但是它的人数不断增大。这样就需要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这个规律对人口中的其他阶级是不适用的。）这种社会需要，是通过早婚这一大工业工人生活条件的必然后果，并通过榨取工人子女以奖励工人生育子女的办法来得到满足的。 〔注：（86）根据1861年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781座城市有居民10 960 998人，而乡村和农村教区只有居民9 105 226人……　在1851年的人口调查中列有580座城市，它们的人口同它们周围的农业地区的人口大致相等。可是，在以后的10年中，农业地区的人口只增加50万人，而580座城市的人口却增加了1 554 067人。农村教区的人口增加6.5％，而城市人口增加 17.3％。增长率的差额是由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造成的。人口增长总额中有34属于城市”（《人口调查》第3卷第11、12页）。〕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赤贫泥潭里。 〔注：［150］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它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它的数量随着由积累的规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过剩”工人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它同时又是工人阶级中一个会自行再生产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阶级的增长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其他要素。实际上，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规律，在野蛮人中间，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间，听起来会是荒谬的。它使人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注：（87） “贫困似乎会促进繁殖。”（亚·斯密12 〔注：［151］见本卷第309—312页。——编者注〕。第三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灵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还有超过工人正常年龄的人，最后还有随着带有危险性的机器、采矿业、化学工厂等等的发展而人数日益增多的工业牺牲者，如残疾人、病人、寡妇等等。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疾院和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注：［152］“死荷重”是运输业的用语，指运输工具自身的重量。——编者注〕它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非生产费用，但是，资本知道怎样把这项费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下层的肩上。 〔注：［153］马克思亲自校订过的法文版中是：“成正比”。——编者注〕。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 13〔注：［154］见本卷第453—492页。——编者注〕。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注：（88） “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4，虽然他们把它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的那些尽管部分地相类似但本质上不同的现象混同起来。 　　“在一个国家里，经济上的善和经济上的恶总是保持平衡，一些人财富的充裕总是与另一些人财富的贫乏相抵。一些人享有巨大财富，同时总伴有更多得多的其他人被完全剥夺必需品。一个国家的财富同它的人口相适应，而它的贫困则同它的财富相适应。一些人勤劳迫使另一些人懒惰。穷人和懒惰者，是富人和勤劳者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等等。〔注：（89）贾·奥特斯《国民经济学》，六卷集，1774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女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21卷第6、8、9、23—25等页。奥特斯在该书第32页上写道：“我不想设计对人民幸福无用的制度，我只研究人民不幸的原因。”〕 　　在奥特斯之后大约过了10年，高教会新教牧师唐森，曾十分露骨地颂扬贫困是财富的必要条件。 　　“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 　　所以，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怎样使工人阶级的饥饿永久化，而照唐森的看法，那个特别在穷人中起作用的人口原理已经把这件事安排好了。 　　“下面一点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率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如此轻率，嘴里没有衔着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来〉，所以，总是有一些人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于是，人类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解除了烦劳，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比较高尚的职业等等……　济贫法有一种趋势，就是要破坏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创立的这个制度的和谐与优美、均称与秩序。”〔注：（90）《论济贫法》，一个愿人们幸福的人〈即牧师约·唐森先生〉著，1786年版，1817年伦敦再版，第15、39、41页。这位“高雅的”牧师的上述著作和他的《西班牙游记》，马尔萨斯经常整页整页地加以抄袭〔注：① 见本卷第711—712页。——编者注〕，而唐森自己的大部分学说却是从詹·斯图亚特爵士那里抄袭来的，不过加以歪曲了而已。例如斯图亚特说：“这里，在奴隶制度下，有一种使人〈为了非劳动者〉勤勉劳动的暴力方法……　那时人们被迫从事劳动〈也就是说，为别人从事无偿劳动〉，因为他们是别人的奴隶；而现在，人们被迫从事劳动〈也就是说，为了非劳动者从事无偿劳动〉，因为他们是自己需求的奴隶”15 　　威尼斯的修道士从使贫困永久化的命运中，找到基督教的善行、终身不婚、修道院和慈善机关存在的理由，而这位新教的牧师却从其中找到借口，来诅咒使穷人有权享受少得可怜的社会救济的法律。施托尔希说： 　　“社会财富的增长产生出那个有用的社会阶级……它从事最单调、最下贱和最令人厌恶的职业，一句话，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奴役的事情担在自己的肩上，从而使其他阶级有闲暇，有开阔的心境和传统的〈妙！〉高贵品性……”〔注：（91）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圣彼得堡版第3卷第223页。〕 　　施托尔希问自己：这种伴随有群众贫困和堕落的资本主义文明，同野蛮相比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呢？他只找到一个答案：安全！西斯蒙第说： 　　“由于工业和科学的进步，每一个工人每天所能生产的东西比他自己消费所需要的东西多得多。但是，在他的劳动生产财富的同时，如果叫他自己去消费这个财富，那么这个财富就会使他不适宜于劳动了。”他认为，“如果人们〈即非工人〉必须像工人那样不倦地劳动才能获得技艺的一切改良和工业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享受，那么他们大概会放弃这些东西……　在今天，努力同它的报酬分开了；不是同一个人先劳动而后休息，相反地，正是因为一个人劳动，另一个人才休息……　因此，劳动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结果，只能增加那些游手好闲的富人的奢侈和享受。”〔注：（92）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79、80、85页。〕 　　最后，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冷酷地声称： 　　“在贫国，人民是安乐的；在富国，人民通常是贫苦的。”〔注：（93）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231页。〕 5．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a）1846—1866年的英格兰 16〔注：① 例如见本卷第478—482页。——编者注〕 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十年中人口每年增长的百分率： 　　1811—1821　　　 1.533％ 〔注：（94）《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38页。〕，而同时期人口约增长12％。1853—1864年，应纳税的地租（包括房屋、铁路、矿山、渔场等等的地租）增加38％，每年增加3 511 ％〔注：① 第1—4版是：3 512 %。——编者注〕，其中增加最快的是下列项目：〔注：（95）《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38页。〕 　　　　　　　　　　　1853年到1864年　　 每年增加 〔注：（96）这些数字用来作比较足以说明问题，但是绝对地看来，则是虚假的，因为每年也许有1亿镑的收入被隐瞒了。国内税务委员在每一次报告中都要对这种一贯的欺瞒，特别是商业和工业方面的欺瞒抱怨不已。例如：“某股份公司呈报应纳税的利润是6 000镑，而税务员估算为88 000镑，结果还是按后面这个数目纳了税。另一家公司呈报的是19万镑，但后来被迫承认，实际数目是25万镑。”（《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第42页）〕 〔注：（97）《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29页。约翰·布莱特断言，英格兰的土地有一半属于150个地主，苏格兰的土地有一半属于12个地主。这一说法从未有人反驳过。］〕1815年到1825年，在应纳遗产税的动产中还没有一份超过100万镑的，但是从1825年到1855年，就有了8份，从1855年到1859年6月，也就是4年半的时间里，又有了4份。〔注：（98）《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4号报告》1860年伦敦版第17页。］〕简单地分析一下1864年和1865年的D项所得税（把租地农场主等等除外的利润），可以最明显地看出这种集中。首先应该指出，这种来源的收入达到60镑就要交纳所得税。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这种应纳税的收入1864年为95 844 222镑，1865年为105 435 787镑〔注：（99）这是纯收入，即已扣除了法定的免税额。］〕，纳税的人数1864年在居民总数23 891 009人中是308 416人，1865年在居民总数24 127 003人中是332 431人。两年中这种收入的分配情况如下表： 到1864年4月5日为止的一年到1865年4月5日为止的一年利润收入（镑）人 数利润收入（镑）人 数总 收 入95 844 222308 416105 435 787332 431其 中57 028 29022 33464 554 19724 075其 中36 415 2253 61942 535 5764 021其 中22 809 78182227 555 313973其 中8 744 7629111 077 238107 〔注：（100）现在，1867年3月，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由于不列颠棉纺织厂主的委托销售，又已经商品过剩了。1866年棉纺织业工人的工资开始下降5％，1867年由于类似的情况，普雷斯顿发生了2万人的罢工。〔这是接踵而来的危机的序幕。——弗·恩·〕〕 　　1847年　 58 842 377镑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注：（101）《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11页。〕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者，即工人阶级。格莱斯顿说： 　　“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注：（102）格莱斯顿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1843年2月14日《泰晤士报》。2月13日《汉萨德》）〕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过了20年，在1863年4月16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纳税的收入增加了6％……　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8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注：（103）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4月17日《晨星报》。〕17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么，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么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1862年3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平均比1851—1853年3年间上涨了20％。在随后的1863—1865年3年中，肉、奶油、牛奶、糖、盐、煤以及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注：（104）见蓝皮书中的官方材料：散见《联合王国的各种统汁材料（第6部分）》1866年伦敦版第260—273页。不说孤儿院等的统计材料，就是政府公报中；皇家儿女婚嫁费用辩护的言论也可以作为证明。这些公报从未忘记提到生活资料昂贵的情形。〕格莱斯顿在1864年4月7日所做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赚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平达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注：（105） 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汉萨德》上的文字是这样的：“而且，一般说来，人的生活多半是为生存而挣扎。”英国的一位著作家用布瓦洛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不像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　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了，而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　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注：（106）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伦敦版第67、82页。至于说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工人就业方面越来越多的变动和中断的结果。〕 　　在论述工作日和机器的那几篇里，我们揭示了不列颠工人阶级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为有产阶级创造了“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不过我们那时考察的，主要是执行社会职能时的工人。为了全面说明积累的规律，还必须注意工人在厂外的状况，他们营养和居住的状况。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工人中报酬最微薄的部分，也就是考察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注：（107）英格兰总是包括威尔士；大不列颠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联合王国包括以上三个地方和爱尔兰。〕，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人数1855年是851 369人，1856年是877 767人，1865年是971 433人。由于棉荒，1863年和1864年这种贫民的人数分别增加到1 079 382人和1 014 978人。1866年的危机使伦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这个居民比苏格兰王国还要多的世界市场中心，这种贫民的人数1866年比1865年增加了19.5％，比1864年增加了24.4％，而在1867年的头几个月比1866年增加得还多。