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协作

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补遗） · 44

第十一章协作〔注：［61］见本卷第356—358页。——编者注〕。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注：［62］见本卷第352页。——编者注〕。工人人数本身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且，就商品价值的生产来说，劳动过程的任何质的变化，看来是没有关系的。这是由价值的性质得出来的。如果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对象化为6先令，那么1 200个这样的工作日就对象化为6先令×1 200。在前一种情况下，产品体现了12个劳动小时，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体现了12×1 200个劳动小时。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 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注：（8） “毫无疑问，由于体力、技巧和勤劳的差别，一个人的劳动价值同另一个人的劳动价值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根据我的仔细观察，我完全可以肯定，任何5个人共同提供的劳动量和我所说的那种年龄的其他5个人所提供的劳动量是相等的。这就是说，在这5个人中1人具备优等工人的一切特质，1人是劣等工人，其他3人是中等，接近优等工人或劣等工人。所以，即使在5个人这样小的队伍中，也能发现任何5个人所能提供的全部总量。”（埃·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第15、16页）还可参看凯特勒关于平均的个人的言论。¹无论如何，明显的是，同时雇用的许多工人的总工作日除以工人人数，本身就是一天的社会平均劳动。例如，假定一个人的工作日是12小时。这样，12个同时雇用的工人的工作日就构成144小时的总工作日，虽然这12个工人中每个人的劳动都多少偏离社会平均劳动，因而每个工人做同一件工作所用的时间有多有少，但是每个工人的工作日作为144小时总工作日的 ¹12 ，都具有社会平均性质。但是，对于雇用12个工人的资本家来说，工作日是作为12个工人的总工作日而存在的。不管这12个工人是协同地劳动，还是他们劳动的全部联系只在于他们为同一个资本家做工，每个工人的工作日都总是总工作日的一个相应部分。反之，如果这12个工人每两人为一个小业主雇用，那么每个业主能否生产同样的价值量，从而能否实现一般剩余价值率，就是偶然的了。这里就会出现个人偏离。如果一个工人生产一种商品所花费的时间显著地超出社会必需的时间，他的个人必要劳动时间显著地偏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平均劳动时间，那么，他的劳动就不能当作平均劳动，他的劳动力就不能当作平均劳动力。这样的劳动力不是根本卖不出去，就是只能低于劳动力的平均价值出卖。因此要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劳动熟练程度作为前提，以后我们会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找到了衡量这个最低限度的办法〔注：［63］见本卷第633—639页。——编者注〕。不过这个最低限度是会偏离平均水平的，虽然另一方面，劳动力必须按平均价值支付。因此，在6个小业主中间，有人赚到的会高于一般剩余价值率，有人赚到的会低于一般剩余价值率。这些差别就整个社会来说会互相抵消，但是就单个业主来说却不是这样。因此对单个生产者来说，只有当他作为资本家进行生产，同时使用许多工人，从而一开始就推动社会平均劳动的时候，价值增殖规律才会完全实现。〔注：（9） “罗雪尔教授先生声称他发现了，教授夫人雇用的一个女裁缝两天内提供的劳动，比她雇用的两个女裁缝一天内提供的劳动要多。² ³ 〔注：（10） “Concours de forces”［“协力”］。（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80页）〕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每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起重物、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注：（11） “有许多工作非常简单，不能分割开来，没有许多人手的协作就不能完成。例如，把一根大树干抬到车上……总之，凡是许多人手不同时在同一个不可分割的工作上互相帮助就不能完成的事情，都是这样。”（爱·吉·韦克菲尔德《略论殖民艺术》1849年伦敦版第168页）〕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注：（11a） “一吨重的东西，一个人举不起来，10个人必须竭尽全力才能举起来，而100个人只要每个人用一个指头的力量就能举起来。”（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21页）〕〔注：（12） “这时候〈当同样数量的劳动者由一个租地农场主用在300英亩土地上，而不是由10个租地农场主各用在30英亩土地上的时候〉也会因雇工的相对人数较多而具有优越性。除了有实际经验的人，这种优越性是不容易被认识到的。人们自然会说：1∶4等于3∶12；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在收获时期和许多其他类似的紧急工作上，把许多劳动力结合在一起，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更快。例如，在收获工作上，2人赶车，2人装车，2人传送， 2人使耙，其余的人安排在禾堆上或谷仓内，他们一起干完的活要比同样多的人分成组分别在各个农场里所干完的活多一倍。”（［约·阿巴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第7、8页）〕这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注：（13） “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⁴，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注：（14） “此外必须肯定，这种部分的分工在劳动者干同样的活时也能实行。例如，瓦匠手递手地把砖传送到脚手架上去，他们虽然做的是同样的活，但在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分工，这种分工表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把砖传送一定的距离，他们共同把砖传到一定的地点，这比每个人单独把砖搬到脚手架上去要快得多。”