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 ［注：安·尤尔博士“大不列颠的棉纺织业”1836年版（《The Cotton Manufacture of Great Britain》．By Dr．A．Ure．1836）。——恩格斯原注］、培恩斯［注：爱·培恩斯“大不列颠棉纺织业史”（《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of Great Britain》．By E．Baines，Esq．）。——恩格斯原注］等人写的棉纺织业史中，每一页上都讲到日新月异的改进，其中大部分也已经在纺织工业中的上述其余部门里被采用了。手工劳动几乎到处都被机器排挤掉，几乎一切操作都用水力或蒸气力，而且每年都有更新的改进。 ［注：“一位曼彻斯特工人所揭露的关于工厂的无可否认的事实”，议会议员威·拉释莱出版并献给工人阶级。1844年伦敦奥利维利尔书店版第28页及以下各页（《Stubborn Facts from the Factories》．By a Manchester Operative．Pub－lished and dedicated to the Working Classes by Wm．Rashleigh，M．P.London，Ollivier，1844，p．28ff．）。——恩格斯原注］，是曼彻斯特一位公认的宪章派领袖詹姆斯李奇写的。作者曾在不同的工业部门里，在工厂里和煤矿里工作过多年，我个人也许知道他是一位诚实、可靠而且能干的人。由于他在党内的地位，他掌握了工人自己搜集起来的、关于各种工厂的许多极为详细的资料。他做了若干统计表，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在1829年，35个工厂总共比1841年多用了1060个纺工，虽然在这个时期内这些工厂里的锭子数目已经增加了99239个。他还举出了5个工厂，在这些工厂里连一个纺工都没有了，因为那里只使用自动纺机。锭子的数目增加了10％，可是纺工的数目却减少了60％多。而从1841年起，——李奇补充道，——通过把锭子改为双排（double decking）等等办法而实行了许多改进，结果上述工厂中的某几个厂从1841年起又解雇了一半纺工。在一个不久以前还有80个纺工的工厂里，现在只剩下了20个纺工，其余的不是被解雇，就是被迫做童工的工作，拿童工的工资。关于斯托克波尔特，李奇也报道了同样的情况，1835年这里有800个纺工，1843年却只有140个了，虽然这个城市的工业在这八九年中有很大的发展。在梳棉机方面最近也做了类似的改进，这就剥夺了一半工人的生计。一个工厂里安装了改良并纱机，结果八个女孩子中有四个失业，而其余四个的工资也被厂主从8先令减到7先令。织布业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动力织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了手织机在织布业里的一切地盘。因为它生产的要比手织机多得多，而且一个工人能看两架动力织机，所以在这里也有许多工人失业。在所有的工厂生产部门中，在纺麻和纺羊毛方面，在蚕丝的加工方面，情形都是一样；动力织机甚至已开始夺取毛织品和麻织品生产的个别部门。仅仅在罗契得尔一地，在织法兰绒及其他毛织品的部门里用动力织机的就比用手织机的多。对于这一点资产阶级通常总是这样回答：机器一改进，生产费用就减少，结果成品的价格就降低，而价格一降低，消费量就会增加，因而失业的工人很快就能在新建的工厂里重新找到工作。当然，资产阶级有一点是完全对的，这就是在有利于一般工业发展的一定的条件下，以廉价原料制成的商品的价格每降低一次，都会大大地增加消费量，促成新工厂的创办。但是除了这一点资产阶级的论断就没有一个字是对的。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在价格降低的结果显示出来和新工厂建立起来以前，是要经过许多年的。他们绝口不谈，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真正的费力的工作一天天地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了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资要少一半，甚至少三分之二；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人却一天天地从工业中被排挤出来，而且 12先令，三年前一星期挣30先令的纺工，现在勉勉强强才能挣12 12先令，而去年一年的平均工资也没有超过这个数目。