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庇护人和同谋者

Principibus　placuisse　viris　non　ultima　laus　est. ［注：贺雷西“书信集”第2册第十七封信。——编者注］

作为自己《good　behaviour》〔“品行端正”〕的见证人，前帝国的福格特提出了

“科苏特”和“另外两个人——日内瓦的复兴者

　　我称他们为他的。

在科莫恩战役(1849年7月2日)之后，违抗匈牙利政府把他撤职的命令，篡夺了匈牙利军队的最高指挥权。

科苏特自己承认，戈尔盖对他的蓄谋叛变，是将军在若干时日之后正式向他告发的。(”)

“诚然，科苏特在塞格得发表的一篇漂亮的演说里讲过，如果他知道有叛徒，那他会亲手杀死他，他指的大概就是戈尔盖。但是，他不仅没有实现这次多少有些戏剧性的威胁，甚至没有向他的任何一个部长提过他所怀疑的人；

　　1849年8月11日，科苏特戈尔盖的发表了一份公开的辞职声明(据称是在阿腊德要塞发表的)，把“政府的最高军政权力”交给戈尔盖，并且宣称：

“最近上 在声明的开头就宣布匈牙利的事业已毁灭，——并且说成是上帝的惩罚，接着便在声明中要戈尔盖“适当地利用”科苏特托付给他的权力，“负起”匈牙利的“责任”。他把匈牙利交给戈尔盖，对他可谓信任之至，但是不把自己托付他，对他可又算信任得太少。他本人对戈尔盖是极不信任的，因而他安排好，在戈尔盖收到他的辞职声明时，他也正好到达了土耳其国土。所以，他的声明是用这几句话结束的：

“只要我的死能对祖国有所裨益，那我将欣然献出我的生命。”

　　但是，他当做祭品献到祖国祭坛上的，送到戈尔盖手里的，只是，然而他立即在土耳其人的保护下重新篡夺了执政者的称号。

在居塔希亚，这位in　partibus〔非现实的〕执政者阁下得到了帕麦斯顿提交议会的关于匈牙利惨剧的第一部蓝皮书[548]。他在给戴·乌尔卡尔特的信中写道：他研究了这些外交文件之后，他确信，“dear　Hungary〔亲爱的匈牙利〕。［注：科苏特当时不理解：帕麦斯顿所玩弄的敌视俄国的把戏怎么“能够”欺骗一个具有正常理智的人。《How　could　a　man　of　any　intellect　for　a　single　moment　believe　that　the　Minister　who　allowed　Russia’s　intervention　in　Hungary，would　give　the　word　of　attack　against　her？》[“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人怎么能够相信——即令是一霎时的相信——，一位曾经听任俄国干涉匈牙利的部长，会下令进攻俄国呢？”］(1850年12月17日发自居塔希亚的信。“科苏特通信集”。)]不过当他在南安普顿踏上英国土地时，他向公众说的第一句话却是：《palmerston，the　dear　friend　of　my　bosom！》(帕麦斯顿，我亲爱的挚友！)

科苏特在土耳其被拘期满以后，就搭船前往英国。在途经马赛时(不过，他没有被允许上岸)，他发表了一篇以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和风格写的声明。踏上英国的领土之后，他立即

“这种

　　他在英国逗留的头两个星期里，每接见一次人，就改变一次他的信条。伯爵是这样说明他当时与科苏特公开决裂的理由的：

“促使我采取这一步骤的，不仅是他获得自由后的两个星期内所犯的bévues〔过失〕，还有我积累的全部经验以及我先在匈牙利后在流亡中所看到的、所容忍的、所应允的、所忍受的、以及——正如您能想起来的——所掩盖的、所隐瞒的一切，一句话，使我对这个人形成一种确定不移的看法的一切决定了我这样做……请允许我指出，科苏特先生在南安普顿、威茲比奇或伦敦，简言之在英国曾经说的或者可能说的话，都不能使人忘记他在马赛说过的话。在‘年轻的巨人’之国〈美国〉，他又会唱另一种调子，因为，他在别的事情上也是毫无节操的(unscrupulous)，而且像一根芦苇，风势一大就弯了下去，因此他sans　gêne〔满不在乎地〕背弃自己说的话，并且毫不迟疑地用他所断送的死者的伟大名字，例如用我可怜的堂弟路德维希·鲍蒂扬尼的名字来掩饰自己……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在科苏特还未离开英国之前，由于你们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物(a　most　undeserving　heart)滥加尊敬，你们将因而感到遗憾。”(“科苏特通信集”，鲍蒂扬尼伯爵给乌尔卡尔特先生的信，1851年10月29日于巴黎)

　　科苏特在美国的时候，到北部他表示奴隶制，到南部表示奴隶制，他那巡迴演出遗留下来的，除了异乎寻常的失望和三百具演说的残骸外，别无他物。抛开这段奇特的轶事不谈，我只想指出，他向，而主要是向，大力推荐成立一个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之间的同盟，但(不仅不包括政变政府，而且根本不包括法国，甚至不包括法国流亡者及其所代表的法国政党)。他在回到伦敦之后，立刻企图通过一位形迹可疑的人物——西尔莫伊伯爵和在巴黎的基什上校，。(见1852年9月28日我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和1852年11月16日我在该报的声明[549])

1853年，当米兰发生马志尼策划的暴动时[550]，这座城市到处张贴了致驻当地的匈牙利军队的告示，号召他们参加意大利起义者的行列。告示的署名是：。可是，当起义者失败的消息刚一传到伦敦，科苏特就急忙通过“泰晤士报”和其他的英国报纸声明说，这一告示是，这样他就向公众揭露他的朋友马志尼在说谎。可是，告示是。马志尼从科苏特那里收到这一告示，有科苏特亲笔写的告示的手稿，并且是在科苏特的赞同下才张贴的。马志尼认为，要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统治，意大利和匈牙利必须统一行动，马志尼起初想用一个更忠实可靠的匈牙利领袖来代替科苏特；但是，当他的企图由于匈牙利流亡者内部的不和而告失败之后，他宽宥了这位不可靠的盟友，并且宽宏大量地没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否则，科苏特在英国就会身败名裂。

大家知道，俄土战争也爆发于1853年。1850年12月17日，科苏特从居塔希亚写信给戴维·乌尔卡尔特说：

“没有土耳其的统治权，土耳其就将不复存在。而在现时情况下，

　　他在1851年2月15日写给土耳其宰相的信里，他的亲土耳其的情绪更加热烈了。他夸夸其谈地表示愿为土耳其政府效劳。1852年1月22日，当他在旅行时，他写信给说：

“您是最理解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您是否同意维护我在君士坦丁堡的事情？我在土耳其逗留期间，土耳其政府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英国和美国对我的接待以及由于幸运，我甚至想说由于天意使我现在得到的地位，都应当能够向土耳其政府表明：我是土耳其及其未来的一位诚挚的、也许不无影响的友人。”

　　1853年11月5日，他向先生(乌尔卡尔特分子)书面建议作为土耳其的同盟者到君士坦丁堡去，不过“不是空着手去”(《not　with　empty　hands》)，因此，他请求克罗谢先生

“采取私下请求那些乐于相助的自由派人士的办法”，

　　为他募集款项。

他在这封信里说道：“我憎恨并蔑视制造革命的伎俩”(《I　hate　and　despite　the　artifice　of　making　revolutions》)。但是，他在乌尔卡尔特分子面前吐露对革命的憎恨和对土耳其人的热爱时，又同马志尼一道发表宣言，要求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并把土耳其变成一个“东方的瑞士”，同时在所谓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551]的呼吁书上签名，号召进行革命。

由于科苏特不到1853年底就把他于1852年在美国用匈牙利名义进行招摇撞骗弄来的钱挥霍一空，同时，克罗谢先生对他的恳求又置若罔闻，所以，这位执政者放弃了他对君士坦丁堡的侠义的拜访，然而，他派了他的代理人上校［注：我本人于1850年在伦敦认识了带着他全力的推荐信到那里去。

，军事法庭在切尔克西亚的阿迭尔比进行了审讯。尽管法庭“根据穆罕默德-贝伊，即从前的招认和证人的证词，犯有背叛国家和私通敌人〈俄国将军菲力浦逊〉之罪”，一致判决其死刑，然而，这丝毫没有妨碍他直到此刻仍旧安然地住在君士坦丁堡。在他以书面形式交给军事法庭的供认里还这样说：

“我的政治活动完全受我国的领袖路德维希·科苏特的指挥……1853年12月22日，我带着我的政治领袖的介绍信来到君士坦丁堡。”

　　他往下叙述他后来成了伊斯兰教徒，并参加土耳其军队当了上校。

“根据〈科苏特〉给我的指示，我必须设法打进派往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作战的部队。”

　　在那里，他必须设法阻止切尔克斯人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他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在战争快结束时从君士坦丁堡寄给科苏特一份“有关切尔克西亚情况的详细报告”。他在同波兰人一起再度出征切尔克西亚以前，接到科苏特的一项命令，要他同给他明确指定的那些匈牙利人，其中有施泰因将军(费尔哈德-帕沙)，共同行动。

他说：“

　　在切尔克西亚，由于截获了班迪亚给俄国将军菲力浦逊的信件，他的叛卖活动被发觉了。

班迪亚说：“

　　阿迭尔比军事法庭的审讯，特别是，在君士坦丁堡、伦敦和纽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们一再坚持(而且匈牙利人也是如此)要科苏特公开解释，但是毫无结果。直到现在，他对班迪亚在切尔克西亚的使命一事，仍然怯懦地保持沉默。

1858年秋，科苏特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到处演讲，廉价兜售他那反对奥地利宗教条约[557]和路易·波拿巴的主张。他要英国人提防他称为俄国的秘密盟友的路易·波拿巴的叛卖计谋，那时他是何等狂热，可以从——例如“格拉斯哥哨兵”(1858年11月20日)上看出来。1859年初，当路易·波拿巴暴露了自己的意大利计划时，科苏特在的“思想和行动”上揭发了他并且要“所有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意大利人、匈牙利人、乃至德国人，不要为这位加西莫多帝王火中取栗。1859年2月，科苏特肯定说，早就属于罗亚尔宫红色宫廷奸党的基什上校、泰列基伯爵和克拉普卡将军同普隆-普隆拟定了密谋在匈牙利发动起义的计划。科苏特威胁说，如果不让他加入这一“秘密同盟”，他就要在英国报刊上发起一场公开辩论。普隆-普隆十分愿意为他敞开教皇选举会的大门。5月初，科苏特带着英国护照、化名布朗先生前往巴黎，他急忙赶赴罗亚尔宫，向普隆-普隆详尽地叙述了他要在匈牙利发动起义的计划。5月3日晚上，“红色亲王”用自己的专车把这位前统治者带进了土伊勒里宫，要在那里把他介绍给社会的救星。在同路易·波拿巴会晤时，科苏特一向能言善辩的舌头突然失灵了，因此普隆-普隆只得代他说话，在某种程度上向堂兄陈述了他的纲领。科苏特后来对普隆-普隆几乎一字不差的忠实转述赞许不已。路易·波拿巴聚精会神地听完了堂弟的陈述之后说：只有一个障碍使他不能接受科苏特的建议，即科苏特的共和主义原则及其同共和派的联系。作为对此的答复，前统治者极其庄重地放弃了共和主义的信念，同时肯定地说，他现在不是、而且从来就不是共和主义者；仅仅是由于政治上的必要和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他才不得不参加了欧洲流亡者的共和派。为了证明自己反对共和主义，科苏特以他的国家的名义把匈牙利的王位奉献给普隆-普隆。这个王位当时还没有废除。尽管科苏特并不享有拍卖王位的公认的全权，不过，谁要是对他在国外的言论经常稍加注意的话，谁就会知道：他早已习惯于像闭塞的容克地主谈论他的庄园那样谈论他的《dear　Hungary》〔“亲爱的匈牙利”〕。［注：这种事情为众人所知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因为参加这次会晤的至少有两方面的饶舌的人。而且，科苏特在伦敦逗留期间(1859年夏末)，英国报纸就已经公布了这些事实。］

