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精神自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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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同克拉拉·蔡特金谈过话。据克拉拉·蔡特金说，列宁指出，革命把艺术家们从“各种俗不可耐的条件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同时，这样论述了苏维埃政权与创作活动的关系：

“每一个艺术家，所有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人都享有¹

一方面，保证创作活动的自由；另一方面对艺术创作过程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列宁的这一思想清楚地表现了早期苏维埃政权对创作活动的基本政策。确实像列宁指出的那样，革命带来了创作活动的空前繁荣。如从前文中了解到的那样，革命后，一些大大小小的文学团体自发地组织起来了，并拥有独立的机关刊物，各个文学团体多次地联合、分离，共同追求独立的创作活动。那么，对这种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式的艺术运动的开端进行的“有计划的指导”是什么？它又是什么形式实行的呢？在这里，准备通过这个问题来着重研究一下苏维埃政府的文艺政策。

苏联政府在革命后首先提出的文艺政策就是在教育人民委员部设立“文学部”。1919年12月颁布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章程》规定，在教育人民委员部设立“文学部”，以这个部调整文艺活动与国家的一切关系²。这个“文学部”的任务是：第一，“利用现有文学力量，文学团体、文学社、俱乐部、文学小组对劳动人民进行文化教育，并为此目的对上述文学团体予以援助。”；第二，“发掘蕴藏在人民中的艺术才能，并促进它的世界革命精神的成长。”《章程》还进一步规定：为了讨论文学领域发生的重大原则、理论问题，可以召开“文学会议”，这个“文学会议”要邀请“按照文学部的基本任务开展活动的的代表”参加。对于“文学部”设置的三个部门的任务，《章程》也作了详细的规定。

在组织上，“文学部”领导机关是一个由九人组成的、以教育部人民委员为常任主席（此外还有常任副主席）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反映了当时多种流派的色彩，是由各个文学团体推选出来的。当初的班子由以下一些人组成：卢那察尔斯基（教育人民委员、主席）、布留棱夫（副主席）、勃洛克、巴尔托夏伊齐斯、高尔基、维·伊凡诺夫、谢拉菲诺维奇、格拉西莫夫或基里诺夫（由无产阶级文化派推荐其中任何一人）³（原文如此。这样计算，则委员会应只有八名成员，但前文中指出有九人——翻译者注）。

从这个“文学部”的任务及人事安排可以窥见，苏维埃政府从对劳动人民进行文学启蒙的大局着眼，采取了力图同现有的各种文学运动合作，并给以帮助的方针。“文学部”在1920年创办的文艺刊物《艺术语言》的编辑方针和内容实际证明了这一点。

《艺术语言》杂志编辑部宣布了“向所有倾向和流派、为读者们所熟知的作家和创作上的后起之秀广泛提供版面”的宗旨。为这个杂志撰稿的人也确实是各具特色的。在这本杂志中留下名字的有：无产阶级诗人格拉西莫夫、象征派的巴尔蒙特、索洛古勃、别列伊、新阿克梅派的阿达里斯、安托柯尔斯基、未来派的马雅可夫斯基、巴斯捷尔纳克、印象派的叶赛宁、库西希柯夫、新古典派的列奥尼多夫、不属于任何流派的阿舒金、伊里因等等⁴。

在此 我们来看一看，作为教育人民委员而在出版事业、出版限制、教育指导、艺术活动等一系列重要工作中处于最高负责人地位的卢那察尔斯基是如何认识言论自由的。1921年创办的国立出版社机关刊物《出版物与革命》在创刊号头条发表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书刊自由与革命》。如前所述，这篇论文主要是说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出版检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卢那察尔斯基同时也热情洋溢地谈到了创作自由是何等的重要。

