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政治经济学家的反对派布雷[110]

［Ｘ—441］约·弗·布雷《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涂办法》1839年里子版。

因为人的存在以劳动为条件，而劳动又以劳动资料为前提，所以“土地这个一切活动的巨大场所和一切财富的原料，必须是它的所有居民的共同财产”。（第28页）

　　布雷宣布自己的目的是：

“在政治经济学家们自己的基础上并用他们自己的武器来同他们进行斗争〈为了证明不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贫困都必然是工人的命运〉。政治经济学家们要推翻用这种方法作出的结论，就必须先否认或推翻他们自己的论点所依据的那些已确立的真理和原则。”（第41页）

　　布雷在同一个地方还指出：

“一个资本家要从自己的属于工人阶级的祖先真正积累起来的劳动中继承哪怕是一千镑，也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第55页）

　　｛事实上，这些家伙是这样议论的：

积累的劳动产品——即未消费的产品——减轻劳动，并使劳动更有成效。因此，这种减轻等等的成果应当不是对劳动本身有利，而是对积累有利。因此，积累不应当是劳动的财产，而劳动却应当是积累的财产——劳动自己的产品的财产。因此，工人不应当为自己积累，而应当为别人积累，积累应当作为资本同他相对立。

在政治经济学家们那里，资本的物质要素和它的作为资本的社会的形式规定性（即和它的作为支配劳动的劳动产品的对抗性质）是如此地生长在一起，以致他们提出的任何一个论点都不能不自相矛盾。｝

“政治经济学家们总是把资本和社会的一个阶级等同起来，把劳动和另一个阶级等同起来，虽然这两种力量都没有这种自然的联系，同样也不应当有这种人为的联系。政治经济学家们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工人的幸福，甚至工人的生存本身，只有在工人用自己的劳动来维持资本家的奢侈和懒散生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他们不愿让工人吃饭，直到工人生产出两份饭——一份为自身，一份为他的老板，后者则是间接地即通过不平等交换得到自己的一份。”（第59—60页）

　　参看金的图表[111]等等。

1844年英国的人口是：大小贵族——1181000人，商人、工业家、农场主等——4221000人（以上两类共5402000人），工人、贫民等——9567000人。（托·查·班菲尔德《产业组织》1848年伦敦第2版［第22—23页］）［Ｘ—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