的确，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是下降得少一些，但这只是由于一开始就不高的缘故。我认识许多女工，都是有小孩的寡妇，她们拚了命每星期也只能挣八九个先令，而每一个知道英国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的人都承认，这一点钱是不够养家的。所有的工人都［注：例如昔蒙兹先生在他的“手工业和手工业者”一书中就是这样发问的。——恩格斯原注］？多么地荒谬！似乎资产阶级自己知道得不够清楚，假使没有机器和机器所促成的工业繁荣，这“几百万人”根本就不会出世，也不会长大！如果说机器也给工人带来了某种好处，那就只是它向工人证明了社会必须改造，使机器 ［注：例如尤尔博士在他的“工厂哲学”中说的。——恩格斯原注］似乎手工织工的状况这样坏并不是工厂制度本身和机器的罪过，似乎资产阶级自己对这一点了解得不像我们这样清楚！但是这里接触到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说几句谎，装一装好人，在他们是算不了什么的。 ［注：“郎卡郡某些棉纺织业部门的工资情况变得非常紊乱：几百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男工做着接断头的助手的工作或其他某种工作，一星期最多挣八九个先令，但是同一个工厂里的十三岁的童工一星期却挣5个先令，而十六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女工竟挣10—12个先令。”1844年10月工厂视察员莱霍纳的报告。——恩格斯原注］在动力织机上工作的多半是十五岁到二十岁及二十岁以上的女人，有时也有几个男人，但他们很少有二十一岁以后还继续做这种工作的。在粗纺机上工作的也同样只是女人，最多只有几个男人从事磨梳棉机和刷洗梳棉机的工作。此外，一切工厂都还要雇一定数目的小孩子来装卸筒管（doffers），雇几个成年男人做监工，雇一个机匠和一个司机管理蒸汽机，另外还要雇用木匠、看门人等等。但是主要的工作都由女人和小孩子来做。这一情况厂主也是否认的，他们去年还公布了一个详细的统计表，想证明机器决没有排挤成年男人。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工厂工人中，妇女占一半以上（52％），男人大约占48％，而所有这些工人中有一大半是十八岁以上的。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是厂主老爷们很小心地不告诉我们，成年工人中究竟有多少是男工，多少是女工，而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里。他们本来就是很明显地把机匠、木匠以及一切多少和工厂有点关系的成年男人，甚至连办事员等等都列在表里面，可是他们没有勇气把事情的全部真相说出来。这些表充满了捏造的、歪曲的、黑白颠倒的材料，以及可以吓唬门外汉但不能向内行人证明任何东西的平均数字；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这些表里面竟一字不提，这只证明了作者即厂主们的盲目的利己主义和不老实。我们可以从艾释黎勋爵于1844年3月15日在下院为辩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而发表的演说中摘引一些关于工人年龄和性别的资料，这些资料并没有受到厂主的反驳，而厂主所发表的材料也只涉及英国工厂工业的一部分。在大不列颠的419560个工厂工人中（1839年）有192887人（即几乎一半）是在十八岁以下；242296人是女性，其中有112192人在十八岁以下。这样，男工中就有80695人在十八岁以下，而成年男工一共只有96569人，占工人总数的23％，就是说，12先令把他们托付给旁人照管，而那些人会怎样对待他们，那是不难想像的。所以在工厂区，小孩子因缺乏照顾而酿成的不幸事件就惊人地增加起来。根据曼彻斯特的验尸官的记录（根据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的材料，霍金斯博士报告第3页），在九个月内有69个孩子烧死、烫死，56个淹死，23个摔死，77个因其他不幸事件致死，就是说，一共发生了225起不幸事件［注：1843年由曼彻斯特医院记录下来的不幸事件中有189件——一百八十九件！——是烧伤、烫伤的，其中有多少人死亡却没有说明。——恩格斯原注］，而在非工厂城市的利物浦，十二个月内一共只发生了146起致命的不幸事件。煤矿中的不幸事件都没有包括在这两个城市的这些数字里面，而且更应该注意到，曼彻斯特的验尸官管不了索尔福，所以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可以认为是差不多相等的。