（弗·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1839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97、 98页）〕劳动对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同样的空间。另一方面，例如，如果一座建筑物同时从各个方面动工兴建，尽管协作的人做的是同一或同种工作，那也会发生劳动的结合。144小时的结合工作日可以在空间上从多方面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因为结合劳动者或总体劳动者前前后后都有眼睛和手，在一定程度上是全能的。这样，144小时结合工作日完成总产品，比只能比较单方面地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多少是单干的劳动者的12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要快。产品的不同的空间部分同时成长。〔注：（15） “如果问题是要完成一件复杂的劳动，那就必须同时做各种事情。一个人干这个，另一个人干那个，大家合起来将会取得一个人的努力所根本不能达到的结果。一人划船，另一人掌舵，第三人撒网或叉鱼，没有这种协力，捕鱼就不可能取得成果。”（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78页）〕〔注：（16） “在紧要关头完成它们〈农业劳动〉有更大的效果。”（［约·阿巴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第7页）“在农业上没有比时间因素更重要的因素了。”（李比希《农业的理论与实践》1856年版第23页）〕由于缺少这样的协作，美国西部每年都要损失大量粮食，而在英国的统治已经破坏了旧的公社的东印度地区，每年都要损失大量棉花。〔注：（17） “人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劳动输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也许中国和英国除外）都多的国家里，竟发生了另一种祸害：找不到足够数量的人手来收摘棉花。结果很大一部分棉花无人收摘，另外一部分是掉在地上以后从地上拣起来的，这部分自然失去了色泽，而且部分已经腐烂。由于在适当的季节缺少人手，植棉者实际上不得不损失很大一部分棉花，而这些棉花正是英国所十分渴望的。（《孟加拉公报。大陆新闻摘要双月刊》1861年7月22日）〕〔注：（18） “由于耕作的进步，从前分散用在500英亩土地上的全部资本和劳动（也许还要多），现在集中在100英亩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虽然“同所使用的资本量和劳动量相比，空间是缩小了，但是同从前单个独立生产者占有的或耕种的生产领域相比，生产领域却是扩大了”（理·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地租》，1831年伦敦版第190、191、199、200页）。〕〔注：（19） “单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但是这些很小的力量结合起来所产生的总力量，比这些部分力量的总和要大，因此单是力量的结合就能减少时间和扩大这些力量发生作用的空间。”（乔·里·卡尔利为彼·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加的注释，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15卷第196页）〕〔注：［64］见本卷第357—358页。——编者注〕现在，这个最低限额又表现为使许多分散的和互不依赖的单个劳动过程转化为一个结合的社会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注：［65］见本卷第359页。——编者注〕。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注：（20） “利润……是经营的惟一目的。”（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11页）〕，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他们的反抗也加剧了，因此资本为压制这种反抗所施加的压力也必然增加。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注：［66］见本卷第873—874页。——编者注〕。同样，随着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雇佣工人相对立的生产资料的规模的增大，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督的必要性也增加了。〔注：（21）英国一家庸人报纸《旁观者》1866年5月26日报道，在曼彻斯特金属丝加工公司实行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以后，“第一个结果便是材料的浪费突然减少，因为工人理解到，他们没有理由比对待资本家的财产还更厉害地浪费自己的财产，而除了黄账以外，材料的浪费大概是工厂亏损的最大原因了”。该报又发现罗奇代尔合作实验⁵其次，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那么，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正如起初当资本家的资本一达到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额时，他便摆脱体力劳动一样，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监督工作固定为他们的专职。政治经济学家在拿独立的农民或独立的手工业者的生产方式同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作比较时，把这种监督工作算作非生产费用。〔注：（21a）凯尔恩斯教授在指出“对劳动的监督”是北美南方各州奴隶制生产的主要特点以后，继续说道：“因为农民所有者〈北方的〉得到他的土地的全部产品，所以用不着其他的劳动刺激。在这里完全不需要监督”（凯尔恩斯《奴隶劳力》第48、49页）。〕相反地，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却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的、从而对抗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注：（22）善于看出各种生产方式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区别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指出：“为什么大制造业企业破坏家庭手工业呢？难道不是因为前者接近于奴隶劳动的单纯性吗？”（《政治经济学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167、168页）〕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注：（22a）因此奥古斯特·孔德及其学派本可以像证明资本家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样，去证明封建老爷的永恒必要性。