在分析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时必须指出两点。一方面，这种贫民人数的增减运动反映着工业周期各阶段的变换。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阶级斗争日益发展，从而工人的觉悟日益提高，关于需要救济的贫民实际人数的官方统计也就越来越带有欺骗性。例如，最近两年来英国报刊（《泰晤士报》、《派尔－麦尔新闻》等）大声叫嚷的虐待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现象，是早就存在的。弗·恩格斯在1844年就叙述过完全相同的惨状和“追求轰动效应的作品”中完全相同的喧闹一时的伪善呼叫。18〔注：［155］见本卷第543页。——编者注〕，这无疑证明工人是更加憎恶贫民习艺所〔注：（108）亚·斯密有时还把workhouse［贫民习艺所］一词同manufactory［手工工场］一词等同起来。例如，他在论分工那一章的开头写道：“在各种劳动部门就业的人，往往可以被集合在同一工场 （workhouse）里。”19这种贫民惩治所的奴役了。 （b）不列颠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 　　“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有两类工人氮素和碳素营养都不足，而其中一类相差很多；调查过的农业家庭中，有 15 以上得到的碳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 13 以上得到的氮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三个郡（伯克郡、牛津郡、索美塞特郡）普遍缺乏最低限度的氮素营养。”〔注：（109）《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13页。〕 　　在农业工人中，联合王国最富庶的地区英格兰的农业工人营养最差。〔注：（110）同上，第17页。〕20〔注：（111）同上，第13页。〕（这一切都是资本家的“禁欲”！也就是连勉强餬口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都节省下来不付给他的工人！） 〔注：（112）同上，附录第232页。〕 男 女 两 性每周平均的碳素量 每周平均的氮素量 五种城市生产部门28 8761 192兰开夏郡失业的工厂工人29 2111 295兰开夏郡工人应得的最低限量（按男女人数相等计算）28 6001 330 60125 完全得不到啤酒，28％得不到牛奶。平均每周消费的流质食物量，最低的是女缝工的家庭，只有7盎司，最高的是织袜工人的家庭，有24 34 盎司。完全得不到牛奶的人当中，大部分是伦敦的女缝工。每周消费的面包量，最低的是女缝工，只有7 34 磅，最高的是制鞋工人，有11 14 磅，每个成年人每周消费的平均总量是9.9磅。糖（糖浆等等）每周的消费量，最低的是皮手套工人，只有4盎司，最高的是织袜工人，有11盎司；所有各类中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消费的总量是8盎司。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奶油（脂肪等等）消费总量是5盎司。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肉类（腊肉等等）消费量，最低是丝织工人，只有7 14 盎司，最高是皮手套工人，有18 14 盎司；各类工人每人消费的平均总量是13.6盎司。每个成年人每周的饮食费大致平均如下：丝织工人2先令2 12 便士，女缝工2先令7便士，皮手套工人2先令9 12 便士，制鞋工人2先令7 34 便士，织袜工人2先令6 14 便士。麦克尔士菲尔德丝织工人的饮食费平均每周只有1先令8 12 便士。营养最差的是女缝工、丝织工人和皮手套工人。〔注：（113）《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232、233页。〕 　　“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任何一个熟悉贫民医疗情况，或者熟悉医院的住院或门诊病人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但是，从卫生的观点看，这里还要加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应该记住，缺乏饮食是极难忍受的，而饮食的严重缺乏通常总是跟随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发生之后。远在缺乏营养成为卫生问题以前，远在生理学家想到计算决定生死的氮素和碳素的格令数以前，家庭生活中早已谈不上任何物质享受了。衣服和燃料比食物还缺。没有足够的抗寒能力；居住面积狭小到了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家具器皿几乎一无所有；甚至保持整洁也成了破费和难于办到的事。如果出于自尊心想保持整洁，那么任何这样的尝试都会加重饥饿的痛苦。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区；是在卫生警察的工作收效最少，排水沟最坏，交通最差，环境最脏，水的供给最不充分最不清洁的地区，如果是在城市的话，阳光和空气也最缺乏。当穷到连饮食都感到缺乏时，也就必然要遭到这些威胁健康的灾祸。这些灾祸加在一起对生命固然是可怕的威胁，但仅仅缺乏饮食本身就已经够骇人的了……　这使人产生痛苦的思考，特别是，如果想到这里所说的贫困完全不是由于游手好闲而应得的贫困。这是工人的贫困。是的，说到城市工人，他们为了换取少量的食物，竟多半要使劳动延长到超出一切界限。然而，只有作极大的保留，才能说这种劳动可以使工人维持生活……　在大多数场合，这种名义上的维持生活不过是一条或长或短的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迂回道路而已。”〔注：（114）《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14、15页。〕 　　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居住状况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应地越要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民这个矿山比当年开采波托西矿山21〔注：（115） “任何情况下都不像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每个大城市都是使人成为牺牲品的一个场所，一个祭坛，每年要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来祭祀贪婪的摩洛赫。”（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150页）〕，表现得如此明显，就连英国官方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也都充满了对“财产和财产权”的异端攻击。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1847年到1864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还通过他们的市政当局来进行干涉。不过，西蒙医生在他的1865年的报告中仍然大声疾呼：“一般说来，这些灾祸在英国还没有控制住。”根据枢密院的命令，1864年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1865年又对城市中较贫穷的阶级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人们在《公共卫生》第7号和第8号报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汉特医生完成的这一出色工作。关于农业工人我在后面再谈22 　　“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在灾祸达到较严重的程度时，它几乎必然会使人们不顾任何体面，造成肉体和肉体机能如此龌龊的混杂，如此毫无掩饰的性的裸露，以致使人像野兽而不像人。受这种影响会使人堕落，时间越久，堕落越深。对于在这样可诅咒的环境下出生的儿童来说，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寡廉鲜耻的洗礼。如果想让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注：（116）《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4页注。〕 　　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汉特医生说： 　　“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在伦敦，大约有20个大的贫民区，每个区住1万人左右，这些人的悲惨处境超过了在英国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见到的一切惨象，而这种处境几乎完全是由住宅设备恶劣造成的；第二，在这些贫民区，住房过于拥挤和破烂的情形，比20年前糟糕得多。”〔注：（117）同上，第89页。关于生活在这些贫民区里的儿童，汉特医生说：“我们不知道，在这种贫民密集成堆的时期以前，孩子们是怎样被教养成人的。现在，孩子们同各种年龄的人混到深更半夜，酗酒，猥亵，吵架，他们就是这样在我国史无前例的环境下受着使他们将来成为危险阶级人物的教育；要是有谁敢预断这样的孩子将来会有怎样的品行，那他就是个大胆的预言家。”（同上，第 56页）〕 “即使把伦敦和纽卡斯尔的许多地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注：（118）同上，第62页。〕 　　在伦敦，随着城市的不断“改良”，旧街道和房屋被拆除，随着这个京城中工厂增多和人口流入，最后，随着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中等阶级其他下层的分子，也越来越陷入这种可诅咒的恶劣的居住环境中了。 　　“房租过高，只有少数工人才付得起一间房子以上的租金。”〔注：（119）《菲尔德的圣马丁的医官的报告。1865年》〕 　　在伦敦，几乎没有一所房产不寄生着无数的“中间人”。伦敦的地价总是大大高于土地的年收入，因为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目的，指望迟早会按审定价格（即征用时由陪审员确定的价格）再把地抛售出去，或者会由于靠近某个大企业而能诈取异常高的价钱。结果是，买卖快到期的租约成了一项经常的交易。 　　“对于从事这种营业的绅士们所能期待的，就是他们会像他们所干的那样去干——尽量从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东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给他们的后继者。”〔注：（120）《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91页。〕 　　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这些先生们不会冒任何风险。由于市内修建铁路， 　　“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看到伦敦东头有许多从自己的旧住所里被赶出来的家庭，背着少得可怜的家当到处徘徊，可是除了投奔贫民习艺所，找不到任何栖身之处”。〔注：（121）同上，第88页。〕 　　贫民习艺所已经人满之患，而议会批准的“改良”措施不过刚刚开始执行。如果工人因拆毁旧房而被赶了出来，那他们并不离开自己的教区，或者，最远也只是搬到紧靠原来教区的地方。 　　“他们自然想要尽量住在自己劳动场所的附近。结果原来住两间房的人家，现在也不得不住一间。即使出的房租比原来的高，住的房子却比他们被赶出来的那些糟糕的房子还要糟糕。住在滨河路的工人，有半数要走两英里路才能到达劳动场所。” 　　滨河路的主要街道虽然使外国人为伦敦的富庶而惊叹，但是这条路本身可以作为伦敦人口拥挤的例子。据保健医官计算，在滨河路的一个教区里，每英亩面积就住有581人，而且还把泰晤士河的一半水面算了进去。很明显，每一项卫生警察措施，都由于拆毁不适用的房子而把工人从某个街区赶出去，其惟一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更加密集地拥挤在另一个街区，在伦敦历来就是这样。汉特医生说： 　　“或者是必须把这一整套办法看作荒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须唤起公众的同情〈！〉，让公众关心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为国民义务的事情，这就是为那些不能出资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纳房租以报偿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注：（122）《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89页。〕 　　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间法律，他们还应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 　　“这种变化的结果，不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市现在也变成了中心，四周建筑起许多房屋，简直没有地方进得了新鲜空气。这里已不再合富人的心意了，于是他们搬到爽心悦目的郊外去。继这些富人之后而来的住户，住进这些较大的房子里，每家一间，往往还要再收房客。这样一来，居民就都被塞到不是专为他们盖的、完全不适合他们住的房子里，周围的环境的确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注：（123）《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56页。〕 　　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因此，产量不断增加的煤铁矿区的中心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是一座仅次于伦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狱。那里住小单间房屋的不下34 000人。在纽卡斯尔和盖茨黑德，不久前大量的房屋由于绝对有害公益，根据警察的命令拆毁了。可是新房子盖得很慢，而营业却发展得很快。因此，1865年，城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拥挤不堪。简直难得有一间招租的小单间。 纽卡斯尔热病医院的恩布尔顿医生说： 　　“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挤在一起。男人们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以致床铺难得有变冷的时候。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注：（124）同上，第149页。〕 　　这样的洞窟，每周房租也从8便士涨到了3先令。汉特医生说：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由于房屋和街道这些外部环境，往往沉沦到接近野蛮的退化状态。”〔注：［125］同上，第50页。〕 　　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流动，一个工业城市的居住状况今天还勉强过得去，明天就会变得恶劣不堪。或者，市政官员终于可能振作起来去消除最恶劣的弊端，然而明天，衣衫褴褛的爱尔兰人或者破落的英格兰农业工人就会像蝗虫一样成群地拥来。人们把他们塞到地下室和仓库里，或者把过去还像样的工人住房变成一种寓所，在这里住客变动得非常迅速，就像三十年战争时期的营房一样。布拉德福德就是一个例子。那里的市政当局的凡夫俗子们正在从事城市改革。此外，1861年那里还有1 751栋没有住人的房子。但是现在营业兴旺起来了——关于这种情况，黑人之友、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先生最近曾经文雅地谈到过。随着营业的兴旺，那里自然也就被不断起伏的“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的浪潮所淹没。汉特医生从一家保险公司代办所得到一张表格〔注：（125） 布莱得弗德某工人保险公司的代办所的一张表格： 　　火神街122号……………………………… 1间房　　　 16人 地下室 　　瑞琴特广场…………………………………1个地下室　　 8人 表上记载的这些令人厌恶的地下室和小房间，住的大多还都是收入较好的工人。这些人都说，如果有较好的房子他们是愿意租赁的。正当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议员为自由贸易的恩赐，为布拉德福德的经营精梳毛纺业的巨头们的利润流着激动的眼泪的时候，工人们一家大小却在潦倒堕落，疾病缠身。布拉德福德的贫民诊所的一位医生贝尔在他1865年9月5日的报告中说，在他的管区内，热病患者的惊人的死亡率是由他们的居住条件造成的。他说： 　　“在一个1 500立方英尺的地下室里住着10个人……　在文森特街、格林—艾尔广场和利斯，有223栋房子住着1 450人，可是只有435个床铺和36个厕所……　我所指的床铺是连一卷肮脏的破布或一小堆刨花也都算在内的，每个床铺平均睡3.3人，有些甚至睡5—6个人。很多人没有床，穿着衣服睡在光秃秃的地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混睡在一起。这些房子大都是些阴暗、潮湿、污秽、发臭的洞穴，根本不适合人住，这还用得着说吗？这里是引起疾病和死亡的中心。连那些听任这种毒疮在我们中间溃烂的境况良好的人也身受其害。”〔注：（127） 《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14页。〕 　　居住状况的恶劣次于伦敦而居第三位的，是布里斯托尔。 　　