几乎每一号“曼彻斯特卫报”都要报道一起或几起严重地烧伤、烫伤人的事件。母亲出外工作也是小孩子死亡率增高的原因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完全可以由事实证明。女人常常在分娩后三四天就回到工厂去做工，婴孩当然只好丢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她们急忙赶回去给孩子喂奶，自己也随便吃点东西。这奶是怎样喂的，那也可想而知了。艾释黎勋爵引述了几个女工的话： “Ｍ．Ｈ．二十岁，有两个小孩子，小的还是乳儿，由大一点的孩子照顾。她早晨五点钟一过就到工厂里去，晚上要到八点才回来；奶整天从乳房往外流，把衣服全弄湿了。——Ｈ．Ｗ．有3个小孩子，星期一早晨五点离开家，星期六晚上七点才回来；一回来就要替小孩子做许多事情，忙到早晨三点钟以后才睡觉。她常常被雨淋得浑身透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得去做工。她说：‘我的乳房痛得要命，我浑身都让流出来的奶浸透了。’” “就在这里，先生，他找到了他，他走近他的小屋的时候，您想，他看到了什么？一间又湿又低的地下室，家具就只有两把旧椅子、一张三条腿的圆桌、一只箱子，没有床，只是墙角有一堆陈麦秸，上面盖着两条脏床单，火炉旁有两个木墩子。我这位可怜的朋友走进去的时候，可怜的杰克坐在火炉旁的一个木墩子上，您想想看，他在干什么呢？他在用缝衣针替老婆补袜子，他一看见老朋友站在门口，就想把针线活藏起来，可是朱（我那个熟人的名字）看到了一切，他说：‘见鬼，杰克，你在干什么呀？老婆呢？你这是干什么活呀？’可怜的杰克很不好意思，他说：‘我知道这不是我干的活，可是我那可怜的老婆在工厂里；她早晨五点半就到那里去，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八点钟，回家时已经累得啥也不能干了。所以只要是我能做的，我就得替她做。我没有工作，已经三年多没有工作了，我这一辈子再也找不到事情了。’说着就痛哭起来，他说：‘不错，好心的朱，这地方女人和孩子有的是工作，可是就没有男人的工作。要找工作真比在街上拾100金镑还要难。但是我从来不愿意相信你或别人会看到我替老婆补袜子，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可是我老婆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了，我害怕她会病倒，那样一来我就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了，因为她早就成了家里的男人，我却成为女人了。朱，这工作可糟糕呀。’他接着又伤心地哭着说：‘以前可并不是这样。’朱问道：‘可是，杰克，告诉我，这些时候没有工作，你是怎么活过来的？’杰克回答道：‘我告诉你，朱，凑合着活下来了，可是也真难过呵。你知道，我结婚的时候有的是工作，你也知道，我从来不是懒汉。‘朱说：‘可不，你哪里是懒汉。‘杰克说：‘我们的家曾经布置得很好，那时玛丽也用不着工作，我挣的钱足够我们两人用。可是现在什么事情都颠倒过来了；玛丽得出去工作，我只好留在家里看孩子，扫地，洗衣服，做饭，补衣服。我那可怜的女人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总是累得动也动不了。你知道，朱，一个过惯了另一种生活的人，这日子真难过呵。‘朱回答道：‘是呵，真不容易。‘杰克又开始哭起来；他说，要是他没有结婚，或者根本就没有生下来，那该多好；但是他和玛丽结婚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弄到这个地步。杰克说：‘我为这些事情哭过不知多少次了。‘先生，朱后来告诉我，他听了这些话以后，就用他所有从小在工厂里学会的骂人的话咒骂工厂、厂主和政府。” ［注：有多少已婚妇女在工厂中工作，从厂主自己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郎卡郡412个工厂里做工的有10721个已婚妇女；她们的丈夫只有5314人也在工厂里做工，3927人做别的工作，821人没有工作，其他659人不详。可见每个工厂都有两三个靠妻子劳动过活的男人。——恩格斯原注］当孩子们不像上面所说到的那样只给父母饭费而要赡养他们的失业的父母的时候，也发生同样的相互关系。霍金斯博士在关于工厂劳动的报告里证实了这种关系是很常见的，在曼彻斯特这种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正如同在另一种情况下女人是一家之主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就是一家之主。