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附录

席利的一封关于他被驱逐出瑞士的信，说明了非议员的流亡者所受待遇的一例；可惜限于篇幅，我只能加以摘录。信的开头叙述两个德国流亡者，席利的友人比和伊［注：比斯康普和伊曼特。——编者注］离开日内瓦之后，在游历瑞士时被捕；随后德律埃使他们重获自由，他们又返回。

席利接着写道：“我受他们的委托，去访问法济，想弄清他们是否还会遭到迫害，法济安慰我说：他，作为州当局的首脑，将不泄露他们的化名，联邦当局也没有发来有关他们的任何命令；不过，如果我按他的话和他的声明去找一下司法部门和警务部门的首长日拉先生，那就更好。我按他的话办了，取得了近乎同样的效果，我留下了我的住址，以备万一联邦当局有什么命令下来。数周之后，一位警吏来找我，要我说出比和伊的地址。我拒绝了，跑去找上述的日拉。他威胁说，如果我不说出他们的地址，就要驱逐我。我回答说，按照我们先前的约定，他们可以把我当做intermédiai re〔调停人〕，但决不能把我当做dén onciat eur〔告密者〕叫来。于是他对我说：《VousavezIai rdevoulo irvousinterposercommeambassadeurentremoietcesréfugiés，pourtrait erdepuissanceàpuissance》〔“您似乎想承担一位大使的职责，在我和这些流亡者之间进行调停，就像是两个平等国家间举行谈判一样。”〕我回答说：《JenaipasIambiti ondetreacc rédit éambass ad eurprèsdevous》〔“我没有在您这儿当大使的奢望。” 〕确实，我也没有受到任何大使的礼遇，便被撵出门外了。在回来时，我得知比和伊二人刚被找到，遭到逮捕而且被带走了，既然如此，我可以认为上述的威胁已经消除了。但是我没有考虑到4月1日；在1852年的这个倒霉的日子，一位警吏在街上拦住我，要我跟他去市政局，说局里似乎要问我什么事。在那里，国务参事图尔特，管理驱逐流亡者事务的日内瓦委员（当时在日内瓦管理同样事务的联邦委员特罗格的adlat us〔助理员〕）对我说，我已被驱逐，因此他应当立即把我送到伯尔尼，他表示非常遗憾，因为州当局对我没有任何恶感，但是联邦委员坚持要驱逐我。我请求引我去见联邦委员，但他回答说：《Non，nousnevoulonspas，quelecomiss ai rctédéralfa ss elaplo ic eici 》〔“不行，我们不愿联邦委员干这儿的警务。”〕但是这同他先前的话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完全把他的日内瓦国务参事的角色演糟了，因为这个角色在于用自由派的姿态抵制联邦当局的驱逐要求，而只是在暴力下让步，但同时甚至高兴地或者恭顺地听命于gentlepressu re〔轻微的压力〕。这一角色的另一特点是：背着被驱逐的人说他是奸细，为了‘正义事业不得不加以驱逐……所以，图尔特事后对流亡者们说，他应当把我赶走，因为我同联邦委员勾结，而且同他一起反对

　　席利到达伦敦之后，向（下面要谈到这个人）影响下的日内瓦“独立报”送去一项抗议图尔特诽谤的声明，这家报纸不久前尖锐地抨击过“自由派fai seurs〔耍花招的〕在驱逐流亡者出瑞士时”所使用的愚蠢的诽谤攻击；这项抗议被接受。

席利继续写道：“从日内瓦市政局出来，就进了监狱，第二天，在警察的押送下，乘邮车从监狱去伯尔尼，德律埃先生把我在伯尔尼的一座所谓古塔内严密监禁了两星期……” 在同被监禁的席利的通信（往下将谈到这些信件）中把全部过错都推给日内瓦州，可是图尔特又说全是联邦当局的过错，。不久前，日内瓦的法院侦查员向他作过同样的保证。关于这位先生，席利这样写道：

“趁1851年夏日内瓦举行联邦射手节的机会，雷赞作了用法文和德文用版的‘联邦射手节通报的编辑，并聘请我为撰稿人，答应给我300法郎的报酬；我的工作是flagrantedelict o〔现场〕记录委员会主席图尔特的德文欢迎词和告别词。这个任务（我要对图尔特表示感谢，虽然是过迟的感谢）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他差不多每次都用同一套热烈的言词向不同的射手代表团讲话，只是根据他所祝贺的是伯尔尼的熊、还是乌利的牛或是联邦的其他组织而稍加改变；因此当重弹‘一旦发生危险，我们将如何如何的老调时，我可以安然搁笔。雷赞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时，我就回答：《cestlerefrai ndudanger，jelesai sparcur》〔“这个关于危险的老调我已经背熟了。”〕但是，

　　席利讲述了他从伯尔尼古塔出来被押送过巴塞尔法国国界之后说：

“至于流亡者的放逐费用，我希望这笔费用决非由联邦国库负担，而是由神圣同盟支付。在我们踏上瑞士国土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奥里珈公主

　　在席利被驱逐的时候，他的行李神秘地丢失了，再也没有找到。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哈佛尔从德国移民的车厢的行李堆中突然失踪（我们在巴塞尔由移民局代办

　　席利的信就是这样。他在伯尔尼监狱的塔楼中，不可能同德律埃会面，但是同这位先生通了信。席利写信问他被捕的理由，并要求允许他向伯尔尼的律师维斯进行法律上的谘询，德律埃在这样答复说：