“这里，在这个欧洲最富的城市之一，赤贫现象和住房惨状也极为严重。”〔注：（128） 《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50页。〕 （c）流动人口 〔注：（129） 《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页。〕在像铁路建设等需要大量投资的企业中，企业主本人通常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一些木棚之类的住所，这种临时性的村落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不受地方当局监督，对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图，他把工人既当作产业士兵又当作房客进行着双重剥削。木棚里各有1个、2个或3个洞穴，住户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数每周分别付房租2先令、3先令或4先令。〔注：（130） 同上，第165页。〕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据西蒙医生报告，1864年9月，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收到塞文 欧克斯教区卫生治理委员会主席如下一份揭发报告： 　　“大约12个月以前，这个教区根本没听说有天花病。在那以前不久，从刘易舍姆到坦布里奇的铁路工程开始了。此外，主要工程就在这个城市附近进行，工程总部也设在这里。因此有大量的人在这里就业。由于小屋住不下所有的人，承包人杰伊先生就吩咐在铁路沿线各点建造一些供工人居住的小棚。这些小棚既没有通风设备，也没有排水沟，而且必然拥挤不堪，因为每个房客不管自己家里有多少人，而且尽管每个小棚只有两个房间，也必须接纳别的房客。根据我们所收到的医生的报告说，结果是这些可怜的人夜里为了躲避从紧靠窗子的臭水里和厕所里发出的恶臭，不得不忍受窒息的痛苦。最后，一位有机会参观过这些小棚的医生向我们委员会提出了控诉。这位医生用极其沉痛的语调叙述了这些所谓住宅的状况，他担心倘若不采取一些卫生预防措施，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大约一年前，上面提到过的那位杰伊曾答应安排一所房子，以便他雇用的人在患传染病时可以立即被隔离。今年7月底，他再次许下了这个诺言，但是此后尽管发生了几起天花，并且有两人因此死亡，他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履行自己的诺言。9月9日凯尔森医生向我报告说，在这些小棚里又发生了几起天花，他把那里的情况描绘得非常可怕。我还应当向阁下〈大臣〉补充报告一点。我们教区已有了一座隔离所，也就是所说的传染病房，用来收容本教区传染病患者。几个月来，这个病房总是挤满病人。有一家5个孩子死于天花和热病。今年4月1日至9月1日，死于天花的已不下10人，其中有4个人就是死在成为传染病发源地的上述小棚中。由于遭难的家属竭力保守秘密，患者的数目无法确定”。〔注：（131）《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页注。查珀伦勒弗里斯联合教区的济贫所监督向中央注册局局长370报告说：“在达夫霍尔斯，在小山似的石灰渣堆上挖了许多小窑洞。这些洞穴就是掘土工人和雇来修筑铁路的其他工人的住处，这些洞穴狭窄、潮湿，没有排水沟，也没有厕所。除了在顶上凿一个小孔兼作烟囱外，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天花十分猖獗，已经〈在这些穴居人之中〉造成几起死亡。”（同上，注2）〕 　　煤矿以及其他矿山的工人是属于不列颠无产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一类工人。他们花了怎样的代价才挣得自己的工资，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注：（132）第460页及以下几页〔注：① 见本卷第568—576页。——编者注〕所引述的详细材料主要是关于煤矿工人的情况。关于金属矿山的更加恶劣的状况，参看1864年皇家委员会的诚实的报告。〕在这里我再略微谈谈他们的居住情况。矿山开采者，不管他是矿山的所有主还是承租人，通常要为自己的工人建造一定数量的小屋。工人“无偿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煤，也就是说，这些小屋和煤构成工资中用实物支付的部分。靠这种办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领到4镑作为补偿。矿区很快就吸引来大批的居民，他们是原来的矿工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等。这里也像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样，地租很高。因此，采矿业主力图在井口附近的尽量狭小的建筑地段上，盖起尽可能多的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属的必要数量的小屋。一旦附近又开凿新矿井或者重新开采旧矿井，拥挤的程度就要增加。在建造小屋方面，惟一起作用的着眼点就是：凡是绝非必需的现金开支，资本家一概实行“禁欲”。朱利安·汉特医生说： 　　“诺森伯兰和 达勒穆矿山的矿工以及其他工人的住宅，整个说来，大概是英国——不过蒙茅斯郡的一些类似的地区除外——能够大量见到的最坏的和最贵的住宅了。最糟糕的是：许多人挤在一间房里；在狭小的建筑地段胡乱盖了一大批房子；缺水并且没有厕所；经常采取屋上架屋或者把屋子分成几层的办法〈以致各种小屋都层层相叠〉……　企业主把整个移民团看成似乎只是露营，而不是 定居。”〔注：（133）《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0、182页。〕 　　斯蒂文斯医生说： 　　“我奉命视察了德勒穆联合教区大部分的大矿山村落……　除了极少数例外，可以说，所有的村落都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保障居民的健康……　所有矿工都被束缚〈“bound”这个词和bondage［依附］〔注：① 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一样，都来源于农奴制时代〉在与矿山承租人或矿山所有主签订的12个月的契约上。只要工人流露出不满，或者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监工，监工就在监督簿上他们的姓名下面作个记号或加个注，等到签订新的一年的契约时就把他们解雇……　在我看来，再没有别的实物工资制比这个人口稠密地区所流行的实物工资制〔注：② 见本卷第666页。——编者注〕更坏了。工人不得不接受处于传染病影响下的住房，作为他的工资的一部分。他自己一点也无能为力。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农奴。除了他的所有主以外，恐怕很难有别的什么人能帮助他。但是所有主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收支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工人还从所有主那里得到水的供应。不管供应好坏，不管有无，工人都要付水费，或者不如说，都要从工资中扣除。”〔注：（134）《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515、517页。〕 　　在同“社会舆论”或甚至同卫生警察发生冲突时，资本总是恬不知耻地对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劳动和居住的、既危险又使人受辱的条件进行“辩护”，说这是为了更有利地剥削工人所必需的。当资本拒绝在工厂的危险机器上安装防护设备，拒绝在矿山中安装通风设备和采取安全措施，对此一概实行禁欲时，就是这样说的。现在，在矿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这样说的。枢密院的医官西蒙医生在他的正式报告中说： 　　“人们替恶劣的房屋设备辩解，说矿山通常是以租赁方式开采的；租赁合同期限太短（煤矿大多是21年），所以矿山承租人认为不值得为企业所招来的工人、手工业者等等提供良好的房屋设备；即使承租人自己想在这方面慷慨一点，地主也会打消他的这种念头。地主有一种倾向，就是当地面上一旦造起像样而舒适的村庄供给那些开采地下财产的矿工们居住时，他就会马上利用这种特权来索取异常高的追加地租。这种禁令似的价格，即使不是一道直接的禁令，也会把另一些本想把房屋建造得好一些的人吓回去……　我不想进一步研究这种辩解的价值，也不想研究用来建造像样的住宅的追加费用归根到底应当由谁负担，由地主、矿山承租人、工人还是由公众负担……　但是，面对后面所附报告〈汉特、斯蒂文斯等医生的报告〉中揭露出来的可耻事实，必须采取一个补救的办法……　土地所有权竟被利用来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公平。地主以矿山所有主的身份把一个工业移民召到自己的领地上来从事劳动，然后又以地面所有主的身份使他所招来的工人无法找到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合适住宅。矿山承租人〈资本主义的矿山开采者〉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利益要来反对交易上的这种划分，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地主的条件很苛刻，后果也不由他承担；而承担这种后果的工人受的教育太少，不懂得自己享有卫生权利；不论极端恶劣的住宅，还是污浊不堪的饮用水，从来都没有引起过罢工。”〔注：（135） 《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6页。］〕 （d）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 〔注：（136） “大批伦敦贫民在挨饿！……　近几天来，在伦敦的墙上张贴着巨幅招贴画，上面写着以下值得注意的字句：‘肥牛们！快饿死的人们！肥牛离开了自己的水晶宫，来养肥住在豪华宅第中的财主，而快饿死的人们却惨死在自己的穷窟里。’载有这种不祥字句的招贴画不断地重新出现。刚刚撕掉或盖住一批，马上在同一地方或在同样显眼的地方又出现一批……　这使人想起促使法国人民发动1789年事变的不祥之兆……　正当英国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死于饥寒交迫的时候，成百万的英国货币，即英国劳动的产品，却被投资到俄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别的国家的企业中去。”（1867年1月20日《雷诺新闻》）〕继续发生。为了说明工人的状况，从1867年初采访过主要受难地区的《晨星报》记者的详细报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在伦敦东头，在波普 勒、米尔沃尔、格林尼治、德特福德、莱姆豪斯、坎宁镇等区，至少有15 000名工人及其家属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其中有3 000多人是熟练的机械工人。他们失业6个月至8个月了，积蓄已全部用光……　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贫民习艺所（在波普 勒）的大门口，因为它已被一群饿坏了的人团团围住。他们在等着发面包票，但是发票的时间还没有到。院子很大，是方形的，沿着院墙盖有一圈棚子。几大堆雪覆盖着堆在院子当中的铺路石块。院子里有一些用柳条篱笆隔成的小块地方，活像羊栏一样；天气好的时候男人们就在里面干活。我去采访那天，栏子里面全是雪，没法坐人。男人们就在棚子底下砸铺路的石块。每个人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挥动着大锤砸碎结着冰的花岗石，直到砸满5蒲式耳为止。这样他们一天的活才算干完，并获得3便士和一张面包票。院子的一边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小木房。我们把门推开，看见里面塞满了人，肩并肩地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他们一边撕麻絮一边争论，看谁能吃得最少而干的时间最长，因为有耐力已经成了受称赞的事情。单是这个贫民习艺所就收容着7 000个接受救济的人，其中有好几百人在6个月或8个月以前还拿着我国熟练劳动的最高工资。许多人即使积蓄已经用光，但只要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典当，也绝不乞求教区救济；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接受救济的人数还要增加一倍……　离开贫民习艺所，我又到街上走了走，街道两旁大多是两层楼的房子，这种房子在波普勒比比皆是。我的向导是失业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访问的第一家是一个已经失业27周的铁匠。我看见他和他的全家坐在一间后屋里。屋子里还剩下一点家具，而且生着火。为了使小孩子们光着的脚不致冻坏，不生火是不行的，因为那天非常冷。在火对面的盆子里放着一堆粗麻，妻子和孩子们正在撕麻絮，这是从贫民习艺所领取面包的代价。丈夫在某个上面谈到过的那种院子里干活，每天得一张面包票和3便士。这时他正好回家吃午饭。他苦笑着对我们说，他饿极了；他的午饭只有几片薄薄的涂着油的面包和一杯没有牛奶的清茶……　我们又敲第二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们领进一间狭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坐着，呆望着快要熄灭的火。他们脸上和他们的小屋里笼罩着的那种凄凉绝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类似的景象。妇人指着她的孩子们说：‘先生，他们已经26个星期没有活干了。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子们的父亲在光景好时积蓄下来想在困难时期有点依靠。请你们看吧！’她几乎是发狂似地喊着，一边拿出一本存取款项写得清清楚楚的银行存折；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这笔小小的财产最初怎样从5先令开始存起，怎样一点一点地增加到20镑，然后又怎样逐渐消失，从若干镑减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后一次提款使存折变得象一张白纸一样一文不值。这家人每天从贫民习艺所领到一顿救济饭……　接着我们访问了一个曾在造船厂工作的爱尔兰人的妻子。我们发现她已经饿病了，穿着衣服躺在一张垫子上，勉强算盖着一条毯子，因为所有的被褥都已进了当铺。两个可怜的孩子照料着她，但是看来孩子们自己正需要母亲的照顾。已经19个星期被迫无事可干，以致她陷入这样的境地。她在讲述她的痛苦经历的时候唉声叹气，仿佛失去了对美好未来的一切希望……　我们走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要我们到他家去，看看是不是能帮他一点忙。一个年轻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小孩，一卷当票，一间空房——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看的一切。” 　　下面我们再从托利党的报纸上摘引一段描述1866年危机的余痛的报道。不要忘记，这里谈到的伦敦东头，不仅是本章所谈到的铁船制造业工人的所在地，而且还是工资一向低于最低额的所谓“家庭劳动”的所在地。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失业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着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要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他们共有4万人……　在我们面前，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财富的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4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区；这些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向我们大声诉苦，向天哀号，向我们诉说他们的破烂不堪的住所，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没有用。而地方上交纳济贫税的人，由于教区的勒索，也濒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边缘了。”（1867年4月5日《旗帜报》） 　　英国的资本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比利时是工人的乐园，因为据说“劳动的自由”，其实也就是“资本的自由”，在那里既不受工联专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厂法的侵犯。因此，我在这里应谈一谈比利时工人的“幸福”。关于这种幸福的秘密，肯定再也没有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奥先生更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奥先生是比利时监狱和慈善机关的总监，也是比利时中央统计委员会的委员。现在让我们来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1855年布鲁塞尔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利时的标准工人家庭，该书根据非常精确的材料算出了这个家庭每年的收支，然后又把它的营养状况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营养状况作了比较。这个家庭有“父亲、母亲和4个孩子”。