艾释黎勋爵在他的演说（1844年3月15日在下院发表）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因为他的两个女儿上酒馆而责骂了她们，她们却说她们已经被训得烦死了：去你的吧，我们还得养活你！也应该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果实了。她们丢开父母不管，从父母家里搬了出去。 “女孩子们没有经过仔细考虑就很早地结了婚；她们没有可能、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熟悉家庭主妇的最普通的责任，而且即使她们有了这一切，她们在婚后也没有时间来承担这些责任。母亲每天有十二小时看不见自己的孩子：照管孩子的是特地花钱雇来的女孩子或老太婆；此外，工厂工人的住宅又经常不是一个所谓的家（home），而是一间地下室，里面既没有做饭的器具，也没有洗濯、缝纫和补缀衣服所必需的用具，缺少能使他们过愉快而有文化的生活并能使家庭具有吸引力的一切东西。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特别是为了保全孩子们的生命和健康，我只能竭诚希望，总有一天会禁止已婚的妇女在工厂里做工。” “道德是不容易用数字表示出来的，但是，如果相信我亲身的观察，相信那些和我谈过话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并且也相信我得到的一切证言所产生的总印象，那末工厂生活在道德上对青年妇女的影响是非常令人丧气的。” “在我到里子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股骨下端这样奇怪地弯曲的情形。起初我以为这是佝偻病，但是到医院里来看这种病的人很多，得这种病的年龄又都是小孩子通常已不会得佝偻病的时候（八岁到十四岁），而且只是在孩子们进工厂工作以后才开始得这种病，这一切迫使我改变了我的看法。到目前为止我已看见过将近一百个类似的病例，我可以极肯定地说，这些病是劳动过度所引起的；据我所知，所有的病人都是工厂里的孩子，并且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生病的原因是劳动过度。”——“显然是因为站得太久而引起的脊柱弯曲的病例，我遇到过不下三百件。”（劳顿博士文件第12、13页） “脊柱弯曲在工厂工人中是很常见的；在某些场合下这只是过度劳动的结果，在某些场合下则是长时间的劳动在生来就弱或由于营养不良而衰弱下去的身体上造成的后果……在这里，各种各样的畸形比这些病更常见：膝盖向里弯，关节上的韧带常常松弛而缺少弹力，腿的长骨弯曲了；这些长骨头的粗的一端特别弯曲而且发育过度；这些病人都来自工作时间过长的工厂。”（劳顿博士文件第16页） ［注：里子城一个工厂的纺纱车间里也已经安上座位了（德林瓦特文件第80页）。——恩格斯原注］。此外，长时间保持这种站立姿势，加上工厂里的空气大半都很坏，这更使得整个身体显著地衰弱下去，从而又引起其他各种与其说是局部的、不如说是全身的疾病。工厂里的空气通常都是又潮又暖，而且多半是过分地暖；只要通风的情形不 “工厂劳动对工人有下面几种不利的影响：（1）无条件地必须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活动适应于由均匀的无休止的力量来发动的机器的运动；（2）必须在长得不近情理而且每一个间隙都迅速地互相衔接起来的时间内保持站立的姿势；（3）睡眠被剥夺（由于工作时间长、腿痛和全身不舒服）。这里还得加上低矮、拥挤、满是尘土的或潮湿的工作室，肮脏而闷热的空气，以及不断地出汗。因此，特别是男孩子，除了很少的例外，很快就失去儿童的新鲜的玫瑰色的脸色，比其余的男孩子苍白而消瘦。连赤着脚站在织布房的泥地上的手工织工的学徒都比他们好看些，因为这些学徒总还偶尔到新鲜空气里去走走。但是在工厂里做工的孩子，除了吃饭就没有一分钟的空间，他们也仅仅是在去吃午饭的时候才走到新鲜空气里去。一切成年的男纺工都苍白而消瘦，都有消化不良和胃口时好时坏的毛病；他们从小就在工厂里工作，在他们中间很少有或者简直就没有身材魁梧、体格强壮的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做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职业对男人身体的发育非常有害。女人担负这种劳动比男人容易得多。”（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我们在下面将看到，她们也有她们自己的特殊的疾病。）