⁶ ⁷ 　　“在过去的时代，这些亚洲国家除了民用的和军事的开支以外，还有剩余的生活资料，可以用于华丽的或实用的建筑。这些国家可以指挥几乎全部非农业人口的手臂，而对这些剩余生活资料的唯一支配权又完全属于君主和僧侣，所以它们有能力兴建那些遍布全国的宏伟纪念物……　在移动巨大的雕像和庞大的重物方面，当时的搬运本领令人惊讶，在这方面恣意滥用的几乎全是人的劳动。光有劳动者的人数和他们的努力的集中就够了。我们看到巨大的珊瑚礁从海底升起形成岛屿和陆地，虽然每一个珊瑚虫是渺小的、微弱的、不足道的。亚洲任何一个君主国的非农业劳动者，除了自己个人的体力以外，很少能贡献什么，但是他们的数量就是他们的力量。而指挥这些群众的权力，就产生出这些巨大的建筑。正是由于劳动者赖以生活的那些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手里，才使这一类事业成为可能。”〔注：（23）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第77、78页。伦敦和欧洲其他国家首都搜集的古亚述、埃及等等的文物，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见证。〕　　亚洲和埃及的国王或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的首领等等的这种权力，在现代社会已经转到资本家手里，不管他是单个资本家，还是像在股份公司⁸ 〔注：（23a）兰盖在他的著作《民法论》中把狩猎称为最初的协作形式，而把对人的狩猎（战争）称为最初的狩猎形式之一，这也许不是不对的。〕中，或者例如在印度公社的农业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在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这两点使得这种协作不同于资本主义协作。在古代世界、中世纪和现代的殖民地偶尔采用的大规模协作，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大多数以奴隶制为基础。相反，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不过，历史地说，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不管是否具有行会形式）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24）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共同体⁹对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协作不是表现为协作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而协作本身倒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历史形式。〔注：（25） “难道把许多人的技巧、勤劳和竞争心结合在同一个工作中不是推动这一工作的办法吗？英国难道能用其他方法使自己的羊毛工场手工业达到这样完善的程度吗？”（贝克莱《提问者》1750年伦敦版第56页第521节）〕中，在那种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适应的、仅仅由于同时使用的工人数量和所积聚的生产资料的规模才和农民经济有本质区别的大农业中，近似地表现出来。简单协作在那些大规模运用资本而分工或机器还不起重大作用的生产部门，始终是占统治的形式。

关于阿·凯特勒的平均的个人的言论，见他的《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试论社会物理学》1842年爱丁堡版第9页。——375。 ↩︎
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一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88—89页。——376。 ↩︎
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1章《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
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赫伦理学》中把人定义为城市的市民（zoon politicon）。“politicon”既有“国家的”涵义，也有“城市的”涵义，因为在古希腊，城市和国家是一回事，它们用同一字{ polis）来表示。关于人的定义，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部分也有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5页）。——379。 ↩︎
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的影响下，罗奇代尔城（曼彻斯特北部）的工人在1844年成立了公平先驱社。它最初是一个消费合作社，不久就扩大了，成立了生产合作机构。随着罗奇代尔城先驱社的成立，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运动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385。 ↩︎
奥·孔德在其1830—1842年出版的著作《实证哲学教程》中论证了实证论，它是要把科学主要归结为对现存事物即事实上（“实证的”）的东西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观察和理解。孔德从自己的社会理想——工人和资本家的和谐——出发，认为任何一种理论活动和实际活动都在于巩固资本主义的制度。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他的观点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已经获得广泛的影响。马克思在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经谈到对孔德的看法。——386。 ↩︎
古代亚洲的庞大建筑。例如亚述尼尼微的庙宇，巴比伦的伊什塔尔城门初中国的长城；在埃及人那里出名的有吉萨的金字塔，在伊特鲁里亚人那里有公元前7—4世纪的庙宇和陵墓。——387。 ↩︎
关于股份公司，在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已有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14章第6节）。——388。 ↩︎
关于古典共同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72页。——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