革命政府在原则上必须保护创作个性的权利吗？——对于这个问题，卢那察尔斯基答道：“我要毫无迟疑地说，正是如此。”当时他借用了考茨基的公式说，与“生产的最严格的秩序和计划性”相比，“艺术领域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但是，正如当时的卢那察尔斯基自己又立即加以说明的那样，这种“艺术领域的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不是没有秩序，而是“。”⁵

接着，他这样说到：

真正的艺术、有天才或有才气的人是不能在鸟笼里歌唱的。鸟笼里驯养的才能使夜莺变成黄雀，使鹰变成母鸡……相反，只有自由的艺术家、自由的诗人才会成为真正的革命家。他们的创作当然只能同他们的自由意向一致⁶

关于“没有要对灵感加以种种限制的衙门存在”这个“没有权力”的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在1920年发表的《革命与艺术》一文中也曾论述。他这样写道：

“不言而喻，

⁷

同年，卢那察尔斯基在另外的场合还说过，“艺术革命（与科学革命一样）不能靠行政改革和政府命令来进行”⁸。在关于戏曲演出问题的党的会议上，他发言说：“艺术在任何时代都是自然开花的结果。……在土壤给我们花朵之前，在光秃秃的树木上绑纸花是自费力气。”⁹

但是，在此也会产生疑问：当艺术上出现了一些偏向、出现了党或政府不喜欢的倾向和现象时，党和政府将如何处理呢？对于这个问题，卢那察尔斯基的回答是极其明快的。在《书刊与革命》一文中，他指出，国家“不可能不喜爱并保护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艺术家”，同时，他又说，国家“不要掐掉自己不喜欢、或者与自己的理想大不相同的花朵”。

“国家在艺术领域应该是高度¹⁰

卢那察尔斯基这样主张是有其根据的。这就是这样一种自我反省：国家与党有断定每个艺术现象正确与错误的权利吗？国家政权和党以及其领导者只要不是天生具有这种断定能力，那么就不能给他们这种断定权。而他们显然是不可能天生具备这种断定能力的。但是，如果把这种断定权交给国家机关、党的机关或者这个机关的各个领导，那么这种权利是极有可能被违反初衷地滥用的。可以说，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都充分意识到这将造成何等严重的后果。

克拉拉·蔡特金说，列宁是不赞成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等等艺术流派的作品的¹¹。有很多记录能证实这点。列宁在一些信中严厉地批评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些作品，甚至曾要求削减其发行量¹²。但是，记录也同时告诉我们，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是极其慎重的。例如，蔡特金写到：列宁曾说过，我们已是老人，只要站在革命第一线就足够了。不需要去追逐新艺术，只要随在后面慢慢走就行了。卢那察尔斯基也曾回忆说，当他向列宁征求对未来派作品的意见时，列宁回答说自己一点也不懂，要听听卢那察尔斯基的看法¹³。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¹⁴，列宁的这些话说明，他不是从自己对艺术产生的共鸣或反感中制造指导思想的，换句话说，就是要避免把个人的嗜好绝对化。

人所周知，列宁对文化创作工作抱着极其慎重的态度。例如，他同克拉拉·蔡特金这样谈到创作过程中的“浪费”：创作文化，普及文化的决心在我国是十分强烈的。应当承认，在这个过程中要做许多实验。与严肃的作品并存的，还有许许多多孩子气的、不成熟的、需要花费力量和资金的作品。但是，与大自然一样，在社会中，创作生命的浪费也是不可少的。”¹⁵

在这方面，卢那察尔斯基甚至阐述了更为激进的意见。与列宁一样，他本人也是喜爱现实主义艺术的。但是他从未打算把这种个人立场变为国家政策。在1924年发表的《苏维埃国家的艺术政策》一文中，卢那察尔斯基写到，对于现实主义与未来派等各种艺术流派的斗争，国家必须保持“最大限度的中立”。不仅如此，在这篇文章中，卢那察尔斯基还表示了非常引人注意的观点。他认为，在艺术问题上如果用“党的带有偶然性的多数表决方法”来确立“党的正确路线”，那将是一桩奇谈¹⁶。在《艺术与革命》一书中，他甚至写到：“在对像艺术那样需要极大自由的国家调整上掺进自己个人的好恶，不，不仅如此，——没有比这种行为更有害的了。”¹⁷他还谈到，如果在教育人民委员变更时出现对于种种艺术倾向的责难，那就会发生对艺术的“大屠杀”。他说：“在存在着各种意见的情况下，不要把某个人民委员会的爱好奉为律令”¹⁸。