“……日内瓦当局决定把您驱逐出该州，命令逮捕您并把您解送到伯尔尼由我部处理，因为您是最不安分的流亡者之一，企图窝藏伊和伯，而您是有责任向当局报告这两个人的。由于以上原因，并且由于您继续留在瑞士将损害

　　席利经过再三申请才被允许给他在日内瓦的朋友写的一切信件，事先都经过德律埃先生的检查。席利在一封信中用了这样的话：《Vae victis》〔“”〕。于是，德律埃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您给雅［注：雅科比。—编者注］先生的信中说：《Vae victis》……您是否想说，联邦当局以对待战败者的态度对待您？如果是这样，那末这是一种

　　席利在答复大权在握的德律埃说：

“联邦委员会参事先生，我不认为这样形容对我采取的措施就应当被指责为［注：席利和德律埃通信的原文是法文。——编者注］ ，在席利被捕和其他流亡者被驱逐以前不久，反动的“日内瓦报”刊登了各色各样的关于日内瓦的德国流亡者策划共产主义密谋的谣言：特罗格先生正在忙于收拾窝藏着84条共产毒龙的德国共产分子的窠穴等等。除了这家反动的日内瓦报纸以外，还有属于议会帮的伯尔尼的一个文丐——可以设想是，因为他在“主要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标榜自己有过从共产主义流亡者手中拯救瑞士的荣幸——用笔名《SS》在“法兰克福报”上散布类似的谣言。例如，他写道，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日内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由于不合法地分配救济金而垮台，已由一些正派人（议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取代，这些人将很快结束这种混乱现象；其次，日内瓦的独裁者看来终于开始服从联邦委员的命令，有两个属于共产主义派别的德国流亡者被捕，并已从日内瓦解到伯尔尼等等。巴塞尔出版的“瑞士国民报”[597]在第72号上刊登了日内瓦的答复，其中提到：

“任何不具成见的人都知道，正像瑞士仅仅致力于巩固和根据宪法发展自己的政治成果那样，本地留下的少数德国流亡者所做的只是赚取每日的面包和一些毫无危害性的事情，关于共产主义的神话，只是庸俗的幻想家和政治上或本身有利害关系的

　　文章指出“法兰克福报”驻伯尔尼议会的通讯员就是这样的一个告密者，然后以下面的话作为结束：

“本地的流亡者认为，他们中间有许多像往昔的‘帝国的比德曼和巴塞尔曼之流的所谓‘正派人，他们由于怀念祖国的肉锅[598]，企图以这种反动的卑鄙勾当来求得本国君主的宽恕；但愿他们立即一路顺风，免得再败坏流亡者和让他们避难的政府的名声。”

　　流亡的知道，席利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的巴塞尔“国民报”发表了这篇文章，4月1日席利就无缘无故地被捕了。《Tantaene animis celestib us irae？》〔“神灵的怒火是不是这样强烈？”〕［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册。——编者注］

在穆尔顿的丑闻之后，日内瓦的德国流亡者（不包括流亡的议员）“向联邦最高司法和警务部”提交了一份抗议书。我只引证其中的一段：

“……君主们并不满足于他们迄今所取得的外交成就。为了清除瑞士的流亡者，他们对瑞士摩拳擦掌，用军事占领相威胁；联邦委员会至少在一份官方文件中表明了它对这样一种危险的忧虑。紧随着又发生了驱逐事件，这次驱逐是以著名的穆尔顿代表大会为理由，并且肯定说由于为此而进行的侦查，突然发现了政治宣传的倾向。这种说法受到现有事实的坚决驳斥……在法律上，必须确认，凡是存在法治的地方，

我从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看出，帝国的福格特所提到的“马克思的战友”或舍尔瓦尔的“战友”，除了现在居住在伦敦的先生以外，不可能是别人。虽然我已经听到过不少对他的卓越而全面的艺术天才的赞扬，但这以前我还没有认识他本人的荣幸。由于只克尔的信，我们才得以会面。下面就是我的“战友”写给我的一封信。

“1860年10月14日于伦敦

西中心区萨谢克斯街17号

亲爱的马克思先生：

承蒙您寄给我福格特的小册子的摘要，我非常乐意就小册子中提到的（舍尔瓦尔克列美尔）的问题为您提供一些说明。1853年3月，我从意大利旅行回来时到了日内瓦。纽金特差不多同时也到达日内瓦，我是在一个石印厂认识他的。我那时刚开始从事石印工作，由于纽金特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又是一个非常热情、能干、勤劳的人，所以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同他在一个工作场工作。如果撇开小品文和小册子作者们惯用的夸张手法不谈，福格特所提到的纽金特在日内瓦的活动，同我当时所听到的差不多是一致的。成绩是非常小的。我只认识这伙人当中的一个人，这是一个和蔼、勤劳但同时也非常轻浮的年轻人；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之一，所以很容易理解纽在这伙人中主宰一切，别的人不过是好奇的听众罢了。我相信既没有制成石版也没有制成铜版，但是我听到纽谈起过这样的事。我的熟人多半是日内瓦人和意大利人。我知道，后来福林特和其他我不认识的德国流亡者把我看做奸细。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安，真相迟早会大白的；我甚至不责怪他们，因为当时确实有不少奸细，而且认出他们来并不总是容易的，因此就易于引起怀疑。我几乎可以肯定，自从纽金特被逐出日内瓦以后，他没有同那里的任何人通过信。后来我接到他两封信；他邀请我去巴黎完成一件关于中世纪建筑学的工作，这工作我也做了。我在巴黎见到纽金特的时候，他完全不问政治，也不同别人通讯。根据以上所说情况，至少可以做出结论说，所谓‘’可能指的是我，因为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福格特先生当然不会知道，我从来也没有（无论间接也好或者直接也好）同您接触过，如果我不迁居伦敦，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认识您和府上的人，或许永远不会同您接触。

