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我亲爱的朋友：

您的顽强的沉默简直使我无法理解。难道是我最近的信偶然引起的吗？［注：见本卷第544—545页。——编者注］但愿不是。无论如何，不是故意的。我不需要向您解释和证明这一点，您也，您是我在德国最亲近的朋友，而我不明白，朋友之间怎么会由于区区小事而互相挑剔。您尤其没有对我，因为您知道我多么受惠于您。撇开您对我个人的帮助不算，您为我的书［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所做的事比整个德国加在一起都要多。[7]

也许您之所以这样顽强地沉默，是为了向我证明：您不属于那一类所谓的朋友之列，他们在事情不顺利时没话说，在事情顺利时就有话说。不过对您来说是不需要这种表示的。

我说“事情顺利”是指：第一，由于我的书而展开的宣传以及从您上次给我写信以来它在德国工人中间获得的好评；第二，国际工人协会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特别是在英国。

几天以前，彼得堡的一位书籍出版商告诉我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资本论》的俄文译本现在正在付印。[450]他要求我把我的相片寄给他，好把它印在扉页上，而这件小事我是不能拒绝“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即俄国人的。这是命运的捉弄：二十五年以来我不仅用德语而且用法语和英语不断地同俄国人进行斗争，他们却始终是我的“恩人”。1843—1844年在巴黎时，那里的俄国贵族给我捧场。我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1847），以及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1859）［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俄国销售得多。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外国又是俄国。但是对这一切都不应当估计过高。俄国贵族在青年时代在德国的大学受教育，也在巴黎受教育。他们总是追求西方提供的最极端的事物。这是不折不扣的美食癖，和十八世纪一部分法国贵族的爱好一样。“这不是为裁缝和鞋匠写的”——那时伏尔泰谈到自己的启蒙思想时这样说。这并不妨碍这些俄国人一旦做官就成为混蛋。

您从附上的信可以看到，由于领袖们之间的争吵，我目前在德国有许多“麻烦”，请您把这些信退还给我。一方是施韦泽，他立我为异教国家中的［注：原文是《in　partibus　infidelium》——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教皇，为的是要我封他为德国的工人皇帝。另一方是李卜克内西，他忘记了，实际上正是施韦泽迫使他想到世界上存在着和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不同的无产阶级运动。

我希望您和您的一家健康。希望不致失去您的亲爱的夫人［注：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的好感。顺便说一下，国际妇女协会——它的领袖是戈克（应读作：格克）［注：双关语：“戈克”（《Gögg》）是姓；“格克”（《Geck》）是“白痴”的意思。——编者注］夫人——给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48]寄来一封信，询问妇女能否加入我们的协会？当然已经客气地向他们表示了同意。因此如果您还沉默下去，我就要给您的夫人寄去总委员会通讯员的全权委托书了。

由于肝病，我大受热的折磨，但目前还健康。

祝好。

您的

又及：一、西班牙革命[162]的到来象deus　ex　machina［注：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上舞台）；转义是：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一样，它阻止了否则就不可避免的毁灭性的普法战争。

又及：二、您有一次写信给我说，我会收到毕希纳的一本书［注：路·毕希纳《关于达尔文的物种变异理论的六次演讲》。——编者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