这6个人中“有4个人可以全年就业而有所收益”；假定“他们中间没有生病的和不能劳动的人”，他们“除了交纳为数极少的教堂坐位费以外，在宗教、道德和精神需要方面没有什么开支”，他们不“在储蓄银行存款或交纳养老准备金”，没有“奢侈品的开支或其他的多余的开支”。只有父亲和大儿子抽点烟，星期天上个酒馆，这些总共每周花86生丁。 　　“根据不同行业同意付给工人的工资的综合材料可以看出……一日工资的最高平均额，男人是1法郎56生丁，妇女是89生丁，男孩是56生丁，女孩是55生丁。按照这个标准计算，这家的收入一年最多不过1 068法郎……　我们把这个当作典型的家庭的一切可能的收入都计算进去了。但是，既然我们也给母亲算上一笔工资，这样，我们就使她无法料理家务了；谁来看家和照顾小孩呢？谁来做饭、洗衣服和缝缝补补呢？这是工人每天都要碰到的难题。” 　　根据这个算法，这个家庭的预算是： 　　　　　1日的工资额 　　　　300个工作日的工资总额 　　　　　　　　　　　　　　　 支出额　　　 不足额 〔注：（137） 杜克佩西奥《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1855年布鲁塞尔版第151、154、155、156页。）〕 （e）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 〔注：（138） 詹姆斯·埃·索·罗杰斯 （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第690页。这部著作是辛勤劳动的成果，目前已出版的头两卷只包括1259—1400年时期。第二卷全是统计资料。这是我们手头所有的关于那个时期的第一部真实可靠的价格史。23的先人比较起来，扮演着非常可怜的角色，更不用说同“英格兰城乡劳动者的黄金时代”15世纪相比了。但是我们用不着追溯这么远。在1777年的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著作中写道： 　　“大租地农场主几乎上升到绅士的地位，而贫困的农业工人几乎被踩到地下去了。把今天农业工人的状况和40年前的状况比较一下，他们的不幸处境是一目了然的……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狼狈为奸，压榨工人。”〔注：（139） 《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第5、11页。〕 　　接着作者又详细地证明，农村中的实际工资从1737年到1777年几乎降低了 14 即25％。当时理查·普莱斯博士也说： 　　“现代政治袒护国民中的上层阶级；其结果是，整个王国迟早终将只由绅士和乞丐，贵族和奴隶组成。”〔注：（140） 理查·普赖斯《评继承支付》，威·摩尔根发行，1803年伦敦第6版第2卷第158页。作者在第159页上指出：“现在一个工作日的名义价格不过比1514年提高3倍，或者最多不过提高4倍。可是现在谷物价格却涨了6倍，肉类和衣服的价格涨了将近14倍。因此，劳动价格的提高远远赶不上生活费用的上涨，现在的劳动价格同生活费用相比较，看来还抵不上过去的一半。”〕 　　但是英格兰农业工人在1770年至1780年期间的状况，无论就他们的营养和居住状况来说，或者就他们的自尊感和娱乐情况等等来说，都成了以后再也没有达到过的理想。他们的平均工资如果用小麦来表示，1770年至1771年是90品脱，到伊登时代（1797年）已经只有65品脱，而到1808年时则只剩下60品脱了。〔注：（141） 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第26页。关于18世纪末的情况，参看伊登《贫民的状况》一书。〕 24〔注：［157］ 见本卷第640—641页。——编者注〕，在这次战争中，土地贵族、租地农场主、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交易所骑士、军火商等等大发横财。同时，一方面由于银行券贬值，另方面由于同银行券贬值无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名义工资也提高了。但是工资的实际变动情况，用不着在这里详细论述，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说明。济贫法25〔注：［158］见本卷第694—695页。——编者注〕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和教区贴补的工资不足额之间的比率说明两件事：第一，工资已经降到它的最低限额以下；第二，农业工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既是雇佣工人又是需要救济的贫民，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被变成了他所在的教区的农奴。我们选一个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况的郡来说吧。在北安普顿郡，1795年平均周工资是7先令6便士，一个6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36镑12先令5便士，收入总额是29镑18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6镑14先令5便士。1814年，该郡周工资是12先令2便士，一个5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54镑18先令4便士，收入总额是36镑2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18镑6先令〔注：① 按计算应为16先令，不过帕里著作中就是这样写的。——编者注〕4便士。〔注：（142） 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1816年伦敦版第80页。〕可见，在1795年，不足额占工资的 14 弱，而到1814年竟占一半以上。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伊登曾经在农业工人小屋中看到过的那种略感舒适的情景，到1814年早已无影无踪了。〔注：（143） 同上，第213页。〕从此以后，在租地农场主饲养的各种牲畜中，工人这种会说话的工具一直是受苦最深、喂得最坏和虐待得最残酷的了。 　　“1830年斯温暴动26〔注：（144） 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62页。〕 　　当时萨德勒曾在下院中给农业工人起了一个绰号，把他们叫做“白奴”，一个主教在上院也袭用了这个绰号。当时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爱·吉·威克菲尔德说： 　　“英格兰南部的农业工人不是奴隶，也不是自由人，而是需要救济的贫民。”〔注：（145） 《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47页。〕 　　谷物法2728〔注：（146） 伦敦《经济学家》杂志1845年3月29日第290页。〕列举了布兰弗德、 温伯恩和普尔附近三个村庄工资的支付情况。这些村庄是乔治·班克斯先生和舍夫茨别利伯爵的财产。我们将会看到，这位“低教会派”29 儿童人数全家人口男子周工资儿童周工资全家每周收入每周房 租扣除房租后每周净收入平均每人每周收入先令 便士先令 便士先令 便士先令 便士先令 便士先令 便士248　——8　—2　—6　—1　6358　——8　—1　66　61　3 12248　——8　—1　—7　—1　9248　——8　—1　—7　—1　9687　—1　610　62　—8　61　34357　—2　—7　—1　45　81　1 12687　—1　610　—1　68　61　34687　—1　67　—1　3 125　8 12—　8 128107　——7　—1　3 125　8 12—　7467　——7　—1　6 125　5 12—　11357　——7　—1　6 125　5 121　1467　——7　—1　—6　—1　—357　—2　—11　6—　1010　82　1 12025　—2　65　—1　—1　—2　— 〔注：（147） 为此目的，土地贵族自己从国库中贷给自己一笔低利资金（当然是通过议会），而租地农场主却必须以双倍的利息偿还给这班贵族。〕，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总之，耕作更加集约化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皇家农业学会主席皮由兹先生断言，由于采用新机器，（相对的）经营费用几乎减少了一半。另一方面，从土地上得到的实际收益迅速增加了。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的加速积聚，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注：（148） 中等租地农场主的减少特别可以从下列各栏人口调查情况中看出：“租地农场主的儿子、孙子、兄弟、侄子、女儿、孙女、姊妹、侄女”，一句话，就是租地农场主所使用的自己家庭的成员。这些栏的总人数1851年为216 851人，到1861年就只有176 151人了。从1851年到1871年，英格兰2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减少了900多个，50—75英亩的租地农场由8 253个减到6 370个，所有100英亩以下的其他各类租地农场的情况也与此相仿。相反，在这20年间大租地农场的数目却增加了，300—500英亩的租地农场由7 771个增加到8 410个，5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2 755个增加到3 914个，1 0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492个增加到582个。〕同时，从1846年到1856年耕地面积约扩大了464 119英亩，东部各郡原为养兔场和贫瘠牧场而现在变成了富饶的庄稼地的大片土地尚不计算在内。我们已经知道，从事农业的总人数与此同时却减少了。就拿男女两性各种年龄的真正农业工人来说，他们的人数从1851年的1 241 269人减少到1861年的1 163 217人。〔注：（149） 牧羊人总数由12 517人增加到25 559人。〕因此，英国中央注册局局长30〔注：（150） 《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6页。〕但是最近一个时期，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农业工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如果再加上城市销售市场的不断迅速扩大，自由贸易的占统治地位，那么，农业工人在经过种种不幸之后终于被安排在理应令人陶醉的幸福环境中了。 〔注：（151） 罗杰斯《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第693页。“农民又成了农奴。”（同上，第10页）罗杰斯先生属于自由学派3132朱利安·汉特医生在他关于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的划时代的报告中说： 　　“农仆〈这是农奴制时期对农业劳动者的称呼〉的生活费用固定在只够他活命的最低的数额上……　他的工资和住房同从他身上榨取的利润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他在租地农场主的计算中是个零〔注：（152） 《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242页。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房屋出租者一听说一个工人挣得多一些就对他提高房租，而租地农场主一看到“工人的妻子找到工作”就降低他的工资 （同上）。〕……　他的生存资料永远被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注：（153） 同上，第135页。〕“至于谈到他的收入的任何进一步的减少，他会说：我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不操心。他不担心将来，因为他除了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他降到了零点，也就是租地农场主计算的起点。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无关。”〔注：（154） 《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34页。〕 　　1863年，对被判处流放和从事强制性劳动的犯人的饮食状况和劳动状况曾进行过正式调查。调查的结果记载在两大本厚厚的蓝皮书中。其中写道： 　　“英格兰监狱中犯人的饮食同这个国家贫民习艺所中需要救济的贫民以及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的详细对比，无可辩驳地表明，前者的饮食比后二者都要好得多。”〔注：（155） 《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42页第50号。〕而“被判处从事强制性公共劳动的犯人的劳动量，大约只有普通农业工人的一半”。〔注：（156） 同上，第77页。《大法官备忘录》。〕33 　　下面略引几段颇为典型的证词。爱丁堡典狱官约翰·斯密斯在作证时说： 　　“英格兰监狱中的饮食比普通农业工人要好得多。”（第5056号）“苏格兰的普通农业工人很少吃到什么肉类，这是事实。”（第5057号）“你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说明犯人的饮食必须比普通农业工人好得多吗？——确实不知道。”（第3047号）“你是否认为应当作进一步试验，使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和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大致差不多呢？”（第3048号）〔注：（157） 同上，第2卷证词。〕其中还写道：“农业工人会说：我干的活很重但是吃不饱。我在蹲监狱的时候，活没有这样重但是吃得很饱，因此我觉得释放出来还不如关在监狱里好。”〔注：（158） 同上，第1卷附录第280页。〕 　　综合该报告第一卷中所附的各种表格，可以得出如下比较表。 每周营养量（158a）（单位：盎司） 含氮成分无氮成分矿物质合 计波特兰监狱的犯人28.95150.064.68183.69皇家海军水兵29.63152.914.52187.06士 兵25.55114.493.94143.98马车制造工人24.53162.064.23190.82排 字 工 人21.24100.833.12125.19农 业 工 人17.73118.063.29139.08 〔注：（158a） 《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1卷附录第274—275页。〕 〔注：① 见本卷第754—757页。——编者注〕它表明，大部分农业工人家庭的饮食都低于“防止饥饿病”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特别在康 沃尔、德文、萨默塞特、威尔兹、斯塔福德、牛津、伯克斯和赫尔茨等地的所有纯农业区更是这样。斯密斯医生说： 　　“农业工人得到的营养比平均量多，因为他得到的食物比家庭其他成员多得多，这对他的劳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几乎全部肉类或油脂都归他一个人了。他的妻子和正处在发育期的孩子们得到的营养量多半不够，主要是缺乏氮素，几乎所有的郡都是如此。”〔注：（159）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第238、249、261、262页。〕 　　同租地农场主住在一起的男仆和婢女的营养倒很充足。他们的总数由1851年的288 277人减少到1861年的204 962人。斯密斯医生说： 　　“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尽管有一些坏处，但在目前情况下对一个家庭来说还是大有好处，因为这样做可以给家庭增加一些钱用于买鞋子、衣服和支付房租，从而使一家人吃得好些。”〔注：（160）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第262页。〕 　　这次调查的最值得注意的结果之一，就是弄清了英格兰农业工人的营养比联合王国其他地区农业工人的营养要差得多。下表就是证明： 中等农业工人每周消费的碳素和氮素（161） 　　　 　　　　　（单位：克冷） 〔注：（161） 同上，第17页。英格兰农业工人得到的牛奶量只等于爱尔兰农业工人的 14 ，面包量只等于 12 。19世纪初，阿·杨格在他的《爱尔兰游记》中就指出，爱尔兰工人的营养状况要好些。理由很简单：贫穷的爱尔兰租地农场主比富裕的英格兰租地农场主要人道得多。至于威尔士，正文中引用的资料不适用于它的西南地区。“当地的所有医生都一致承认，随着居民身体状况的恶化，由结核病和瘰疬病等等引起的死亡率急剧上升了，并且一致认为健康状况的恶化是由贫穷造成的。当地农业工人一天的生活费大约为5便士，在许多地区，租地农场主〈他自己也很拮据〉付给的还要少些。大量的葱花麦面汤或燕麦粥，加上一片干得像红木一样硬、几乎不值得费很大的劲去消化的咸肉，或者加上一小块油脂当作调味品，这就是农业工人日复一日的午餐……　工业进步的结果对于农业工人来说，不过是在这样寒冷潮湿的气候下用廉价的棉织品代替了结实的家庭手织棉布，用‘名义上的’茶代替了浓烈的饮料……　农民在风吹雨打中劳动了好几个小时以后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坐下来烤烤火，烧的是泥炭或用粘土和煤末做的煤球，碳酸气和硫酸气烟雾腾腾。小屋的墙是用粘土和石块砌成的，地是光秃秃的泥地，跟没盖房子以前一样，屋顶是一堆蓬松的湿秸秆。为了保暖，所有的裂缝都堵死了。工人就是在这种充满恶臭的空气里，在泥泞的地上同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吃晚饭，往往披着仅有的一套湿衣服让它在身上暖干。有些曾在夜间不得不在这类小屋里呆过几小时的助产医生们描绘说，他们的双脚曾怎样陷在泥泞里，他们曾经怎样不得不在墙上挖一个小洞（这很容易办到！）来吸点新鲜空气。各阶层的大量证人都证明，吃不饱的农民每天晚上都处在各种各样的有害健康的影响下；其结果是居民身体孱弱，常常患瘰疬病，在这方面确实不乏证据……　卡马森郡和卡迪根郡的教区官吏的报告也清楚地证明了同样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灾难，这就是白痴病的流行。