卢那察尔斯基的这些话使今日苏联的研究者们感到相当为难。他们总把这些话看做是反列宁主义的。他们引以为证的就是列宁的“党性”理论。然而，这样理解列宁的“党性”理论是否正确的问题前面已经谈过了。由于这个问题后面还将谈到，所以在这里只举出其他事实。这就是：第一，卢那察尔斯基是由列宁推荐就任人民教育委员的；第二，卢那察尔斯基通常在列宁领导下开展工作的¹⁹；第三，卢那察尔斯基说过，不存在所谓“卢那察尔斯基路线”，他所采取的政策是苏维埃政府的文化政策，因此批判他所采取的政策就意味着反对党的路线和苏维埃政府的文化政策²⁰。可以说，这些事实表明，卢那察尔斯基的讲话总的来说体现了早期苏维埃政权（国家、党）的政策。

可见，早期苏维埃政府的文化领导人没有考虑过要运用权力自上而下地对创作活动加以若干限制，或压制独立的创作尝试等。自由开展艺术活动是党和政府有计划指导的基础。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苏维埃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建立检查制度，因此不得不用限制表现自由的形式对创作活动自由施加一定限制。另一方面，苏维埃政府虽然建立了检查制度，可是对出版限制却采取了慎重、温和的态度，并保持自我警惕心理的背景。

十月革命后，共产党对创作活动进行了“指导”，其最初的积极表现是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指导。那么，这种指导同上一节提到的不干涉政策是什么关系呢？它是否侵犯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创作活动自由？

无产阶级文化派是在1917年二月到十月，即十月革命前成立的文化、艺术和教育组织。1917-1920年其组织有一千三百八十一个，在全国拥有四十万成员，有八万人实际参加了画室和小组活动。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领导人有波格丹诺夫、列别捷夫——波里扬斯基、布列特涅夫、菲·卡里宁、凯尔任采夫等。这个组织发行了十五种杂志，在革命后的文化团体中规模最大²¹。

但是，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认为这个组织的活动有严重缺点。问题之一就是它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然而，我们有必要来看一看，在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之前，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自己是如何认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

列宁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发明“无产阶级文化”的想法。他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1920年10月）的演说中这样说到：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这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途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通向无产阶级文化”²²

列宁在病床上还表示了对急躁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强烈担忧。在《日记摘录》一文中，他指出，人民还远未战胜文盲状态，这是对那些“一直在‘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想入非非的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和责难”²³。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列宁指出，首先要有足够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他这样警告道：

“……我们脑子里充满了不信任和怀疑。我们对那些过分唠叨、过分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就不禁要抱这样的态度：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烂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好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好好记住这一点。”²⁴

可见，列宁并没有打算开出想当然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药方，也不认为能够开出这样的药方。

和列宁的态度一样，卢那察尔斯基也不认为那种急于在头脑中杜撰“无产阶级文化”的倾向感到不安。他在《再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苏维埃的文化工作》（1919）一文中，批判了“热心得轻率的无产阶级文化的信奉者们”的这种观点：一方面要抹煞过去的文化，另一方面以为只要从上面涂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共产党纲领的油彩，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就造就出来了。卢那察尔斯基指出，如果这被作为国家方针，无产阶级就会变成野蛮人。他这样揭示了国家在文化方面的任务：

