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239]

“1736年8月17日于彼得堡

［注：这封信讲的是1735年安娜女皇对土耳其发动的战争。驻圣彼得堡的这位英国外交官报告他在游说俄国同土耳其人媾和方面所作的努力。省略的词句是无关的。］

……我衷心希望……土耳其人能接受劝告而屈尊先行做出表示，因为这里的宫廷看来已打定主意，土耳其人不先走一步，它就不理睬任何声音，以此来羞辱土耳其政府，土耳其政府曾在一切场合极其轻蔑地谈论俄国人，这是女沙皇和她的现任大臣们所不能忍受的。奥斯特尔曼伯爵不但不感激埃弗拉德·福克纳爵士和卡尔库恩先生（前者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后者是荷兰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转达土耳其人的善意，而且也不愿听从解劝而轻信土耳其政府抱有诚意，看来，他对他们的做法感到非常惊异，他们未奉英王和荷兰联省议会[241]之命，也未受土耳其宰相之托居然就给他们（俄国内阁）写信，而且他们的信也未曾同皇帝［注：指查理六世。——译者注］驻君士坦丁堡公使协商过……我已把土耳其宰相写给英王的那两封信给比朗伯爵和奥斯特尔曼伯爵看过，同时告诉这两位先生，由于这两封信中对这里的宫廷有些刻薄的说法，要不是他们这样渴望看到的话，我是不会送给他们看的。比朗伯爵说这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已习惯于被土耳其人这样对待了。我要求两位伯爵阁下不要让土耳其政府知道他们已经看过这两封信，因为这样做无补于事，只会使事态恶化……”

“1765年3月1日（12日）于圣彼得堡

绝密［注：英国当时在和俄国谈判一个通商条约。］

……昨天帕宁先生［注：帕宁是否领取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津贴，他这样做是背着叶卡特琳娜还是按照她的命令，这在历史学家当中至今仍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毫无疑问，叶卡特琳娜二世为了使外国宫廷与俄国使节合作，曾许可俄国使节在表面上与外国宫廷合作。至于帕宁，那么这个问题是由一个我们相信还从来没有发表过的可靠文件决定的。这个文件证明，帕宁在一度成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人之后，被迫冒着牺牲他的荣誉、财产和生命的危险继续保持这种身分。］和副总理大臣［注：指亚·米·哥利岑。——译者注］同丹麦大使奥斯滕先生签订了这里的宫廷与哥本哈根宫廷之间的同盟条约。其中一项条款把对土耳其的战争规定为；只要发生这种情况，丹麦就必须给俄国每年五十万卢布的补助金，分季支付。此外，丹麦还根据一项最秘密的条款，答应与法国断绝一切联系，只要求一段宽限，以便设法索回法国宫廷欠它的债款余额。无论如何，它即将采用俄国对瑞典的全部观点，并且在瑞典王国内尽管不是公开地，但将完完全全地与俄国一致行动。不是我受骗了，就是格罗斯先生［注：俄国驻伦敦公使。］对阁下说俄国打算停止插手，而把瑞典这个包袱整个丢给英国时误解了给他的指令。不管这里的宫廷多么希望我们为每一项金钱义务支付大部份额，然而我确信，到什么时候它也在斯德哥尔摩居于领导地位。它的计划、它的热烈希望，是与英国和丹麦协力合作来彻底消灭法国在那里的利益。不花费相当大的费用，这一点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是俄国现在似乎并没有不通情理到期望的地步。我已得到暗示，我们方面只要每年支付一千五百镑，就足以维持我们的利益，并绝对阻止法国人控制斯德哥尔摩。

瑞典人对于他们多年来一直处于依附地位非常敏感，并且感到很受屈辱，他们对每一个干涉他们事务的强国都极其忌恨，对他们的邻居俄国人更是如此。这就是这里的宫廷给我提出的理由：为什么它希望我们和他们采取行动，同时在我们彼此的公使之间仍然保持推心置腹的信任；为什么它希望我们首先关心的事项不是成立一个叫作什么俄国派或英国派的派别，而是要努力使朋友赢得自由之友和独立之友的美名，因为甚至最聪明的人也往往会被一个虚名所迷惑。目前我们享有优势，这个国家的人们已普遍相信他们同法国的联系已招致很大的灾难，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关系，还会非常严重地破坏他们的真正利益。帕宁先生决不希望瑞典宪法［注：查理十二死后由参议院制订的寡头政治的宪法。］有丝毫改动。他希望王权能够保存而不扩大，人民的特权能够维持而不遭到破坏[243]。然而他对王后的勃勃野心和奸诈诡谲不无畏惧，不过奥斯特尔曼伯爵作为公使的高度警惕性现在已完全打消了他在这方面的担心。

由于与丹麦新缔结了联盟，由于这里的宫廷毫无疑问在瑞典取得了成就，帕宁先生如果得到适当的支持，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他把北方国家联合起来的大计划的［注：这样，乔治·麦卡特尼爵士就告诉我们，通常所谓查塔姆勋爵的“北方联盟的大概念”，实际上就是帕宁的“把北方国家联合起来的大计划”。查塔姆不过是被骗去倡导这个俄国人的计划罢了。］。为了使这个计划臻于完善，唯一需要的就是与大不列颠缔结一个条约联盟。我确信，这是这里的宫廷最热切的希望。女皇对此已不止一次用极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她的野心是要通过这样一个联盟来抗衡家族盟约［注：指1761年8月在巴黎缔结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波旁王族之间的盟约。］，并且尽可能挫败她特别憎恨的维也纳宫廷和凡尔赛宫廷的一切意图。然而，我不能向阁下隐瞒，我们要指望缔结任何这样的联盟，就必须以一项秘密条款同意在发生对土耳其的战争时支付一笔补助金，因为除了遇到那种性质的紧急情况外，他们不会向我们要钱。我自以为我已经说服这里的宫廷，期望在和平时期得到补助金是不合乎情理的，在平等基础上的联盟对两个国家都更牢靠和更体面。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把对土耳其的战争作为写进条约正文或者列入秘密条款，将是我们同这里的宫廷举行任何谈判的。帕宁先生之所以对这点很固执，是由于这样一件偶然的事情。当沙皇和普鲁士国王之间的条约[244]正在讨论的时候，别斯图热夫伯爵（他是普鲁士国王的死敌）建议加进关于土耳其的条款，他确信普鲁士国王决不会接受这一条款，满以为谈判会由于国王的拒绝而告破裂。但是这个老政客看来完全失算了，因为国王陛下立即同意了这个建议，只是要求俄国在和任何其他国家缔结联盟时也必须按照同样的条件［注：这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遁辞。关于弗里德里希如何被迫投入俄国联盟的怀抱，科克先生（法国的外交学教授，达来朗的老师）说得很明白。他说：“弗里德里希二世被伦敦政府抛弃之后，不能不投靠俄国。”（见他著的《欧洲革命史》）］。情况确系如此，为了进一步肯定这一点，几天前，普鲁士公使佐尔姆斯伯爵拜访了我，对我说，他已接到训令，如果这里的宫廷有意和我们的宫廷缔结联盟而不包括这样一项条款的话，他要表示最强烈的反对。我得到了种种暗示，如果大不列颠在这一条款上不那么执拗的话，俄国在商务条约的出口税条款上就会不那么固执，格罗斯先生曾告诉过阁下，这里的宫廷是决不会放弃出口税条款的。同时，有一个受到帕宁先生极度信任的人向我保证，如果我们着手缔结联盟条约，商务条约就会尽快地跟上；那时商务条约就会完全摆脱那个一向吹毛求疵和争吵不休的商务委员会，仅仅由大臣和我来解决，而且他确信，只要关于土耳其的条款被列入联盟条约，商务条约的缔结就会使我们满意。我还被告知，若是西班牙人进攻葡萄牙，我们可以雇用一万五千名俄国人去服役。我祈求阁下千万不要对格罗斯先生提到同丹麦缔结的条约的秘密条款……我担心，这位先生对英国不抱善意。”［注：霍雷修·沃尔波尔用这样一句话来说明他的时代的特征：“现今时兴的，是互相利用。”无论如何，从上文可以看出，俄国在同英国交往中就是这样干的。桑德威奇伯爵，即乔治·麦卡特尼爵士敢于写的上面这封信的受信人，十年以后，即1775年，在诺思政府中出任海军首席大臣，曾以激烈反对查塔姆勋爵关于公平解决美洲困难的动议而闻名。“他不能相信这（查塔姆的动议）是一个英国贵族的产物，在他看来这勿宁说是某个美洲人的作品。”1777年，我们发现桑德威奇又在咆哮：“他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耗尽国库的最后一文钱，而决不让大不列颠被它的犯上作乱的臣民蔑视、欺侮和宰治。”当桑德威奇伯爵带头促使英国陷入同它的北美殖民地、同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战争时，我们看到他在议会经常受到福克斯、伯克、皮特等人的指控，说他使海军处于不能保卫国家的状态，说他明知道敌人已经集结大量军队，却有意派小量英国军队去对抗，说海军各部门事务的管理极其不当，等等（参看1778年3月11日，3月31日和1779年2月下院的辩论；福克斯对桑德威奇勋爵的不信任动议；1779年4月9日关于因桑德威奇勋爵玩忽职守而要求解除其职务的上国王书；1782年2月7日福克斯弹劾1781年海军行政严重失职案）。皮特借此机会把“我们在海上所遭到的一切灾难和耻辱”都记在桑德威奇勋爵的帐上。在下院388票中，支持政府方面反对这一动议的票数只多22票。1782年2月22日，一个反对桑德威奇勋爵的类似动议在下院453票中仅以19票的多数被否决。然而，桑德威奇勋爵的施政确实使三十多名卓著勋劳的军官离开了海军，或者声明不能在目前的制度下服役。事实上，在他的整个任职期间，海军中普遍存在的不和令人非常担心。此外，桑德威奇勋爵曾被公开指控侵吞公款，而且根据间接证据来看，他也的确犯了这样的罪行。（参看1778年3月31日，1779年4月9日及以后几次上院的辩论。）当1779年4月9日解除他职务的动议被否决时，三十九名上院议员提出了抗议。］