下面再谈谈气候情况。在威尔士全境．一年中有八九个月刮着强烈的西南风，带来了暴雨，受侵袭的主要是丘陵地带的西坡。树木稀少，只在有遮挡的地方才能见到，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全被大风刮倒了。小屋都蜷缩在山脚下，往往是在山沟里或者石坑里，只有最小的羊和本地的牛才能在这种牧场上生活……　年青人都跑到格拉摩根郡和蒙茅斯郡的东部矿区去了……　卡马森郡是矿工的繁殖场和他们的残疾人收容所…… 人口勉强维持原状。例如在卡迪根郡： 　　　　　　 1851年　　　　　 1861年 　　“汉特医生报告的每一页都证明，我国农业工人的住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很坏。多年来，他们在这方面的情况一直在不断恶化。现在农业工人要找到栖身之所困难大得多了，即使找到了，也远不能适应他们的需要，这种情况也许比几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祸害更迅速滋长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条件简直糟糕透了。村民在这方面束手无策，除非那些靠他们的劳动发财致富的人认为值得对他们发点善心。农业工人能不能在他耕种的土地上找到住处，那个地方适合于人住还是适合于猪住，同时是否附有一小块能够大大减轻贫困压力的园圃——这一切都不取决于他是否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适当的房租，而是取决于别人怎样行使‘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不管租地面积有多大，也没有一项法律规定必须在上面建有一定数量的工人住宅，更不用说像样的住宅了；法律同样也没有给工人保留拥有土地的丝毫权利，虽然工人的劳动对土地来说就像雨露和阳光一样必不可少……　还有一种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更加深了工人的灾难……　这就是济贫法关于居住和负担济贫税的规定所产生的影响。〔注：（162） 1865年这项法律有了某些改进。但是人们从经验中很快就知道，这种修补是无济于事的。〕在这项法律的影响下，各教区为了金钱上的利益都要把本教区居住的农业工人的人数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因为不幸的是，农业劳动并不能保证劳苦的工人和他的一家维持永久可靠的独立地位，而多半不过是一条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或长或短的迂回道路，在整个途程中工人离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是这样近，他只要一生病或者暂时失业，就不得不立刻求助于教区救济；因此，只要有农业人口在教区内定居下来，显然就会加重教区的济贫税负担……　大地主们〔注：（163） 为了便于理解下文，这里要说明：close villages（非开放村庄）是指一个或几个大地主所有的村庄；open villages（开放村庄）是指土地分属于许多小地主的村庄。建筑投机家只有在开放村庄才能建造小屋和旅店。〕只要决定不准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筑工人住宅，他们对穷人的负担马上就可以减轻一半。那些可以‘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地主，凭借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竟能够 像对待异邦人那样对待土地的耕种者并把他们从自己的庄园上赶出去。对于这样一种绝对的土地所有权，英国宪法和法律究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予以承认，这个问题不属于本报告所讨论的范围……　这种驱逐权不单是一种理论问题，它在实际上被广泛地行使着。这是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之一……　这种灾祸殃及的范围，从最近一次人口调查中就可以看出。根据这次调查，在最近10年间，尽管地方上对房屋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英格兰的821个地区拆除的房屋却越来越多，以致撇开那些不得定居的人〈即不得在自己劳动的教区内定居的人〉不说，1861年居民人数虽然比1851年增加了 5 13 ％，但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却减少了 4 12 ％……　汉特医生说，减少人口的过程一旦达到目的，就出现一种 供人观赏的村庄，那里小屋所剩无几，除了牧羊人、园丁和看守狩猎场的人这些固定的仆役以外，谁也不准居住，只有他们才能从慈善的主人那里得到对他们这个阶级来说通常已算不坏的待遇。〔注：（164） 这种供人观赏的村庄华而不实，如同叶卡捷琳娜二世巡游克里木时所看到的村庄一样。近来，连牧羊人往往也被赶出这些供人观赏的村庄了。例如，在哈伯勒市场附近有一个占地将近500英亩的牧羊场，这里只需要一个男劳力。以前，为了减少在这个辽阔的草原——莱斯特和北安普敦的美丽的牧场上进行长途跋涉，牧羊人通常可以在农场上得到一所小屋。而现在每周付给他13先令住宿费， 他必须到很远的开放村庄去找住处了。］〕但是土地需要耕种，于是我们看到，雇来种地的工人并不是地主的房客，而是也许从3英里外的开放村庄来的；这种开放村庄有大量小房主，他们在非开放村庄的工人的小屋被拆除以后就把这些人 接纳下来。在那些正走向这种结局的地方，小屋大多破烂不堪，显示出它们注定要遭到的命运。这些小屋正处在自然倒塌的各个阶段。只要房顶还没有塌下来，就允许工人租用，而工人往往也非常乐意承租，即使他必须付出像样的住宅的租金。可是房子从不修理，从不改善，除非身无分文的住户自己动手收拾一下。当房屋终于完全不能住人时，只不过表示又多了一座拆毁的小屋和未来的济贫税将相应减少而已。当大地主这样把居民从他们控制的土地上赶走以摆脱济贫税时，附近的小乡镇或开放村庄就把这些被赶出来的工人接纳下来。我说的是附近，但是这个‘附近’也可能离工人每天做苦工的租地农场有3—4英里远。这样，工人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除了整天干活外，每天还必须走6—8英里路，而这好像不算一回事似的。现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所从事的一切农活也要在同样困难的条件下来干了。然而住得远所引起的灾难还不止此。在开放村庄里，建筑投机家购买小块地皮，尽量密集地建造一些最简陋的小屋。在这些可怜的小屋里挤满了英格兰农业工人。这些小屋即使面临空旷的田野，也具有最坏的城市住宅的种种最可怖的特点〔注：（165） “工人住宅〈在开放村庄里，这些住宅当然总是挤得满满的〉通常都是盖成一排一排的，后墙紧挨着建筑投机家声称属于他的小块地皮的边缘。因此这些住宅只有从正面才能透进阳光和空气。”（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5页 ）在农村中，啤酒店老板或小店主往往同时就是房屋出租者。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工人除了租地农场主外，又有了这第二个主人。他同时还必须是这个主人的顾客。“农业工人每周收入10先令，除每年付房租4镑外，还得按小店主随意规定的价格向他购买一点茶叶、糖、面粉、肥皂、蜡烛和啤酒。”（同上，第132页 ）这些开放村庄实际上成了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的“流放地”。许多小屋是不折不扣的旅店，附近地区的一切流氓都在那里出出进进。村民和他的家庭虽然在最污浊的环境中也往往能真正令人惊奇地保持纯朴正直的品格，但是在这种地方也会彻底堕落。显贵的夏洛克们在谈到建筑投机家、小地主和开放村庄时，会伪善地耸耸肩膀，这在他们中间自然已是一种时髦。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非开放村庄和供人观赏的村庄”乃是“开放村庄”的发源地，并且没有后者前者也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开放村庄中的小地主，绝大部分农业工人就得在他们劳动的田庄的树下过夜了。”（同上，第135页 ）“开放村庄”和“非开放村庄”的制度，在英格兰中部各郡和整个东部地区非常流行。〕……　另一方面，绝不要以为，那些即使居住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的工人能够找到一所同他们的辛勤劳动的生活相称的住宅。甚至在最阔绰的田庄，工人的小屋也往往是非常简陋的。有些地主认为，能让工人和他的家庭住上一间牲口棚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们在出租这类房子时竟然恬不知耻地榨取尽可能多的房租。〔注：（166） “房屋出租者〈租地农场主或地主〉直接或者间接地靠别人的劳动致富，他每周给这个人10先令工资，然后每年再从这个穷鬼身上榨取4镑或5镑房租。这种房子在公开市场上连20镑也不值，但是由于地主的权力却保持着人为的价格，地主会说：‘要么住我的房子，要么滚你的蛋，没有我的证明，看你到哪里去找住处……’如果有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想到铁路上去铺轨或者到采石场去干活，同样的权力又会对他说：‘要么拿这样的低工资给我干下去，要么在提出声明后过一个星期就滚蛋，有猪你也弄走，往后看你从你的菜园里长的马铃薯中能搞到什么’。如果地主〈或租地农场主〉觉得还是采取别的办法更有利，他有时就抬高房租，以作为对工人辞工的惩罚。”（同上，第132页 ）〕这也许是一座破落的小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火炉，没有厕所，没有可以开关的窗户，除了水沟而外没有任何供水设备，没有园圃，但工人对这种不公正也无可奈何。而我们的卫生警察法仍然是一纸空文。这些法律竟然恰恰要靠出租这类破屋的地主们来实行……　我们绝不能让那些偶尔见到的灿烂夺目的景象迷住眼睛而看不见那些有辱英国文明的大量事实。尽管现在的居住情况已经糟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但是权威的观察家们却一致得出结论说，住宅固然普遍恶劣不堪，但同住宅数量不足比较起来，那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灾难。这种状况真是太可怕了。多年来，农业工人居住过挤的状况不仅使关心健康的人深感不安，而且也使一切关心体面和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深感不安。因为那些提出关于农村地区流行病蔓延情况报告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一成不变的看来已成老套的词句指出，由于居住过挤，为制止已发生的流行病进一步蔓延而作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报告同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农村生活本来对健康有许多好处，但是由于居民过于密集，不仅传染病蔓延大大加快，而且非传染性疾病也很容易发生。揭露这类情况的人对别的祸害也没有保持沉默。虽然他们原来的任务只限于保健工作，但是他们几乎总是不得不注意到问题的其他方面。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已婚的和未婚的成年男女常常挤住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这必定会使人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羞耻心和庄重感被最粗暴地伤害了，道德的败坏几乎是必然的〔注：（167） “新婚夫妇对于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成年弟弟妹妹不会有什么好影响；虽然不能记下实例，但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实这种说法：血亲通奸罪使妇女招致极大痛苦，甚至常常死亡。”（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7页 ）有个曾在伦敦风纪最坏的街区当过多年侦探的农村警官，在谈到他们村的姑娘时说：“她们在这样小的年纪就这样道德败坏，这样放荡不羁和厚颜无耻，这是我在伦敦风纪最坏的街区当侦探时都从来没有见过的……　他们像猪一般地生活，小伙子和大姑娘，母亲和父亲，统统睡在一个房间里。”（《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1867年伦敦版，附录第77页第155号 ）〕……　例如，在我最近一次报告的附录里，载有奥德医生关于白金汉郡温地区突然发生热病的报告。他谈到一个从温格雷夫来的年轻人怎样把热病带到了温。他在得病的最初几天和另外9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两个星期的工夫，房间里就有几个人被传染了。在几星期内，9人中有5人得了热病，并有一人死亡！同时，圣乔治医院的医生哈维曾因私人出诊的关系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到过温，他也向我提供了类似的情况：‘一个患热病的年轻女人晚上同父亲、母亲、她的私生子、两个小伙子即她的兄弟以及各有一个私生子的两个姊妹睡在一个房间里，一共是10个人。几星期以前这个房间曾住过13个儿童’。”〔注：（168） 散见《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9—14页。〕 　　汉特医生调查过5375户农业工人小屋，其中不仅有纯农业区的，而且有英格兰所有各郡的。在5375户小屋中，2195户小屋只有一间卧室（往往兼作餐室），2930户小屋有2间卧室，250户小屋有2间卧室以上。现在我就12个郡的情况简单摘录如下。 14 英亩）10或12先令的租金租到一小块土地。这些地块离住宅很远。住宅没有厕所。全家人要么不得不到自己的地里去大便，要么像这里发生的那样——这简直很难说出口——拉在一个橱柜的抽屉里，满了以后，便拿到需要粪便的地方倒掉。在日本，生活条件的循环也要比这清洁些。 兰托夫特的12座房屋户数卧室大人小孩总人数户数卧室大人小孩总人数113581133611437114251144811202115491123511324113361153811246 　　厨房…………9英尺5英寸×8英尺11英寸×6英尺6英寸 〔注：（168a） “牧师和贵族好 像勾结起来要逼死他们。”〕 　　“穷人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即使再修建500座小屋，也会象面包一样被一抢而光；事实上，修建得越多，需要量也就越大”—— 　　照他看来，房屋产生住户，而住户又按照自然规律对“住房”产生压力。汉特医生在回答这种说法时指出： 　　“但是这些穷人必然是来自某个地方。既然巴德西不存在救济之类的特别吸引力，那必然是在另一个更不合适的地方存在着某种把他们赶到这儿来的排斥力。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劳动地点附近找到一座小屋和一小块土地，那他当然宁愿住在这种地方而不会搬到巴德西来了。因为在这里，他租一小块土地的租金比租地农场主所付的租金贵一倍。” 　　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转化为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这些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地区的人口越稀少，那里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越多，他们对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从而农村中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以及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人口拥挤现象也就越严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庄和小市镇的现象，同人们被强行从地面上赶走是相适应的。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摇篮。他们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是他们被驱逐的一个原因，也是居住条件恶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条件恶劣又摧毁了他们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们完全变成地主〔注：（169） “农仆〔注：① 见本卷第781页。——编者注〕的天赋职业甚至使他的地位显得尊严。他不是奴隶，而是和平的士兵，他理应得到必须由地主提供的适合已婚人居住的房屋，因为地主有权要求他从事强制劳动，就像国家要求士兵这样做一样。他的劳动，也像士兵的劳动一样，得不到按市场价格支付的报酬。像士兵一样，他也是在年幼无知、只熟悉本行职业和本乡本土的时候就被人抓去的。他必须早婚并遵守各种居住法，就像士兵必须应征入伍并遵守军法一样。”（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2页 ）有时也例外地有某个软心肠的地主对自己一手造成的荒凉景象感到惋惜。例如莱斯特伯爵在人们向他祝贺霍尔克姆城堡落成的时候就说：“一个人独居在自己的领地上是非常郁闷的事。我环顾四周，除了我自己的房子外，再看不到别的房子。我成了巨人城堡中的巨人，把我所有的邻居都吃光了。”〕和租地农场主的奴隶，以致获得最低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农村中尽管经常出现“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也感到人手不足。