向您和您家尊贵的眷属致衷心的问候

我在本节内引用的关于科伦案件期间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和它同大陆上普鲁士当局通信的论述，是以在“纽约刑法报”（1853年4月）上发表的“”[599]为根据的。这是被监禁在汉堡监狱的希尔施的自供；希尔施是警监格莱夫及其代理人弗略里的主要工具，并在他们的委托和领导下伪造了由施梯伯在共产党人案件期间提出的伪记录本。这里我摘录希尔施回忆录中的几段话：

“德意志协会〈在工业博览会期间〉受到警察三巨头——普鲁士警务顾问施梯伯、奥地利的一位库贝施先生和不米梅警察局长洪泰耳的共同监视。”

　　由于希尔施表示愿意担任mouchard〔密探〕，因而同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秘书进行第一次会晤。希尔施对这次会晤写道：

“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同它的密探们指定的接头地点安排在一个适合接头的地方。庙关弗利特街的‘雄鸡小酒店是不引人注意的，如果入口处没有一只金公鸡作招牌，不是专门要找这家酒店的人就很难发现它。我经过一个狭窄的入口进到这家古老的英国酒店内部，当我问到查理先生时，一位身体结实的先生出来说他就是，他和蔼地微笑着，就像我们两人已经是老相识了。这位大使馆代表显得心情非常愉快，而掺水的白兰地使他的情绪更加高涨，以致一时他似乎忘掉了我们会见的目的。查理先生或者

　　希尔施继续说，最后一个查理是弗略里，他

“以前从事勒·维提希主编的‘德勒斯顿日报的发行工作。在巴登，根据他从萨克森弄来的介绍信，临时政府把他派往普法尔茨组织民军等等。当普鲁士人进入卡尔斯卢厄时，他被俘，如此等等。1850年底1851年初他突然又在伦敦出现。他一到伦敦就使用德·弗略里这个姓，并且用这个姓混入流亡者中间，至少从表面上看，他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同流亡者一起住在流亡者委员会设的流亡者集体宿舍，并领取救济。1851年初夏，他的生活状况突然好了起来，他住进一套相当好的住宅，年底同一个英国工程师的女儿结了婚。后来我们看到他在巴黎当密探……　他的真姓是

　　施梯伯在科伦法庭公开审判时承认，就是这个，直接在格莱夫手下任普鲁士警察密探。在我的“”一书中，关于弗略里我是这样说的[600]：

“弗略里虽然不是警察娼妓中的玛丽花［注：FleurdeMarie］，但他毕竟是一支花［注：在法国土语中，把在犯人身上所烙的字母TF（travauxforcés，即苦役）称之为Fleursdelys〔百合花〕。（恩格斯在“揭露”1885年版上加的注。）］，它将要开放，那怕仅仅是一支fleursdelys〔百合花〕［注：文字游戏：《fleur》是“花”，Fleury 〔弗略里〕是姓。——编者注］。”

　　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应验了。在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几个月，弗略里在英国由于伪造行为被刺处几年hrlks〔在作监狱用的船上服苦役〕。

希尔施继续说，“弗略里作为警监格莱夫的右手，当格莱夫不在时，直接同普鲁士大使馆联系。”

　　同弗略里有联系的有麦克斯·罗伊特，此人曾经从沙佩尔—维利希集团当时的档案保管员奥斯渥特·迪茨那里偷窃过信件。

希尔施说：“施梯伯从普鲁士驻巴黎公使哈茨费尔特的密探，即臭名远扬的舍尔瓦尔那里得知舍尔瓦尔本人写给伦敦的信件，并通过罗伊特打听出这些信的所在，于是弗略里受施梯伯的委托在罗伊特的帮助之下进行了偷窃。就是这些偷去的信件，施梯伯先生在科伦陪审法庭上恬不知耻地以‘［注：这就是在案件中作为阿尔宁出现的那个人物。（马克思在“揭露”1875年版上加的注，本附录4作为补遗附在那里。） 和佐美尔，在巴黎同著名的法国密探

　　格莱夫回到伦敦，对希尔施的工作表示满意，但是，他提出进一步要求，要关于“”的报告。

这位警监最后说：“àtoutprix〔无论如何〕要提供关于同盟会议的报告；您怎么做随您的便，只是任何时候都不要越出真实的界限。我本人太

　　如希尔施所说，格莱夫当时正忙于同莫帕通信（通过德拉奥德杜普勒），以便安排所谓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从圣珀拉惹监狱的假逃。由于希尔施肯定：

“马克思在伦敦没有建立同盟的任何新中央协会……格莱夫同弗略里商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暂时只有自己作出关于同盟会议的报告；格莱夫自愿负责使这些文件显得真实，而他的建议总是会被接受的。”

　　这样，弗略里和希尔施就着手工作。照希尔施说，他们关于由我召开的同盟秘密会议的报告的“内容”是，

“进行了各种讨论，接纳了同盟新盟员，在德国某个角落建立了一个新支部，设立了某种新组织，在科伦的马克思的被监禁的朋友们有无获释的希望，收到某人的信件等等。至于最后一点，弗略里通常都用那些在德国的由于政治侦查而已经被怀疑的人，或者进行某种政治活动的人；然而还得经常靠幻想来帮忙，于是有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同盟盟员，他的名字世界上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格莱夫先生认为报告很好，àtoutprix〔无论如何〕必须把它搞出来。一部分报告是由弗略里单独起草的，但多数场合我都得帮助他，因为就是细小的记载他也不能用应有的文体写出来。报告就这样写成了，格莱夫先生毫不犹豫地为报告的真实性作担保”。