“1782年8月16日（27日）于彼得堡

（私人信件）

……我一到达这里，就发现这个宫廷的情况跟以前向我描述的很不一样。它对英国根本没有任何偏爱，它完全是倾向法国的。普鲁士国王（当时深得女皇信任）正在施加影响反对我们。帕宁伯爵有力地支持了他。波旁王朝的两个公使拉西和科尔贝龙诡计多端，善耍阴谋；波将金公爵受了他们的蛊惑；而包围女皇的那一大群人——舒瓦洛夫们、斯特罗加诺夫们和切尔尼舍夫们[246]都是（现在也仍然是）一伙巴黎的理发店学徒。形势有利于他们致力的事业。法国人装模作样地帮助俄国解决同土耳其政府的纠纷，紧接着这两个宫廷又一起成为帖欣和约[247]的调停人，这些对它们之间的和好都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对于1778年2月1779年7月我与帕宁伯爵进行的一切谈判毫无成果，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的意图是防止而不是促进联盟。我们为争取联盟作出了各种让步，都无济于事。他总是制造新的困难，总是设置新的障碍。同时，我对他的明显信任也产生了很严重的恶果。他利用这种信任，在向女皇报告时转达的不是我使用过的语言和我实际表达过的感情，而是他满心希望我使用和表达的语言和感情。他又同样悉心地向我隐瞒女皇的意见和感情。他在她面前把英国说成顽固、傲慢和冷淡，而在我面前则把女皇说成心情不快、讨嫌我们并对我们在意的事情漠不关心。他是那样确信他用这种两面谎报情况的办法已堵塞了一切成功的渠道，当我向他谈到那个西班牙声明[248]的时候，他甚至敢于俨然以大臣身分对我说，‘大不列颠是由于它自己的行动骄横傲慢才大难临头的；现在灾难已达到顶点；我们必须作出一切让步以求得和平；而且我们既不能指望得到朋友的援助，也不能指望得到敌人的宽容。’我竭力控制自己，不使自己感情用事……我当即找了波将金公爵，由于他的帮忙，女皇屈尊在彼得宫单独接见了我。在这次会晤中，我非常幸运地不仅消除了她对我们的一切不良印象，而且通过如实阐述我们的处境以及大不列颠与俄国之间不可分割的利益，使她断然决定援助我们。这个决定她是用明确的语言向我宣布的。当这件事透露出来的时候——而帕宁伯爵是第一个知道它的——他成了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不仅通过散布谎言和最无耻地施加影响来破坏我的公开谈判，而且使用最卑鄙最恶毒的人所能想得出的一切手段来贬损和伤害我个人。从他对我的那些无耻的指控来看，如果我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我就会担心受到他最无耻的袭击。这种残酷无情的迫害现在还在继续进行；比他的内阁任期延续得更久。尽管我从女皇本人那里得到肯定的保证，帕宁伯爵还是找到办法先是动摇，然后改变她的决定。他的确受到普鲁士国王陛下很热心的支持，当时普鲁士国王陛下极力要破坏我们的利益，正如他现在似乎热衷于要恢复它一样。然而，这头一次失望并没有使我灰心丧气，我加倍努力，在我出使期间又有两次使得女皇几乎（！）出面声明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每一次我的期望都是建立在她亲口作的保证上的。第一次是在我们的敌人策划武装中立［注：詹姆斯·哈里斯爵士装作相信叶卡特琳娜二世不是1780年武装中立的发起人，而只是拥护者。圣彼得堡宫廷总是使它自己的种种计划具有外国宫廷向它提出并迫使它接受的形式，这是它的重大策略之一。俄国外交喜欢这种张冠李戴。就这样，弗洛里达布朗卡的宫廷被弄成了这次武装中立的负责发起人，从这个自命不凡的西班牙人写给查理三世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一想到自己不仅策划了这次武装中立，而且诱使俄国支持了它，是感到多么自豪。］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建议把米诺尔卡岛[249]送给她的时候。虽然在第一次，我从我以前遭到反对的同一来源遭到同样的反对，然而我必须说，我的失败主要应归咎于我们对1780年2月那个著名的中立声明[250]的极其笨拙的答复方式。因为我非常清楚打击将来自何方，我已作好避开它的准备。我当时的意见是这样：‘如果英国觉得自己强大得可以甩开俄国，它就应该立即拒绝这些新出笼的教义；但是，如果它的处境还要求援助，它就应该服从当前的需要，在只是涉及俄国的限度内承认这些教义，用一个适时的善意行动为自己保证赢得一个强大的朋友。’［注：就是这个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此人又名马姆兹伯里伯爵，读者也许更熟悉这个名字），被英国历史学家们吹捧为1782—1783年和平谈判中阻止英国放弃海上搜索权的人。］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提出来的是一个模棱两可、捉摸不定的答复；我们似乎对这些教义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都同等地害怕。我得到的指示是，对它们秘密地进行反对，但在公开场合则表示默许。而且当时我们政府的一个机要人员在同西莫林先生的谈话中使用了一些不谨慎的、与那位公使从斯托蒙特勋爵那里听到的温和而诚挚的语言直接矛盾的说法，使女皇万分震怒，加剧了她对我们该届政府所抱的反感和不良印象［注：从这一段话和其他类似的段落可能得出这样的判断，即叶卡特琳娜二世曾把诺思勋爵（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所说的该届政府就是指他的政府）看成是毫不妥协的人。只要看一看下面这个事实，任何这类误解都会消除：第一次瓜分波兰[251]是在诺思勋爵执政时发生的，而他对此并没有提出任何抗议。1773年，当叶卡特琳娜对土耳其的战争还在进行，她同瑞典的冲突正日益恶化的时候，法国准备派遣一支强大的舰队到波罗的海去。法国外交大臣戴居雍把这个计划通知了英国当时驻巴黎的大使斯托蒙特勋爵。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戴居雍详细论述了俄国的扩张野心以及应该促使法英两国联合对抗这种野心的共同利益。英国大使对这一亲密谈话的回答是：“如果法国派舰只去波罗的海，英国舰队将立即跟踪而至；两支舰队的存在，其效果不会超过中立；而且，无论英国宫廷如何愿意保持英法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由偶然冲突引起事端，是未可预卜的。”结果，戴居雍撤销了布勒斯特的分舰队，但是下了新的命令在土伦装备一支舰队。“英国内阁得到这种重新备战的消息之后，立即表示了强有力的反对；斯托蒙特勋爵受命发表声明说，用于波罗的海的每一个论点都同样适用于地中海。此外，还给法国外交大臣送了一份备忘录，并要求把它呈交国王和枢密院。这产生了预期的效果；那支舰队撤销了，水兵解散了，扩大战争的危险避免了。” 。我们的敌人利用了这些情况……我提出了把米诺尔卡岛送给女皇的想法，因为我很清楚，我们在签订和约时会被迫作出牺牲，我觉得比较聪明的办法是向我们的朋友而不是向我们的敌人作出这种牺牲。

这个想法在国内被全盘接受了［注：可见，英国政府确实不满足于已使俄国成为一个波罗的海强国，还千方百计要使它成为一个地中海强国。看来，让渡米诺尔卡岛的建议在1779年底或1780年初，即在斯托蒙特勋爵进入诺思内阁之后不久就已经向叶卡特琳娜二世提出了，——这个斯托蒙特勋爵就是那个曾阻挠法国抗拒俄国的人，甚至詹姆斯·哈里斯爵士也不能否认此人写了“完美地切合圣彼得堡宫廷的精神的指示”这一功绩。当诺思勋爵的内阁按照詹姆斯·哈里斯爵士的建议提出把米诺尔卡岛交给俄国人的时候，英国的下院议员和人民还在为担心汉诺威人（？）会从他们手中夺去“地中海的锁钥之一”而焦虑。1775年10月26日，国王在议会的开幕词中曾告诉议会说，当詹姆斯·格莱安爵士被问到为什么他们没有把封锁一直维持到那个“计划”实现的时候，他得到格莱安爵士的亲口回答是：“他们没有承担那种责任”，即执行他们的命令的责任！这里援引的公文，是除了日期较晚的一件公文以外唯一被宣读的文件。另一件公文据说是在4月5日发出的，其中“命令海军上将运用最广泛的权宜处置权力封锁俄国在黑海的港口”，这件公文既未被宣读，邓达斯海军上将的任何答复也未被提到。海军部派遣了汉诺威部队到直布罗陀和马翁港（米诺尔卡岛）去，接替在那里驻防的英国部队中准备抽调到美洲去服役的团队。约翰·卡文迪什勋爵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强烈谴责“把直布罗陀和马翁港这样重要的要塞委托给外国人”。在极其激烈的辩论中，把直布罗陀和米诺尔卡岛这两个所谓“地中海的锁钥”委托给外国人的措施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诺思勋爵承认自己是这一措施的参谋，感到不得不提出一个“免究责任的议案”。不过，这些外国人，这些汉诺威人，是英国国王自己的臣民。在1780年实际上把米诺尔卡岛交给了俄国之后，诺思勋爵当然感到有理由在1781年11月22日在下院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对待内阁大臣被法国收买的嘲讽”了。 ，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这次从斯托蒙特勋爵那里接到的英明指示更加完美地切合这里的宫廷的精神了。这个方案为什么没有成功，我至今还不明白其究竟。在我得到全权处理此事以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女皇对任何其他措施象对此事这样热心，而当我得到授权的时候，我发现她却从原来的意图退缩，我也是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吃惊。我当时认为，这应该归咎于她对我们的政府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和根本缺乏信任；但是从那时以来，我更倾向于相信，她曾就此事征询过（奥地利）皇帝的意见，而后者不仅说服她拒绝这一建议，而且把这一秘密泄露给了法国，从而使它公之于世。我无法另外解释女皇感情上的这种迅速变化，特别是因为波将金公爵（不管他在别的事务上表现如何）肯定是真心诚意支持此事的，从我当时看到的和后来了解到的情况看来，他曾和我一样极其关心此事的成功。阁下，你会看到，促使女皇成为友好调解人的想法是和建议把米诺尔卡岛让给她有密切联系的。因为这个想法引起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们在目前的调解中遭到种种困难，我必须说明我当时的观点是什么，并且证明不是我使我的宫廷处于如此难堪的地位。我当时希望和追求的是使女皇成为唯一的、别无副手的调解人。如果阁下细察她与我之间在1780年12月的来往情况，阁下就很容易理解我当时有多么充足的理由设想女皇会成为一位友好的、甚至是偏袒我们的调解人［注：诺思勋爵的政府1782年3月27日被罗金厄姆的政府接替之后，著名的福克斯就通过俄国大使的调解向荷兰提出了和平建议。那么，被这位统计女沙皇的感情、情绪和印象的卑贱记帐员詹姆斯·哈里斯爵士如此宣扬的俄国调解到底有什么结果呢？当初步的和平条款已经同法国、西班牙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时候，同荷兰却达不成任何这样的初步协议。从它那里得到的只不过是停止敌对行动而已。原来俄国调解如此有效，在1783年9月2日，即在同美国、法国和西班牙缔结正式条约的前一天，荷兰同意了进行初步和谈，可是这不是俄国调解的结果，而是由于法国的影响。］。诚然，我知道她不能胜任这一任务，但是我也同样知道她的虚荣心会因这一荣誉而得到多么大的满足，我完全了解，她一旦插手进来，就会坚持下去，并且必然要卷入我们的争论，特别是当看来（当时看来也会这样）我们已用米诺尔卡岛酬谢她的话。另一个（奥地利的）帝国宫廷之被拉进调解活动，彻底破坏了这个计划。这不仅给女皇提供了一个不恪守诺言的借口，而且使她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和凌辱。她就是在这种印象下把这整个事情交给了我们为她提供的那位伙伴［注：指约瑟夫二世。——译者注］，并且命令她驻维也纳的公使绝对地赞同那里的宫廷所提出的一切。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不幸，以及我们现在所遭逢的一切不幸，都是由此引起的。无论谁任何时候也不能使我相信，维也纳宫廷只要由考尼茨公爵发号施令，会对英国抱任何好意，或者对法国造成任何危害。我在这里努力加强它的影响，不是出于这样的想法，而是因为我发现普鲁士总是施加影响反对我；因为我想，如果我能用任何方式给后者以沉重打击，我就会摆脱掉我最大的障碍。我错了，真是倒楣，维也纳和柏林的宫廷看来唯独在打算轮流损害我们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注：维也纳和巴黎的宫廷阻挠英国内阁把米诺尔卡岛让给俄国的计划，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反对查塔姆勋爵的在俄国庇护下成立北方联盟的伟大计划，对英国没有造成丝毫损害。］关于米诺尔卡岛的建议是我为了诱使女皇出面而做的最后一次尝试。我已用尽了我的力量，使出了全副手段；我最后一次和她谈话时的那种坦率态度，虽然是有礼貌的，但已使她感到不快。从那时起直到上届政府下台，我一直被迫处于守势……现在我阻止女皇对我们做坏事比以前促使她为我们做好事要更困难。正是为了防止坏事，当女皇陛下初次提出由她单独在我们和荷兰之间进行调解的建议时，我才强烈倾向于接受这个建议。她对我们的拒绝所表示的极端不满，证实了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当这个建议第二次提出的时候，我毅然极力主张必须予以同意（虽然我知道这和我上司的感情有抵触），因为我坚信，如果我们再次拒绝，女皇在一怒之下会同荷兰人站到一起来反对我们。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的明智的行动使得女皇原来对我们的不高兴转到了荷兰人身上，就象她以前偏袒他们的事业一样，她现在偏袒我们的事业。英国的新内阁成立以来，我的道路已变得更平坦了。你的前任［注：前任是福克斯。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把英国各届政府按照它们受到他的全能女沙皇垂青的程度依次分了等级。尽管有斯托蒙特勋爵、桑德威奇伯爵、诺思勋爵和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本人，尽管有瓜分波兰、威胁戴居雍、促成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和意欲让渡米诺尔卡岛，诺思勋爵的政府还是被贬黜到这架天梯的最底层。罗金厄姆的政府被置于比它高得多的地位，这届政府的灵魂是后来以勾结叶卡特琳娜而臭名昭著的福克斯。但是我们看到这天梯的最顶端是谢尔本的政府，它的财政大臣是著名的威廉·皮特。至于谢尔本勋爵本人，伯克在下院高呼道：“如果他在道德上还没有成为卡提利纳或者博贾的话，那决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只是由于他的智力不足。”］开创的、阁下继续遵循的这条伟大的新路，已在大陆上引起了对我们最有利的变化。诚然，我相信，除了同她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事件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能促使女皇陛下积极参预；但是现在她对我们显示了强烈的友谊；她赞同我们的措施；她信任我们的这届政府；她无法克制她对我们民族所肯定怀有的偏爱。我们的敌人是知道并且感受到这一点的；这使他们深为恐惧。这是从我到彼得堡那天起到今天止对这个宫廷里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简略而准确的报告。从这当中可以得出几个结论［注：詹姆斯·哈里斯爵士忘记得出主要的结论，即他这个英国大使是俄国的代理人。］。支配女皇的是她的感情，而不是理智和论证；她的偏见很深，很容易形成，而且一旦形成就难以消除；另一方面，要取得她的好感，却没有可靠的途径，即使取得了，也会随时发生波动，易为微不足道的琐事所左右；在她没有完全参与一项计划以前，任何保证都不足依恃，但是她一旦完全参与了，就决不后退，就会坚持到底；她有很强的才能、崇高的思想、不平凡的智慧，然而缺乏判断力、精确思维、推理力和综合精神（！！）；她的大臣们对国家的福利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漠不关心，他们行动的出发点是对她的意志的消极顺从，或者是对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考虑。”［注：在十八世纪，英国外交官的信函若是前面带有“私人信件”这种象征性的标记，那就表示收阅该信函的大臣不应该把它转呈给国王。马洪勋爵在他的《英国史》中谈到这种情况。］