（戴巴莱爵士的总报告） “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布莱得弗德的工厂制度造成了许多畸形者……时间延续得很久的劳动，对身体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各种显著的畸形上，而且还更普遍地表现在发育受阻碍、肌肉松软和体格孱弱上。”（鲍尔报告第74页） ［注：所谓外科医生（surgeons），和有学位的医生（physicians）一样，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学家，因此，他们不仅从事外科医生的业务，而且也从事一般的医务。由于许多原因，大家宁愿找他们看病，而不找有学位的医生。——恩格斯原注］弗沙普写道： “当我从斯卡博罗搬到里子的时候，我立刻看到，这里的孩子一般都比斯卡博罗及其附近地区的孩子苍白得多，肌肉也远不如他们发达。我还发现，许多孩子就他们的年龄说来是太矮小了……我诊断过无数的瘰疬病、肺部疾病和胃肠疾病，作为一个医生，我丝毫也不怀疑这些病是由工厂里的工作引起的。我赞同这样的意见：时间延续得很久的劳动削弱了身体的神经力量，造成许多疾病滋生的地盘；假使没有新的力量从农村里源源不绝地流进来，工厂工人这一种人是很快就会完全退化的。” “在我看来，这里的工厂中所实行的劳动制度引起了整个身体的特别衰弱，因而使小孩子极其容易感染流行病和偶发的疾病……我坚决认为，工厂对通风和保持清洁没有任何必要的规定，是特别容易产生或感染我在行医时经常遇到的那些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1）我有机会观察过工厂制度在最良好的环境中（在布莱得弗德的伍德工厂里，这是这个城市中设备最好的工厂，凯博士在这里当过厂医）［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对儿童健康所起的影响；（2）这影响是无可怀疑的，而且甚至在这样好的条件下也为害很大；（3）1842年一年中，在伍德工厂里做工的孩子有五分之三找我看过病；（4）这个制度最有害的后果，与其说是表现在畸形者人数众多上面，不如说是表现在大多数人都虚弱多病上面；（5）自从伍德工厂中儿童的工作日缩短到十小时以来，这一切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我觉得这已经相当清楚地证明孩子们的工作时间长得不近人情，长到残酷的程度；甚至成年人所必须完成的工作量也未必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胜任的。结果许多人夭亡了，许多人终身带上了残疾。担心那些活下来的人将产生衰弱的后代，从生理学的观点来说，是太有根据了。” “我相信大多数的旅行者都会看到，曼彻斯特的居民，特别是工厂工人，一般都矮小、瘦弱而且脸色苍白。在大不列颠或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我都没有看到过人们在体格和脸色方面这样显著地够不上民族标准。已婚的女人惊人地缺少英国妇女的一切特点……我必须承认，从曼彻斯特的工厂里领来给我看的一切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是抑郁而苍白的；他们脸上没有一点青年人通常具有的生动、活泼和愉快的表情。他们中有许多人告诉我，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他们一点也不想在新鲜的空气里跳跳蹦蹦地玩一下，而宁愿静静地待在家里。” “无节制、放荡、不关心将来，这就是工厂居民的主要恶习，这些毛病都很容易从今天的制度所产生的风气上得到解释，而且是 ［注：这一句话并不是从工厂报告中引来的。——恩格斯原注］一个管理征兵的军官（塔夫耐尔文件第59页）说，工厂工人适于服兵役的很少，他们又瘦又弱，常常被医生们认为不合格而不得入伍。在曼彻斯特，他很难找到一个5英尺8英寸高的人，大多数的人都只有5英尺6-7英寸高，可是在农业区里大多数的新兵都有5英尺8英寸高（英尺略短于普鲁士尺，大约每5英尺短2英寸）。 ［注：所有这些事实都引自艾释黎勋爵的演讲（1844年3月15日在下院发表）。——恩格斯原注］马根多士委员在1883年的报告中也这样说： “虽然我知道儿童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从而在思想上对这一点已经有了相当的准备，但是我仍然很难相信那些比较苍老的工人自己所说的岁数，这些人老得多么早呵。” 劳顿博士在他的报告中说：“我虽然没有亲自看到过骨盘畸形和其他几种疾病，但是每一个医生毕竟还是应当把这些现象看做很长的工作日在儿童身上引起的可能的后果，这已由医学界有极高声望的人物证实了。” “一个女孩子感到很不舒服，简直工作不下去了。