科苏特放弃他的共和主义信仰一举，我认为是真心诚意的。他在佩斯要求发给他30万弗罗伦皇室费来维持他的行政权的显赫外表；把从前属于一位奥地利大公夫人的医疗机构交给他自己的妹妹掌管；企图使几个团队用科苏特的名字命名；渴望成立一个宫廷奸党；到了外国却顽固地抓住他在危险时刻所放弃的执政者头衔；他后来的言行，与其说像一个流亡者，倒不如说像一位王位追求者——所有这一切倾向都是同共和主义格格不入的。

洗去科苏特先生身上的共和主义嫌疑的好戏收场之后，照协议付给他300万法郎。这样一个协议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既然要把匈牙利流亡者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那就得花钱，既然欧洲所有专制国家在整个反雅各宾战争中都有权接受英国的资助，那为什么这位执政者就无权接受他的新盟友的资助呢？作为个人开销的预支，科苏特立刻得到5万法郎，此外，还议定另付相当数量的款项，作为万一战争提前终止时的一种保险费。财政上的远见和传奇式的敏感是绝不相互排斥的。要知道，早在匈牙利革命期间，科苏特就已明智地想到——他的前财政部长杜舍克当然知道这件事——不领取科苏特纸币，而要银币或奥地利钞票。

科苏特离开土伊勒里宫以前，就商定了他要在英国掀起一个争取中立的运动，使得比内阁的所谓“亲奥地利倾向”中立化。众所周知，辉格党和曼彻斯特学派的自愿支持，使他极为顺利地完成了协定中的初步条款。他所进行的从伦敦的市长官邸到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大厅的巡迴讲演，同他在1858年秋天的英国——苏格兰的巡迴讲演恰成对照，那时他向每个听众收费一先令，兜售他对波拿巴和瑟堡的憎恨，把这二者说成是《the　standing　menace　to　England》〔“对英国的经常威胁”〕。

欧洲的匈牙利流亡者，大部分从1852年底起就相继离开了科苏特。由于有了靠法国的帮助进攻亚得利亚海沿岸的希望，大多数人又回到他的麾下。他和新争取过来的追随者中的军事人员的谈判，并不缺乏“十二月的”余味。为了可以把大部分的法国钱交给他们，科苏特提升他们的军衔，例如把中尉晋升为少校。首先，每人得到去都灵的一笔旅费，接着就是一套华丽的军服(一套少校军装价值达150英镑)，最后是预支6个月的军饷，并许诺在和约签订后发一年的军饷。但是，一般地说，薪俸不是太高的：总司令(克拉普卡)10000法郎，将军6000法郎，准将5000法郎，中校4000法郎，少校3000法郎等等。在都灵集合的匈牙利军队几乎全是军官，没有士兵，而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见过匈牙利流亡者的“下层群众”为此发出沉痛的怨言。

将军在看透了这场外交把戏之后，像上面已经提过的，立即拒绝参加，并公开作了声明。不顾路易·波拿巴的反命令，坚持在阜姆登陆，但是却将匈牙利流亡者军团留在剧院经理所指定的舞台界限之内。

签订维拉弗兰卡和约的消息刚一传到都灵，科苏特害怕把他交给奥地利，就费尽心机，背着他的军队，偷偷地跑到日内瓦。在当时都灵的匈牙利兵营里，无论是弗兰茨-约瑟夫，也无论是路易·波拿巴，都没有像路德维希·科苏特那样招来那么多憎恨。只是由于他这次逃跑过于滑稽，才使得对他的批评略为平静。科苏特在回到伦敦以后，发表了一封写给他的驯服的大象——格拉斯哥的某位麦克-亚当的信，声明他感到失望，但没有受骗；他在信的结尾用动人的言词说，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因此请求给他的信都寄到为他这个亡命者提供了栖身之处的他的朋友弗·普尔斯基的寓所。伦敦报界以超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粗卤，建议科苏特——如果他愿意的话——用波拿巴的津贴在伦敦租赁一所公馆；这件事使他确信，他在英国暂时已没有什么戏可唱了。

科苏特除了具有口若悬河的天才以外，每当听众对他表现出明显的不悦或者他无话为自己辩护时，他还有一种非凡的保持沉默的天才。就像太阳一样，他也有亏蚀的时候。他新近给加里波第的信证明，他一生中至少有一次做到了前后一致。他在这封信里警告加里波第不要进攻罗马，以免侮辱法国人的皇帝，这位“被压迫民族的唯一的靠山”。

像十八世纪上半叶人们把阿尔贝罗尼叫做了不起的红衣主教一样，也可以把科苏特称做了不起的。实质上，他是一个每次都从新的听众那里受到影响的即兴诗人，而不是一个硬要世界接受他的新奇思想的创作家。布朗丹在自己的钢丝上跳舞，而科苏特则在自己的舌头上跳舞。他同本国人民的气息隔绝了，因而不可避免地要蜕化成为圆滑的老手，并且染上这种人的恶习。即兴诗人的思想不稳定必然要表现为行动上的模棱两可。如果说科苏特曾经是个风奏琴，人民的风暴使它发出过巨大的音响，那他现在只不过是迪奥修斯的耳朵，用来传达罗亚尔宫和土伊勒里宫密室的私语而已。

如果把福格特的第二个庇护人将军同科苏特等量齐观，那是非常不公正的。克拉普卡是匈牙利最优秀的革命将领之一。他同1859年在都灵集合的多数军官一样，对路易·波拿巴的看法无异于弗兰茨·拉科西对路易十四的看法。对于他们来说，路易·波拿巴代表法国的军事威力，这种威力可以用来为匈牙利谋利，但是，仅仅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也永远不会对匈牙利有害［注：虽然我理解克拉普卡的这种立场，但当我在上引的瑟美列的著作里发现了相同的情绪时，我却感到惊奇和不快，因此我坦率地把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告诉了他。他最近关于奥地利的让步的声明[558]使我更为不解。我知道，瑟美列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不会为个人动机所左右，并且有十分重要的根据使他宣称：匈牙利人得到维也纳给的东西后能够在佩斯获得一切；从外部策划的匈牙利起义，尤其是在法国援助下的起义，必然导致俄国在赞助或反对奥地利的情况下进行对匈牙利的干涉；最后，给予特兰西瓦尼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以及伏伊伏迪纳的自治权，在此刻会像在1848—1849年那样，使维也纳内阁获得这些“民族”的协助来反对马扎尔人。这全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令人据此认为你承认《in　usum　delphini》[559]残缺不全的维也纳版的匈牙利宪法，才能这样说。］。但福格特为什么要引用克拉普卡的话呢？克拉普卡从未否认过他属于普隆-普隆的红色宫廷奸党。为了用“朋友”克拉普卡来作“朋友”福格特的保人吗？克拉普卡在选择朋友方面并不具有特殊的才干。上校是他在科莫恩的密友之一。上校在放弃科莫恩以前曾在克拉普卡手下服务，以后在切尔克西亚的反俄战斗中曾屡建奇功。让我们听听他对这位阿塞尔曼上校说些什么。

拉品斯基说：“维拉戈什的叛变[560]，在科莫恩的为数众多而又无所事事的参谋军官当中，引起了极度的恐惧……这些衣领绣金的洒了香水的先生们，其中很多人既不会拿枪也不能指挥3个士兵。他们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想尽方法只图逃命。他们利用各种借口脱离主力部队，以便躲进舒适而安全的难以攻破的要塞之内，除了每月签字如数收到薪俸之外，别无他事。他们一想到要进行殊死的防御战就怕得发抖……正是这些坏蛋向将军撒谎，给他描绘出一片内部混乱、骚动等等的恐怖景象，以便只要能保全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促使他尽快地交出要塞。很多人对保全财产特别关切，因为他们在整个革命中的全部意图就是发财致富，而某些人也确实如愿以偿。这种发财致富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很容易的，因为往往要过半年时间才清算收款账目。这为欺诈和蒙骗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大概有些人盗窃金库的能力要比他们补充金库的能力大得多……停战协定缔结了；现在人们怎样来利用它呢？要塞内存有足够

　　戈尔盖和克拉普卡的回忆录[561]都同样确凿地说明克拉普卡缺乏坚毅性格和政治远见。在科莫恩保卫战中，他所犯的全部错误都渊源于此。

“如果克拉普卡除了他的知识和他的爱国心以外，

　　8月3日，克拉普卡获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彻底击溃了围攻科莫恩的奥地利军团，使它长期丧失战斗力。紧接着他攻克了腊布，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占领维也纳，但是，他不知所措，无所事事地在腊布停留了一个星期，随后又返回科莫恩，得到戈尔盖的一封信和后者缴械投降的消息。敌人请求停战，以便使被击溃的奥地利军团和正从里马索姆巴特开来的俄国军队在科莫恩附近集结，然后满不在乎地把要塞包围起来。克拉普卡没有对正在集结的敌方部队进行各个击破，反而又不知所措地犹豫起来，不过，他到底拒绝了奥地利和俄国军使们提出的停战。于是，——拉品斯基说道，——

“8月22日，尼古拉皇帝的一位侍卫官来到科莫恩……但是，——这位俄国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用甜言蜜语说道，——

　　如上所述，在姑息下，上校利用停战，从要塞中运走。停战期满之后，格拉贝从发格河方面包围了科莫恩，已逐渐增至4万人的奥地利军队则在多瑙河的右岸驻扎下来。科莫恩的守军却因整天在工事里和城内游手好闲而弄得军心涣散。克拉普卡对包围要塞的俄国军团从未发起一次出击，这个军团还没有参加过一次作战并且只有19000人。敌人包围城市的准备工作从未受到过干扰。从签订停战协定的那一天起，克拉普卡所准备的一切，实际上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投降。他的全部精力都化在警探活动上面，因为是用来对付那些反对投降的勇敢的军官们的。