　　希尔施往下谈到，他和弗略里如何拜访了布莱顿的阿·卢格和爱德华·梅因（托比的纪念物），如何偷窃了他们的信件和石印的通讯。不仅如此。格莱夫—弗略里在斯坦伯里的印刷所（费特尔巷）里租用了一台石印机，同希尔施一起自己动手伪造“激进传单”。其中有些东西对“民主主义者”是有教益的。请他听吧：

“由我〈希尔施〉拟定的第一个传单，根据弗略里的建议，叫做‘

　　舍尔瓦尔在所谓从巴黎逃出以后，到了伦敦，起初以每周1镑10先令的工资为格莱夫工作；

“为此，他有责任提供关于德法两国流亡者的交往的报告。”

　　但是，被工人协会公开揭露是个mouchard〔密探〕而且被赶出协会的

“舍尔瓦尔，当然要把德国流亡者和他们的机关报说得根本不值得注意，因为在这方面他无法提供一点消息。但是，他却为格莱夫提供了一个关于非德国的革命政党的报告，他作这个报告的本领赛过了闵豪森”。

　　随后，希尔施又转回到科伦案件。

“格莱夫先生委托弗略里完成的同盟报告，其中凡是涉及科伦案件的，已经起有人不止一次地询问过格莱夫先生这些报告的内容……为这件事也规定了明确的任务。据说有一次马克思用‘酒馆的地址同

　　在第三章第四节里已经提到，弗略里受辛凯尔迪之托应当在伦敦搜罗一个人，以便在科伦陪审法庭上代表失踪的证人豪［注：豪普特。——编者注］等等。在详细叙述了这个插曲以后，希尔施继续写道：

“这时，施梯伯先生固执地要求格莱夫尽可能搞到他寄来的同盟会议记录的原本。弗略里说，只要给他配备几个人，他就能够搞出原本记录来。但是，这就必须

　　当弗略里得知“马克思”把所谓在记录上签了名的那些人（李卜克内西、林格斯、乌尔麦尔等）的真实签名在伦敦治安法庭立了案的时候，他起草了下面这封信：

“［注：dedat o——即日。——编者注］于伦敦。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企图证明同盟记录上的签名为伪造，他们打算在这里把这些签名立案，以后作为真实签名向陪审法庭提出。凡是熟悉英国法律的人也都知道，那些法律在这方面是可以多方利用的，为真实性作保证的人，实质上自己就没有提出真正的保证。报道这件事情的人，在事关真伪时并不害怕说出自己的名字。贝克尔，利奇菲耳德街4号。”“弗略里知道

　　关于记录本希尔施说：

“施梯伯先生〈在法庭上〉说，两星期前他已经得到这个记录本，并且在使用它以前慎重考虑过；他继续说道，记录本是他通过一个名叫格莱夫的信使得到的……就是说，格莱夫把他自己的作品带给了他；但是，这怎么能同

　　弗略里同希尔施的最后几次会面是在底；希尔施的自供注明的日期是；而（拉登多夫密谋）［注：恩格斯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3版（1885年）上，给马克思在第2版（l875年）增加的附录4添了下面一段话：

。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结束以后，有人大肆散布——特别是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福格特式的诽谤，说我对工人们进行“剥削”。我的几个住在美国的朋友——约·魏德迈、阿·雅科比博士（纽约的私人开业医生，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之一）和阿·克路斯（华盛顿合众国海军部职员）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反驳这种荒唐诽谤（注有：1853年11月7日于纽约），同时指出，如果问题是要博得小市民的，那我有权对自己的私事。“但是，当自己应该crapule〔恶棍〕、小市民和堕落的游荡者时，我们认为沉默对事业是有害的，因此，打破了沉默。”[602]

在我过去引证过的小册子“高尚意识的骑士”的第5页上，可以看到：

“……1851年7月20日建立鼓动者协会，而在1851年7月27日成立德国流亡者俱乐部。正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流亡者和‘鼓动者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大洋两岸展开，这是伟大的老鼠与青蛙之战。

　　我并不想在这里细述“这次光荣的战斗”，也不想详谈代表流亡者协会的和代表新旧大陆的革命同盟的于1852年8月13日达成的“的初步协议”（以这个标题ver botenus〔全文〕发表在所有美国的德文报刊上）。我仅仅指出一点，除了少数例外，双方的全体流亡者都参加了化装舞会（当时每个政党为了顾全体面，都避开卡·之流的名字）。

德国庸人的西番莲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在结束他的愉快的革命周游美国的乞讨旅行的时候，发表了“”（注有：），其中表示的观点，至少具有极其简单的好处。哥特弗利德认为，搞革命就像建铁路一样。只要有钱，要铁路就可以得到铁路，要革命就可以得到革命。国民的胸中应当怀有革命的热望，而搞革命的人的口袋里则应当有现金，因此，一切都要看是否有“一支不大的、装备精良的、有金钱的队伍”。不难看到，英国重商主义之风使这些庸俗的头脑有了多么荒唐的思路。既然这里的一切，甚至《publicopinion》〔“舆论”〕，都是靠股份制造的，那为什么不来一个“促进革命”的股份公司呢？