——‘你为什么不请假回家呢？——‘唉，先生，“老板”在这方面是很严厉的，我们要是有四分之一天不在工厂里，就有被赶走的危险。’” “但是他不敢待在家里，就是待在家里，无论如何也不敢待四天以上，因为要不然他就会丢掉工作”。 “是的，正是他们的高额工资使他们能够维持一个有薪俸的委员会，并且给他们吃着就这种工作说来是营养过多、刺激性太大的伙食，因而得了神经营养过度的毛病！”（第298页） “我参观过曼彻斯特及其附近的许多工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孩子受虐待或者受体罚；也没有看到过孩子们情绪不好。他们看上去都 ［注：大家知道，在同一次会议中，在讨论糖的问题时，下院又出了一次丑，起先反对内阁，以后由于使用了“政府之鞭”，就变为拥护内阁。——恩格斯原注］。这样，格莱安提出的两类工人各工作六小时半和十二小时的提案便获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由于这一点，同时也由于对补足停工（如因机器损坏或因冰冻、旱灾以致水力不足而产生的）时间的限制及其他某些不重要的限制，工作日要超过十二小时几乎是不可能了。毫无疑义，在很短的时期内，十小时法案也会通过的。不用说，厂主们几乎全都反对十小时法案；他们中间未必能找出十个赞成这个法案的人来；他们用尽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来反对这个为他们所痛恨的法案，但是这对他们没有一点好处，只是日益加深工人对他们的憎恨。不管怎么样，这个法案是会通过的。工人 ［注：我们再听一听一个权威法官的话：“如果我们把爱尔兰人的恶劣影响和全体棉纺织工人群众的无休止的劳动联系起来视察一下，对于他们的可怕的堕落就不会感到怎么惊奇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没有间息的消耗精力的劳动，是不会使人在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有所发展的。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drud－gery）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像息息法斯［注：息息法斯（Sisyphus）为希腊神话中哥林多之王，被谪在冥府中推运巨石至山顶，而这巨石每次推上都一定又滚下去。——译者注］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心灵不可能通过同一块肌肉的无休止的劳动来获得知识和思考能力；悟性日益迟钝，而人性中粗野的一面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判决一个人从事这种劳动就是要在他身上培养兽性。他逐渐变得对什么都不在乎，抛弃了他天生的精神上的渴望。他轻视人生中的舒适和高尚的娱乐，生活在肮脏、穷困和缺乏营养的状况中，并把最后的一点工钱花在各种放荡生活上。”（詹菲凯博士，同前书）——恩格斯原注］ “你们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如果你们不高兴，就不必订这样的契约；但是现在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就得履行它。” ［注：“无可否认的事实”第9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我手头另外还有一份工厂规则，根据这份规则，迟到三分钟的扣一刻钟的工资，迟到二十分钟的扣四分之一天的工资；星期一早餐以前缺席的罚1先令，其余的日子罚6辨士，如此等等。这就是曼彻斯特杰西街芬尼克斯工厂的规则。会有人这样说：为了保证一个庞大而有秩序的工厂里各种不同的操作都能很好地配合，这种规则是必要的；他还会这样说：在这里和在军队里一样，这种严格的纪律是必要的。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如果一种社会制度没有这样可耻的暴虐统治就不能存在，这算一种什么社会制度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或者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凡是当过兵的人都尝过服从军事纪律（即使是短时期的）的滋味；而这些工人却注定了从九岁起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他们比美国的黑人更像奴隶，因为他们处在更严格的监视之下。尽管这样，人们还要求他们像人一样地生活、思考和感觉！