“国家的事业就是无产阶级把在与自己的斗争紧密相连的某些领域所获得的真正的、无可争辩的知识传播下去，并且像滔滔流水那样，用作为这种知识继承者所拥有的一切有丰富创造性的题材浇灌无产阶级的田地。……无产阶级决不把它的艺术和思想（除了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萌芽看作是成熟的果实，也不打算尝试用它来代替它以前的时代的文化财富。”²⁵

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并不是没用对社会主义社会生长的文化艺术做过展望。但正如克拉拉·蔡特金所说，列宁重视的既不是自己的艺术观点也不是只供一部分知识分子享受的艺术。列宁最重视的是：为了使艺术为人民所有，即为了使艺术扎根在劳动人民中，为了人民所理解、所热爱；为了使艺术与群众的意志、思想、感情融为一体并使之得到提高；为了从群众中培养艺术家，特别是为了使艺术接近人民，人民接近艺术，。换句话说，列宁把当时的重点放在了创造产生人民文化艺术的前提条件上。对照列宁当时的许多著作，这一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列宁似乎是预见到，只要创作出这种文化艺术的前提条件，共产主义艺术就会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²⁶。克拉拉对列宁的话作了如下叙述：

“他们（指工人和农民——引用者）获得了享有真正的伟大艺术的权利。因此我们把最广泛的人民教育和培养放在第一位。这是在开垦文化土壤……在这片土地上无疑会成长起真正的、崭新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艺术。这种共产主义艺术将会产生²⁷

卢那察尔斯基在前一篇文章中也这样写到：

“伟大的无产阶级将会逐步的、从上而下地刷新文化。它将创作出表现在一切艺术领域的自己的伟大风格，表并赋予全新的灵魂。无产阶级同样将会使科学结构本身改变面貌”²⁸

可见，苏维埃政府的领袖们并不打算给文化艺术预先开些药方，而是期望在成为文化艺术主人的人民群众发挥其创造能力的过程中，自然地成长起人民的文化。

1920年10月，列宁亲自为无产阶级文化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了决议案。在《论无产阶级文化》这篇文章中，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致力于人民教育事业的任务。在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教育事业，无论是政治教育方面还是艺术活动方面，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精神，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共产党和各种无产阶级团体最积极地参人民教育事业。

接着，列宁谈到了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依靠这一点形成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从而赢得了世界历史意义。只有受到无产阶级专政实际经验的鼓舞，在吸收和改造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基础上，向着这个方向继续未来的工作才能被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

列宁认为，杜撰“自己的特殊的文化”，关在自己的与世隔绝的组织中，在工作上和组织上把人民教育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截然分开的制度是错误的，并对这种态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²⁹。

然而，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批评即便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不是也仍然意味着对创作活动的行政干预吗？

在这一点上首先要注意这一事实：列宁的这篇文章采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大会决议案的形式。这就是说，它既不是人民委员会主席颁布的行政命令和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公告，也不是党给基层组织的指示。它是具有这样一种性质的东西，即要由群众组织审议，由群众组织独立自主地决定其取舍。

其次要注意的是1920年11月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问题的决议。列宁起草了《俄共（布）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定草案》，在这个决定草案中再次确认，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科学教育和政治教育方面的工作应该并入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各省国民教育厅。同时，新加上“协会在艺术（音乐、戏剧、造型艺术、文学）方面的工作仍保持自治”，“经俄共特别审查过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机构，只是在对明显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方面保持领导作用”等内容³⁰。大会通过了这个草案。党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就这样被限定在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这个总的思想方面，而对于创作活动本身则明确规定应予以完全的自由。

党中央委员会在1920年前12月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议》。在这个决议的解说部分中对未来派分子、颓废派分子以及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信徒们把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运动，声称只有自己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拒绝工人“真正自由的、无产阶级式创造”，以“无产阶级文化”为名企图将“小资产阶级的哲学‘体系’和主张”强加给先进工人的事实进行了严厉地批评。然而这完全是批评，并不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创作活动的限制。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者们说，党中央的上述决议是对工人创作活动的压制。对于这一批评，“决议”这样清楚地申明：