当时同样在美国为革命求乞，在同他公开会面时，颇为文雅地说：

“赠送的自由，即使来自执政者您的纯洁之手，对我来说也是一块干硬的面包，我将用我的羞愧的眼泪

　　因此，这个对礼物如此挑剔的向执政者保证，如果执政者用右手把“来自东方的革命”奉送给他，那末他，哥特弗利德将用右手把“来自西方的革命”作为等价物交给执政者。七年后，这个哥特弗利德在他自己创办的“海尔曼”周报上说，他是一个罕见的始终如一的人，他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上曾宣布摄政王是德国皇帝，他就经常遵守着这句格言。

原来的三执政之一、革命贷款的出纳员奥斯卡尔·赖辛巴赫伯爵，于公布了一份收支决算，声明他将辞去这一事务，并且说：“无论如何，我不能也不会把钱移交给金克尔等公民”。同时，他建议股东们把贷款的临时收据兑换库存现金。他说，辞去出纳员职务等等

是出于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考虑……贷款的设想落空了。只有而且必须着手贷款才能兑现的两万美元因而没有筹到……创办一种杂志以作思想宣传的建议，没有得到响应。只有政治骗子和革命狂人才会认为现在贷款可以完成，认为目前有可能对各党派同样公正地、从而是大公无私地、真正革命地把钱加以应用”。

　　但是，哥特弗利德的革命信念不是这样容易动摇的，他为此搞到了一个“决议”，使他能够用另一种招牌来继续他的事业。

赖辛巴赫的那份决算中包含着有趣的材料。

他说：“后来由委员会付给别人而不是付给我的那些款项，不能让保证人负责，这一点我已经提请委员会在凭据兑现和结账时注意。”

　　根据他的compte rendu〔决算〕，共有1587镑6先令4辨士，其中有伦敦2镑5先令，有9镑。共计584镑18先令5辨士，开支项目如下：220镑；其他人的旅费54镑；石印机11镑；印制临时收据14镑；等106镑1先令6辨士；等支出100镑。

革命贷款只有1000镑，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把它存入韦斯明斯特银行以备即将成立的德国临时政府最初的支付需要。尽管如此，为什么临时政府始终没有成立呢？或许德国认为，现有的36个政府已经够它受的了。

未落入伦敦中央金库的一些美国贷款至少在某些场合找到了爱国用途，例如，1858年春天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交给卡尔·布林德先生100镑，要他把这笔钱变成“激进传单”等等。

1856年5月6日于设菲尔德考恩西耳大厅

博士：

您在“人民报”上发表了对卡尔斯文件的卓越exposé〔叙述〕，鉴于您对公众的这一巨大贡献，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委托我向您表示热烈的感谢。

谨致

敬礼

致卡尔·马克思博士［注：原著所附的这封信是英文。——编者注］

先生自三十年代起就参加工人运动，享有声誉，写信给我：

“尊敬的公民：

在福格特小册子的卑鄙谎言和无耻诬蔑中，有一处涉及我个人，我不能不对此提出抗议。在6月2日‘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的附刊上刊印的文件库7号中这样说：‘我们知道，目前伦敦正在采取新的步骤。有安·谢·……签名的信件从该地寄给名个团体和个人等等。看来，这些‘信件使卡·福格特先生在他的书中的另一个地方这样写道：‘今年（1859）年初似乎出现了政治宣传的新地盘。这一机会立刻被利用来尽可能地重新赢得一些影响。这方面的策略多年来未曾改变。像一支古老的歌曲所说的“谁都一点也不知道”的一个委员会，通过同样完全不为人所知的主席或书记分发信件等等。经过这种方法的试探之后，有几个“流浪弟兄”在一个地区内出现了，他们立即着手组织秘密团体。别人准备损害其名誉的那个协会，却丝毫不知道几个人搞团体的阴谋；甚至以协会名义发出的通讯，协会多半也完全不知道；但是，信中总是说“我们的协会”等等。后来不可避免的、根据截获的文件进行的警察侦讯，也往往是针对整个协会的等等。

为什么卡尔·福格特先生不把他在文件第7号中所引用的呢？为什么他没有把他所根据的来源‘探测一下呢？他本来不难了解，公开的会议上指定了一个通讯委员会，我曾经荣幸地被选入该委员会。既然福格特先生谈到不为人所知的书记等等，那末我是很乐于不为他所知的，但是，我可以满意地说，成千的德国工人都知道我，这些工人从福格特现在所诽谤的人们那里获得科学知识。时代变了。秘密结社的时期已经过去。当工人协会内公开讨论各种问题而每次会议都有局外人作为来宾列席的时候，再谈论秘密会社或小团体就是荒谬的了。由我签名的信总是起草得任何人也不会因之受到丝毫损害。对我们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来说，重要的只是了解大陆上的工人协会的情绪，创办一家能够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并同敌对阵营的雇佣文丐作斗争的报纸。当然，没有一个德国工人会想到去为某个波拿巴的利益进行活动，能够这样做的只有福格特之流的人物。我们肯定比福格特先生更为憎恨奥地利的专制制度，但是，我们并不期望由外国专制君主来使它崩溃。各国人民都应当自己解放自己。福格特先生认为自己有权采取的手段，恰恰是我们用来反对他的阴谋而被他看做是犯罪行为的那种手段，这不是怪事吗？如果福格特先生断言，他没有从波拿巴那里领取薪金，办报的钱是从民主派手中得来的，并且想以此为自己开说，那末，像他这样有学识的人，怎么能够愚蠢到去指责和怀疑那些关心自己祖国的幸福和为创办报纸作宣传的工人们呢？

顺致崇高的敬意

The Grand Duke Constantine to be King of Hungary［注：马克思在本章内引用的英文文件，他本人已在其他章内全部译出，这里把文件用原文刊出；文件的译文见本卷第514页。——编者注］

A Correspondent，who encloses his card，writes as follows：—

Sir，—Having been present at the last meeting in the Music Hall，I heard the statement made concerning the Garand-Duke Constantine. I am able to give you another fact：

—So far back as last summer，Prince Jérome Napoléon detailed to some of his cofidants at Geneva a plan of attack aga-inst Austria，and prospective rearrangement of the map of Europe I know the name of a Swiss senator to whom he broa-ched the subject Prince jérome，at that time，declared that，according to the plan made，the Grand Duke Constantine was to become King of Hungary.