9月27日，终于投降了。

“如果考虑到现存力量和把自己的最后希望寄托于科莫恩的那个国家的绝望的处境，考虑到欧洲的总形势以及可能为科莫恩付出极大牺牲的软弱无力的奥地利，那末可以说，

　　这些条件“只是有助于那些人迅速逃出科莫恩到国外去”，但是，不论对匈牙利，甚至对落在奥地利人手中的革命将领们，都没有取得任何保证。此外，这些条件还定得非常匆忙，因而含混不清、模棱两可，这就为后来海瑙破坏这些条件大开方便之门。

这就是。如果说福格特本来就没有“性格”，那末，克拉普卡就更不能供给他这类货色。

第三个庇护人是“——日内瓦的复兴者”，他的宫廷丑角福格特就是这样称呼他的。下面的信件(同前面引过的信一样，也是寄给同一位收信人的［注：见本卷第443—447页。——编者注］)对法济的性格描写得十分成功，以致任何增添都会使之减色。因此，我只预先作一点儿说明。福格特的所谓“研究”一书最令人作呕之处就是：路德教派，甚至加尔文教派对“”的那种伪善的恐惧。例如，他使德国只能进行乏味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向路易·波拿巴伸手，或者受奥地利宗教条约的支配，而且“老实说，宁愿再一次处在民族屈辱的时期”(“研究”第52页)。他用清教徒的难听的鼻音愤懑地号叫，反对

“教皇至上派，这个吮吸全人类骨髓的世敌，这个妖怪”(同上，第120页)。

　　显然，他从未听说过甚至老杜班在波拿巴参议院里所透露的东西，即：

“在路易·波拿巴制度下，直接从属于耶稣会的联合会、协会和各种各样的团体比在ancien　régime〔旧制度〕下数目大为增多；十二月政变帝国的立法和行政机关，已有系统地废除了政府机构在1789年就给教皇至上派的宣传所加的限制。”

　　但是，有一点福格特无疑是知道的，那就是：他的本地的波拿巴——先生的统治，是建立在所谓的激进派和教皇至上派之间的多年联合的基础上的。当维也纳会议把加尔文教派的老巢日内瓦并入瑞士联邦时，也就把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农村居民和教皇至上派僧侣的crème〔精华〕连同某些萨瓦区一起并入了日内瓦领土。同“人类的这个世敌，这个妖怪”结成的同盟，使法济成了日内瓦的，使成了的联邦院。这就是要预先说明的。

“1860年7月2日于巴黎

：

我到底要满足您的愿望，把我对詹姆斯·法济先生的看法告诉您……

关于国家的科学如果没有实际运用的艺术就毫无用处，同样，管理国家的艺术如果不以科学和哲学思想为基础，也是毫无结果的。光是科学不能向一个所谓的政治家提供处世的经验，而他的无能就会很快暴露出来。相反地，一个只是片面地具有管理国家艺术的人，到更易于掩盖自己知识和精神创造力的不足，被当做一个实际的政治家，获得众多的庸人的拥护。人民在这样一位人物的统治下，能否在文化史上发展，能否有顺利发展的必要保证，是盲目兴奋的人无力判断的。特别是在表面上看来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很顺利的时候，一切都是为了自由和文明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

我们的先生，就是您可以看到的这种species〔类型〕的政治家的绝好样品。确实，这个圆滑的家伙显露出不仅是管理国家的艺术，而且是这方面的整套艺术，每当‘公共福利’需要的时候，他还会变各种各样的戏法并表演tours　de　force〔杂技技艺〕，不过，每次他都以习惯的谨慎避免Salto　mortale〔翻觔斗〕。这是一个幕后分配角色的内行，机灵的导演和提词者，意大利喜剧演员的non　plus　ultra〔最完美的〕典范。他的‘坚定精神’，他的那种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假如不是出于他那肮脏的目的的话，那是很值得赞扬的。但是，当人们知道了这个人毫无原则、毫无节操的时候，对他在选择手段时的机灵和运用手段时的圆滑就不会再感到惊奇了。在他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或萌芽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位政治家厚颜无耻地攫为己有，然后他以自己的名义把它献给那些盲目地相信这一切都是‘法济老爹’做的或者只是靠了他才能有这一切的群众。他施用同样的狡诈，把应由他负首要责任的不得人心的坏事转嫁到别人头上。他在他的政府里不容任何具有独立思想的人存在，他随便地拒绝承认他的同僚们说的话，因此他们不得不为他的种种失败分担责任。他们在忍受他的à　discrétion〔无限制的〕专横暴虐的同时，还必须随时准备为人民的幸福和他们的主席的声誉充当替罪羊。就如一位加了冕的统治者，在采取任何措施的时候，即使非常符合人民的利益，在陛下‘恩准’之前，总首先要考虑这种措施是否对王朝不利；法济老爹也是如此，他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也要自问：‘这是否会动摇我的主席宝座？’因此，我们的这位英雄总是使自己的政策适应目前的情况，只顾眼前；今天他在政府会议里扮演喜剧，明天在大会议里来一套魔术杂耍，后天又在某个群众集会上取得轰动一时的成功。至于那些被他的花言巧语所笼络的群众，也乐意有这样一尊偶像，使他们能耳闻目睹、崇拜和景仰；他们变得轻信起来，把暴雨打在屋顶上的声音当做是在热锅里煎鸡蛋。我并不是要说，日内瓦人是不开化的、愚蠢的；正相反，我相信，除了这里，除了日内瓦湖畔，很少有更为活跃的社会生活，很少见为发展公民自由而作的更为强烈的精神努力。以后我还要谈到，既然如此，怎么法济先生总还是能为自己取得多数票。

精力充沛的一代近十五年来在日内瓦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被法济本人或通过自己的走卒和崇拜者算做他的执政的功劳。例如，平毁城堡、大规模地扩建和美化州的首府，都称做是他的功劳。其实，任何一届政府，包括法济先生的政府在内，如果对居民坚持要求平毁无用的城堡和扩大因人口过密而变得越来越不卫生的城市一举稍加反对，都会毫不留情地被推翻。因此，这一问题同时也是法济的生存问题，所以他——按功论赏——毅然着手进行并且为完成这事尽力不少，获得了普遍的满意。但是，整一代人应时代的强烈要求以坚毅的努力创造出来的业绩，如果一个人不是极端的自负，是不会把首倡和创建这些业绩的功劳归之于个人的。只有整个社会才能创造出某种完整的——而且也只是相对而言——东西，而社会的每个成员只是按其力量和地位作出大小不同的贡献。盲目相信权威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迷信，对于任何正常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我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法济先生同其他人间儿女并没有什么两样；他所做的只是他不能不做的，而他所不做的只是他做不到的；他追求个人的绝对突出，就像整个动物界一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不能要求他是另一个样子，正像不能要求猫自愿跳进水里或者要求马爬上树一样。否则，他就不成其为詹姆斯·法济了，如果他不成为法济，那也许就会成为路易·波拿巴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说利用自己的权威任意摆布人民，用诡计蒙蔽人民的眼睛，不是促使人们的精神和道德迅速提高，而是让自己身后留下一个腐化堕落的社会也叫做伟大的话，那末，法济无疑是伟大的，而且不失为那些更为强有力的暴君所嫉羡的对象。

我们这位英雄非常善于在各种矛盾中间蜿蜒前进，而且把这些矛盾变成他的玄妙的罗盘，用来指挥他的国家小舟。有时激进主义给他提供船员，而教皇至上主义向他提供货运，有时则与此相反，——这要看怎样才能使舵手更为方便而定。因此，国家机器始终处在运动状态中，就像怀表的摆一样不停地摆动。真是妙极了！激进派发誓说事物在前进，教皇至上派却相信它们在后退。二者都是正确的；二者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怡然自得，法济也就仍然作为我主上帝执掌着舵轮。

亲爱的朋友，这一次就写到这里。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1860年7月20日于巴黎

亲爱的莱：

那么说，您认为我也许把法济的面貌描绘得太过分了。绝对没有，我亲爱的朋友！而且，谁也不能凭主观愿望去断人论事，只能按照他的认识和他的内在经验合乎逻辑地去推断。在这类事情上，谁要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那他就是对自己不忠实，就是流氓。

法济是在诺依维特的一所兄弟会教徒的学院里受启蒙教育的，讲得一口漂亮的德语，现在已经65岁了，可是，看来还在用从这所模范学校得来的印象判断德国和它的人民。一切德国的东西，即便是来自瑞士德语区的也好，都不合他的口味，能获得他赏识的只是极难得的例外。他既是一个天生的日内瓦人，又曾长期住在北美合众国，因此对于共和制度、宣传方法，特别是对于符合他本性的阴谋诡计，都非常谙熟。与其说他是民主主义者，还不如说是煽动分子。他的主要的国务准则和格言是laissez　aller　et　laissez　faire [562]。如果他能克制自己，不往社会人士希望不靠国家恩典而创办一点东西的地方插上一手，不去从中掠取荣誉，或者不因掠取不成而从中破坏，像他对付迈尔先生等筹办的Banque　de　Crédit　et　d’Echange〔信贷交换银行〕和对付设立商品陈列馆的事那样，那末，他的准则和格言倒并不是那么糟糕的。在1846年日内瓦革命期间，詹姆斯先生是按照‘离枪声远的兵活得长’这句格言行事的，因而，他考虑如何潜逃要比考虑如何取胜更为煞费苦心。当阿伯特·加累尔，这位整个运动的灵魂，用尽力量解决了这场长期的拉锯战，而且告诉他已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他正准备逃出日内瓦。加累尔是一个事业心很重，从不计较个人名誉的人，他——至少在当时——坚信法济对人民真心热爱，因此，当他看到那位幸而没有仓皇逃跑的英雄在胜利后立即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俨然以战胜者自居的时候，并没有丝毫不快。加累尔怎么也不会想到革命刚一胜利立即在政府里得到一个职位，因为他不是日内瓦人，而是伯尔尼州的公民，根据那时的联邦法律，他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诚然，不久以后他取得了公民权，接着被选进大会议，而且得到了国家公文翻译官的职务。作为血气方刚的日内瓦青年的中心，他成了激进派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柱。由于他，法济在平民中越来越得人心。詹姆斯·法济用路易·菲力浦时代他在巴黎‘国民报’[563]任编辑时学会的那一套法国激进派的词藻，在报刊和讲坛上大肆宣传经过伪装的他的真正的图谋和愿望。然而，尽管他善于招摇撞骗，一年过后，各阶层的人士就已严正地谴责他暗中勾结教皇至上派首脑，不久以后又谴责他有亲法情绪。在瑞士德语区，人们判断事物比较沉着和冷静，看来很快就识破了他的奸诈。1847年底，反宗得崩德的战争刚一结束，詹姆斯·法济先生立即来到军事部办公室，求见奥克辛本将军；当时奥克辛本和其他军官都到医院探望伤员去了，因此只有我一人在办公室。当奥克辛本回来，我向他报告法济先生来访的事时，他以轻蔑的表情说：‘嘿，这个装腔作势的伪君子！’这位前瑞士联邦主席和伯尔尼政府首脑奥克辛本将军先生，几年来一直在瑞士从法国皇帝那里领取退休金，现在对他的这位无疑处于相同地位的旧同僚，或许怀着较好的感情。始终引人注意的一件事是：法济先生还从没有被瑞士国民议会选进过联邦委员会，尽管他和他的朋友为此作了极大的努力，尽管在这个议会里盛行着一种狭隘的倾向，即保证重要的各州轮流在中央政府里有代表权。法济在联邦政府内无任何权力，联邦政府总是限制着合他心意的州的主权，因此，他对联邦政府总是不愿顺从并尽可能给它制造障碍。