这种现象不仅局部地发生在人口过快地流往城市、矿山、铁路工地等处的地区，而且在收割季节以及在春夏两季，当英国的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许多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农业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来说总是过多，而按特殊的或者临时的需要来说又总是过少。〔注：（170） 近几十年来在法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侵入农业和把“过剩的”农村人口赶往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这里，在“过剩”人口的发源地，居住条件和其他条件也变坏了。关于小块土地所有制所造成的真正“农业无产阶级”，见前面引用过的科兰的《政治经济学》〔注：① 见本卷第709页。——编者注〕和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注：② 见本卷第459页。——编者注〕（1869年汉堡第2版第88页及以下几页34 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区同时发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劳力不足，又抱怨劳力过剩。临时性的或局部的劳力不足并不会引起工资的提高，只会迫使妇女和儿童也参加田间劳动，使工人的年龄不断下降。一旦妇女和儿童被大规模地使用，这又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手段，造成农业中男工过剩，并使他们的工资下降。这种恶性循环的美好结果之一是所谓的帮伙制度〔注：① 见本卷第459页。——编者注〕，这种制度在英格兰东部地区正在兴盛起来。下面我简单地谈谈这种制度。〔注：（171）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也就是最后一次报告，于1867年3月底公布，专门谈农业中的帮伙制度。〕 　　“我的租地占地320多英亩，全是耕地。没有小屋。有一个工人现在住在我这里。我有4个养马工，住在农场附近。需要大量人手的轻活都找帮伙去做。”〔注：（172）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证词第37页第173号。〕 　　田间有许多轻活，如除草、松土、施肥、拣石子等等。所有这些活都由住在开放村庄的帮伙，即一群有组织的人来干。 〔注：（173） 但是有的帮头已变成了拥有500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有的则变成了成片房屋的所有主。〕，这种收入几乎完全要看他有多大本领能在最短时间内使他的那伙人付出最大量的劳动。租地农场主们发现，妇女只有在男子的专制下才能好好地干活，而妇女和儿童一干起活来，正像傅立叶已经知道的那样，就会拚命地使出自己的全身力气，可是成年男工却很滑头，总是尽量节省力气。帮头带着人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一年中能使他的帮伙干6—8个月的活。因此对工人家庭来说，同他打交道要比同 只是偶尔雇用孩子的租地农场主打交道有利和可靠得多。这种情形大大地巩固了帮头在开放村庄中的权势，以致孩子们多半只有经过他的介绍才能找到工作。从帮伙中抽出个别儿童向外出租，成了他的副业。 35〔注：（174） “拉德福德郡有半数少女让帮伙制度毁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附录第6页第32号）〕36〔注：① 见本卷第459页。——编者注〕。她们的子女即使不被鸦片毁掉，也是帮伙的天生的新兵。 〔注：（175） “最近几年来，这种制度大为流行。在某些地区，这种制度刚实行不久，在另一些实行较久的地区，就有更多和更年幼的儿童被卷到帮伙里面来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79页第174号）〕当然不是为了帮头的利益而存在的。它是为了大租地农场主〔注：（176） “小租地农场主不使用帮伙。”“贫瘠的土地上不使用帮伙，只有每英亩能提供2镑至2镑10先令地租的土地上才使用帮伙。”（同上，第17页和第 14页）〕或地主〔注：（177） 有一位地主感到地租太合自己的胃口了，他愤然地对调查委员会说，一切喧扰的产生只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名称不好。如果不叫“帮伙”，而叫“少年工农业合作自立协会”，那就一切都不成问题了。〕的发财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农场主看来，再没有更巧妙的办法能把他的劳动人员大大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而又能经常拥有一批额外劳力来应付额外工作，花尽量少的钱榨取尽量多的劳动〔注：（178） 一个当过帮头的人说：“帮伙劳动比任何其他劳动都便宜，这就是人们所以使用它的原因。”（《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17页第14号）一个租地农场主说：“帮伙制度对租地农场主来说无疑是最便宜的，对儿童来说无疑是最有害的。”（同上，第16页第3号）〕，并使成年男工“过剩”。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人们一方面承认农民处于不同程度的失业中，而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男劳力缺乏并流往城市，帮伙制度是“必要的”。〔注：（179） “毫无疑问，现在由帮伙中的儿童干的许多活过去都是由男子和妇女干的。在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地方，现在失业的男子比以前更多了。”（同上，第43页第202号 ）但是另一方面，“在许多农业地区，特别是产粮区，因为农民移居国外以及铁路使他们便于流往大城市，劳力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我〈这个“我”是某个大地主在农村的代理人〉认为儿童劳动是绝对必要的”（同上，第80页第180号）。英格兰农业地区的劳力问题和文明世界的其他地区不同，这是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问题：怎样才能在农村人口外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在农村中永远保持足够的“相对过剩人口”并从而使农业工人永远领取“最低工资”？〕林肯郡等地的已清除杂草的田地和人类的杂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的两极。〔注：（180） 前面我引用过的《公共卫生报告》，在说明儿童死亡率时顺便谈到了帮伙制度<见本卷第457—460页。——编者注>，这个报告一直是报刊从而是英国公众所不知道的。但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一次报告却为报刊提供了求之不得的“耸人听闻”的材料。自由派报刊质问那些麇集在林肯郡的雍容尔雅的绅士们、女士们和国教会的牧师们，那些曾派出自己的使团到另一半球去“驯化南洋野人”的人物们，怎么竟会睁着眼睛听任这样的制度在他们的庄园内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上流报刊则大谈特谈农村居民的极端堕落，他们竟肯把亲生儿女卖身为奴！其实，农村居民处在“显贵们”把他们紧紧束缚住的那种万恶的条件下，就是把他们自己的儿女吃掉，也是可以理解的。真正值得惊奇的，倒是他们大多数人都能保持良好品德。官方报告的起草人证明，甚至在帮伙制度盛行的地区，父母们对这种制度也非常反感。“在我们收集的证词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材料证明，如果有一项强制法律能够使父母们抵制他们经常遇到的诱惑和压力，他们多半会感激不尽。有时是教区官吏，有时是雇主们用解雇威胁他们，强迫他们把孩子送去劳动，而不是送去上学……　时间上和精力上造成种种浪费，农民全家由于过度的无益的劳累而含辛茹苦，父母们眼看自己的子女由于小屋居住过挤或者帮伙制度的恶劣影响而道德败坏，——所有这一切在劳苦的穷人的心中会引起怎样的感触是不难理解的，这里用不着详加叙述。他们意识到，他们对于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许多痛苦的处境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只要他们有能力，他们是决不会表示赞同的，但是他们无力反抗这种处境。”（《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XX页第82号；第XXIII页第96号）〕 （f）爱尔兰37 516 以上。〔注：（181） 爱尔兰的人口：1801年5 319 867人，1811年6 084 996人，1821年6 869 544人，1831年7 828 347人，1841年8 222 664人。〕1851年5月到1865年7月，从爱尔兰移居国外的总人数为1 591 487人，而在1861年到1865年最近5年间移居国外的人口达500 000人以上。住宅从1851年到1861年减少了52 990座。从1851年到1861年，15—30英亩的租地农场增加61 000个，3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增加109 000个，但是全部租地农场的总数减少了120 000个。可见，减少的原因完全是由于15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不断消灭了，也就是说，它们不断集中了。 Ａ表 牲畜头数（182）年份马牛总数减少总数减少增加1860 619 811 — 3 606 374 — — 年份羊猪总数减少增加总数减少增加1860 3542 080 — — 1 271 072 — — 〔注：（182） 如果我们回溯得更远一些，结果会更加糟糕。例如，1865年有羊3 688 742只，而1856年是3 694 294只；1865年有猪1 299 893头，而1858年是1 409 883头。〕 马牛羊猪绝对减少绝对减少绝对增加绝对增加71 944112 960146 66228 821 Ｂ表 耕地和草地（即牧场）的面积的培养情况（单位：英亩） 年份谷物地蔬菜地草 地 和 亚麻地耕地及畜牧地 减少减少增加减少增加减少增加减少增加186115 70136 974—47 969——19 27181 373—186272 73474 785——6 623—2 055138 841—1863144 71919 358——7 724—63 92292 431—1864122 4372 317——47 486—87 761—10 493186572 450—25 421—68 97050 159—28 218—1861-65428 041108 013——82 834—122 850330 370— C表 耕地面积、每英亩产量和总产量的增减（1865年和1864年比较表）（183） 产 品耕地英亩数1865年的增减情况每英亩产量1865年的增减情况总 产 量1865年的增减情况18641865＋—18641865＋—18641865＋—（英担）（英担）（英担）（英担）（夸特）（夸特）（夸特）（夸特）小　麦276 483266 989—9 49413.313—0.3875 782826 783—48 999燕　麦1 814 8861 745 228—69 65812.112.30.2—7 826 3327 659 727—166 605大　麦172 700177 1024 402—15.914.9—1761 909732 017—29 892毕尔麦16.414.8—1.615 16013 989—1 171黑　麦8 89410 0911 197—8.510.41.9—12 68018 3645 684—（吨）（吨）（吨）（吨）（吨）（吨）（吨）（吨）马铃薯1 039 7241 066 26026 536—4.13.6—0.54 312 3883 865 990—446 398芜　菁337 355334 212—3 14310.39.9—0.43 467 6593 301 683—165 976甜萝卜14 07314 389316—10.513.32.8—147 284191 93744 653—白　菜31 82133 6221 801—9.310.41.1—297 375350 25252 877—亚　麻301 693251 433—50 26034.225.2—9.0*64 50639 561—24 945干　草1 609 5691 678 49368 924—1.61.80.2—2 607 1533 068 707461 554— 　　* 单位为英石（1英石合14磅） 〔注：（183） 本文中的数字是按（爱尔兰农业统计。1860年各郡各省农作物的种植亩数和牲畜存栏数概况）（1860年都柏林版）以及以后各年的统计和〈爱尔兰农业统计。1866年平均产量估计表）（1867年都柏林版）的材料汇编的。我们知道，这些统计资料是每年向议会提出的官方统计资料。 Ｄ表 应纳所得税的收入（184）（单位：英亩） 186018611862186318641865Ａ项地租12 893 82913 003 55413 398 93813 494 09113 470 70013 801 616Ｂ项 租地农场主的利润2 765 3872 773 6442 937 8992 938 9232 930 8742 946 072Ｄ项工业等利润4 891 6524 836 2034 858 8004 846 4974 546 1474 850 199Ａ至Ｅ 各项合计22 962 88522 998 39423 597 57423 658 63123 236 29823 930 340 〔注：（184）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 Ｅ表 爱尔兰的Ｄ项利润收入（60镑以上者）（185） 1864年1865年镑分配人数 镑分配人数年总收入………………4 368 61017 4674 669 97918 08160镑以上100镑以下的年收入………………238 7265 015222 5754 703年总收入中……………1 979 06611 3212 028 57112 184年总收入中尚余………2 150 8181 1312 418 8331 194其中……………………1 073 9061 0101 097 9271 0441 076 9121211 320 906150430 53595584 458122646 37726736 44828262 8193274 5283 〔注：（185） D项中年总收入的数字同前表不符，因为已经做了法律许可的一定扣除。〕 〔注：（186） 每英亩的产量相对地说减少了，但我们切不要忘记，英格兰间接输出爱尔兰的土地已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可是连单纯补偿土地各种成分的东西都没有给予爱尔兰的农民。〕，并且，尽管牧场面积扩大了，但是某些畜牧部门的生产绝对减少了，而在另外一些部门中，即使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也经常为退步所中断。然而，在人口减少的同时，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却继续增加，虽然后者的增加不像前者那样经常不断。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方面，随着租地农场集中和耕地转化为牧场，总产品中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虽然总产品减少了，但是构成其中一部分的剩余产品增加了。另一方面，这些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比它们的数量增长得更快，因为最近20年来，特别是最近10年来，肉类、羊毛等等的英格兰市场价格不断地上涨了。 38〔注：（186a） 因为爱尔兰被看作“人口原理”的乐土，所以托·萨德勒在发表他的关于人口问题的著作之前，先出版了他的名著：《爱尔兰，它的灾难及其补救办法》（1829年伦敦第2版）。在该书中，他比较了各省的统计资料以及每一省里各郡的统计资料，并证明，爱尔兰的普遍贫困并不像马尔萨斯所设想的那样同人口的数目成正比，而是同人口的数目成反比。〕 〔注：（186b） 1851—1874年期间，移居国外的总人数达2 325 922人。〕 810 。〔注：（186c） 第2版注：根据墨菲《爱尔兰的工业、政治和社会》（1870年版）一书中的一个统计表：10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占有土地的94.6％，1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占有5.4％。〕他们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竞争的空前压迫而被挤垮，因此不断地为雇佣工人阶级提供新兵。爱尔兰惟一的大工业，亚麻加工业，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较少，虽然自从1861年到1866年棉花涨价以来这种工业扩大了，但总的来说，它只雇用居民中较小的一部分人。像所有其他大工业一样，它由于在本部门内不断发生波动而不断地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即使在它吸收的人数绝对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农村居民的贫困成为巨大的衬衫厂等等的基础，这类工厂的劳动大军大部分散布在农村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经叙述过的家庭劳动制度。〔注：① 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低工资和过度劳动是这种制度“生产过剩人口”的系统的手段。最后，人口的减少虽然没有带来 像它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所带来的那样破坏性后果，但是也不能不对国内市场产生经常的反作用。国外移民现象在这里所造成的空隙，不仅使地方性的劳动需求缩小了，而且也使小店主、手工业者，总之，一切小企业主的收入减少了。E表内60—100镑收入的减少，就是由于这种原因。 〔注：（186d）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并参看《农业工人（爱尔兰）。答可尊敬的下院的质询》1861年3月8日。〕中叙述得很清楚。