［注：收到这封信的那位先生在这份原稿前面写了这样几个字：“在我死后烧毁”。］

“已故的俄国女皇对过去几年中震撼了整个欧洲政治体制的那些重大问题所抱的真实感情，是很难有什么可怀疑的。她肯定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这些新原则的致命趋向，但是，如果她能看到所有欧洲强国都在一场愈激烈就愈能提高她自己的重要性的斗争中弄得精疲力尽，也许并不是不高兴[253]。完全可能，新取得的波兰各省的局势也是对叶卡特琳娜的政治行动有相当影响的一个因素[254]。看来，在革命初期几乎恢复了法国正规政府的联盟各强国[255]，已在很大程度上感受到了由于害怕在新占领的领土上发生暴乱而产生的致命影响。害怕波兰会发生暴乱的心情分散了联盟各强国的注意力，并加速了它们的撤退，同样也使得这位已故俄国女皇不肯进入这个大战场，除非到了形势发展使得法军的进展变得比俄罗斯帝国因积极进军而可能招致的恶果更加危险的时候……人们知道女皇的最后一句话，是她在临死前的那天早晨在打发走她的秘书时说的：‘告诉公爵（祖博夫），十二点来看我，提醒我在同英国签订的同盟条约上签字[256]。’”

　　在对沙皇保罗的行动和荒诞行为[257]进行详细的考察之后，皮特牧师先生继续写道：

“只有考虑到这些情况，才能对最近的退出同盟以及大不列颠政府所受到的无数凌辱的性质作出公正的评价……但是把它（大不列颠）和俄罗斯帝国联在一起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是破坏不了的。这两个国家合起来，几乎可以支撑住整个世界；分开来，每一个的力量和重要性都受到根本的损害。英国有理由与俄国一起为它的王权运用得如此前后矛盾而感到遗憾，但是造成这两个帝国分离的只是俄国的君主。”

　　这位牧师先生以这样的话结束他这篇报告：

“就人们的预见目前所能洞察的程度来说，结束目前这种苦恼状况的办法，看来更可能的是某一个激怒的个人的绝望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使俄国皇位恢复其尊严和重要地位的更系统的措施。”

第一章中刊载的文件涉及女皇安娜在位时期到沙皇保罗在位初期，就是说包括十八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在那个世纪的末尾，正如皮特牧师先生所说，英国外交界公开信奉的正统的信条已经是：“把大不列颠和俄罗斯帝国联在一起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是破坏不了的”。

我们在细读这些文件时，有一种东西甚至比这些文件的内容更使我们吃惊，那就是它们的形式。所有这些信件都是“机密的”、“私人的”、“秘密的”、“绝密的”；然而尽管具有秘密、私人和机密的性质，英国政治家们在彼此间谈到俄国及其君主时用的却是诚惶诚恐、卑躬屈节和唯唯诺诺的语调，这种语调即使出现在俄国政治家的公文中也会令人吃惊的。俄国外交官们借助秘密通信来掩盖对外国的阴谋，英国外交官们则采用这个方法来自由表达他们对一个外国宫廷的忠诚。俄国外交官们的秘密书函充满着模棱两可的气味。这一方面是圣西门公爵所说的那种伪善气，另一方面则是法国秘密警察报告所特有的那种卖弄自己的优越和狡诈。甚至波茨措－迪－博尔哥的出色书函也带有这种下流文学的通病。在这一点上，英国的秘密书函要好得多。它不是装作高人一等，而是冒充天真糊涂。譬如，龙多先生告诉霍雷修·沃尔波尔，说他已把土耳其宰相写给英国国王的两封信泄露给俄国大臣，但是他“同时告诉那两位先生，由于信中对俄国宫廷有些刻薄的说法，要不是他们这样渴望看到的话，他是不会送给他们看的”，然后他又要那两位伯爵阁下不要告诉土耳其政府说他们已经看过它们（那两封信），怎么可能有比这更天真糊涂的呢！乍一看，这种作法的无耻完全被这个人的天真糊涂淹没了。再拿乔治·麦卡特尼爵士来说吧。他愉快地提到，俄国似乎足够“通情达理”，不致于为了俄国“宁愿选择在斯德哥尔摩居于领导地位”而期望由英国“支付全部费用”；他又“自以为”他“已经说服俄国宫廷”不要“不合乎情理”到在和平时期向英国索取与土耳其（当时是英国的盟国）作战时的补助金；他又警告桑德威奇伯爵对俄国驻伦敦大使“不要提到”俄国总理大臣在圣彼得堡对他本人提到的秘密，怎么可能有比这更天真糊涂的呢？再看，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极秘密地低声告诉格兰瑟姆勋爵说，叶卡特琳娜二世缺乏“判断力、精确思维、推理力和综合精神”，又怎么可能有比这更天真糊涂的呢？［注：看看这种假装天真糊涂的作法在更晚近时期的表现，在外交史上有什么能比得上帕麦斯顿勋爵在1839年向苏尔特元帅提出的建议呢？这个建议竟要求苏尔特元帅为了向苏丹提供英法舰队的支持来反对俄国，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轰击。］

另一方面，再看看乔治·麦卡特尼爵士如何厚颜无耻地告诉他的大臣，由于瑞典人对他们依附俄国的状况极其忌恨并且感到屈辱，圣彼得堡宫廷要求英国在斯德哥尔摩打着英国的自由独立的旗帜进行活动！此外，詹姆斯·哈里斯爵士劝英国把米诺尔卡岛[249]和海上搜索权、以及在世界事务中进行调解的垄断权让给俄国——不是为了取得任何物质上的好处或者哪怕是由俄国承担的一种形式上的义务，而只是为了使女皇“显示强烈的友谊”和把她的“不高兴”转到法国身上。

俄国的秘密书函都是循着这样一条很平淡的思路：俄国自知它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利益，但是每一个国家却必须分别认识到它与俄国有排斥所有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相反，英国书函从来不敢暗示说俄国与英国有共同利益，而只是设法说服英国，俄国的利益就是它的利益。英国的外交官们亲自告诉我们，这是他们与俄国君主们面面相对时所维护的唯一观点。

如果我们展示在公众面前的这些英国书函是写给私人朋友的，它们只是使写这些书函的大使们臭名远扬。既然它们是秘密地写给英国政府的，他们就把英国政府本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一点似乎已被人们，甚至被辉格党[258]的著作家们本能地觉察到了，因为没有人敢于公布这些书函。

自然而然要产生的问题是，这种在十八世纪已成为传统惯例的英国外交的亲俄性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回溯到彼得大帝的时期，因此，它将成为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我们打算通过重新刊印几本在彼得一世时期写的英国小册子来着手这个任务。这几本小册子不是没有引起现代历史学家们的注意，就是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值得予以注意。然而，它们将足以驳倒大陆和英国著作家们所共有的这样一种偏见，即英国只是到较晚的时候，而且是在过晚的时候，才理解或猜想到俄国的意图，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过是两国共同物质利益的自然产物，因此，我们若指责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们亲俄，就是倒果为因，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们通过英国的书函已经表明，在安娜女皇时期，英国已经向俄国出卖过自己的盟国，从我们即将重新刊印的几本小册子中还将看到，甚至在安娜时期以前，即从彼得一世以来俄国开始崛起于欧洲的时期，俄国的意图就被理解了，而且英国政治家们对这些意图的默许受到了英国著作家们的抨击。

我们展示在公众面前的第一本小册子，叫作《北方危机》[259]。它在1716年出版于伦敦，内容是关于拟议中的丹麦、英国和俄国对斯科纳（肖楠）[260]的入侵。

1715年，在俄国、丹麦、波兰、普鲁士和汉诺威之间缔结了一个北方联盟，其目的不是为了瓜分瑞典本土，而是为了瓜分那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瑞典帝国的东西[261]。这次瓜分是近代外交史上第一个巨大的行动，是瓜分波兰[262]的逻辑前提。西班牙瓜分条约[263]之所以引起后世的强烈兴趣，是因为它们是王位继承战争[264]的先声，而瓜分波兰吸引了更多的人们的注意，则是因为它的最后一幕是在当代的舞台上演出的。然而，不能否认，开创国际政治近代纪元的，乃是对瑞典帝国的瓜分。这次的瓜分条约除了谈到它的未来牺牲者的不幸以外，甚至没有假惺惺地提出任何借口。在欧洲，这是第一次，不仅撕毁了一切条约，而且把这一行动宣布为一个新条约的共同基础。受俄国辖制的、由萨克森选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那个荒淫无耻的家伙所代表的波兰本身，被推到了这一阴谋的前台，从而自我签署了死刑判决书，甚至连波利菲米斯给奥德赛保留的那个留到最后吃的特权[265]也没有享受到。查理十二在本德雷自愿流亡时[266]发出的那篇声讨奥古斯特国王和沙皇的檄文曾预言了波兰的命运。这篇檄文署的日期是1711年1月28日。

参加这一瓜分条约，把英国抛进了俄国的势力圈。从“光荣革命”[267]的时候起，英国就越来越被引向这一轨道了。乔治一世作为英国国王通过1700年的条约曾与瑞典结成防御同盟。不仅作为英国国王，而且作为汉诺威选侯，他曾是特拉温达尔条约[268]（那个条约为瑞典保证了这次瓜分条约所要剥夺的东西）的保证人之一，甚至是条约的缔约国之一。不仅如此，他所以享有德意志帝国选侯的尊荣，部分地也归功于特拉温达尔条约。可是，他却以汉诺威选侯的身分向瑞典宣了战，并且以英国国王的身分进行了这一战争。

1715年，同盟国夺去了瑞典的德意志省份，并且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把俄国人引到了德国土地上。1716年，他们一致同意入侵瑞典本土，企图对瑞典最南端现在称作马尔默和克里斯蒂安施塔特地区的肖楠进行武装袭击。因此，俄国的彼得从德国带去了一支俄国军队，这支军队分散在西兰岛上，打算在以保护通商航海为名派到波罗的海去的英国和荷兰军舰的护送下从这里运往肖楠。早在1715年，当查理十二被围困在施特腊耳宗德[269]的时候，有八艘由英国借给汉诺威，又由汉诺威借给丹麦的英国军舰公开增援了丹麦海军，甚至挂起了丹麦国旗。1716年，英国海军由沙皇陛下亲自指挥。

为入侵肖楠一切都准备好了，然而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了困难。虽然条约规定只派出三万俄国人，彼得却慷慨地在西兰岛登陆了四万人。但是到了要派他们去肖楠执行任务的时候，他突然表示在这四万人中他只能拿出一万五千人。这一声明不仅使同盟国的军事计划陷于瘫痪，而且看来对丹麦及其国王弗雷德里克四世的安全也构成威胁，因为以俄国舰队为后盾的俄国军队大部分驻在哥本哈根。弗雷德里克的一位将军建议用丹麦骑兵对俄国人发动突然袭击并把他们消灭，同时由英国军舰去击毁俄国舰队。弗雷德里克四世不喜欢任何需要某种巨大魄力、某种坚强性格和某种不顾个人安危的背信行为，他拒绝了这个大胆的建议，而只限于采取守势。他当时写了一封恳求信给沙皇，说明他已放弃了关于肖楠的幻想，并且请求沙皇也如此照办，动身回国。对这个请求，沙皇只能迁就。当彼得终于班师离开丹麦的时候，丹麦宫廷认为应该就破坏这次袭击肖楠计划的事件和交涉情况给欧洲各国宫廷一个公开的说明。这个文件就是《北方危机》这本小册子的出发点。

在注明1717年1月23日从伦敦发出的尤伦堡伯爵给格尔茨男爵的信中有几段话，在这几段话中，写信人，即当时瑞典驻圣詹姆斯宫[270]的大使，似乎承认自己是《北方危机》的作者，不过他并没有提这本小册子的名称。然而，只要稍微仔细读一读真正出自这位伯爵手笔的作品，譬如他写给格尔茨的信件，就会打消认为他写过这样一本出色的小册子的任何想法了。

“北方危机；或对沙皇政策的公正评议——就冯·施托肯先生关于推迟袭击肖楠的说明而作。前面附有1716年10月10日在哥本哈根的德国大使馆复制的文件准确副本的逐字逐句的译文，1716年伦敦版。