1849年初，由于我组织西西里军团，联邦警察局认为对我加以迫害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于是我前往日内瓦，法济在该地对我说，我可以任意从事组织工作，不必理睬联邦委员会。我清楚知道，法济先生只要认为有必要，他可以把任何人轻易地当做牺牲品，即使法律是在牺牲者那一边。后来有一件事使我亲身领略了这种滋味，不过这事说来话长，我在这里就不谈了，反正联邦委员凯伦博士和特罗格可以说明其中原委。

在对待流亡者问题上，他借口人道主义，执拗地违抗联邦委员会采取的措施，但是又残酷而专横地迫害那些不合他本人心意的流亡者。他特别无情地迫害那些与加累尔关系密切的优秀人物，因为他把加累尔看成是他未来的对手。马志尼对他比对联邦警察局更具戒心。高个子海因岑在他看来是可恶的，必须立即离开日内瓦州。‘他脚步那样重，仿佛这块土地属于他似的’，这就是法济天真地举出的要驱逐他的唯一理由。没有联邦委员会的任何指令，司徒卢威同他的妻子在散步时被逮捕了，并被当做俄国间谍押解出日内瓦州，送往瓦得州。加累尔及时赶到法济那里，要法济承认错误。可是结果引起一场长时间的争吵，因为法济认为声音越大，越装得怒不可遏，就显得越正确。司徒卢威不得不继续背着俄国间谍的黑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场丑戏是在贝尔格旅馆当着一位俄国流亡者赫尔岑先生的面演出的，而日内瓦政府主席很喜欢在赫尔岑先生那里进餐。不管怎样，这位先生同司徒卢威所遭到的不体面的诽谤是不相干的。毫无疑问，法济比司徒卢威更亲俄；我曾经听他在一次宴会上发言，他说：‘让·雅克·卢梭的著作，在俄国比在德国流传得更为广泛、理解得更为透彻。’显然，他主要是想用这话来嘲弄一下加累尔的德国友人和一切德国人。

这以前，加累尔在政治问题上同法济是一致的。在他同法济由于司徒卢威事件发生冲突之后，我立即同他谈了谈，他沉痛地对我说：‘法济算是完了，坦白说，我再也不能同他共事了；这是一个地道的政治怪物，十足贪婪的畜生；再同他一起，那就是帮助他从内部毁灭人民的事业。只有用一个有自由思想的坚决的反对党来同他对峙的时候，他才会为了挽救自己的地位而迫不得已地高举激进派的旗帜。只要光是旧贵族反对他，事情就会越来越不妙，因为他早已同教皇至上派勾勾搭搭，有可能为所欲为。此外，从思想上看，他毫不像瑞士人，他对巴黎比对伯尔尼更感兴趣。我早已有足够的理由同他决裂了；我曾长期把他看做是一个能干的人物，这种习惯看法使我没有这样做。不停的内部斗争和今天的公开冲突终于促使我同他一刀两断。’

聚集在加累尔身边的都是些具有独立性格的人，特别是属于青年政治经济学派的人；这样‘联合起来的’坚决的激进派分子和社会主义分子很快便被人称为民主派。从此以后，激进派的实质，除了少数例外，只不过是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对法济的膜拜而已，法济现在则在从1815年起就并入日内瓦的萨瓦的天主教农村地区内找到了真正的多数。该地的万能的教皇至上派僧侣同这个‘激进派’——法济的产儿结成了同盟。加累尔遭到极其卑鄙的诽谤、迫害并被革职。年轻的民主派还不能像贵族派、联合起来的老激进派和教皇至上派那样，对即将来临的选举提出自己独立的名单。虽然詹姆斯·法济先生拒绝在自己的名单里容纳几个民主主义者的名字，加累尔和他的朋友还是拒绝了贵族派的一切建议，决定这次仍然投票赞成法济的名单，而把自己的胜利希望寄托于未来。如果法济真诚地关心进步和大力改善公民的生活，那他就不会抓住总是向后看的教皇至上派的臭尾巴。为了更有效地恶意诽谤和迫害加累尔，‘激进派的’主席阁下的仆从们创办了一种专事诽谤的小报，使他们的英明的统治者无须乎用自己的骂街来玷污自己的‘通报’——‘日内瓦评论’了；这种骂街一到了他的替罪羊办的小报上，就更丰富了，至于这些替罪羊，他是随时都可以将其牺牲的。体质本来很弱的加累尔，经不住这场下流无耻的攻击，就在那年(1852年)死去了，年仅33岁。我在日内瓦常常听人说：‘’在后一届政府选举中，加累尔的朋友们欣然接受了贵族派的结盟建议，因为后者表示，只要能推翻法济，在政府中他们只有寥寥数人参加就心满意足了。要是坚持原则的加累尔，现在大约也会拒绝这种联盟的；但是他的党的同志们说，反正法济先生已给我们看了他同教皇至上派联盟的好榜样了；既然法济不以不体面的教皇至上派的尾巴为耻，为什么我们倒要因体面的贵族派的尾巴害臊呢？既然法济先生可以同无知的教皇至上派携起手来，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有教养的贵族派至少是同样并肩前进呢？

在大选(大概是在1853年11月举行的)中，很多激进派分子，甚至有法济的同僚，都倒向民主派，我们1846年的英雄便被压倒的多数推下了主席的宝座。这位前主席因负债累累而窘态毕露。因此，我必须叙述一下他生活中的若干细节。

詹姆斯·法济先生还在进入政府以前就把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在花天酒地中挥霍一光，以至满身债务，遭到债权人的无情催逼。他在登上主席宝座之后，就力图尽快地废除负债人拘捕法，——当然是‘为人身自由起见’。因此，1856年有一个苦于债务负担的日内瓦人对我说：‘我们选一个负债人当政府主席，倒也不错，即使他不能宣布废除债务，至少可以废除债务监狱。’

然而，五十年代初，法济先生在经济上却陷入异常的困境，以致要‘感恩的人民’急急地来援助他，在平毁城堡后的空地上划出一大块建筑用地送给他。这又有什么不应该呢？他帮助平毁了这块地上的城堡，当更有势力的人物都在毫不犹豫地‘合并’这块土地时，他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合并’那么一小块呢？现在，法济先生可以大量出卖地皮，并为自己盖一座富丽堂皇的府邸。但是很可惜，他随即又为新的债务所累，无力支付为他进行建筑的工人的工资。1855年初，一个木工因法济欠了他几千法郎在大街上对法济破口大骂：‘给我工钱，你这个流氓，我好给孩子们买面包！’就在这种窘迫的情势下，他丧失了主席的宝座，而且祸不单行，他还遭到了一件更为倒霉的事。那就是激进派的信贷机构Caisse　d’Escompte〔贴现银行〕不得不停止支付。法济在这一机构中的朋友们也同样身负重债，他们违反规章，给法济和他们自己发放了超过银行资金的贷款。银行经理(此人至今仍在狱中)竟然——坏榜样败坏良风尚——挪用了银行的更多资金。这样一来，Caisse　d’Escompte就面临着一次严重的不幸——破产。上百户节俭的工人家庭的积蓄处于危险中。无论如何，必须用尽一切办法挽救局势，否则，法济的全部事业就会由于资金亏空而化为泡影。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直接用caisse　d’Escompte的名义去弄钱。但是，刚好这时日内瓦新成立了一个信贷机构Banque　Générale　Suisse〔瑞士通用银行)。必须为这个银行搞到大笔款项，使它能够挽救Caisse　d’Escompte的钱的退潮，而使法济先生摆脱债务的来潮。为了被搭救，法济就得装成搭救者。事成之后：人们担保给法济一笔百分之几的优厚酬金，给Caisse　d’Escompte一笔活命的补助资本。于是，法济先生抱着这种目的，既pro　domo〔为了自己〕也为了Banque　Générale　Suisse前往。在这里逗留很多星期之后，传说他，从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弄到了数百万法郎的救命钱。那时恰好在准备新的政府大选(1855年11月)，因此，搭救者在到达日内瓦以前就写信说，他将在最近带来数百万巨款。这对于Caisse　d’Escompte的股东们的受伤的心来说，是一贴能奏奇效的膏药；对于教皇至上派—激进派的选民们来说，是一把富有魔力的火炬。那时有一幅漫画，非常逼真地把他画成一只庞大的天鹅，背着一些金口袋从湖上游进日内瓦港口。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当时对我说，他在喝啤酒时听人说，法济带回来5000万法郎，喝葡萄酒时听人说——带回来1亿法郎，喝extrait　d’absynthe〔苦艾酒〕时又听人说——带回来2亿法郎。法济老爹像有一股创造奇迹的力量似的，他的声誉在他孩子们的心目中又完全恢复起来了。民主派以为自己在选举中能够取胜，因而没有作任何特殊的努力。不久前组织起来的一帮强壮的年轻人——les　fruitiers〔干酪制造者〕——表现得完全像法济的禁卫军一样他们在大选时用最粗暴的恐怖手段对付选民，因而他们的偶像就又登上了主席的宝座。

但这次很快就明显地暴露了：教皇至上派不是白白地提供大量选民的，他们也想得到胜利的报酬。有一天，在反宗得崩德战争之后被逐出瑞士的夫赖堡主教——终身为煽动者和骚乱者的马利耶先生，在法济先生的恩准下，从法国回到了日内瓦，并且开始作‘神圣的’弥撒。这时不满的呼声响遍全城，很快整个瑞士都起来响应。这事甚至在那些极端盲从的激进派看来，最忠顺的fruitiers看来也太过分了。立刻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通过对政府主席先生不信任案。他的同僚、政府顾问图尔特先生，尽管他也只是法济的信徒和弟子之一，却居然想解脱自己，便毫不留情地攻击他的主人和庇护人。但是，法济先生在主教先生到达以前就到外地去了。他一贯是这样行事的：他拉下屎，让他的同事们去打扫。不言而喻，马利耶先生不得不即刻离开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而法济老爹预先把他的图谋不轨的孩子们申斥一顿之后，从伯尔尼写信来说他被误解了，政府没有把事情做好，他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宗教自由’允许主教来日内瓦看看而已。第一场风波平息之后，受到奇耻大辱的法济老爹回来了。他用几句先知的格言——这套格言是到处适用的，因而似乎总是真理——轻而易举地恢复了他那摇摇欲坠的威信，使人又相信他对自由和祖国的纯真的热爱；何况他的同事先生们乐意地为他承担了主要的罪责。于是，法济就实现了愿望，他向他那些教皇至上派的朋友们表明：。近几年来，詹姆斯·法济先生已成为家财万贯的阔老了。不仅Banque　Générale　Suisse保证他终身分取一定的利润，而且，作为政府主席，他也没有忘记在他的州内修建铁路等方面照顾自己的利益。上流社会的知名人士在他那富丽堂皇的住宅里(法济在芒勃朗街上的私邸)，同cercle　des　étrangers〔外国人士〕进行着频繁的往来。自皮蒙特认为萨瓦疗养区的‘赌场’同他的国家道德不能并存时起，深表同情的日内瓦共和国主席颇受感动，他像安置逃亡者那样，在自己宽敞的大厅里安置了这样一个赌场。自由万岁！Laissez　aller　et　laissez　faire！Allez　chez　moi　et　faites　votre　jeu！〔听之任之！上我这里来压上你的赌注吧！〕