这些视察员既然供职于一个只有靠刺刀，靠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戒严状态才得以维持的政府，在措辞上不得不十分审慎，而这是他们的英格兰的同僚们所不齿的。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让他们的政府沉湎于幻想。据他们说，农村中工资率至今仍然很低，可是最近20年来已经提高了50—60％，现在每周平均是6—9先令。但是在这种表面提高的背后，隐藏着工资的实际降低，因为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和同一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保持平衡；从爱尔兰某个贫民习艺所的官方报告中摘引的如下数字就可作证。 日 期食衣合计1848年9月29日到1849年9月29日1先令3 14 便士3便士1先令6 14 便士1868年9月29日到1869年9月29日2先令7 14 便士6便士3先令1 14 便士 　　“饥荒以前，农业短工还有一小块土地，用来种植马铃薯，饲养猪和家禽。现在，他不仅要购买一切生活资料，而且连出卖猪、家禽和蛋类所得的收入也丧失了。”〔注：（187）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29、1页。〕 　　从前，农业工人实际上又是小租地农民，他们大多只是中等农场和大农场的后卫部队，在这些农场里找些活干。只是在1846年的灾荒以后，他们才开始构成纯粹雇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构成一个同他们的雇主只发生货币关系的特殊阶层。 〔注：（187a） 同上，第12页。〕为了使短工们的洞窟生活可以过得去些，那些自古以来就附属于住宅的小块土地也被系统地没收了。 　　“由于意识到是地主及其管家使他们受到这种非人待遇，农业短工对那些把他们当作无权人种看待的人，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对抗情绪和憎恨心理。”〔注：（187a） 同上，第12页。〕 　　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像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爱尔兰人素来以罕有的眷恋乡土之情、开朗的性格和纯正的家风而著称，这是连抱有民族偏见的英格兰人也承认的，可是现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爱尔兰家庭突然被移植到罪恶的温室中来了。男人们现在必须到邻近的租地农场主那里找寻工作，并且只能按日被雇用，因而工资收入极不稳定，同时， 　　“他们现在不得不在往返农场的路上长途跋涉，途中时常被雨淋透，还要吃到别的苦头，结果往往引起身体虚弱、疾病，从而引起贫困”。〔注：（187b）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25页。〕 　　“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农业地区中被认为是过剩的工人”〔注：（187c） 同上，第27页。〕，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镇中工人过剩，而农村中则到处工人不足！”〔注：（187d） 同上，第26页。〕实际情形是，只有“在春秋农忙季节”才感到工人不足，“而在其余季节，很多人都闲着没事干”〔注：（187e） 同上，第1页。〕；“秋收以后，从10月到翌年开春，他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工作”〔注：（187f） 同上，第32页。〕；甚至在干活的季节，“他们也经常一连几天没事干，并且他们的工作还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中断”〔注：（187g） 同上，第25页。〕。 　　“现在几乎完全是从他们的小租地农民那里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小租地农民这样就不得不为他们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资通常比普通短工还要低。至于在播种或收割的紧急时刻，他们被迫搁下自己的田地而招致许多不便和损失，那就更不用说了”。〔注：（187h）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30页。〕 　　可见，就业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窝工现象的频繁发生和长期持续——所有这一切相对人口过剩的征候，都在济贫所视察员的报告中作为爱尔兰农业无产阶级的苦难列举出来了。我们记得，在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中我们已经看到过类似的现象。不过，不同的是，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农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即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转化为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城市里去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工人，并不断地被送回农村去找活干。 　　“虽然他们的生活极端俭朴，但是他们的工资只能勉勉强强应付他们自己及其家属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们得有另外的收入……　他们的居住环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这个阶级特别容易感染伤寒和肺结核。”〔注：（187i） 同上，第21、13页。〕 　　这就无怪报告起草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阴郁的不满情绪笼罩着这个阶级的行列，他们留恋过去，厌恶现在，绝望于将来，“受到煽动者的有害影响”，并且只有一个固执的想法：移居美洲。这就是伟大的马尔萨斯的万应灵药——减少人口，已经把绿色埃林〔注：① 克尔特语：绿岛；爱尔兰的古称。——编者注〕变成了多么幸福的乐土！ 　　“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这件事使我深为惊讶。我把他亲口所说的情形逐字逐句地写在下面。只要我说出他是被雇用来为曼彻斯特市场制造商品的，人们就会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工厂工人。约翰逊说：我是一个捶布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从早晨6点钟干到夜里11点；星期六干到下午6点，有3个钟头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有5个孩子。我干这种活每周收入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挣5先令。大女儿12岁，料理家务。她是我们的厨师和 惟一的帮手。她照料弟妹上学。我的妻子和我同时起床上工。有一个小姑娘每天经过我家门口，她在早晨5点半钟把我叫醒。我们什么也不吃就去上工。白天，12岁的女儿照顾弟妹。我们在8点钟回家吃早饭。我们每周只喝一次茶；我们平时喝粥，有时是燕麦片粥，有时是玉米面粥，这要看我们能 买到什么了。冬天，我们往玉米面里加一点糖和水。夏天，我们收点马铃薯，那是我们在一小块地上自己种的；马铃薯吃完了，还得喝粥。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一年到头就是这样过日子。晚上下工以后，我总是感到非常疲乏。我们偶而也能见到一小块肉，但那是太难得了。我们有3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周要花费1便士。我们的房租每周9便士，泥炭和燃料每两周至少要1先令6便士。”〔注：（188）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96页。〕 　　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 39 1864年爱尔兰租地农场的数目和面积（单位：英亩） 123456781英亩以下的 1—5英亩的 6—15英亩的 16—30英亩的 31—50英亩的 51—100英亩的 100英亩以上的 总面积数目 面积数目 面积数目 面积数目 面积数目 面积数目 面积数目 面积48 653 25 39482 037 288 916176 368 1 836 310136 578 1 051 34371 961 2 906 27454 247 3 983 88031 927 8 227 80720 319 924（187i） 〔注：（187i） 总面积包括泥沼地和荒地。〕 14 将再度被吸收，结果仍须有921 174人移居国外。16至100英亩的4、5、6三类租地农场，用来经营资本主义的谷物生产也嫌太小，至于用来牧羊，就简直等于零，这是我们在英格兰早就知道的了。因此，在上述同样的假定下，又得有788 761人移居国外，结果总人数就是1 709 532人。既然胃口越来越大，40〔注：（188b） 在本书第三册论述土地所有制的那一篇，我将更详细地谈到，单个的土地所有者以及英国的立法如何有计划地利用饥荒和由饥荒引起的情况来强力推行农业革命，并使爱尔兰的人口减少到符合地主希望的程度41 42 　　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 43 [428] [441]
1811—1821　　　 1.533％
1853年到1864年　　 每年增加
到1864年4月5日为止的一年 到1865年4月5日为止的一年
利润收入（镑） 人 数 利润收入（镑） 人 数
总 收 入 95 844 222 308 416 105 435 787 332 431
其 中 57 028 290 22 334 64 554 197 24 075
其 中 36 415 225 3 619 42 535 576 4 021
其 中 22 809 781 822 27 555 313 973
其 中 8 744 762 91 11 077 238 107
1847年　 58 842 377镑
男 女 两 性 每周平均的碳素量 每周平均的氮素量
五种城市生产部门 28 876 1 192
兰开夏郡失业的工厂工人 29 211 1 295
兰开夏郡工人应得的最低限量
（按男女人数相等计算） 28 600 1 330
火神街122号……………………………… 1间房　　　 16人 地下室 　　瑞琴特广场…………………………………1个地下室　　 8人
1日的工资额 　　　　300个工作日的工资总额
支出额　　　 不足额
儿童人数 全家人口 男子周工资 儿童周工资 全家每周收入 每周房 租 扣除房租后每周净收入 平均每人每周收入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2 4 8　— — 8　— 2　— 6　— 1　6
3 5 8　— — 8　— 1　6 6　6 1　3 12
2 4 8　— — 8　— 1　— 7　— 1　9
2 4 8　— — 8　— 1　— 7　— 1　9
6 8 7　— 1　6 10　6 2　— 8　6 1　34
3 5 7　— 2　— 7　— 1　4 5　8 1　1 12
6 8 7　— 1　6 10　— 1　6 8　6 1　34
6 8 7　— 1　6 7　— 1　3 12 5　8 12 —　8 12
8 10 7　— — 7　— 1　3 12 5　8 12 —　7
4 6 7　— — 7　— 1　6 12 5　5 12 —　11
3 5 7　— — 7　— 1　6 12 5　5 12 1　1
4 6 7　— — 7　— 1　— 6　— 1　—
3 5 7　— 2　— 11　6 —　10 10　8 2　1 12
0 2 5　— 2　6 5　— 1　— 1　— 2　—
含氮成分 无氮成分 矿物质 合 计
波特兰监狱的犯人 28.95 150.06 4.68 183.69
皇家海军水兵 29.63 152.91 4.52 187.06
士 兵 25.55 114.49 3.94 143.98
马车制造工人 24.53 162.06 4.23 190.82
排 字 工 人 21.24 100.83 3.12 125.19
农 业 工 人 17.73 118.06 3.29 139.08
（单位：克冷）
1851年　　　　　 1861年
户数 卧室 大人 小孩 总人数 户数 卧室 大人 小孩 总人数
1 1 3 5 8 1 1 3 3 6
1 1 4 3 7 1 1 4 2 5
1 1 4 4 8 1 1 2 0 2
1 1 5 4 9 1 1 2 3 5
1 1 3 2 4 1 1 3 3 6
1 1 5 3 8 1 1 2 4 6
厨房…………9英尺5英寸×8英尺11英寸×6英尺6英寸
年份 马 牛
总数 减少 总数 减少 增加
1860 619 811 — 3 606 374 — —
年份 羊 猪
总数 减少 增加 总数 减少 增加
1860 3542 080 — — 1 271 072 — —
马 牛 羊 猪
绝对减少 绝对减少 绝对增加 绝对增加
71 944 112 960 146 662 28 821
年份 谷物地 蔬菜地 草 地 和 亚麻地 耕地及畜牧地
减少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1861 15 701 36 974 — 47 969 — — 19 271 81 373 —
1862 72 734 74 785 — — 6 623 — 2 055 138 841 —
1863 144 719 19 358 — — 7 724 — 63 922 92 431 —
1864 122 437 2 317 — — 47 486 — 87 761 — 10 493
1865 72 450 — 25 421 — 68 970 50 159 — 28 218 —
1861-65 428 041 108 013 — — 82 834 — 122 850 330 370 —
产 品 耕地英亩数 1865年的增减情况 每英亩产量 1865年的增减情况 总 产 量 1865年的增减情况
1864 1865 ＋ — 1864 1865 ＋ — 1864 1865 ＋ —
（英担） （英担） （英担） （英担） （夸特） （夸特） （夸特） （夸特）
小　麦 276 483 266 989 — 9 494 13.3 13 — 0.3 875 782 826 783 — 48 999
燕　麦 1 814 886 1 745 228 — 69 658 12.1 12.3 0.2 — 7 826 332 7 659 727 — 166 605
大　麦 172 700 177 102 4 402 — 15.9 14.9 — 1 761 909 732 017 — 29 892
毕尔麦 16.4 14.8 — 1.6 15 160 13 989 — 1 171
黑　麦 8 894 10 091 1 197 — 8.5 10.4 1.9 — 12 680 18 364 5 684 —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马铃薯 1 039 724 1 066 260 26 536 — 4.1 3.6 — 0.5 4 312 388 3 865 990 — 446 398
芜　菁 337 355 334 212 — 3 143 10.3 9.9 — 0.4 3 467 659 3 301 683 — 165 976
甜萝卜 14 073 14 389 316 — 10.5 13.3 2.8 — 147 284 191 937 44 653 —
白　菜 31 821 33 622 1 801 — 9.3 10.4 1.1 — 297 375 350 252 52 877 —
亚　麻 301 693 251 433 — 50 260 34.2* 25.2* — 9.0* 64 506 39 561 — 24 945
干　草 1 609 569 1 678 493 68 924 — 1.6 1.8 0.2 — 2 607 153 3 068 707 461 554 —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1865
Ａ项
地租 12 893 829 13 003 554 13 398 938 13 494 091 13 470 700 13 801 616
Ｂ项
租地农场主的利润 2 765 387 2 773 644 2 937 899 2 938 923 2 930 874 2 946 072
Ｄ项
工业等利润 4 891 652 4 836 203 4 858 800 4 846 497 4 546 147 4 850 199
Ａ至Ｅ
各项合计 22 962 885 22 998 394 23 597 574 23 658 631 23 236 298 23 930 340
1864年 1865年
镑 分配人数 镑 分配人数
年总收入……………… 4 368 610 17 467 4 669 979 18 081
60镑以上100镑以下的年收入……………… 238 726 5 015 222 575 4 703
年总收入中…………… 1 979 066 11 321 2 028 571 12 184
年总收入中尚余……… 2 150 818 1 131 2 418 833 1 194
其中…………………… 1 073 906 1 010 1 097 927 1 044
1 076 912 121 1 320 906 150
430 535 95 584 458 122
646 377 26 736 448 28
262 819 3 274 528 3
日 期 食 衣 合计
1848年9月29日到1849年9月29日 1先令3 14 便士 3便士 1先令6 14 便士
1868年9月29日到1869年9月29日 2先令7 14 便士 6便士 3先令1 14 便士
1 2 3 4 5 6 7 8
1英亩以下的 1—5英亩的 6—15英亩的 16—30英亩的 31—50英亩的 51—100英亩的 100英亩以上的 总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48 653 25 394 82 037 288 916 176 368 1 836 310 136 578 1 051 343 71 961 2 906 274 54 247 3 983 880 31 927 8 227 807 20 319 924（187i）