I know further of attempts made，in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year，to win over to the Russo-Nusso-Napoleonic scheme some of the exiled German Democrats，as well as some in fluential Liberals in Germany. Large pecuniary advantages were held out to them as a bribe. I am glad to say that these offers were rejected with indignation.

尊敬的先生：

我今天得到李卜克内西先生的通知，说您愿把一份反对福格特的传单的的司法文件提供我们使用。我恳切地请求您尽速把这一文件寄来，以便我们能够把它提交法庭。寄时并请挂号，一切费用当由我们负担。此外，敬爱的先生，自由党有时对“总汇报”是估计不足的；我们（编辑部）在忠实干政治信念方面已经受了各种考验。如果您的判断不是根据某一篇文章，而是根据我们的全部工作，那您就会确信，没有任何一家德国报纸像我们这样从容不迫地但是坚持不懈地为德国人民的统一和自由、强盛和文明、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进步，为提高他们的民族感和道德水平而努力工作，也没有一家报纸获得比我们更大的成果。您必须根据效果来判断我们的活动。再次恳求您盛情地满足我的要求。

顺致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天写的第二封信只是第一封信的，如奥尔格斯先生所说：“为更慎重起见，也已寄走”；这封信中包含同样的要求，即请把“李卜克内西先生所说的、您要提供我们使用的一份反对福格特的著名传单的的文件立即寄来。”

这里只引用我在1860年2月4日写的反对布林德的英文通告信［注：见本卷第762—764页。——编者注］的最后一段：

“在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我想揭穿那些显然是同福格特暗中勾结的家伙。因此，我公开宣布，布林德、维耶、霍林格尔证明匿名传单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声明是。第一，以前在霍林格尔那里当过排字工人的费格勒先生准备宣誓证明，上述传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是亲笔写的，并且有一部分是霍林格尔亲自排版的。第二，通过法律手绩可以证实，这个传单和‘人民报’上的那篇文章是用同一个活字版印出的。第三，将会证实，维耶并在霍林格尔那里连续工作十一个月，尤其是印这个传单时他没有在他那里工作。最后，还可以举出一些证人，维耶本人曾向这些人承认，是霍林格尔要他在‘’上发表的分明是上签名的。据此，我再一次指出上述。

［注：译文见本卷第601页。——编者注］

Vienna，January 30th—The Swiss Professor Vogt pretends to know that France will procure for Switzerland Faucigny，Chablais and the Genevese，the neutral provinces of Savoy，if the Grand Council of the Republic will let her have the free use of the Simplon.

特此声明如下：

经“人民报”（当时在伦敦出版的德文报纸）后来在1859年6月18日第7号上转载并再次在奥格斯堡“总汇报”（“奥林斯堡报”）上转载的德文传单“警告”，部分是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先生排版的，部分是当时在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先生那里工作的我本人排版的，而且这一传单是在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菲·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印刷的。上述传单的原稿是卡尔·布林德先生的亲笔。我曾看到，菲·霍林格尔先生把传单“警告”的样样交给住在伦敦索荷区教堂街14号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菲·霍林格尔先生最初曾犹豫是否要把校样交给威·李卜克内西先生，在李卜克内西先生离开以后，他就向我和我的同事约·弗·维耶表示后悔，说不该把校样交出去。

1860年2月11日在密多塞克斯郡弯街治安法庭当面对我作以上声明。首都治安法官。

［注：费格勒的Affidavit的原文是英文。——编者注］

盖　　章

［注：译文见本卷第521—522页。——编者注］

One of the first days of November last—I do not recollect the exact date—in the evening between nine and ten o’clock I was taken out of bed by Mr.F.Hollinger，in whose house I then lived，and by whom I was employed as compositor. He presented to me a paper to the effect，that，during the preceding eleven months I had been continuously employed by him and that during all that time a certain German fly sheet《Zur Warnung》（A Warning）had not been composed and printed in Mr.Hollinger’s Office，3，Litch field Street，Soho. In my perplexed state，and not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nsaction，I complied with his wish，and copied，and signed the document Mr.Hollinger promised me money，but I never received any thing During that transaction Mr.Charles Blind，as my wife informed me at the time，was waiting in Mr.Hollinger’s room. A few days later，Mrs.Hollinger called me down from dinner and led me into her husband’s room，where I found Mr.Charles Blind alone. He presented me the same paper which Mr.Hollinger had presented me before，and entreated me to write，and sign a second copy，as he wanted two，the one for himself，and the other for publication in the Press . He added that he would show himself grateful to me. I copied and signed again the paper.