亲爱的，你还需要什么？［注：引自海涅的诗集“还乡曲”。——编者注］

您的

让我离开的庇护人，转而谈谈他的者。

Peace　and　goodwill　to　this　fair　meeting，

　　在同谋者当中，我只想讲几个最著名的人物。我们在这个队伍里首先看到的是由先生指挥的“国民报”。如果把爱德华·西蒙先生在福格特亲自授意下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对“主要著作”的书评同“国民报”、“布勒斯劳报”[564]等发表的相应的文章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圆满的人物”准备了两个纲领，一个是为搞意大利战役准备的，另一个是为搞奥格斯堡战役准备的。究竟是什么迫使先生，迫使这位“国民报”的平常如此枯燥无味和小心谨慎的钻营之徒和脑满肠肥的胖汉逾越常轨，把福格特的街头小调化为社论的呢？

在1849年1月26日“新莱茵报”第205号的社论中，第一次详细地提到了“国民报”。这篇社论开头的话是：“”[565]。然而，路标太长了，不便把它们在这里重新刊印出来。1849年2月17日“新莱茵报”第224号上的社论说：

“［注：教会法律和世俗法律。——编者注］法学博士〕。‘国民报’谨慎地用基督教德国人的又臭又长的废话掩盖起它的智慧，如果你们也同样谨慎地把它掀开来，那还会留下些什么呢？……

　　“新莱茵报”第296号这样说：

“

　　不过，害怕是一种长生不老药，在曼托伊费尔统治的十年当中，“国民报”证明了这一点。

“国民报”证实了波普的话的正确性：

Still　her　old　empire　to　restore　she　tries，

.

　　波普的Dulness王国和“国民报”的王国的区别仅仅在于：那里“现在的统治者是邓斯第二，正如从前的统治者是邓斯第一”［注：亚·波普“邓斯之歌”第1册。——编者注］，不过在这里进行统治的仍然是那个老傻瓜Dunce　the　first〔邓斯第一〕。

紧步“国民报”后尘的是“布勒斯劳报”，它现在崇拜霍亨索伦王朝的内阁，正像从前崇拜曼托伊费尔内阁一样。1860年初，我收到如下一封信：

“

亲爱的马克思：

我在‘’上读了你对‘国民报’的回答和声明。［注：见本卷第765—766页。——编者注］‘布勒斯劳报’也登载过像‘国民报’上的同样文章，署名的是该报撰稿人。就是这位施泰因博士，在柏林国民会议里同德斯特尔一道坐在极左翼，并且提出过反对普鲁士军官的著名建议。这个身材矮小的伟大的施泰因被革掉了自己的教员职位。从新内阁成立的那天起，他就给自己提出了替新内阁进行宣传的任务——不仅在去年选举时，而且现在还在进行——，以便把西里西亚的民主派同立宪主义者联合起来。尽管如此，他要求准许他私人授课的请求却遭到现任内阁的拒绝，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上届内阁对于他从事私人授课予以默认，现任内阁却把这当做违法而加以禁止。为了取得准许，他去过柏林，但是毫无结果，你可以从登载你的声明的那一号‘人民报’上了解到这件事的详情。可是现在，根据的倡议在丑角行列里又演出了硫磺帮。尽管如此，博士、、以及他们在立宪主义者中的同伙，还是要遭到一次又一次的侮辱；因为这类人不让人怀疑他们的爱国心。你对这批宝贝能说什么呢？”

对我的同事施泰因我能说什么呢？他的确同我共过事。我有整整半年的时间(1855年)是“新奥得报”[568]的通讯员，这是我在国外时为之写文章的唯一的一家德国报纸。显然，施泰因的心是石头［注：此处和下文均为文字游戏：德文中Stein〔施泰因〕是姓，《Stein》是“石头”。——编者注］做的，不准许他私人授课也不能使之软化。“新莱茵报”对这位施泰因曾加以长时雕琢，想把他弄成个半人像。例如，第225号上就这样说：

“告密，并为此目的利用了

　　当曼托伊费尔又谪贬[wegoktroyiert　hatte]钦定议院[571]的时候，施泰因证明了：“莱茵报”对他的雕琢没有白费。那时，尤利乌斯·施泰因博士在“布勒斯劳民主总同盟”里宣称：

“我们〈柏林的极左派〉一开始就认为德国的事业完了……现在必须承认，

　　就是这位施泰因，尽管他不再是一块绊脚石，施韦林却总不愿把他当成一块建筑石材使用；这确实是一件使顽石也得掉泪的伤心事。

我不知道我的读者是否看过“笨拙”杂志，——我指的是伦敦的“”[572]。这杂志的扉页上的潘奇是坐着的，他的托比狗闷闷不乐地站在他的对面，耳朵上夹着一只笔。二者都是天生的penny-a-liner［不值钱的文人］的象征。如果允许以小比大的话，那就可以把福格特同丧失了自己机智的潘奇相比，——潘奇的这一malheur［不幸］是在1846年同废除谷物法[573]一起发生的。但是，他的同伴托比狗只能用来同他本人或爱德华·梅因相比。如果爱德华·梅因某一天真的死去，他并不需要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生。托比已经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考虑好这件事了。我决不想肯定说，在画家创作扉页上的花饰时作过模特儿。但是，无论如何，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人和狗竟这样地相似。不过，这并不奇怪。爱·梅因生来就是个penny-a-liner，而天生的penny-a-l-iner就是托比。爱·梅因一向喜欢把他伶俐文笔下的丰富产品坚持献给党组织书籍出版机构。由于有了上峰赏赐的纲领，因而免除了独立思考的劳累；由于感到自己同多少是有组织的群众有联系，因而不再意识到自己还有欠缺；由于想到可得到的军费，因而暂时甚至忘记了托比职业上的郁闷。因此，我们发现，爱德华·梅因曾经混进了不幸的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这个在1848年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574]发展起来的有名无实的委员会。在流亡伦敦期间，他是石印传单最积极的制造者，金克尔用来制造革命的贷款，一部分就耗费在这上面了；当然，这丝毫不妨碍这位爱德华·梅因带着他的全部家私投奔到摄政亲王门下，抱怨大赦，确是乞求恩准他从万茨贝克写些有关外交政策的文章来折磨汉堡“自由射手”。福格特，这位把愿意“遵循他的纲领”、为他提供文章的“那些人”都招募起来，并在他们面前挥动他的装满军费的钱袋的人，对于我们的爱德华·梅因，这位由于世道艰难无人愿付狗税而成了丧家之狗的人来说，真是来得适逢其时。托比一听说我打算破坏福格特的党组织书籍出版企业的信用，剥夺它的哈巴狗们的粗制滥造作品的酬金，就发出多么愤然的吠声啊！Quelle　horreur！〔多么可怕的事！〕福格特给了爱德华·梅因一份指示，同他给爱德华·西蒙的指示一样详尽，责成他修改“主要著作”。爱德华·梅因也确实使连续5号的“自由射手”(1860年第17—21号)塞满了“主要著作”中的令人难懂的废话。[575]但是，多大的差别啊！一方面，爱德华·西蒙在修订原稿，另一方面，爱德华·梅因却在歪曲它。要有客观地理解原材料的最起码的才能，无疑才会有抄录印刷品的本事，然而，即便是正确地抄录一行半句，都是我们的爱德华·梅因完全无能为力的。在托比的本性上，甚至缺乏抄袭所必不可少的那种力量。让我们听一听：

福格特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说过德国共和派硫磺帮呢？

“自由射手”第18号：“正是李卜克内西在‘总汇报’上对福格特提出了指责，因为他在该报上重复比斯康普在伦敦‘人民报’上发起的攻击；但是，这些攻击直到马克思把一份伦敦出版的、他硬说是布林德写的传单转寄给‘总汇报’后，才充分发挥了作用。”

　　福格特撒了许多谎，而且毫无顾虑，但是他的辩护人海尔曼已经禁止他援用这种欺骗的说法：李卜克内西在“总汇报”上“重复”的不是该报刊印的比斯康普的文章。同样地，福格特也没有想到要说是我把传单“警告”转寄给“总汇报”的。恰恰相反，他明确地说：“正是李卜克内西先生……把诽谤性的传单转寄给了‘总汇报’。”(“主要著作”第167页)

福格特在“主要著作”里一方面转载了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声明，说传单在他的印刷所的，另一方面他又转载了我的反声明，说当“诽谤书”再次在“人民报”上刊出时，霍林格尔那里原来的活字版没有拆掉。倒霉的托比写得真是乱七八糟啊！

不理解任何，最可爱的托比，不理解任何温情——在福格特的书里，泰霍夫是这样写的。

爱德华·梅因不满于把念成。他大概在伦敦听过有关一个法国人的故事，这位法国人在西头常常抱怨说，英国人写的是伦敦，可是读成君士坦丁堡。泰霍夫在他写信时平生只见过我一次；而且明确地写着，起初他想同我并且参加我的同盟。可是爱德华·梅因却说泰霍夫同我和他从未加入的我的同盟了。

福格特自己在“主要著作”里说，“人民报”上对他进行“猛烈攻击”的日期是——。(传单发表于1859年6月18日“人民报”。)而洛桑中央节是在举行的，也就是在中央节已经引起(按梅因的说法)“猛烈攻击”很久才举行的。

列举托比的这些文选已经够了。毫不奇怪，托比在福格特的书里读到了其中根本没有的东西之后，还读到了：

“福格特的这本书将被列入我国最勇敢、最机智、最有益的论战性著作之内。”(“自由射手”第17号)

　　现在，请想像一下这个倒霉的托比吧，他连从印就的书上正确地抄录两行都无能为力；请想像一下这个托比吧，他注定要每天坐在万茨贝克我读世界史，时刻不停地从中摘出那些只用模糊的头一个字母草率标明的大事记，并且把现代的dissolving　views〔渐淡和渐换他影的幻灯影〕按原尺寸映现在“自由射手”上！不幸的万茨贝克的使徒！幸福的汉堡“自由射手”的读者！