［注：指英国和荷兰。——译者注］许可卖给他的，这样做似乎根本不会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会是无关大局、毫无意义、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更重要的是，他巧妙地博得了我们许多优秀工人的好感，以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赢得了他们的心。他为了利用这一点谋取好处，给许多人提供了巨额的奖金和特权，让他们到他的国家去定居，他们都高兴地应许了。稍后，他又派一些代表他个人的使臣和官员去谈判要更多的工人、行政官员以及精选的好水手，只要他们到那里去，都能升官。甚至直到今天，在我们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的船上的任何熟练水手，若是有丝毫虚荣心，有任何想当官的欲望，只要他投身沙皇的海军，马上就会成为少校。除此之外，这位君主甚至找到办法强制我们商船上的熟练水手为他服务，而且他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同时给船长提供同样数目未经训练的俄国人来补缺，而船长为了自己的利益以后不得不把这些人训练得能够顶用。然而还不止于此，在上次战争中，他曾让成百上千他的臣民（既有贵族，也有一般水手）呆在我国的、法国的和荷兰的舰队里；他一直让他的许多臣民呆在我国的和荷兰的船坞里，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要判断历届政府及其行动，必须以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和它们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任何人只要看到培根本人把魔鬼学列入科学编目，就不会责难一个十七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依据迷信行事。另一方面，如果斯坦霍普、沃尔波尔、唐森之流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被他们的同时代人当作俄国的工具和帮凶怀疑过、反对过和谴责过，那就不再能随意地用当时普遍存在的偏见和无知来掩饰他们的政策了。因此，我们首先把彼得一世时期就已出版的一些久已遗忘的英国小册子作为必须详加考察的历史证据。不过，在这些初步的证据中，我们将只限于三本从三种不同角度阐述英国对瑞典态度的小册子。第一本，《北方危机》[259]（见第二章），揭露俄国的一般制度和瑞典俄罗斯化使英国遭受的危险；第二本题为《防御条约》[288]，根据1700年条约来判断英国的行动；第三本题为《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289]，证明那些使俄国扩张为波罗的海至高无上强国的新颖计划同英国在整整一个世纪中所奉行的传统政策完全背道而驰。

题为《防御条约》的小册子没有标明出版日期。然而书中有一节提到，为加强丹麦舰队，“前年”有八艘英国军舰留在哥本哈根。另一节提到，结集联合舰队远征肖楠[260]一事发生在“去年夏季”。鉴于前一事件是在1715年，后一事件是在1716年夏末发生的，所以这本小册子显然是在1717年初写成和出版的。这本小册子以提出疑问的方式逐条进行评述的英国瑞典防御条约，是威廉三世和查理十二在1700年缔结的，到1719年才满期。然而，在几乎整个这段时期，我们发现英国不断地支持俄国并通过密谋或以公开力量对瑞典作战，尽管这项条约从未废除，也从未宣战。比这一事实或许还要更奇怪的，是对它采取的沉默阴谋。现代历史学家们以这种沉默阴谋完全抹杀了这一事实，然而他们之中有些人却拚命指责当时英国政府不预先宣战就在西西里海面上消灭了西班牙舰队。但是那时英国至少并没有同西班牙订立防御条约。那么，如何来解释这种对待相似情况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呢？原来对西班牙的海盗行径是1717年退出内阁的辉格党[258]大臣用来刁难留在内阁的同僚的一个武器。当后者在1718年进而迫使议会向西班牙宣战时，罗伯特·沃尔波尔先生在下院从他的座席上站起来，在一篇极为尖刻的演说中谴责内阁最近的行动“违反国际法，并且破坏庄严的条约”。他说，“按照所提议的方式批准这些行动，其目的只不过是包庇大臣们，他们已经意识别自己做了错事，他们自己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现在又想把它变成议会的战争。”而对瑞典的背信弃义和对俄国计划的纵容默许，则从来没有成为辉格党统治者内部争吵的表面借口（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是颇为一致的），因此也从未有幸得到象对西班牙事件那样的大量历史评论。

现代历史学家一般是多么易于直接从官方骗子那里受到启示，在他们对英国在俄国和瑞典的商业利益的见解中表现得最清楚。彼得大帝及其直接继承者们的俄国这个巨大市场向大不列颠开放的贸易规模被吹得天花乱坠。那些丝毫经不起批评的说法被许可抄来抄去，以至终于成了历史家产，每一个后起的历史学家甚至无待取得继承权就可予以继承。只要列举几个无可争辩的统计数字就足以推翻这些陈词滥调。

同一时期英国总共

镑

1716年，瑞典在波罗的海、芬兰湾和波的尼亚湾的全部省份落入彼得一世之手后，

镑

同一时期，英国出口和入口的总数合计达10000000镑左右。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同1697—1700年相比，对俄国贸易的增加同对瑞典贸易的削减相抵，一方所增加的正是另一方所减少的。

可见，随着俄国在波罗的海沿岸逐渐站稳脚根，十五年后，英国同俄国的贸易减少了5347镑。1730年英国贸易总额达16329001镑，同俄国的贸易额尚不及总值的五十三分之一。再过三十年，在1760年，大不列颠和俄国之间的账目如下：

镑

而当时英国的贸易总额为26361760镑。把这些数字同1706年的数字相比，我们发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后，同俄国的贸易总数只增加了265841镑这样一个区区之数。由于同彼得一世和叶卡特琳娜一世统治下的俄国建立新的贸易关系，英国在查理十二生前为了要打破他对俄国的抵制，在查理十二死后又由于声称必须箝制俄国在海上的扩张，曾经常派遣海军远征波罗的海，如果把它的出口和入口数字同它这种军事上的开销对比一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贸易关系无疑使它遭受了损失。

再看一下1697、1700、1716、1730和1760这几年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到英国对俄国的出口贸易除开1716年以外都是不断下降的，1716年俄国把波罗的海东岸和波的尼亚湾瑞典的全部贸易夺去了，但还没有来得及把它纳入自己的轨道。英国对俄国的出口从1697—1700年俄国还被排除在波罗的海之外时的58884镑，降到1730年的46275镑，又降到1760年的39761镑，减少的数目达到19123镑，大约相当于1700年原额的三分之一。可见，自从瑞典的省份被俄国吞并以后，英国市场对俄国原料产品的需求是扩大了，而俄国市场对英国制造商来说却缩减了需求，在贸易平衡论被奉为最高原则的时代，这很难说是一种值得称许的贸易。至于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曾有一些情况促使英俄贸易一度增长，要探讨起来则将离开我们这里考察的时期过远。

因此，总的说来，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十八世纪的前六十年间，整个英俄贸易只不过构成英国全部贸易的一个很小部分，可以说，还不到四十五分之一。彼得一世在波罗的海称霸初期英俄贸易的突然增长对英国贸易的总平衡并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因为它仅仅是从瑞典账上转到俄国账上而已。彼得一世后期以及他的直接继承者叶卡特琳娜一世和安娜女皇时期，英俄贸易都明显下降；俄国在波罗的海各省最终站住脚以后的整个时期，英国制品向俄国的出口都不断减少，以至最后比起初还只限于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进行贸易时要低三分之一。不论是和彼得一世同时代的英国人，或是下一代的英国人，都没有从俄国向波罗的海的推进中捞到丝毫好处。一般说来，大不列颠当时在波罗的海的贸易从占用的资金来看是微不足道，但从其性质来看却很重要。它给英国提供航海器材所需的原料。从这个观点看，波罗的海掌握在瑞典手中比在俄国手中更为可靠。对于这一点，不仅我们这里重印的几本小册子提供了证明，而且英国大臣们自己也是完全了解的。例如，斯坦霍普在1716年10月16日给唐森写道：

“如果听任沙皇再这样干三年，他肯定将变成那些海面的绝对霸主。”［注：1657年，丹麦和勃兰登堡的宫廷打算让俄国人参加进攻瑞典时，曾指令它们的使节，要设法使沙皇决不能在波罗的海得到立足点，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对付这样讨厌的邻居”（见普芬多夫的《勃兰登堡史》）。］

可见，无论是英国的海运业也好，还是一般贸易也好，都与背信弃义地支持俄国反对瑞典没有利害关系，然而却的确有一个英国商人小团体跟俄国商人利益一致，那就是俄罗斯贸易公司[290]。就是这些先生们发出了反对瑞典的叫嚣。例如，请看：

“英国商人对于到瑞典国王的领土去经商的一些申诉，由此可见，单是依靠瑞典供应造船材料对英国会是多么危险，而这类材料是可以从俄国皇帝的领土上得到充分供应的。”

　　正是他们在1714、1715和1716年间在议会开幕前每周定期聚会两次，以便在公开会议上提出英国商人对瑞典的不满意见。大臣们依靠的正是这个小团体，他们甚至急于组织这种抗议的表示（这可以从尤伦堡伯爵1716年11月4日和12月4日给格尔茨男爵的信件中看出），因为他们需要哪怕是一点点借口来驱使尤伦堡所称呼的“贪财议会”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这些与俄国经商的英国商人的影响在1765年又重新显示出来，而我们这个时代目睹一个与俄国经商的商人掌管着商务部，维护着他们的利益，还有一个财政大臣为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经商的亲戚帮忙。

在“光荣革命”[267]后靠牺牲英国人民大众利益而篡夺了财富和政权的寡头政治集团，当然迫不得已不仅要在国外而且要在国内寻求同盟者。他们找到的国内同盟者，就是法国人所称呼的大资产阶级，即：英格兰银行、放债者、国家债权人、东印度公司及其他贸易公司、大实业家等等。他们是如何细心维护这个阶级的物质利益，可以从他们的全部国内立法看出来，如银行法、保护关税实施法、济贫法等等。至于他们的对外政策，他们则要使它至少看起来具有完全受商业利益支配的外表，由于内阁的这项或那项措施当然总是会符合这个阶级的这个或那个小集团的特殊利益，所以也极其易于做到使之虚有其表。于是，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就为贸易和海运业而大声鼓噪，全国糊里糊涂地予以附和。

那个时候，杜撰各种商业的借口，不管是多么毫无用处的借口，来解释他们对外政策的措施，这副重担至少还是要由内阁来承担。在我们这个时代，英国大臣们已把这副担子扔给外国，让法国人、德国人等等去做那种为他们的行动发现隐秘的商业动因的讨厌工作。譬如说，帕麦斯顿勋爵采取了一个表面上对大不列颠的物质利益极其有害的步骤。在大西洋或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或者在德国的腹地，就会立即出现一个国家哲学家，绞尽脑汁去发掘“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291]的商业马基雅弗利主义[292]的奥秘，认为帕麦斯顿就是它的无耻而顽固的执行人。我们顺便举几个现代的例子来说明一下，有些外国人由于必须用他们所想象的英国贸易政策来解释帕麦斯顿的行动，曾被迫采取何等绝望的步骤。埃利阿斯·雷尼奥先生在他的很有价值的《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史》一书中，对英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克洪先生1848年以前和1848—1849年期间那种俄国方式的做法感到吃惊，便怀疑英国从压制各公国的贸易中获得某种秘密的物质利益。老米洛什的御医、已故库尼贝特博士在他有关俄国在塞尔维亚的阴谋活动的极其有趣的报道中，对于帕麦斯顿勋爵如何通过霍季斯上校以伪装支持米洛什反对俄国而把米洛什出卖给俄国一事做了奇特的叙述。由于完全相信霍季斯的正直为人和帕麦斯顿的爱国热忱，库尼贝特博士比埃利阿斯·雷尼奥先生走得更远。他竟怀疑英国所谋求的是完全压制土耳其的贸易。梅洛斯拉夫斯基将军在他最近一部关于波兰的著作中，则几乎暗示说，正是商业马基雅弗利主义促使英国放弃了卡尔斯[293]，从而牺牲了它自己在小亚细亚的威望。最后一个例子，可以举现在巴黎报纸上那些穷根究底探索是什么出于贸易猜忌心理的隐秘原因诱使帕麦斯顿反对开凿苏伊士地峡运河的文字。