  1. 高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产生于19世纪，它的信仰者主要是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主张保持古老的豪华仪式，强调与天主教徒的传统的联系。英国国教会中与高教会相对立的另一派为低教会派（见注448），拥护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和下层教士，具有新教倾向。——10、712、744。 ↩︎

  2.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章第28节。——712。 ↩︎

  3. 大概指维·里·米拉波的著作《人民之友》1755年巴黎版。在这本书中，米拉波认为，各国的财富必须以尽可能多的人口为主要源泉。弗·魁奈不同意这种观点。在1757年7月27日他和米拉波之间的一次讨论中，他使米拉波信奉了重农主义的学说。米拉波成了魁奈的学生。——712。 ↩︎

  4. 大概指托·查默斯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同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尤其是第11章第344和346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X笔记本第417页。 ↩︎

  5. 特有财产（Peculium）是古罗马法中家长能够分给一个自由民或分给一个奴隶经营或管理的一部分财产。实际上，拥有特有财产并没有使奴隶摆脱对主人的从属关系，特有财产在法律上仍然归主人所有。例如，拥有特有财产的奴隶可以同第三者交易，但只能在赢利总额不足以完全赎身的限度内进行。特别有利的交易和其他能大大增加特有财产的办法，通常都由家长一手包办。——706、714。 ↩︎

  6. 亚·斯密关于工资率的暴力冲突的观点，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8章（工资），尤其是第81—83页。——715。 ↩︎

  7.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c节《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中的最后几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74页及以下几页）。——716。 ↩︎

  8.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142页。——717。 ↩︎

  9. 见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结尾部分。——731。 ↩︎

  10. 1849—1859年间，英国参加了几次战争：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对华战争（1856—1858年和1859—1860年），以及对波斯战争（1856—1857年）。此外，1849年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在1857—1859年派兵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735。 ↩︎

  1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41页。——162。 ↩︎

  12.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8章，爱，吉，韦克菲尔德编，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195页。——741。 ↩︎

  13.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的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323、689、743。 ↩︎

  14.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1节中（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100.744。 ↩︎

  15. 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9、40页。——745。 ↩︎

  16. 自由贸易理论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的一部分，尤其为18—19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宣扬。最著名的代表是亚·斯密和大·李嘉图。这种学说从理论上论证了对自由贸易的要求，它认为不应用任何限制的办法，如关税、禁止进出口来阻碍自由贸易。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见注23）．就消除了自由贸易的一个重大障碍。马克思把自由贸易代表的许诺与宗教上的千年王国（见注230）的许诺相比。——747。 ↩︎

  17. 关于这段引文曾经发生过一场论战。恩格斯的第四版序言和马克思1872年写的《答布伦坦诺的文章》、《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就表明了这一点。后两篇文章是马克思对布伦坦诺刊登于《协和。工人问题杂志》的两篇文章《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和《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的回答；恩格斯的文章《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以及马克思1872年5月23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都有关于这一论战的情况。马克思在《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也引用了这段引文。——751。 ↩︎

  18. 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753。 ↩︎

  19.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6页。——754。 ↩︎

  20. 关于英格兰的农业工人的营养状况，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755。 ↩︎

  21. 波托西矿山是在玻利维亚南部的丰富的银矿地区，于1545年发现，17世纪成为最重要的银矿中心，它提供的银产量约占当时世界总产量的一半。——758 ↩︎

  22. “通货原理”（Currency principle）或“通货理论”（Curreney theory）是19世纪广泛流行于英国的一种货币理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1825年开始资本主义周期性发展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它以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为出发点，认为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货币流通，并认为银行券的必需的黄金保证和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银行券的发行量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惟一手段。从这些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理论”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流通规律遭到破坏。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赛·琼·劳埃蔼（1850年起为奥弗斯顿男爵），罗·托伦斯，乔·沃·诺曼，威·克莱，乔·阿巴思诺特等人。他们主张把金属流通的抽象规律推广到银行券的发行上。除了金属货币以外，他们还把银行券称作“通货”（即流通手段）。他们相信，用贵金属为银行券建立充足的准备金，可以实现稳定的货币流通，认为银行券的发行应按照贵金属的输出、输入来调整。英国政府依据这个理论所进行的尝试（包括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没有收到任何成效，从而证明了这一理论在科学上缺乏根据，在实践上也不能解决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77—580页）。——168、716。 ↩︎

  23. 马克思认为詹·埃·索·罗杰斯《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中有很多材料，在1866年12月17日和1867年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不仅谈到此书，而且说要在《资本论》中给它留出空位。——775。 ↩︎

  24. 反雅各宾战争指1793—1815年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参加的欧洲国家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在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建立了一种反对劳动者的恐怖政权。英国统治者镇压各种人民起义，并颁布了禁止任何工人结社的法令。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要求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14和18小时。——640、695、776、861。 ↩︎

  25. 1834年济贫法即《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该法令于1834年8月14日生效，在此之前是1601年生效的、以后没有作过重大修改的济贫法。1832年，英国议会指定一个委员会研究当时的济贫法及其实施情况并准备一项新的济贫法。该委员会把当时对贫民的救济说成是英国贫困人口日益增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它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成立贫民习艺所（Workhouse）作为济贫法的重要手段；设立一个中央行政机关。1834年济贫法实现了委员会的建议，禁止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进行任何金钱和食品救济，而让他们在贫民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496、776。 ↩︎

  26. 英国农业无产阶级的运动即斯温暴动，它是1830—1833年初英国南部和东南部许多郡的雇农的自发运动，这种运动是由于经济危机和租地农场主使用脱谷机而使雇农的贫困和失业现象增长引起的。举行暴动的雇农反对使用脱谷机和要求增加工资，并以假名“斯温上尉”的名义向租地农场主和地主发出恐吓信，烧毁庄稼垛，捣毁脱谷机，想以此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按照格雷勋爵的辉格党政府的命令，农村无产阶级的这些零星分散的暴动遭到了残酷的武力镇压。——293、777。 ↩︎

  27. 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F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17、327、778。 ↩︎

  28. 安·库·阿什利（舍夫茨别利伯爵）从1844年至1846年初在下院多次提出把工作日缩短到10小时的法律草案。在此之前，1840年曾根据阿什利的提案，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以调查仍未实施1833年工厂法的工业部门中工人的状况。1842年他提出了禁止妇女和13岁以下的儿童在矿井中劳动的法案。1845年，他又提出了在薄印花布厂中限制童工的法案。——778。 ↩︎

  29. 低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19世纪高教会派（见注9）产生后，反对过高强调教会的权威地位和恢复天主教旧制的一派称低教会派。主要流行于资产阶级和低级僧侣中。该派主张简化仪式，宣传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和从事一些慈善活动。舍夫茨别利伯爵（即阿什利勋爵）由于从事这种活动而在低教会派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马克思讽刺地把他称为该教会的“教皇”。——778。 ↩︎

  30. 中央注册局局长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户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该局除了一般的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543、750、766、780。 ↩︎

  31. 自由学派是对那些拥护经济自由主义、生产和贸易的无限制自由的经济学家的称呼。他们表达了上升时期的、部分已执政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期待国家从内部和外部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不受干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口号表达了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的观点。自由学派的见解，即自由贸易理论（见注439）源于重农学派的著作和亚·斯密与大·李嘉图的著作。——781。 ↩︎

  32. “过去时代的赞颂者”，见贺拉斯《诗论》第173节。——781。 ↩︎

  33.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也引用了这些材料。——782。 ↩︎

  3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28—235页。——798。 ↩︎

  35. 沙·傅立叶所说的“男女公开”，见他的《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第5篇第36章补充和第6篇结论。——801。 ↩︎

  36. 所多玛和蛾摩拉是两座淫乱罪恶之城。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8章第19节。——801。 ↩︎

  37. 在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手稿中有四页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提纲，这原来是为在1867年11月26日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而准备的，但他没有作这次发言。这一提纲包含了与本节后面几页类似事实。马克思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上所作的报告的提纲（共10页）论述了同样的问题。——803。 ↩︎

  38. 1347—1350年西欧鼠疫猖獗。根据现有资料，当时死于鼠疫的约有2 500万人，占西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313、809。 ↩︎

  39. “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是套用了歌德《浮士德》（《天上序幕》）中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817。 ↩︎

  40. “胃口越来越大”（L’appetit vient en mangeant），源于弗·拉伯雷的讽刺小说《巨人传》第1卷第5章。——818。 ↩︎

  41. 这里所说的《资本论》第三册即《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见本卷第13页），但不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还是恩格斯编的《资本论》第3卷都没有这方面的论述。——819。． ↩︎

  42. 芬尼社社员是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第一批芬尼社社员组织是1857年在爱尔兰和美国建立的，该组织在美国把爱尔兰侨民团结起来。芬尼社社员主张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把租佃农民变成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等等；他们试图以密谋暴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一直没能成功。60年代末芬尼社社员遭到大规模镇压。70年代这一运动就失败了。——819。 ↩︎

  43. “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Acetba fara Romanoc agunt scelusque fraternae necis），引自贺拉斯《抒情诗集》第7首。——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