的确，他们要能做到这样，那就只有切齿痛恨他们的压迫者，痛恨那种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并把他们变成机器的制度！但是还有更可耻的事情：根据工人的 “这个该死的用实物支付工资的办法竟能够像在霍姆菲特这样大规模地存在，而且谁也不敢制止厂主这样胡来，真是叫人奇怪。这里，有许许多多老实的手工织工为这个该死的制度受罪。这里就是一个宽宏大量的自由贸易派［注：自由贸易派是反谷物法同盟的拥护者。——恩格斯原注］分子的例子，这不过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这里有一个厂主，因为他对待可怜的织工们实在太可恶，附近的街坊没有不诅咒他的。一匹价值34-36先令的料子，他只给20先令的现钱，其余的就只发给呢子或衣服，定价要比其他商人贵40-50％，而且这些东西还常常是已经霉烂的。但是自由贸易派的’信使报’［注：“里子信使报”，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恩格斯原注］却说：他们并不是非要货物不可呀，这是完全随他们便的。呵，不错，可是他们要是不想饿死，就得要这些东西。要是他们要的现钱超过20先令，在领经纱时他们就得等上八天到十四天；要是他们20先令再加货物，那经纱总是够他们用的。这就是他们的自由贸易。布鲁姆勋爵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应该积存一些东西，免得到老年的时候去请求救济。好呵，我们是不是就积存这些霉烂的东西呢？这话要不是一位勋爵说的，那就只能认为这个人的脑袋也像用来偿付我们的劳动的那些货物一样地霉烂了。当没有缴纳登记费的报纸非法出现的时候，还有许多人向霍姆菲特的警察局告密，还有像布莱斯和依斯特伍德等那样的人，但是现在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现在情况当然不同了，我们的厂主已经成了虔诚的自由贸易派，他每个星期日上两次教堂，还诚心诚意地跟着牧师念道：‘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都没有做，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是不能得救的，但是慈悲的主呵，饶恕我们吧。’（英国国教的祷词）［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是的，饶恕我们到明天吧，好让我们再把霉烂的货物付给我们的织工。” ［注：1844年11月底的“太阳报”（在伦敦出版的日报）。——恩格斯原注］引了“哈里法克斯卫报”上的一段话：在埃士顿－安得－莱因、奥尔丹和罗契得尔等地，有许多厂主强迫他们的几百个工人缴纳小宅子的房租，不管他们住不住这房屋。小宅子制在乡间的工厂区是很盛行的；这种制度产生了大批的村镇，并且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因为厂主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竞争者，所以他完全用不着根据一般的标准来规定房租，他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在和工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小宅子制又给了厂主多么大的权力呵！工人一罢工，厂主就赶他们搬家，而且只给他们一星期的限期；限期一过，工人不但没有吃的，而且也没有住的，只好成为流浪汉了，而根据法律，流浪汉是毫不容情地要被送到监狱里去关一个月的。 ［注：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是“伪善的”（hypocritical）。——译者注］奴隶制。托利党人慈善家们称工厂工人为white slaves（白奴），那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至少在口头上是承认自由权的；它在爱好自由的舆论面前是要低头的；而比起旧的奴隶制来，这就是历史性的进步，至少是自由的原则已被承认了，而被压迫者自己也关心如何使这个原则实现。 ［注：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详细谈论厂主们对最近十二年来所受到的控诉的答辩。这些人是无可理喻的，因为他们已被他们心目中的利益弄瞎了眼睛。他们的某些答辩我已经在前面顺便答复过，所以在这里我只消再说几句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