言归本题。唐森之流、斯坦霍普之流等为敌视瑞典的行动所选中的商业上的借口如下。在1713年年底前，彼得一世下令将准备出口的全部大麻及其他俄国产品运往彼得堡而不运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当时，瑞典摄政者（查理十二外出期间）和查理十二本人（从本德雷[266]回来后）宣布对俄国占领的所有波罗的海港口实行封锁。结果，破坏封锁的英国船只遭到没收。英国内阁当时宣称，根据1700年防御条约第十七条，英国商人有权到这些港口进行贸易，因为该条规定，除战争禁运品外，英国可以继续同敌人港口进行贸易。这个借口的荒诞无稽在我们即将重印的那本小册子中要予以彻底揭露，我们在这里只想指出，这类问题的解决已不止一次对贸易国家不利，而那些国家还不象英国那样对维护瑞典帝国的完整负有条约的义务。1561年，当俄国人拿下纳尔瓦并且想方设法在那里大力兴办贸易时，汉撒[294]各城市，主要是卢卑克，曾试图得到这种贸易关系。当时的瑞典国王埃里克十四反对它们这种企图。卢卑克市认为这种反对是前所未闻的新闻，因为它从远古时代起就同俄国有贸易关系。它还援引各国商船只要不携带战争禁运品均可在波罗的海航行的权利为自己辩护。国王则回答说，他并不反对汉萨各城市有同俄国贸易的自由，而只是反对它们同并非俄国港口的纳尔瓦贸易。在1579年，俄国人破坏同瑞典的停战后，丹麦人又同样根据条约要求与纳尔瓦通航，但是约翰国王对此事的反对却同其兄埃里克一样坚决。

英国无论在公开敌视瑞典国王的行动方面还是在为这些行动制造借口方面，似乎都只是步荷兰的后尘。荷兰曾在1714年发表两项反对瑞典的声明，宣称没收它的船只是海盗行径。

一方面，荷兰联省议会[241]的情况同英国完全一样。威廉国王签订防御条约既是代表英国，也是代表荷兰。而且，荷兰同瑞典在1703年订立的贸易条约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不得与缔约国中任何一方所封锁的港口通航。当时荷兰有种流行的说法：“商人想要把他们的货物运到那里去就能运到那里去，毫无阻碍”，如果考虑到在以里斯维克和约告终的战争[295]期间，荷兰共和国曾宣布封锁整个法国，禁止中立国同那个王国进行任何贸易，并且拦截往来法国的一切中立国船只而不管其货载的性质如何，那么，这种说法就更加显得厚颜无耻了。

另一方面，荷兰的形势又不同于英国。荷兰当时已经失去它在贸易方面和海上的威严地位，进入衰落时期。正如热那亚和威尼斯在新开拓的通商航道使它们失去昔日商业上的霸权地位以后的情况一样，它不得不把超出本国商船需要的资金出借给其他国家。从此，哪里为它的资金支付最高利息，哪里就是它的祖国。因而，俄国与其说成了巨大的商业市场，不如说成了巨大的投放资金和人力的市场。直到今天，荷兰还一直贷款给俄国。在彼得时代，它曾向俄国供应船只、官吏、武器和金钱，正如当时一个作家所评述的，彼得的舰队应当称作荷兰舰队，而不应称作俄国舰队。它曾以派遣第一艘欧洲商船到圣彼得堡而感到自豪，并且以它同日本交往时的那种奴颜媚态来报答从彼得那里获得的或者希望从它那里获得的商业特权。而且，这里还有和英国完全不同的使政治家们亲俄的坚固基础。彼得一世1697年旅居阿姆斯特丹和海牙时曾把政治家们诱入自己的圈套，后来则通过大使进行指挥，在他1716—1717年再次旅居阿姆斯特丹时又再次对他们施加了个人影响。然而，如果考虑到十八世纪头数十年间英国对荷兰的绝对影响，那就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不经英国预先同意和没有英国的唆使，荷兰联省议会那些反对瑞典的声明是决不会发表的。英国政府曾不止一次利用英荷两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以荷兰名义为英国决心办的事情作出先例。另一方面，荷兰政治家被沙皇利用来影响英国政治家的情况，也是同样确切无疑的事实。例如，“行贿大师”的兄弟、唐森大臣的内兄弟兼1715—1716年间英国驻海牙大使霍雷修·沃尔波尔，显然就是被他的荷兰朋友引诱去为俄国利益效劳的。又如，我们很快将会看到，荷兰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秘书泰耳斯，在查理十二同彼得一世之间殊死斗争的最关键时期，曾同时为英荷两国驻土耳其政府的大使馆办事。这个泰耳斯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中还公然声称，为俄国阴谋充当领取报酬的忠实代理人对他本国是一种功绩。

［注：这个条约于1700年1月6日和16日在海牙签订，威廉三世于1700年2月5日批准。］

我们将以分析那本题为《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289]的小册子来结束《外交内幕》的这篇导言，在这样做以前，对俄国政治的概括历史先谈几句，看来是恰当的。

俄国压倒一切的影响曾在不同时代使欧洲感到突然，使西方各国人民感到震惊，并且被当作命中注定的事物一样予以顺从，或者仅仅遇到断断续续的抵制。但是对俄国的魅力总是不断产生着怀疑。这种怀疑就象阴影一样追逐着俄国，随着俄国的成长而增长；它把刺耳的讥讽音调同遭受苦难的各国人民的呼声混杂在一起，并且嘲笑俄国的赫赫威严不过是用来进行炫耀和欺骗的装腔作势的姿态。其他的帝国在其幼年时期也曾遇到过同样的怀疑，然而俄国变成了一个巨人以后，仍然没有消除这些怀疑。一个庞大的帝国甚至在取得了世界规模的成就之后，它的存在本身还始终被人看作一种信念中的东西而不是事实上的东西，俄国提供了历史上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从十八世纪初直到如今，从没有一个作者，不管是想歌颂俄国还是抨击俄国，认为有可能无需首先证明它的存在。

然而，不管我们对俄国是采取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把它的力量看作是明显的事实，还是只看作问心有愧的欧洲人民的幻觉，问题都是一样：“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国家的幽灵，是如何设法达到这样大的版图，竟致一方面激起人们激烈地断言它以排演大一统的君主国威胁着世界，另一方面又激起人们愤怒地否认这种威胁的存在呢？”在十八世纪初，俄国被认为是彼得大帝的天才即兴创作的产物。施略策尔曾认为找出俄国有它的过去，是一个发现；而在现代，象法耳梅赖耶尔这样的作者却不自觉地重复俄国历史学家们的陈词滥调，硬说这个使十九世纪欧洲害怕的北方幽灵，早在九世纪时已把欧洲笼罩在阴影之中。在他们看来，俄国的政策开始于早期的柳里克王公们[301]，中间虽有一些间断，但是一直沿袭至今。

俄国的一些古代地图展示在我们眼前，表明俄国的欧洲版图比它现在所能夸耀的甚至更大：它从九世纪到十一世纪不断的扩张活动被焦虑不安地指了出来；我们看到，奥列格率领八万八千人进攻拜占廷，把他的盾牌钉在那个首都的城门上以示胜利，并把一个屈辱性的条约强加于没落帝国[302]；伊戈尔迫使它纳贡；斯维亚托斯拉夫吹嘘说，“希腊人供给我黄金、贵重织物、大米、水果和葡萄酒；匈牙利人提供牛羊和马匹；从俄罗斯则取得蜂蜜、蜂蜡、皮毛和人丁”；弗拉基米尔征服克里木和利沃尼亚[278]，就象拿破仑对德意志皇帝所干的那样，向希腊皇帝强索一个公主[303]，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廷皇帝后裔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体，从而同时成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在天上的庇护者。

然而，尽管这些往事的回忆提示了似是而非的类比，早期柳里克王公们的政策跟现代俄国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它不折不扣是席卷欧洲的日耳曼蛮族的政策，现代各民族的历史只是在这场洪水退去之后方才开始。俄罗斯的哥特时期[304]只不过是诺曼人[305]征服的一章而已。正如查理曼的帝国[306]是现代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奠基的先导一样，柳里克王公们的帝国也是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国家、土耳其和俄国本身奠基的先导。这一迅速扩张的活动，并不是深思熟虑策划的结果，而是诺曼人征服的原始组织——没有采邑的臣属关系或者只是纳贡的采邑——的自然产物，因为渴望荣誉和掠夺的新的瓦利亚基冒险家源源不断地涌来，使得必须不断进行新的征服。渴望休息的首领们被亲兵队所迫而不得不继续前进，在俄罗斯，正象在法兰西的诺曼底一样，出现了这样的时刻，这时首领们把他们那些无法驾驭和贪婪成性的战友们派去进行新的掠夺性的征伐，唯一的目的只在于摆脱他们。早期柳里克王公们在作战和征服的组织上同诺曼人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做法毫无区别。如果说，使斯拉夫各部落屈服的，不仅是武力，而且也有彼此间的协议，那么这个特点应归因于这些部落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们处于北方和东方的侵略之间，接受前者是为了抵御后者。把北方其他野蛮人吸引到西方罗马去的那种神奇的魅力，也把瓦利亚基人[307]吸引到东方罗马去。俄罗斯的首都，柳里克定于诺夫哥罗德[308]，奥列格迁至基辅，而斯维亚托斯拉夫又企图建在保加利亚，这种迁都的本身无疑地证明了，入侵者还只是在探索道路，把俄罗斯只是当作继续南下去寻求一个帝国的落脚地点。如果说，现代俄国觊觎君士坦丁堡为的是建立它对世界的统治，那么柳里克王公们则相反，他们是由于齐米斯基斯统治下的拜占廷的抵抗，最后才被迫在俄罗斯建立他们的统治的。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胜利者和战败者在俄罗斯比在北方蛮族征服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融合得更快；首领们很快就同斯拉夫人混同起来了，这从他们的通婚和姓名便可以看出。但是，应当记得，既充当他们的卫队又充当他们的枢密机构的亲兵队，仍然是清一色的瓦利亚基人；标志哥特俄罗斯[304]全盛时期的弗拉基米尔，和标志哥特俄罗斯开始衰落的雅罗斯拉夫，都是靠瓦利亚基人的武力登上俄国王位的。如果要承认这个时代有任何斯拉夫影响的话，那就是诺夫哥罗德的影响了，它是一个斯拉夫国家，它的传统、政策和倾向同现代俄国是如此截然对立，以致其中一个只能存在于另一个的废墟之上。在雅罗斯拉夫统治下，瓦利亚基人的优势已经打破了，但同时，第一时期的征伐势头也随之消失，哥特俄罗斯的衰落也开始了。这一衰落的历史，比征服和形成的历史更加能证明柳里克王公们的帝国纯属哥特性质。

这个由柳里克王公们堆砌起来的不协调的、庞大的、早熟的帝国，也象其他发展类似的帝国一样，分裂为许多封土，在征服者的后裔之间一再进行分割，被封建战争弄得分崩离析，被外族的干涉弄得支离破碎。大公的至高权威在七十个同族王公的角逐中消失了。苏兹达尔公国的安德烈企图通过把首都从基辅迁移到弗拉基米尔来把帝国的一些大块肢体重新连结起来，结果只是把肢解从南部扩展到了中央地带。安德烈的第三代继承人甚至把最高权威的最后一点影子——大公的头衔和当时对他仅存形式的臣服礼也放弃了。南部和西部的封土先后转归立陶宛、波兰、匈牙利、利沃尼亚和瑞典。古都基辅本身从一个大公国的中心降为一个普通城市之后，便听从自己命运的摆布。这样，诺曼人的俄罗斯从舞台上完全消失了，而它仍然残存下来的丝微痕迹在成吉思汗可怕地登场时消逝得无影无踪。是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而不是诺曼时代的粗野光荣，形成了莫斯科公国的摇篮，而现代的俄国只不过是莫斯科公国的变形而已。

鞑靼人[309]的枷锁从1237年持续到1462年，长达两个多世纪，这种枷锁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心灵。蒙古鞑靼人建立了以破坏和大屠杀为其制度的一整套恐怖统治。同他们的大规模征服相比，他们的人数太少，因此需要用一道吓人的光环来虚张声势，并以大肆杀戮来减少可能在他们后方起来反抗的人民。此外，他们制造荒土正是本着那曾使得苏格兰高地和罗马近郊平原人口灭绝的同一条经济原则，即把人变为羊，把肥沃土地和人烟稠密的居处变为牧场。

当莫斯科公国从默默无闻中显露头角时，鞑靼人的枷锁已经存在了一百年之久。为了保持俄罗斯王公间的不和并使他们奴颜婢膝地臣服，蒙古人恢复了大公国的尊荣[310]。俄罗斯王公们之间竞相角逐这一尊荣，正如一位现代作者所说的那样，它是“一场卑鄙的角逐——奴才之间的角逐，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诽谤，在自己残暴的统治者面前，他们随时准备互相攻讦，他们为一个卑贱的宝座而争吵，因此他们除非采用掠夺和弑亲的手段就寸步难行，他们的双手捧满黄金和沾满血污，他们不是卑躬屈节就不敢爬上这个宝座，不是双膝跪地战战兢兢地俯伏在随时都会把那些奴隶的王冠连同戴着这种王冠的脑袋踩在脚下的鞑靼人的弯刀下，就不敢保住这个宝座”。正是在这场卑鄙无耻的角逐中，莫斯科这一支最终赢得了这次竞赛。1328年，伊万·卡利塔之兄尤里在乌兹别克汗的脚下拾起了以告密和暗杀手段从特维尔那一支夺过来的大公国的王冠。伊万一世·卡利塔和绰号“大帝”的伊万三世，象征着借助鞑靼人的枷锁而兴起的莫斯科公国和由于鞑靼人的统治消失而获得独立权力的莫斯科公国。莫斯科公国从它最初登上历史舞台起的全部政策，就体现在这两个人物的一生当中。