几天前，刊登了一篇奇特的短评，题目叫做：《A　man　shot　by　a　dog》〔“被狗枪杀的人”〕。这篇短评很快就传遍了英国所有的报刊。看来，托比也懂得射击，因此，如果爱德华·梅因在“自由射手”上高唱：“我是效忠于摄政王的射击手”，那是不足为奇的。

“科伦日报”只限于发表几篇有利于福格特的恶意的短评和琐碎的诽谤。“主要著作”出版之后一星期，该报散布谣言说，该书业已销售一空，——也许是为了不用亲自去评论这本书了吧。人间的趣事真不少啊！

1848—1849年“新莱茵报”发行期间，当我们由于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而整天同我们科伦邻居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怎么能料到：这家“科伦日报”会在1859年以民族原则的骑士的面貌出现，而那位平凡的先生将摇身一变而为朱泽培·德尔·蒙特先生！但是，当时自然还没有一个会把更高的精神自由的神恩赐给各民族的路易·波拿巴，而“科伦日报”永远也不会忘记是路易·波拿巴拯救了社会。将告诉我们它那时是如何愤怒地攻击的。

“［注：文字游戏：《Volkshalle》是“国民大厅”，《Narrhalle》是“傻瓜大厅”。——编者注］)……‘科伦日报’第292号写道：‘本月〈10月〉22日，民主派的

　　伦敦所有厕所都通过一些隐蔽得很巧妙的管子把人体的髒物排到太晤士河里。同样地，世界名城也通过一些鹅管笔把它所有的社会髒物都排到一个纸制的藏垢纳污的大中心——“每日电讯”里。李比希正确地指出了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费，它弄髒了太晤士河水并使英国失去了肥料。但是，掌管纸制的藏垢纳污中心的，不仅对化学是内行，对炼金术也是内行。他把伦敦的社会髒物变成报上的文章，是为了随后把报上的文章变成铜，最后又把铜变成金。在纸制的藏垢纳污中心的大门上，di　colore　oscuro〔用黑颜色〕写着：《hic…quisquam　faxit　oletum！》〔“此处……随意便溺！”〕［注：这里套用了柏西阿斯的第一首讽刺诗中的一行诗。——编者注］，或者像生动地翻译的那样：《Wanderer，stop　and—piss！》〔“行人，停下来小便吧！”〕［注：拜伦“墓志铭”。——编者注］

像哈巴谷一样，也是est　capable　de　tout〔无所不能〕的。他能够就某一件强奸案写一篇三栏篇幅的社论。今年年初，他用臭气熏天的小块焖肉招待过他的为数众多的讲究饮食的读者。这块焖肉是用一桩诉讼案件的肮脏得使人作呕的细节巧妙地作成的，这些细节使得法官都不得不把法庭上的妇女和孩子们打发出去。不幸的是，勒维把一个完全无辜的人的名字拉扯进去，当做烹制焖肉的胡椒。由此引来了一桩控告他进行诽谤的诉讼，结果是英国法庭判他有罪并公开谴责他的报纸。大家知道，在英国，诽谤案件的诉讼也同其他诉讼一样，费用是高得惊人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是coffre　fort〔保险柜，也就是富翁〕的特权。但是，西蒂区一群无业的律师很快发现勒维是一棵摇钱树；于是他们联合起来，为每一个打算控告勒维进行诽谤的人无代价地效劳，以进行投机。因此，勒维自己不得不在他的报纸上大声诉苦，说出现了一种新式的敲诈勒索，即控告勒维进行诽谤。自此以后，控告勒维就成为一桩冒险事业。这引起了双关的解释；因为正像在伦敦的墙壁上可以读到：Commit　no　Nuisance一样，在英国法庭的大门上可以读到：Commit　Levy［注：难以翻译的文字游戏，英文动词《to　commit》有几种意思，《Commit　no　Nuisance》是“禁止小便”，《Commit　Levy》是“审讯勒维”。——编者注］。

政治家们称“每日电讯”为“帕麦斯顿的mobpaper〔黄色小报〕”，然而勒维的粪车装运政治只不过是当做压车物而已。而“星期六评论”杂志却一语道破了勒维的卖价一辨士的报纸的特质，说它是《cheap　and　nasty》(便宜而讨厌)。

这家杂志还这样写道：“致命的症状是勒维坚决要肮脏的东西而不要干净的东西；为了给一篇龌龊的文章腾地方，他可以不顾一切地删去最重要的报道。”

　　然而，勒维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假正经。比方说，他对于戏剧中的猥亵描写严加指责，并且攻击——他简直是监察官卡托的化身——女芭蕾舞演员们的服装上面太往下，下面太往上。由于这一类有关道德的攻击，勒维脱出小难而陷入大灾。啊，逻辑！——伦敦的一家戏剧杂志“演员”喊道，啊，逻辑，你的羞赧哪里去了？可不是，这个流氓(the　rogue)大概在暗中窃笑！……“电讯”成了主张舞台上妇女服装要得体的宣扬者！神圣的丘必特，往下会是什么呢？至少会是地震和出现耀眼的彗星。礼貌！《I　thank　thee，Jew，for　teaching　me　that　word》(谢谢你，犹太人，你教会我这个词儿。)［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编者注］像哈姆雷特劝告莪菲莉霞那样，“演员”劝告勒维躲进修道院，而且是躲进修女院。Get　thee　to　a　nunnery，Levy！〔到修女院去吧［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编者注］，勒维！〕勒维在一座修女院里！《nunnery》大概是nonaria的误植吧［注：马克思把英语中的《nunnery》(修女院)，同与它发音相似的拉丁字《nonaria》(荡妇)连在一起。——编者注］，因此应该是：“到荡妇那里去吧，勒维”，而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

《multum　gaudere　paratus，

　　“每周邮报”断言：勒维[Levy]虽然没有告诉自己的读者《X》是《U》，但他却把《I》写作《Y》。的确，摩西在通过沙漠时数点过的22000个利未人[Levis][577]中，没有一个人会用《Y》写自己的名字。正像爱德华·西蒙不顾一切要把自己算做罗曼种族一样，勒维渴望把自己当成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因此，对于迪斯累里先生的非英国政策他每月至少要攻击一次，因为迪斯累里这个“亚洲之谜”(the　Asiatic　mystery)不像“电讯”那样，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但是，当大自然之母已坚决地把他的谱系用大号字母径直地写在他的脸上的时候，攻击迪斯累里先生并把《I》写成《Y》于勒维又有什么用处呢？那位从promontory　of　noses〔鼻岬〕给自己弄到一只finest　nose〔出色的鼻子〕的神秘的陌生人斯洛肯贝尔吉的鼻子(见“特利斯屈兰·善弟”)，在斯特拉斯堡只不过作了一周谈笑的资料［注：劳·斯特恩“特利斯屈兰·善弟先生的生平和见解”第4卷，“斯洛肯贝尔吉的故事”一篇。——编者注］，而勒维的鼻子却成为伦敦西蒂区足够一年谈笑的资料。一位希腊的讽刺诗作者描写某一位卡斯托尔的鼻子，说这只鼻子什么都能替他干：能当铲子、喇叭、镰刀、锚等等。他用下面的诗句结束了自己的描写：

《Ｏüτω?　ε?χρ?σιου　?χε?ου?　Κ?στωρ　τετ?χηχε，　Р?να　Ф?ρων　π?ση?　?ρμευου　?ργασ?α?》.

　　然而，卡斯托尔并没有猜到，勒维用自己的鼻子做什么。一位英国诗人写的这几行诗更为接近些：

《And’tis　a　miracle　we　may　suppose，No　nastiness　offends　his　skilful　nose》.

　　实际上，勒维的鼻子的大本事在于对臭气具有深情厚谊，在数百里以外就能把它嗅出并吸引过来。这样一来，勒维的鼻子就作为象鼻、触手、灯塔和电讯替“每日电讯”效劳。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勒维是用鼻子写他的报纸的。

自然，这家干净的“每日电讯”，是可以而且应该登载福格特的“劳斯之歌”的的英国报纸。在1860年2月6日勒维的报纸上，登载了一篇长达二栏半的文章，标题是：《The　Journalistic　Auxiliaries　of　Austria》(“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事实上，这是柏林“国民报”两篇社论的简单的、臭气熏天的英译。为了故弄玄虚，文章上注明：《from an occassional correspondent.Frankfort on the Main，February 2.》(“临时通讯员，2月2日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我当然知道，“电讯”只有一个通讯员住在柏林，他是被勒维的鼻子以惯有的绝技发现的。因此，我即刻写信给在柏林的我的一位朋友，问他是否能告诉我勒维报纸的通讯员的尊姓大名。但是，我的朋友(甚至亚·冯·洪堡都承认他有学问)却硬说：在伦敦并没有什么“每日电讯”，因而在柏林也就没有它的什么通讯员。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再去问住在斯普累河流域某城的另一位熟人。回答是：“每日电讯”驻柏林通讯员确有其人，名字叫——。我认为这个名字是一种恶意的故弄玄虚。显而易见，阿贝尔只不过是察贝尔的简写而已。察贝尔不会英文，这愚弄不了我。如果阿贝尔作为察贝尔，不会德文就能编辑“国民报”，那末，察贝尔作为阿贝尔，不会英文为什么就不能给“电讯”作通讯员呢？那末，是察贝尔——阿贝尔，还是阿贝尔——察贝尔？怎样从这种巴比伦[Babel]中解脱出来呢？我再一次地把柏林的智慧的报纸同勒维的报纸作了比较，发现“国民报”第41号上有这样一段：

“李卜克内西奇怪地补充说：‘我们想使

　　这句有“市政府”和察贝尔表示惊讶的问号的话，使人想起那个士瓦本人，他“刚走下海船登上亚洲大陆就问：‘这里有没有一个贝宾根来的好小伙子？’”

勒维的报上不仅没有这一整句话，甚至也没有问号，显而易见，勒维的通讯员不同意弗·察贝尔认为伦敦的治安法官或高级警官(magistrates)就等于柏林市政府[578]的看法。因此，察贝尔不是阿贝尔，阿贝尔也不是察贝尔。这时，我在柏林的其他熟人知道了我苦苦探索的问题。其中的一位写信给我说：“在摩西四经里的22000个利未人中也有一个阿贝尔，但是写成亚比亥[Abihail]。”另一位写道：“这一次是亚伯[Abel]杀死了该隐，而不是该隐杀死了亚伯。”这样，我就愈来愈糊涂了，直到终于有一家伦敦报纸的编辑以他那种英国式的枯燥的严肃表情使我确信，阿贝尔绝不是虚构，而是柏林的一位犹太作家，他的全名是博士。这位可爱的小伙子很长一段时间是施塔尔和格尔拉赫手下的“十字报”的一名热情的奴仆，但是，随着内阁的更迭，他即使没有改头换面，也改变了色彩。无论如何，变节者的令人厌烦的热情能够说明，为什么勒维的柏林通讯员认为，英国出版自由的存在只是为了他能够公开零售他对于霍亨索伦内阁的赞叹。因此，可以假定，除了伦敦有一个勒维，柏林还有一个阿贝尔，——par　nobile　fratrum〔一对高贵的兄弟〕［注：贺雷西“讽刺诗集”第2卷，第三首讽刺诗。——编者注］。