I Herewith declare the truth of the above statements and that：

1）During the 11 months mentioned in the document I was for six weeks not employed by Mr.Hollinger，but by a Mr.Ermani. 2）I did not work in Mr.Hollinger’s Office just at that time when the flysheet：《Zur Warnug》（A Warning）was published. 3）I heard at the time from Mr.Voegele，who then worked for Mr.Hollinger，that he，Voegele，had，together with Mr.Hollinger himself，composed the flysheet in question，and that the manuscript was in Mr.Blind’s handwriting. 4）The types of the pamphlet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I returned to Mr.Hollinger’s service. I myself broke them into columns for the reprint of the flysheet（or pamphlet）《Zur Warnung》（A Warning）in the German paper《Das Volk》published at London，by Mr.Fidelio Hollinger，3，Litch field Street，Soho. The flysheet appeared in No.7，d.d. 18th June，1859，of 《Das Volk》（The People）. 5）I saw Mr.Hollinger give to Mr.William Liebknecht，of 14，Church Street，Soho，London，the proofsheet of the pamphlet《Zur Warnung》，on which proofsheet Mr.Charles Blind with his own hand corrected four or five mistakes. Mr.Hollinger hesitated at first giving the proofsheet to Mr.Liebknecht，and when Mr.Liebknecht had withdrawn，he，F.Hollinger，expressed to me and my fellow workman Voegele his regret for having given the proofsheet out his hands.

Declared and signed by the said Johann Friedrich Wiehe at the Police Court. Bow Street this 8th day of February，1860，before me Th.Henry，Magistrate of the said court.

Johann friedrich Wiehe

LS

。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1848年3月1日于巴黎

勇敢而正直的马克思：

法兰西共和国是所有自由之友的避难所。暴政把您放逐，自由的法兰西向您、向所有为神圣事业和各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斗举的人们敞开着大门。法国政府的每一代表都应当以这种精神来理解自己的职责。

致兄弟般的敬礼

临时政府委员斐迪南·弗洛孔

［注：原著所附的弗洛孔的这封信是法文。——编者注］

亲爱的马克思先生：

我非常高兴，从我们的朋友维尔特那里获悉您准备在科伦出版“”，该报的计划他已经给我了。必须让这一报纸使我们能在比利时了解到德国民主事业的情况，因为从“科伦日报”、奥格斯堡“总汇报”、从我们在布鲁塞尔能够得到的德国其他贵族报纸以及从我们的“比利时独立报”（该报的所有特约通讯都是以符合我们的资产阶级贵族利益的观点写成的）上都不可能了解到关于这方面的可靠消息。维尔特先生告诉我，他准备去科伦同您一起参加创办“新莱茵报”的工作。他以您的名义答应把该报寄给我，由我寄“社会辩论报”[604]给您作为交换。我也非常希望就我们两国的共同事业和您变换信件。为了两国的利益，必须使比利时人和德国人彼此不致生疏，因为正在法国酝酿的事件必将提出有关我们两国的问题。我在巴黎呆了十来天后回到这里，在那期间我曾经尽最大努力去了解这个伟大首都的情况。在那里停留的最后几天，我了解到了五月十五日事件的内情。我甚至出席过国民议会的会议，正好在开会时人民闯进会场里来了……我观察了巴黎人民所采取的立场，听到了法兰西共和国当前的主要活动家的讲演，于是我明白，资产阶级情绪中将出现对二月事件的强烈反应；毫无疑问，五月十五日事件将会加速这种反应。但是，这又无疑将很快引起新的人民起义……法国不久就会求助于战争。为了对付这一情况，我们应当考虑在这里和在您那里我们的共同行动。如果战争首先向意大利发动，我们将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如果战争的矛头立刻指向我们的国家，那末我还不知道我们应当怎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听取德国人的建议……现在我准备在星期日的“社会辩论报”上发表您即将出版新报纸的消息……我打算今年6月底去伦敦。如果您有机会给您在伦敦的朋友写信的话，劳驾请他们接待我。

最忠实于您的

亲爱的马克思：

很久没有得到您的消息，接到您最近的来信非常高兴。您抱怨事情进行缓慢和我没有立即答复您向我提出的问题。怎么办呢，岁数愈大就愈懒得动笔了。但是，我希望您相信我的观点和感情是始终未变的。我看到，您的最近一封信是由您口授而由您的亲近的秘书，您的可爱的夫人笔录的，那末，马克思夫人还没有忘记这个布鲁塞尔的老隐士。请向她转达我衷心的问候。亲爱的同志，请保持您对我的友谊。

致兄弟般的敬礼

列列韦尔

［注：原著所附的列列韦尔的这封信是法文。——编者注］

亲爱的马克思：

我在“国民报”上读到反对您的一些卑鄙龌龊的文章，这些文章作者的谎言和恶意使我深为震惊。我认为，每个认识您的人都有义务——尽管这种证明是多么多余的——对您的高尚、正直和大公无私的品德给以应有的评价。我感到自己有双重义务：我记得，您多年来曾经毫无报酬地给我的小型杂志“寄语人民”[605]、后来又给“人民报”写过许多文章，这些文章对人民的事业十分重要，对报纸是非常宝贵的。请允许我表示这一希望：请您严厉地惩罚那对您进行诽谤的卑鄙和怯懦的人。