伊万·卡利塔的政策不外是这样：充当汗的卑鄙工具，从而窃取汗的权力，然后用以对付同他竞争的王公们和他自己的臣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对鞑靼人讨好献媚，厚颜无耻地阿谀奉迎，频繁地前往金帐汗国[311]朝见，低声下气地向蒙古公主求婚，对汗的利益显示无限的热忱，寡廉鲜耻地执行汗的诏令，恶毒地诽谤自己的亲族，一身而兼任鞑靼人的刽子手、佞臣和奴隶总管。他以不断向汗揭发有人搞阴谋使汗焦虑不安。只要特维尔一支流露出一点民族独立的愿望，他就赶忙去向金帐汗告发。他一遇到反抗，就去引这个鞑靼人来镇压。但是，仅仅扮演一个角色还不够：要行得通，还需要黄金。不断地贿赂汗及其亲贵，是他那套欺骗和篡权活动的唯一牢靠的基础，但是奴才怎么能弄到贿赂主子的金钱呢？他说服汗任命他为全部俄罗斯封土的征税人。一被授予这一职务，他就巧立名目，搜括钱财。他用鞑靼人的名子所引起的恐惧去聚敛钱财，然后用这些钱财去腐蚀鞑靼人自己。他以贿赂诱使都主教将其驻节地从弗拉基米尔迁到莫斯科，接着，又借口后者已成为宗教首都而把它变成帝国的首都，使教权同他的王权合而为一。他又以贿赂引诱同他竞争的王公手下的大贵族们[312]背叛自己的首领，把他们吸引到他自己的周围。他利用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希腊教会和大贵族们的共同影响，把拥有封土的王公们联合起来去讨伐他们当中最危险的特维尔王公；而当他的大胆篡权行动迫使他的新盟友起来反抗他自己，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进行战争的时候，他不是拔出剑来，却是赶忙跑去找汗。他还是以贿赂和欺骗的办法引诱汗用极残暴的酷刑杀害他的同族对手。这个鞑靼人的一贯政策是使俄罗斯王公们互相遏制，助长他们的纠纷，使他们彼此势均力敌，而不让任何一个得以壮大。伊万·卡利塔则把汗变成了用以翦灭最危险的竞争者和扫除篡权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的工具。他并不征服封土，而是暗地里使鞑靼征服者的权利完全为他的利益服务。他采用他曾用以提高莫斯科大公国地位的那同样的手段，那种君权与奴才地位的奇妙结合，保证了他儿子的继位。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他一次也没有偏离过他为自己规划的这条政策路线，而是顽强坚定地坚持它，有条不紊地勇敢地执行它。他就这样成了莫斯科公国权力的缔造者，他的人民恰如其份地称他为卡利塔，即钱袋，因为他用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是钱袋而不是刀剑。正是他在位期间目击了立陶宛国家的崛起，当鞑靼人从东边把俄罗斯封土挤成一团时，立陶宛国家则从西边肢解它们。伊万不敢抵挡一种耻辱时，似乎就急于夸大另一种耻辱。他是不会由于受到荣誉的引诱、良心的责备或者由于不甘屈辱就离开自己的目标的。他那一套可以用寥寥数字来表述：一个篡权的奴隶的马基雅弗利主义[292]。他把他自己的弱点——他的奴才地位——变成了他的力量的源泉。

伊万一世·卡利塔所规划的政策就是他的继承者的政策，他们只需要扩大它的应用范围罢了。他们辛劳地、逐步地、坚定不移地追随这个政策。因此，我们可以从伊万一世·卡利塔立刻就谈到绰号“大帝”的伊万三世。

伊万三世在位（1462—1505）初期，仍然臣属于鞑靼人；他的权威仍然受到拥有封土的王公们的竞争；俄罗斯诸共和国中为首的诺夫哥罗德统治着俄罗斯北部；波兰—立陶宛正力图征服莫斯科公国；最后，利沃尼亚骑士团[313]尚未解除武装。但是到了他在位的末期，我们就看到伊万三世坐在独立的宝座上，身旁是拜占廷末代皇帝的公主[314]；脚下是喀山汗[315]，金帐汗国的余部也群集来朝；诺夫哥罗德和俄罗斯其他共和国都已屈服，——立陶宛萎缩了，它的君主成了伊万手中的一个工具，——利沃尼亚骑士团也被击败了。惊惶的欧洲，当伊万在位之初，几乎不知道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这时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弄得目瞪口呆；甚至使欧洲发抖的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本人也破天荒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莫斯科公国人的傲慢的语言[316]。那么，伊万是怎样完成这种丰功伟绩的呢？他是个英雄吗？俄国历史学家们自己却都揭示出他是一个公认的懦夫。

让我们按照开始和完成的顺序来简略地考察一下他进行过的一些主要斗争——与鞑靼人斗争、与诺夫哥罗德斗争、与拥有封土的王公们斗争，以及最后与立陶宛—波兰的斗争。

伊万把莫斯科公国从鞑靼人的枷锁下解救出来，并不是通过一次勇敢的攻击，而是通过二十年左右的耐心工作。他不是打碎这个枷锁，而是偷偷地摆脱了它。因此，推翻鞑靼统治看来更象是自然的产物而不象是人为的事业，在这个鞑靼魔怪终于咽气时，伊万来到他临终的床边，与其说象一个带来死亡的勇士，还不如说象一位前来诊断并推究死因的医生。任何一国人民，一旦摆脱外国统治，声望总是提高的；可是伊万手下的莫斯科公国却显得声望下降了。只要把西班牙反抗阿拉伯人的斗争[317]和莫斯科公国反抗鞑靼人的斗争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来。

在伊万即位的时期，金帐汗国早就削弱了，这是由于它内部有激烈的纷争；外部则有诺该鞑靼人[318]同他们的分离、帖木儿·塔梅尔兰的侵袭、哥萨克人的兴起以及克里木鞑靼人[319]的敌对。与此相反，莫斯科公国则由于坚定地奉行伊万·卡利塔所规划的政策，已经成为一个庞然大物，它虽为鞑靼的束缚所摧残但同时却又由于这种束缚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那些汗象着魔似的，一直充当莫斯科公国扩张和集权的工具。他们经过盘算后曾加强了希腊教会的权势，但是在莫斯科大公们的手里，希腊教会却成了对付他们的致命武器。

这个莫斯科公国人要起来反抗金帐汗国，无需什么发明创造，只需仿照鞑靼人自己就行了。可是伊万并没有起来反抗。他卑贱地自认为是金帐汗国的一个奴才。他靠收买一个鞑靼女人，诱使汗下令从莫斯科公国撤回蒙古使臣。他用这类不知不觉鬼鬼祟祟的办法蒙骗汗接连作出一些完全是毁灭自己权势的让步。因而他并不是征服，而是窃取权势。他不是把敌人驱逐出堡垒，而是用计把敌人调离开。他在汗的使臣面前照旧卑躬屈节，自称臣属，但又编造遁词逃避纳贡，使用的是一个潜逃的奴隶不敢对抗自己的主子而只得偷偷逃出他的掌心时的那全套策略。蒙古人终于如梦初醒，战斗就打响了。看到一点点武装冲突场面就发抖的伊万，竭力掩饰自己的恐惧，并竭力以撤销敌人想要报复的目标来消弭敌人的盛怒。只是由于他的盟友克里木鞑靼人的干预，他才得到解救。为了抗击金帐汗国的第二次入侵，他大张旗鼓地集结了数量如此悬殊的兵力，以致一传说他们的人数就避免了这次攻击。在第三次入侵中，他丢下二十万大军临阵脱逃，当了可耻的逃兵。他在无可奈何被拉回来后，又企图对当奴才的条件讨价还价；他终于把自己这种奴隶的恐惧传布到他的军队里，使它陷入全面溃退。正当莫斯科公国惶惶不安地等待无可避免的灭亡时，忽然听说金帐汗国因都城受克里木汗袭击而被迫撤兵，并在归途中被哥萨克人和诺该鞑靼人所歼灭。于是转败为胜。伊万推翻了金帐汗国，但不是他自己打的，而是以佯攻的办法诱使它发动进攻，使它残存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并遭受它自己的那些已被伊万设法结为盟友的同族部落的致命打击。他利用一个鞑靼人制服了另一个鞑靼人。正如他亲自招来的莫大危险未诱使他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英雄气概一样，他的奇迹般的胜利一时一刻也没有冲昏过他的头脑。他小心翼翼地不敢贸然把喀山汗国并入莫斯科公国，而是把它交给他的克里木盟友芒吉－吉雷家族的君主们，仿佛是受莫斯科公国委托代管的样子。他用取自那个战败的鞑靼人的战利品束缚住这个战胜的鞑靼人。但是，如果说在目击他的耻辱的人面前，他是非常谨慎而不肯摆出征服者的架势的话，那么，这个骗子却完全明白，鞑靼帝国的倾覆在远处会多么令人眼花缭乱，会带给他多么光荣的光环，并且会多么便于他堂堂皇皇地步入欧洲强国的行列。因此，他就对外摆出一副装腔作势的征服者姿态，而且的确在高傲专横和盛气凌人的假面具后面，成功地隐蔽了这个对于亲吻大汗最低贱使臣的马镫仍然记忆犹新的蒙古奴才的死皮赖脸。他以较为压低的声调模仿他以前的主子曾使得他丧魂落魄的那种语言。现代俄国外交中某些常见的词句，诸如宽宏大量、有损君主尊严之类，就都是从伊万三世的外事诏令中借用来的。

在喀山汗国降服之后，他便对俄罗斯诸共和国中为首的诺夫哥罗德发动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征伐。如果说，在他看来，摆脱鞑靼人的枷锁是使莫斯科公国强大的第一个条件，那么，取消俄罗斯的自由则是第二个条件。由于维亚特卡共和国曾宣布在莫斯科公国和金帐汗国之间保持中立，普斯科夫共和国连同其十二个城市又表示了不满的迹象，伊万就奉承后者并且佯装忘记了前者，从而集中全部力量对付大诺夫哥罗德。他很清楚，大诺夫哥罗德一垮台，俄罗斯其他共和国的命运也就注定了。他以分享这一肥美赃物为诱饵，使拥有封土的王公们都追随他。同时他又诱骗大贵族们，挑起他们对诺夫哥罗德民主制的盲目仇恨。这样，他拼凑起三支大军去攻打诺夫哥罗德并以悬殊兵力压倒了它。可是随后，为了不遵守他对王公们的诺言，为了不丧失他那条“你卖力气我得利”的不变原则，同时由于担心诺夫哥罗德不经过预先的处理，还消化不了，他认为适宜的作法是突然表现得节制，满足于一项赔款和对他的宗主权的承认；然而在这个共和国的降书上，他却塞进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词句，使他成了它的最高裁判者和立法者。接着，他又在诺夫哥罗德煽动象在佛罗伦萨一样激烈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不和[320]。他利用平民的一些抱怨为借口再度进驻该城，并把他深知对他心怀敌意的那些贵族戴上镣铐押送到莫斯科，这就破坏了这个共和国古来的法律，即“任何公民均不得在本国领域之外加以审讯或判刑”。从这个时刻起，他就成了最高的主宰者。编年史家说：“自从柳里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基辅和弗拉基米尔的大公们从没有见过诺夫哥罗德人把他们当作法官那样来服从。只有伊万才能使诺夫哥罗德屈辱到这种地步。”伊万花了七年功夫，运用他的司法权威来败坏这个共和国。然后，当他发觉它的力量已经消耗净尽时，他认为显露真相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但是要摘下他节制的假面具，他却需要由诺夫哥罗德方面来破坏和平。正象他原来假装平心静气一样，现在他又假装怒不可遏。他收买了这个共和国的一个使节在一次公开接见时称他为君主，接着就立即要求享有一个专制君主的全部权利——共和国自行消灭[321]。