阿贝尔从一切可能的地方——从柏林、维也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斯德哥尔摩、彼得堡、香港等地向勒维提供他的货色，比德·梅斯特尔的“环绕我的房间的旅行”把戏更为高超。但是，阿贝尔给勒维写的东西不管标上什么地名，他总是用螃蟹作标志。同进两步退一步的艾希特纳赫的游行[579]不同，阿贝尔的文章是进一步退两步的。

《No　crab　more　active　in　the　dirty　dance，

　　阿贝尔具有一种向他的勒维报告大陆国家秘密的无可争辩的才能。例如，“科伦日报”上刊登了一篇社论，假定是谈俄国财政的，又假定是从“波罗的海月刊”上抄来的。阿贝尔等过了一个月，突然把“科伦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从彼得堡寄到伦敦，同时当然暗示出，即使不是沙皇本人，即使也不是俄国财政大臣，至少也是国家银行的一位经理entre　deux　cigares〔在抽两支雪茄烟之间〕向他透露的秘密统计数字，同时得意地高呼：《I　am　in　a　position　to　state　etc.》(“我能够报道，等等”)。或者官方的“普鲁士报”伸出了内阁的触角，比方涉及了冯·施莱尼茨关于黑森选帝侯国问题的私人观点。这次阿贝尔一刻也不耽误，当天就公开从柏林向他的勒维报告关于黑森选帝侯国的问题。一星期以后他报道说：内阁机关报“普鲁士报”刊登了如下一篇关于黑森选帝侯国问题的文章，《I　owe　to　myself》(“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请大家注意一星期以前的这事等等。或者他翻译“总汇报”上的一篇文章，譬如注明地点为斯德哥尔摩。然后，必然要加上这么一句：《I　must　warn　your　readers》，“我必须向您的读者们提出警告”，不是要他们警惕从“总汇报”上抄来的文章，而是警惕某篇没有抄来的文章。当阿贝尔不得不谈到“十字报”的时候，他就划十字，祈求自己不要被人认出。

至于阿贝尔的文风，可以象征性地说它是施泰恩·盖沙特、伊西多尔·贝林涅尔勃劳和雅科布·维森里斯勒风格的翻版。

请阿贝尔同意，暂时离题一下。奇特的施泰恩·盖沙特是福格特的另一个同谋者，名叫。1848年他曾经是美因茲的一家小报的编辑，现在“全靠供养”过活，通过与巴黎的结缘，成了loup　garou〔能千变万化的人〕的亲戚和“意义上的”。为了了解这个“简单的意义”，必须知道巴黎交易所的犹太教堂的暗语。施泰恩·盖沙特的“简单的”民主，也就是伊萨克·贝列拉称之为《la　démocratisation　du　crédit》，即信用民主化的东西，这种信用民主化不仅要使国家的某些地区，而是要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赌窟，以便对它en　masse〔大量地〕进行欺诈。如果说，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寡头的交易所之狼只是无情地猎取集中在最大的资产阶级手中的民族财富，那末，在路易·波拿巴的庇护下，在民主主义的交易所之狼看来，一切都是fish〔鱼〕。他们同罗马皇帝一起高呼：non　olet〔没有臭味〕［注：这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在谈到厕所捐时说的话。——编者注］，而同施泰恩·盖沙特—班贝尔格尔一起补充说：“”。这就是施泰恩·盖沙特的最伟大的“简单”的民主。施泰恩·盖沙特—班贝尔格尔最近以“”[580]一书出了名。与此相反，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他曾倾听过这样的呼声：“”这个逃离基尔希海姆博兰登和欺骗过莱茵—普法尔茨志愿军的施泰恩·盖沙特—班贝尔格尔(我得到一份关于他的英雄功勋的有价值的手稿)真是太机灵了，所以他不可能嗅不出，十二月政变的充满鲜血的肮脏的冲积层，对机灵［注：文字游戏：Gescheidt〔盖沙特〕是姓，《gescheit》是“机灵”的意思。——编者注］的探宝人来说，是含有金子的。于是他到了巴黎，他的朋友伊西多尔·贝林涅尔勃劳(alias〔或者说〕)说得好，在那里，“你感觉自己比你知道的更为自由”。当十二月政变肮脏的土层上突然露出崇高思想的鲜明色彩的时候，认为1858年“流通”开始“停滞”(见Banque　de　France〔法兰西银行〕关于1858—1859年货币流通统计表)的施泰恩·盖沙特高兴开了。既是鲜明的民主主义者、而又机灵的施泰恩·盖沙特了解，巴黎的洪水不仅会冲走十二月的土层，而且会冲走他的主要著作的pro，只留下contra［注：pro和contra，即赞成和反对，在这里是收入和支出的意思。——编者注］。大家知道，施泰恩·盖沙特—班贝尔格尔扩大了希腊缪斯的数目，增加了第十缪斯，希伯来缪斯——“当代的缪斯”，即他所说的交易所行情表。

现在回过头来谈阿贝尔。在阿贝尔的文风中，充满了世界名城的纸制的藏垢纳污中心——“每日电讯”不可或缺的odor　specificus〔特殊气味〕。当阿贝尔的通讯的香气、阿贝尔的学识及其同时从二十个不同纬度上写作的事业心使勒维特别感动的时候，勒维便把阿贝尔亲切而爱抚地称做他的《industrious　bug》〔“勤勉的臭虫”〕［注：波普“邓斯之歌”第1册。——编者注］。

诗人的正义感已经要求“圆满的人物”在喜剧结尾时不再同阿贝尔一起陷在伦敦的粪堆里，但是，谁会把他从粪堆里拉出来呢？谁是拯救者呢？拯救者只能是一位肮脏的人，即冯·芬克男爵［注：文字游戏：vincke〔芬克〕是姓，《Mistfinke》是“肮脏的人”。——编者注］，红色土地［注：威斯特伐里亚。——编者注］上的容克地主，笑容骑士，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581]。

如前所述，“新莱茵报”早在1848年就已经透露了福格特和芬克的对立的同一性，而福格特本人在1859年就预感到了这一点，那时他在他的“研究”中写道：

“冯·芬克先生作为新国家自由的宣传者……已完全接近于

即接近了福格特的领域。但是，1860年3月1日，芬克公开说到和解，按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说法，他用“来点缀谦虚的普鲁士议会！”大约在这前一年，他曾经向同一个议会推荐过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582]，由于他没有勒维的鼻子，当然不可能嗅出这本小册子的硫磺味。当芬克像福格特一样地扮演意大利人，当芬克像福格特一样地侮辱波兰人，当芬克像福格特一样地要求瓜分德国的时候，这两个彼此敌对的兄弟就永远互相拥抱在一起了。

大家知道，同极不可避免地互相排斥。福格特和芬克也同样地长期互相排斥。两人都有夸夸其谈的毛病，因此谁都认为对方不让自己说话。

根据拉尼克尔的证明，福格特是一个大动物学家，芬克也一模一样，他在伊克尔恩养猪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西班牙戏剧中，每一个主人公都得搭配两名丑角。在卡德龙的剧作中，甚至给圣基普里安诺这个西班牙的浮士德也配备了莫斯康和克拉林。同样地，反动将军拉多维茨在法兰克福议会中也有两名滑稽副官：他的喜剧小丑利希诺夫斯基和他的马戏团小丑芬克。福格特这名自由主义的反丑角却必须独自去做一切事情(这就必然触怒他去反对芬克)，因为雅科布·费奈迭只适合扮演潘塔隆这一角色的温情方面。芬克有时喜欢挥动他的小丑的尖帽。例如，他在1848年6月21日的议会会议上这样声明：

“他有时觉得，好像他不是在这样的会议上，而是在戏院里。”

　　在法兰克福议会的托利党人举行庆祝会时，他以身分为宾客们解闷，坐在酒桶上唱道[583]：

“我当选为愚人的公爵，

　　这也使他的对手感到不愉快。此外，福格特和芬克谁也吓唬不了谁，因而，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办法是彼此攻击。福斯泰夫-福格特知道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的价值，vice　versa〔反之亦然〕。威斯特伐里亚的巴亚尔曾经在德国大学里研究过法律，他对于罗马的Corpus　juris[584]研究较少，因为他认为，红色土地的祖先没有白白把瓦鲁斯打败。于是他更加勤奋地研究条顿法，特别是研究，他从各个方面研究它的基础，然后把它取名，使它到处闻名。由于受了这种诡辩地深刻研究大学生章程的影响，所以后来他在每一次决斗中都碰上了邓斯·司各脱的某根头发，这根头发在决定性关头成为骑士和流血之间的不可克服的诡辩障碍，就像新婚床上横在公主和locum　tenens〔代替者〕之间的一把脱鞘的剑一样。这种诡辩障碍总是按照周期性狂热准时出现，它从1847年联合议会[585]时代的法庭陪审员宾达的惊险的历史开始，直到1860年下院中的普鲁士陆军大臣［注：罗昂。——编者注］的同样引人注意的历史为止。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久前有人指责这位容克地主丧失了他的法律基础，那使他受了多大的冤屈。他的法律基础完全由骗局构成，并非他的过错。而且，由于大学生章程仅仅适用于更高级的法律辩论，所以我们的机灵的容克地主在日常的议会实践中就以去代替它。

有一天，芬克在法兰克福的蛙池中愤怒地把自己的对手福格特骂作“”。当他在伊克尔恩得悉，福格特因为记住了这句名言：

“只要搞到一个官衔，

，

不仅成了帝国摄政，而且成为in　partibus〔非现实的〕外交大臣的时候，他感到震惊，并且对未被公认的按职晋升权愤愤不平。要知道，在1847年联合议会上，芬克就作为弗伦特党人出来反对内阁，作为贵族代表出来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因此，当三月革命爆发时，他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负有拯救王位的使命。但是，他的对手们都成了现任的大臣，而他本人却只得到了“”的职位，这是他至今一直顺利地担任的职位。

为了报复，他抖掉了自己脚上的柏林尘土，到了法兰克福，坐到圣保罗教堂的极右翼，以便作为拉多维茨将军的小丑、捧场者和打手在这里进行活动。

只要得到上级的赞许，芬克［注：原文是《Fink》，而不是Vincke。Fink是碛鶸、放荡者和色鬼的意思。——编者注］就是一个狂热的忠诚的奥地利人。他疯狂地攻击。

“在左面，人们依次热中于所有一切民族——意大利人、波兰人，现在甚至还有马扎尔人。”(1848年10月23日的会议)