我的亲爱的马克思，请接受我的最衷心的敬意

致卡尔·马克思博士［注：原著所附的琼斯的这封信是英文。——编者注］1860年3月8日于纽约“论坛报”编辑部

敬爱的先生：

在答复您的要求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地告诉您，我个人知道您同美国的各种出版物有联系。大约在九年前，我邀请您为“纽约论坛报”撰稿，从那时起这种撰稿工作就没有间断。就我记忆所及，您经常为我们写稿：从没有一星期间断。您不仅是我们报纸的最宝贵的撰稿人之一，而且也是报酬最优厚的撰稿人之一。我可以指出的您的唯一缺点是，您有时表现了对美国报纸来说是太过分的德国人的感情。这一点在对俄国和法国问题上都表现出来过。在涉及沙皇制度和波拿巴主义问题时，我有时感到，您对德国的统一和独立表现了过多的兴趣和过大的关心。在最近的意大利战争问题上，这一点大概表现特别明显。在方面，我和您是完全一致的；我和您一样不信任法国皇帝的诚意，一样不相信他会给，但是，我并不像您和其他德国爱国者那样，认为德国的情况令人耽心。

我必须补充一点，您在所有经过我手的您的文章中，对劳动阶级的幸福和进步一直表示最深切的关怀，您的许多文章都是直接论述这个问题的。近五六年来，我不止一次地充当中间人，把您的作品交给“普特南氏月刊”[606]（一家水平很高的文学刊物）以及“美国新百科全书”（我也是它的编辑，您曾经给它寄来过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章）。

如果您还需要其他的说明，我乐意为您效劳。

现在仍然忠实于您的

“纽约论坛报”主编

［注：原著所附的德纳的这封信是英文。——编者注］

我已经指出，丹屠出版的小册子成了德国的达一达从中汲取世界史方面的智慧，特则汲取“”方面的智慧的源泉。“”本来是“民主主义者”的最近一篇社论中的用语。怎样评价和认识这些小册子，可以从巴黎周刊“星期日邮报”的一段摘录中看出：

“至于当前情况，你随便拿起十本小册子，就会看到其中至少有九本的构思、整理和写成……是经过谁呢？经过职业小说家、写歌曲的、作轻歌剧的和教堂杂役！

　　上面我引用了“国民报”关于“”的一段话。“曼彻斯特卫报”[608]——它以报道的消息多半准确可靠而闻名全英国——驻巴黎的一个通讯员以独特的方式报道了这样一则趣闻：

《Paris，November，8…Louis Napoleon spends his gold in vain in supporting such newspapers as the《National-Zeitung》》（路易拿破仑在支持像“国民报”这样的报纸方面白白浪费了自己的金钱。）（1860年11月12日“曼彻斯特卫报”）

不过，我认为一向消息灵通的“曼彻斯特卫报”的通讯员这一次却弄错了。据说，弗·察贝尔为了证明他，已投入波拿巴派的阵营。至少柏林是这样告诉我的。同中的简直一模一样！

正当最后几个印张付印的时候，我偶然得到了“时代呼声”

（1860年）。流亡的议员的机关报“德国月刊”过去的出版者，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流亡的帝国摄政”的文化上司的，在第37页上谈到他的时说：

“日内瓦‘水泥股份公司（参加

　　约·菲·贝克尔在他的信中（第十章）谈到使先生投入十二月怀抱的银行事件，那就用它来同这事比较一下吧。这种细节极有助于解决小拿破仑如何成了他那时代的最伟大人物之谜。大家知道，小拿破仑本人不得不在coupdétat 〔政变〕和……克利希[609]之间进行选择。

下面摘录的同谈话的记录确凿地证明，科苏特对是匈牙利的主要危险这点了解得多么清楚。这篇记录是现在House of Commons〔下院〕的最有名的激进派议员之一作的。

“ ［注：同科苏特会谈的记录的原文是英文。——编者注］

　　一切时代，人民创造神话的幻想力都表现在发明“伟人”上面。最有说服力的这类例子毫无疑问是。至于，例如，他被人颂扬为消灭匈牙利封建制度的人。然而他同三项伟大措施（实行普通征税、废除农民的封建义务、无偿地取消教会什一税）毫无关系。（首先免除了向贵族征税）已经由瑟美列提出；废除徭役等法案由萨博耳奇的议员提出，而什一税则是教会通过它的叶凯尔法鲁希神甫自己放弃的。

我在第八章末尾表示了这种看法：的小册子“”或如最初用的标题“”，是重新译回法文的达达·福格特用德文编写的丹屠小册子的摘要。对这种看法所能提出的唯一怀疑是，这位遭受失败的喜剧作家艾·阿布根本不懂德文。但是，难道吉耳里compère 〔教父〕不能在巴黎找一位commère allemande〔德国教母〕吗？谁可能是这位commère，还是一个谜。大家知道，“”这一小册子是作为路易·波拿巴的巴登巴登之行610的记要发表的；这本小册子应当事先把他的建议告诉摄政王并向普鲁士说明，像小册子的结束语中所说的，普鲁士有十二月二日制度这个《un allié très utile qui est peut-etre appeié à lui（Preuβen）》《rendre de grands services，pourvu qu’elle s’y prète un peu》〔“非常有用的同盟者，也许，这个同盟者的职责就是替它〈普鲁士〉大力效劳，”〕。《pourvuquell esyprèteunpeu》译成德文就是：“在普鲁士把莱茵省卖给法国的条件下”；这个秘密已被艾·阿布在1860年春天用法文（见第九章“代理机构”）在“民论报”上透露。在这种足以加重别人罪过的情况下，我不应当根据简单的猜测，就把某人说成是艾·阿布这位失败的喜剧作家和丹屠出版的小册子的作者的德国提词人。但是，现在我有权声明，吉耳里compère 〔教父〕的德国commère 〔教母〕不是别人，正是福格特的温存的库尼贡达——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先生。对阿布的小册子写过著名的回答的那位伦敦的德国流亡者［注：西·路·波克罕。——编者注］未必猜到了这一点！[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