正如他预料的那样，诺夫哥罗德以起义、屠杀贵族和投降立陶宛来回答他的篡夺。这时，这位与马基雅弗利同时代的莫斯科公国人就以义愤填膺的声调和姿态抱怨说，“是诺夫哥罗德人请求他作他们的君主的；而当他顺从他们的愿望，终于接受了这一称号时，他们又拒绝承认他，他们竟厚颜无耻地当着全俄罗斯的面公然斥责他撒谎；他们胆敢杀害那些仍然忠贞不渝的同胞，胆敢背叛上天和俄罗斯人的神圣土地把异教和外国统治引进国内。”正象他在第一次进攻诺夫哥罗德后曾公开联合平民反对贵族一样，现在他与贵族密谋反对平民。他以莫斯科公国及其封邑的联合力量进攻这个共和国。当它拒绝无条件投降时，他就求助于鞑靼人以恐怖制胜的老办法。整整一个月之内，他把诺夫哥罗德越困越紧，在它周围大肆烧杀劫掠，同时悬刃以待，静静地注视着这个被派系弄得四分五裂的共和国经历了疯狂的绝望、沉沦的沮丧和听天由命的各个阶段。诺夫哥罗德被奴役了。俄罗斯其他共和国也都一样。

看看伊万是怎样抓住这一胜利的时机铸造武器来反对那些被用来取得这场胜利的工具，是很有意思的。他把诺夫哥罗德教会领地同王权相结合，从而获得了收买大贵族的手段，因此可以唆使他们反对王公；并且获得了赏赐大贵族的随从的手段，因此可以唆使他们反对大贵族。至今仍然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公国也象现代俄国一样，始终是怎样煞费苦心地来搞掉各个共和国。首当其冲的是诺夫哥罗德及其拓殖地区，随后是哥萨克人的共和国[322]，最后轮到波兰。要了解俄国对波兰的并吞，就必须研究自1478年至1528年诺夫哥罗德如何被搞掉的情况。

看来，伊万夺下蒙古人禁锢莫斯科公国的锁链，仅仅是为了用它来束缚俄罗斯各共和国。看来，他奴役这些共和国，只是为了使俄罗斯王公们共和化。在二十三年当中，他承认他们的独立，容忍他们的吵闹，甚至屈从于他们的凌辱。可是由于金帐汗国瓦解和一些共和国覆灭，他已经变得如此强大，而另一方面王公们又由于这个莫斯科公国人对他们的大贵族们施加的影响而已经变得如此衰弱，以致于伊万这方面只消显示一下力量就足以决定这场斗争了。然而在一开始，他仍旧没有背离他的谨慎小心的办法。他挑出俄罗斯封邑中力量最强的特维尔王公作为他行动的第一个目标。他先是迫使特维尔王公采取攻势并同立陶宛结盟，然后斥责他是卖国贼，然后恐吓他作出一系列破坏自己防御手段的让步，然后又用这些让步给他造成的被自己臣民误解的情况作文章，然后再让这一套办法自行得出它的结果。事情就以特维尔王公放弃斗争并逃入立陶宛而告结束。特维尔一与莫斯科公国合并，伊万就以吓人的精力推行他筹划已久的计划。其他的王公几乎毫无抵抗就被贬黜为单纯的地方长官。这时还剩下伊万的两个兄弟。其中一个被说服放弃了封土；另一个受假惺惺表示的兄弟情意之骗，被诱入宫廷和解除戒备，遭到了杀害。

我们现在就谈到伊万的最后一次大斗争——同立陶宛的斗争。这场斗争从他即位时开始，直到他死前几年才结束。在三十年期间，他把这场斗争局限于外交战，制造并扩大立陶宛和波兰之间的内部纠纷，拉拢对立陶宛心怀不满的俄罗斯封邑，煽动它的仇人起来反对它而使它瘫痪；他们是：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匈牙利的马特维·科尔文，特别是他通过联姻笼络住的摩尔达维亚大公斯特凡，最后还有芒吉－吉雷，这个人不论是反对立陶宛还是反对金帐汗国都是同样有力的工具。然而在卡齐米尔国王去世和软弱的亚历山大继位的时候，立陶宛和波兰的王位暂时分离了；这两个国家在争斗中两败俱伤；波兰贵族由于只顾去削弱王权，压低克梅通[323]和市民的地位，就抛弃了立陶宛，使它在摩尔达维亚的斯特凡和芒吉－吉雷的同时入侵面前只好退却；于是，立陶宛的弱点就变得显而易见了；这时候伊万明白显示力量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这方面进行一次成功的快速行动的条件已经充分具备。但他仍然局限于进行一次戏剧性的作战演习——集结压倒优势的兵力。事情完全如他所料，佯装的作战欲望就足以使立陶宛投降了。他强订条约，迫使承认他在卡齐米尔国王在位期间偷偷蚕食的地方，同时还逼亚历山大和他结盟并和他的女儿结婚。他用这个结盟禁止亚历山大防范自己岳父所发动的进攻，他用他的女儿在不容异端的天主教国王和受迫害的信奉希腊正教的臣民之间，燃起了宗教战争之火。在这场大混乱之中他才终于斗胆拔出剑来，夺取了受立陶宛统治的俄罗斯封土，远达基辅和斯摩棱斯克。

一般来说，希腊正教是他最强有力的行动手段之一。但是要对拜占廷的遗产提出要求，要以拜占廷皇帝后裔的外衣来掩盖他那蒙古奴才的烙印，要把莫斯科公国的暴发户王位和圣弗拉基米尔的光辉帝国联系起来，要使他自己成为希腊正教新的世俗首脑，伊万在全世界应该把谁挑出来呢？罗马教皇。在教皇的教廷里住着拜占廷的末代公主[314]。伊万以宣誓叛教的办法从教皇那里拐走了她，——而他又命令他自己的都主教豁免了他的这次宣誓。

只要改换一下姓名和日期，就可以明显看出伊万三世的政策和现代俄国的政策并不是什么相似，而是一模一样。而伊万三世则不过是把伊万一世·卡利塔遗留下来的莫斯科公国的传统政策加以完善化而已。伊万·卡利塔这个蒙古人的奴才，是靠运用他的最大敌人即那个鞑靼人的威力来反对他的次要敌人俄罗斯的王公们，从而获得他的权威的。但除非采取欺诈手段，他就不能运用那个鞑靼人的威力。他在主子面前不得不隐蔽自己实际积聚的力量，而又必须向和他一样的奴才们炫耀自己并没有掌握的那种威力。为了解决他的问题，他就得把最卑贱的奴才的全部阴谋诡计整理成一套体系，并且以奴才的那种耐心的辛勤去实现这套体系。公开的力量本身只有作为一种阴谋才能加入到一套阴谋、腐蚀和暗中篡权的体系中来。他不先施毒，就无法进行打击。目的的单一性在他那里变成了行动的两面性。狡诈地使用敌对的力量来扩大自己，通过对那种力量的使用本身来削弱它，最后通过它本身产生的效果来推翻它——伊万·卡利塔的这一政策是由统治种族和被奴役种族二者的特性所激发出来的。他的政策也就成了伊万三世的政策。

这也就是彼得大帝的政策和现代俄国的政策，不管被使用的敌对力量在姓名、地点和性格上可能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彼得大帝确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但他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他使莫斯科公国老的蚕食方法丢掉了纯粹地方性质和偶然性杂质，把它提炼成一个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把它的目标从推翻某个既定范围的权力提高到追求无限的权力。他正是靠推广他的这套体系而不是靠仅仅增加几个省份，才使莫斯科公国变成为现代俄国的。

总结一下。莫斯科公国是在蒙古奴役这所恐怖而卑贱的学校中养育和成长起来的。它只是由于成为一个奴性艺术的大师才积聚起力量的。甚至在获得解放之后，莫斯科公国还在继续扮演着它那奴才兼作主子的传统角色。彼得大帝终于把蒙古奴才的政治手腕和蒙古主子继承成吉思汗征服世界遗志的狂妄野心结合在一起。

斯拉夫族的一个特点会使任何观察家惊讶，几乎到处他们都僻居在内陆地区，而把滨海地区让给非斯拉夫部落。芬兰－鞑靼部落占有了黑海海岸，立陶宛人和芬兰人占有了波罗的海海岸和白海海岸。斯拉夫人不管在哪里到达海边，如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和波罗的海沿岸一部分地方，他们很快就不得不服从外族的统治。俄罗斯人民分享了斯拉夫族的这一共同的命运。他们在历史上初次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发祥地是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德涅泊河、顿河和北德维纳河等河流的发源地和上游流域。他们的领土除芬兰湾尽头外，没有一处与海相连。在彼得大帝以前，俄罗斯人也并未表现出有能力征服除白海出海口以外的任何出海口，而白海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被冰块封冻，不得通航。彼得堡现在所在之处是过去一千年来芬兰人、瑞典人和俄罗斯人纷争的场所。从默麦尔[324]附近的波兰根到托尔尼欧[325]的其余全部海岸，从阿克尔曼[326]到列杜特－卡列[327]的全部黑海海岸是后来才被征服的。而且，好象为了证明斯拉夫人的抗海特性，在这全部海岸线中，波罗的海海岸没有哪一部分实际属于俄罗斯人，黑海东岸的切尔克西亚[328]和明格列里亚[329]也是如此，只有白海海岸适合耕种的部分，黑海北岸某一部分和阿速夫海岸一部分实际上居住着俄罗斯人，然而尽管他们处在新的环境中，他们仍不从事航海生涯，而是固执地坚守他们祖辈流浪汉的传统。

彼得大帝一上台就破除了斯拉夫族的所有传统。“俄国需要的是水域”——他对坎特米尔亲王讲的这句辩驳之词被铭刻在他的传记的扉页上。他第一次对土耳其作战[330]的目的是为了征服阿速夫海；他对瑞典作战[261]是为了征服波罗的海；他第二次对土耳其政府作战[282]是为了征服黑海；他对波斯进行欺诈性的干涉[331]是为了征服里海。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只是由于把莫斯科公国从一个单纯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帝国，莫斯科公国政策的传统局限性才得以打破，并融化在那种把蒙古奴才的蚕食方法和蒙古主子的世界性征服的倾向混杂在一起从而构成现代俄国外交的生命源泉的大胆综合中。

曾有人说，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曾经或者能够在彼得大帝原有的帝国所处的那样一种内陆地位中生存；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曾经甘心看着自己的海岸和河流入海口被人夺走；俄罗斯既不能让顿河、德涅泊河和布格河的入海口以及刻赤海峡[332]留在靠游牧和掠夺为生的鞑靼人手中，也不能让涅瓦河口这个俄罗斯北部物产的天然出海口留在瑞典人手里；波罗的海诸省，单是从它们的地理形势来看，就自然属于任何控制着它们背后的土地的国家。总之，彼得至少在这个地区只是夺得了对于他的国家的正常发展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从这个观点看来，彼得大帝只是想通过他对瑞典的战争建立一个俄国的利物浦，并赋予这个俄国的利物浦一条不可缺少的沿海地带。

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件重大的事实：彼得用出色本领把帝国的都城从内陆中心迁到滨海地区，他以特有的胆略把新都建在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距离边境几乎在步枪射程之内，就这样有意给他的领土制造了一个外偏中心。把沙皇的宝座从莫斯科迁往彼得堡，这在从里巴瓦[333]到托尔尼欧的海岸线尚未全部征服（这项工作直到一八○九年征服芬兰之后才完成）的情况下，就是把它置于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甚至不能保证不受屈辱的地位。阿尔加罗蒂说，“圣彼得堡是俄国得以俯瞰欧洲的窗户。”它从一开始起就是对欧洲人的一种挑衅，就是激发俄国人进行新的征服的一种诱因。而现在，在俄属波兰构筑的工事只不过是执行这同一思想的进一步措施而已。莫德林、华沙、伊万城[334]不仅是旨在钳制一个反叛国家的要塞，它们对西方构成威胁，正与百年前彼得堡直接对北方构成威胁一样。它们是要使俄国变成泛斯拉夫国，正如波罗的海诸省过去要使莫斯科公国变成俄国一样。

彼得堡这个帝国的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一个圆周尚有待于划定。

因此，仅仅对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并没有把彼得大帝的政策与其祖先的政策区别开，都城的迁移才显示出他征服波罗的海诸省的真正意义。彼得堡与莫斯科公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种族的中心，而是一个政府的所在地，不是一个民族的悠久业绩，而是一个人物的瞬时创造；不是使一个内陆民族的特征得以传播的媒介，而是使这个特征消失的滨海地区；不是民族发展的传统核心，而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通过迁都，彼得斩断了把老莫斯科公国沙皇们的蚕食体制与大俄罗斯种族天赋的才能和抱负连接在一起的天然纽带。通过把都城建在海边，他向俄罗斯种族的抗海本能提出了公开挑战，并把那个种族贬低到只是他的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砝码的地位。从十六世纪以来，莫斯科公国除西伯利亚方面外没有取得重大扩展，而且在十六世纪以前，向西和向南的不牢靠的征服只是直接借助于东方才得以实现。通过迁都，彼得宣告了他打算反过来借助于西方来影响东方和各紧邻国家。如果对东方的借助由于亚洲各国人民的停滞特性和有限交往而大受限制的话，那末对西方的借助则由于西欧的活动特征和频繁交往而顿时变得毫无限制和无所不包了。迁都表明了这种对借助对象的有意识改变，而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为实现这种改变提供了手段，因为它立即使俄国在北方各邻国中居于优势地位；使俄国与欧洲所有地方保持经常的直接接触；奠定了同海上强国建立物质联系的基础，这些国家由于俄国征服了波罗的海诸省而开始依赖俄国供应造船材料；这种依赖关系，在莫斯科公国这个出产大量造船材料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出海口，而原来掌握这些出海口的强国瑞典没有拥有这些出海口背后的土地时，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主要借助于鞑靼诸汗以进行蚕食活动的莫斯科公国的沙皇们不得不使莫斯科公国鞑靼化，那么，决心借助于西方以进行活动的彼得大帝则不得不使俄国文明化。他一把波罗的海诸省攫取到手，就立即掌握了实现这一过程所必需的手段。这些省份不仅给他提供了外交官和将领，即借以推行他那一套对西方的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人才，同时还向他供应了大批官僚、教师和军训教官，以便训练俄罗斯人，给他们涂上那样一层文明的色泽，使他们能适应西方民族的种种技术设备，却不受其思想的感染。