三骑士——芬克、利希诺夫斯基和阿尔宁——演奏了音乐三重唱：

母牛放……公牛叫，

驴子唱低音凑热闹，

他们以这样高深的艺术造诣来反对替波兰说话的人(1848年6月5日的会议)，使得主席的小铃都嘶哑了；而当拉多维茨由于军事上和地理上的考虑，要求把明乔河划归德意志帝国的时候(1848年8月12日的会议)，芬克为了取悦整个旁听席和博取福格特的秘密叹赏，用头顶地，用双脚鼓掌。法兰克福的蛙池通过一些决议来为王朝奴役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打上德国民意的印记；当德意志民族由于屈辱的马尔摩停战协定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要求时，这些决议的主要捧场者、红色土地的容克地主喊叫得更为兴高采烈了。为了保证在批准停战协定时有多数人赞同，外交人员和其他旁听者从旁听席上溜到了右面的席位上。骗局被揭穿了，拉沃要求重新表决。芬克激烈地反对说，重要的不在于谁进行表决，而在于表决什么(1848年9月16日的会议)。在批准马尔摩停战协定而引起法兰克福九月起义时，威斯特伐里亚的巴亚尔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以便后来在宣布戒严时，进行猛烈的反动攻击，为他所受的谁也无法补偿的恐惧复仇。

由于不满足于自己对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放肆攻击，他建议选举奥地利的约翰大公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1848年6月21日的会议)，但是有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即要德国议会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执行机关既不执行，也不宣布，甚至根本不用理睬议会的这些平民决议。当他的多数派中的一些伙伴，仅仅是为了换换花样，投票赞同帝国执政者——至少在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同外国签定条约时——应俯就事先取得议会的同意的时候，这事使他暴跳如雷(1848年6月27日的会议)。芬克在德国议会中发表了极其激烈的演说，企图迫使人们举行对帝国首相施梅林及其同伙的信任投票，以奖励他们和帝国摄政参与卑鄙的、流血的维也纳背叛586，这篇演说驳斥菲沙尔特的诬蔑极为成功：

哦，威斯特伐里亚人的嘴脸，

是多么冷酷的嘴脸！

因此，只要在议会撒哈拉大沙漠的上空还没有突然出现小德意志[587]的海市蜃楼，我们的容克地主还没有错认为他看到一只腋下夹着一个大小与原物相等的内阁大臣的公事包的碛鶸，芬克就会对哈布斯堡王朝保持友好的睦邻关系。由于圣保罗教堂墙上有非同寻常的长耳朵，所以他能引以自慰的是：他在法兰克福对霍亨索伦王朝所大声流露的忠顺，将得到柏林的赏识。1848年6月21日，他不是在挤满了人的圣保罗教堂里这样声明过吗：

“我的选民们派我来不仅是为了代表人民的权利，而且也代表各邦君主的权利。我一直赞赏一位伟大的选帝侯［注：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的话，他有一次曾把马尔克［注：指威斯特伐里亚的马尔克郡。——编者注］的居民称做他的最忠诚、最恭顺的臣民。住在马尔克的我们以此为荣。”

　　马尔克的巴亚尔在那次著名的讲坛战役中从言论转向行动，在这次战役中他赢得了骑士马刺(1848年8月7日和8日的会议)。当布伦坦诺由于为弗里德里希·黑克尔请求大赦，因而在讲台上对霍亨索伦王室的一个亲王说了某些模棱两可的话时，芬克像一头真正忠顺的狗一样狂怒了。他离座冲向布伦坦诺先生，对他高喊：“滚开，流氓！”，并且要把他拉下台来。但是，布伦坦诺站在原地未动。不久，这位容克地主又向他奔去，并且当做挑战书向他投下了骑士的手套(当然，保留进一步成熟地考虑在法律基础上可能产生的困难)，布伦坦诺拾起手套接受了挑战说：

“在教堂外面，您想对我说什么，那随您的便；但在这里，您别打扰我，不然，小心吃我耳光。”

　　这个容克地主在自己积累的词汇中翻腾了一遍，从中又找出几句骂人话来辱骂左翼，直到赖哈德向他喊道：“冯·芬克，您这个恶棍！”(1848年8月7日的会议)。芬克想用直接转入日常事务讨论的办法，来取消关于勃兰登堡内阁和柏林协商派议会之间的冲突的辩论。

他说，“自从弗兰格尔胜利地进入柏林，局势已经平静，证券的价格已经上涨……柏林议会无权发布告人民书，等等。”

　　协商派刚被驱散，我们的这位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就更加猛烈地攻击他们了。

在1848年12月12日的会议上他喊道：“对共和国来说，我们缺少政治的初步教育；前柏林议会的代表们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决议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卑鄙的虚荣心。”

这话引起了风暴，他企图用下面的话来使其平息下去，他说，

“他准备反对任何人，

　　马尔克的巴亚尔就这样傲慢地向已被驱散的协商派的全体战士们发出了挑战。其中的一位听到了这种挑战的声音，竭尽全力做出了一件确实闻所未闻的事情：他迫使这位红色土地上的容克地主亲自来到爱森纳赫的战场上。当我们的巴亚尔在紧要关头找到了邓斯·司各脱的法律上的诡辩的时候，流血看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他的对手叫格奥尔格·荣克，可是荣誉法要求我们的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与龙搏斗，但决不是与同名的降龙者［注：圣乔治(胜者乔治)。——编者注］搏斗。芬克不能把这种固执的思想从自己的头脑中铲除。他曾经庄严地宣誓，宁愿像日本的大名[588]那样切腹自戕，也不愿触动这位名叫乔治的、对决斗来说还太年轻［注：文字游戏：Jung〔荣克〕是姓，《jung》是“年轻”的意思。——编者注］的人的一根毫毛。但是在圣保罗教堂内，这位顽强的决斗者愈益肆无忌惮地攻击紧锁在闵斯德监狱里的泰梅和其他反政府的人物(1849年1月9日的会议)。如果说他为了迎合上层而曾不嫌繁琐，那末，他在建立小德意志和大普鲁士王国的巨大努力中所表现的忠诚却达到了顶峰。“国王制造者”沃里克同“皇帝制造者”芬克比较起来简直太幼稚了。

马尔克的巴亚尔认为，他已经以自己的高尚行为使1848年三月事件中的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深感羞愧。行动内阁[589]垮台的时候，芬克有一段时间从圣保罗教堂消失，但他随时都在整装待命。冯·普富尔内阁垮台的时候，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但是，由于高山不会走向穆罕默德，所以穆罕默德决定向高山走去。在某个腐朽的市镇当选后，红色土地的骑士突然以钦定议院议员的身分出现在柏林，迫切希望他在法兰克福的功勋获得奖赏。此外，在不剥夺他的任何非议会自由的戒严中，这位骑士感到非常舒服。当他同钦定议员一起在宫殿前等待白厅接待的时候，柏林居民用嘘声和嘲笑来欢迎他。由于曼托伊费尔曾经小心地向他暗示过，似乎上面——哪怕是为了要留一个大臣的空缺以资奖赏某些功勋——倾向于从法兰克福的“皇帝制造者”手中接受小德意志皇冠，因此他听到这些嘘声和嘲笑就更加高兴。芬克陶醉于这种甜蜜的希望，他企图暂时作为内阁的dirty　boy〔清洁工〕以示效劳。他按“十字报”的指示，草拟了一份上国王的奏折，大声疾呼地反对大赦，声明钦定宪法只有在一个必不可缺的条件下他才同意接受，这个条件是这宪法要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来重新审查和修订。他辱骂受到戒严之苦的左翼议员等等，同时等待着自己的胜利。

灾难临近了。法兰克福皇帝代表团到了柏林，4月2日(1849年)芬克提出了一项极端效忠皇帝的修正案，就是曼托伊费尔天真地投票赞成的那个修正案。会议一结束，芬克就疯了似的跑进邻近的一家旧货店，要在那里亲自购买一个公事包，红色天鹅绒装饰的、金边黑硬纸面的公事包。第二天早上，这位笑容骑士像孚恩神那样怡然自得，含着胜利的微笑坐在议会中央的他的席位上，但是，突然响起了一阵“永远不、永远不、永远不”的喊声。曼托伊费尔的嘴唇嘲弄地抽搐着，而我们的这位无畏的容克地主却嘴唇发白，由于内心的激动像一条电鳗一样颤抖着，神色古怪地向他的朋友们暗示：“拦住我吧，否则我要闯祸了”。为了拦住他，“十字报”(许多月来芬克都坚持照该报的指示行事，而该报也把他看做该报的议院奏折草案的教父)第二天发表了一篇题为“祖国在危险中”的文章，其中说道：

“［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在回答苏克先生及其同伙时说，他们不必为与他们无关的事情操心。”

　　这位受了骗的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骑士蹒跚地从柏林前往伊克尔恩，他所受的愚弄比勒维曾经受到的更甚，当然，这种愚弄也只有才会受到的！

红色土地上的辛辛纳图斯在伊克尔恩苦苦研究了多年实践动物学之后，某一天早上醒来时已经成了普鲁士下院反对派的正式首领。他因右的论调在法兰克福不走运，便在柏林唱起左的论调来。究竟他代表的是信任的反对派，还是反对派的信任，那就无法肯定。但是，不管怎样，他在这里也把他的角色演得过火了。不久他就成了对内阁来说是坐在反对派席位上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以致禁止他再离开这个位子。这样，红色土地上的容克地主就依然是。

在这种情况下，芬克感到了厌烦，缔结了他的著名的伊克尔恩条约。非常明显地向他保证：只要普隆-普隆征服了德国大陆上的第一议会岛巴拉塔利亚，就让醉鬼们［注：马克思在原文中用的是Sch-Oppenheimer这个字，此处是文字游戏：Oppenheim(奥本海姆)是姓，《Schoppenheimer》系由《Schoppen》(“酒杯”、“1/4公升”)而来，这个字可以转意成“醉鬼”、“嗜酒者”。——编者注］住到那里去，并且让他的福斯泰夫作该岛的摄政，福格特就会立即把威斯特伐里亚的巴亚尔任命为自己的内阁首相，并把有关决斗的最高裁决权交给他，并且让他担任真正的秘密筑路总监［注：见小册子《Auch　eine　Characteristik　des　liberalen　Abgeordneten　von　Vincke　und　erbauliche　Geschichte　des　Sprochhövel-Elberfelder　Wegbaues》.Hagen，1849[“对自由派议员冯·芬克的又一评论和施普罗赫费耳—爱北斐特的道路建筑的有教益的历史”1849年哈根版]。］，把他提升到愚人公爵的爵位，最后，他在他管辖的岛屿上用来代替货币流通的白铁［注：文字游戏：《Blech》意思是“白铁”，也有“胡言乱语”的意思。——编者注］上刻铸出一对暹罗双生子——右面是普隆-普隆的摄政福格特，左面是福格特的大臣芬克，大幅双人像的四周是由葡萄藤环绕的题词：

“我和你嘴靠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