无论阿速夫海、黑海或里海都不能为彼得打开这条直接通往欧洲的通道。此外，还在他在世的时候，塔干罗格、阿速夫[335]、黑海，连同那里新建的俄国舰队、港口和码头，都重新被放弃或是丢给了土耳其人。征服波斯之役[331]，也证明是一次不成熟的行动。在构成彼得大帝全部军事生涯的四次战争中，他的第一次战争，即对土耳其的战争[330]（这次战争的成果在第二次对土耳其的战争[282]中丧失了），一方面，固然是对鞑靼人的传统斗争的继续，另一方面，它只不过是对瑞典战争的序幕。第二次对土耳其的战争是对瑞典战争的插曲，而对波斯的战争则是对瑞典战争的尾声。就是这样，持续二十一年之久的对瑞典战争，几乎占据了彼得大帝的全部军事生涯。无论是从这次战争的目的、结局，还是从它的持续时间来考虑，我们都可以公正地把它称为“彼得大帝的战争”。他的全部事业都以征服波罗的海沿岸为转移。

现在，假定我们对于他在军事方面和外交方面的各种行动的详情一无所知。单是莫斯科公国之变成俄国是由于它从一个半亚洲式的内陆国家转变成为波罗的海至高无上的海上强国而实现的这一事实，难道不足以促使我们得出下面这样一个结论吗？即英国这个当时最大的海上强国——一个也扼守着波罗的海门户、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就在那里保持着最高主宰者姿态的海上强国——必定曾经插手过这一巨大的变化，必定曾经是彼得大帝各项计划的主要支柱或者主要障碍，必定曾经在瑞典和俄国之间旷日持久的和殊死的斗争中左右过局势，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竭尽全力去挽救瑞典人，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它曾尽其所能千方百计地扶持过俄国人。然而，在通常所谓的历史中，英国几乎没有在这场大戏的前台抛头露面，它被描写为一个观众，而不是一个演员。真实的历史将表明，金帐汗国[311]诸汗之有助于实现伊万三世及其先人的计划，并不超过英国统治者之有助于实现彼得一世及其后人的计划。

我们重印的几本小册子，是与彼得大帝同时代的英国人写的，它们全然没有后来的历史学者们那种共同的幻觉。它们断然把英国叫作俄国的最强有力的工具。现在我们将简要地加以剖析、并用以结束这篇外交内幕导言的小册子，就持同样的立场。它的书名是《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或为我国内阁现行的反对俄国人的措施辩解，等等。谨呈下院，1719年伦敦版》[289]。

我们重印的前面两本小册子，用一位崇拜俄国的现代人的话说，是在“彼得统率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北方列强的联合舰队在波罗的海上游弋，而这些舰队以在他号令之下航行为荣”的时候或者比这稍晚一些的时候写成的。可是，到《真理才是真理》出版的1719年，事态似乎完全变了。这时候，查理十二已经去世，英国政府装出与瑞典站在一边并对俄国作战的样子。还有一些与这本匿名小册子有关联的情况也值得特别注意。这本小册子声称是一份报告的撮要，而这份报告是作者在1715年8月从俄国回国后，奉乔治一世之命编写并提交给当时的国务大臣唐森子爵的。

“现在，——作者写道——我不期而有幸能够在这里承认我曾经是第一人如此幸运地预见到，或者说，如此直言不讳地警告过我国宫廷：我国当时绝对需要与沙皇决裂，并把他重新逐出波罗的海。”“我的报告曾揭示沙皇对其他国家、甚至对德意志帝国[285]所抱的目的。德意志帝国虽然是一个内陆大国，但是，沙皇曾经建议它兼并利沃尼亚[278]，使它成为选侯国，以便沙皇至少也能够被接纳为一个选侯。我的报告也曾提请人们注意沙皇当时盘算采用专制君主的称号。由于他是希腊教会的首脑，他也会被其他君主们承认为希腊帝国的首脑。我不想说我们会多么不情愿承认这个称号，因为我们已经让一位大使用皇帝陛下的称号称呼他，而瑞典还从来没有屈就到这一步。”

　　这位作者在一段时间内曾经供职于英国驻俄国大使馆。据他说，他后来“被免职是出于沙皇的愿望”，因为沙皇获悉：

“我向我们朝廷对他的活动作了本书所述的报告。关于这点，请允许我诉诸国王，并请唐森子爵作证，唐森子爵曾亲耳听到国王陛下说过我是无辜的。”“然而，尽管如此，过去五年来，我一直不断地乞求偿付一笔拖欠已久的债款，这笔债款的绝大部分是为执行已故的女王陛下［注：指英国女王安。——译者注］委予的一项使命而借下的。”

　　至于斯坦霍普内阁突然采取的反俄国的态度，这位作者对之颇表怀疑。

“我并不打算通过本文来打消公众给予内阁所应得的赞扬，但是内阁应该就下述问题对我们作出满意的说明，即内阁是出于什么动机直到昨天还在每一件事情上折磨瑞典人，尽管他们在过去完全和现在一样是我们的盟友，内阁又是出于什么动机直到昨天还竭尽全力来加强沙皇，尽管沙皇与大不列颠之间没有任何条约约束而仅仅存在着友好关系。……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刻，我获悉，不到三年之前曾经让俄国人不在我们的保护之下就以皇家海军姿态第一次出现在波罗的海上的那位绅士，现在又一次得到目前执政的人们的授权，要与沙皇在这些海域上第二度会晤了；这是出于什么理由，或是为了达到什么良好目的呢？”

　　这里暗指的那位绅士是海军上将诺里斯，他攻打彼得一世的波罗的海战役看来的确象是纳皮尔海军上将和邓达斯海军上将最近指挥的几次海战所遵循的原型。

把波罗的海诸省归还给瑞典，这既是大不列颠的政治利益所要求的，也是大不列颠的商业利益所要求的。这就是这位作者论证的要旨：

“贸易已经成了我们国家的命脉。船队仰赖于造船材料，正如生命仰赖于食物一样。我们与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进行的全部贸易充其量不过是赚钱的贸易，而我们与北方进行的贸易则是绝对必不可缺的，并且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大不列颠的神圣通道，因为它是大不列颠最主要的对外通道，无论对于支撑我国全部贸易还是对于维护我国国内安全来说都是如此。正象羊毛制品和矿产品是大不列颠的大宗商品一样，造船材料是俄国的大宗商品，也是沙皇最近从瑞典国王那里夺取的所有那些波罗的海省份的大宗商品。由于那些省份已归沙皇所有，帕尔努[336]完全荒芜了。在列维里，我们没有留下一个英国商人，以前在纳尔瓦的全部贸易现在已经转到彼得堡……过去，瑞典人永远也不能够垄断我国臣民的贸易，因为那些海港在瑞典人手中只不过是商品转口的通道，而生产和制造这些商品的地区则位于那些港口的背后，在沙皇的领土上。可是，如果把这些波罗的海港口丢给沙皇，那么它们就不再是通道，而会变成沙皇自己统治下的内陆地区的专门货物堆栈了。沙皇在白海已经有了阿尔汉格尔斯克，让他在波罗的海再有任何一个海港，那就等于把控制欧洲所有造船材料总库的两把钥匙都交给他掌握，因为大家都知道，丹麦人、瑞典人、波兰人、普鲁士人在他们一些领土上只不过生产那些商品中的某些单项而已。如果沙皇把‘我们不可或缺的材料的供应’就这样垄断起来，那么我们的船队会怎样呢？此外，说实在的，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全部贸易的保障又在哪里呢？”

　　所以，如果说英国的商业利益要求把沙皇赶出波罗的海，那么，“我们国家的利益就应该象马刺一样，驱使我们加紧这一努力。所谓我们国家的利益，照我的理解，既不是指一个内阁的党派措施，也不是指一个宫廷的任何对外政策的动机，而正好是指那种今天是而且永远应该是同维护国王的安全、舒适、尊严和收益以及大不列颠的公共福利直接有关的事情。”至于说到波罗的海，“自从我们取得制海权的最初时刻起”一直被认为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就是：第一，防止任何新的海上强国在那里崛起；第二，保持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均势。

“显示我们当时的真正英国政治家的智慧和远见的一个例证，是1617年的斯托尔波沃和约[337]。詹姆斯一世是这个和约的调停人，根据这项和约，俄国被迫放弃了它当时占有的全部波罗的海省份，而成为欧洲这一边的一个完全内陆强国。”

　　瑞典和丹麦同样是根据防止波罗的海兴起一个新的海上强国的政策行事。

“谁不知道，皇帝［注：指斐迪南二世。——译者注］想在波美拉尼亚[338]取得一个海港的企图，曾和任何别的动机一样促使伟大的古斯塔夫甚至举兵深入奥地利皇室领域的腹地？在查理·古斯塔夫的时候，波兰除了在当时是北方大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外，还在波罗的海拥有一长条海岸和若干港口。但是，波兰国王的遭遇又如何呢？丹麦人当时虽然和波兰结盟，然而即使是波兰人为了援助他们反对瑞典而要在波罗的海拥有一支舰队，他们也决不会允许。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遇到波兰船只，都加以摧毁。”

　　至于在已确立海上地位的波罗的海国家之间保持均势的问题，英国政策的传统同样是清楚的。“当瑞典的势力有粉碎丹麦之势而令我们感到有些不安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荣誉就是靠恢复当时失去平衡的均势而保持下来的。

英吉利共和国[339]向波罗的海派出了一支分舰队，导致了1658年的罗斯基勒条约[298]。这一条约后来又在哥本哈根得到进一步确认（1660年）[299]。丹麦人在国王威廉三世时期点燃的星星之火，同样迅速地被乔治·罗克通过订立哥本哈根条约扑灭了。

传统的英国政策就是这样。

“那个时期的政治家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恢复天平的平衡，要找出那种扶植一个第三海上大国的巧妙办法来构成波罗的海的更公正的均势……是谁采取了这种与王牌城市泰尔[340]作对的主意呢（这个城市的商人都是王公，它出海经商的人在全球备受尊重）？但是我没有点任何人的名。所以，除了不打算对事实公开表态的人之外，没有人会对我发怒。后代将有点难于相信，这居然是现在掌权的某些人干出来的事情……居然是我们完全由自己出力，不要沙皇担任何风险，给沙皇打开了圣彼得堡的大门……”

　　万全的政策将是回到斯托尔波沃条约，不让俄国人继续“在波罗的海落脚”。然而，可以说，“由于我们在比较易于做到的时候不抑制俄国势力的滋长，在目前情况下将难以恢复我们已经失掉的优势了”。可以认为，更合乎时宜的将是一条中间路线。

“假如我们认为，这个俄国人拥有一个通向波罗的海的出口，从而在欧洲所有君主中有了一个能够通过向国外市场运销产品而使他最受惠的地区，——假如我们认为这一情况同我国的利益是协调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有理由期望沙皇陛下，就他那一方面而言，不再谋求任何能够扰害别人的东西，只满足于拥有商船而不要求任何军舰，以报答我们如此迁就他的利益和改善他的国家的处境。”

　　如果沙皇拒不同意这样一种“补救性的折衷方案”，我们“感到惋惜的就只是我们贻误了时机，未能运用上帝曾使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来迫使沙皇接受一项有利于大不列颠的和约”。战争将不可避免。在那种情况下，

“就应该既鼓励我们的内阁执行它的目前措施，也激发每一个忠实的不列颠人的满腔怒火：俄国的一个沙皇，多亏我们的指教才掌握了他的航海技能，多亏我们的容忍才建立了他的赫赫功绩，居然转瞬之间就拒绝大不列颠提出的条款，而这些条款他在短短数年之前还曾从土耳其政府方面欣然接受过。”

卡·马克思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