“中央委员会不仅³¹

决议还反复强调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艺术创作领域的完全自治”，把在这一问题上的方针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并向无产阶级文化学会保证，不对它进行“琐细的监护”。

在此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也没有企图剥夺某些特定作家或作家集团的创作活动自由。党的政治局在1922年7月设立了以雅各武莱夫为主席的“组织作家、诗人加入独立团体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组织无党派团体”的建议有以下一些人参加委员会，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这些人是：

一、革命初期入党的老作家（布留棱夫、戈洛捷茨基、高尔基等）；

二、无产阶级作家（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文化协会）；

三、未来派（马雅可夫斯基、阿谢耶夫等）；

四、印象派诗人（叶赛宁等）；

五、“塞拉比翁兄弟”；

六、在政治上尚处于动摇状态的有才能的年轻作家（阿·托尔泰等）³²。

然而，在当时的文学运动中，环绕着党的这种态度，特别是党对非共产主义文学活动的态度，正在产生一种重大问题。这个问题是由称为“在岗位上”（由《在岗位上》杂志得名）的文学流派提出来的。这个“在岗位上”派的立场最清楚地表现在1923年6月发表于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在岗位上》的文章《讨论资产阶级文学各中间团体的态度》一文上。

这篇文章认为，评价文学流派或文学现象的根本标准于它的。因此，一方面，在今天有益的文学只能是面向无产阶级读者的心理和意识、面向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者的无产阶级的最终任务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而另一方面，凡给读者带来与此不同影响的其他文学，都或多少地有助于复活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这篇文章进一步具体地指出，由于基比乌斯、蒲宁、阿赫玛托娃等作家的文学作品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小分队”，所以“没有任何理由承认他们”；而“塞拉比翁兄弟”等小资产阶级团体则是用哈哈镜来描写革命，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作家”只不过可以在意识形态方面起到解除敌人武装的作用，而这也只有在无产阶级文学在主要的文学机关和党的领导地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³³。在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中居领导地位的文学团体“铁匠”在同年6月发表的《无产阶级作家宣言》中，给象征派、未来派、印象派、“塞拉比翁兄弟”等文学团体扣上了反无产阶级的帽子，对之采取敌视的态度，而反过来则把自己称作是“完全站在工人阶级革命先锋和俄共纲领一边的唯一团体”，是“部署在思想和艺术战线前沿的突击队”³⁴。

1923年9月，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运动与未来派团体“左翼”达成协议，团结起来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协议》指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各种资本主义关系复活的情况下，艺术家、文学家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处于最无防备的状态，明确的、，革命前资产阶级贵族文学的残余和无原则的小资产阶级文学还在。接着，《协议》提出了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通过口头发言和出版物，毫无留情地揭露资产阶级贵族和假同路人的各种文学团体，发展自己的阶级的艺术政策原则。”，“与出版企业和出版机关进行有组织地交涉，与这些机构中反动的、伪同路人的各团体的专横作斗争，以消除这些团体的压倒性影响，并以此作为自己加入出版企业和出版机关的条件。”³⁵

属于这种倾向的文学团体着重攻击了沃伦斯基任总编辑的杂志《红色处女地》。这家杂志实际上是克鲁普斯卡娅和沃伦斯基提出要发行苏维埃最早的“厚”杂志之后，得到党的政治局同意而开始发行的。除了列宁给这家杂志寄去了“论粮食税”的文章外，伏龙芝和卢那察尔斯基等党政干部也与这个杂志进行了合作。这个杂志不问思想倾向，向新老作家广泛地开放版面³⁶。正因为如此，它被“在岗位上”派视为眼中钉。沃伦斯基经常同他们论战。但是，正像前面所说过的那样 ，这是苏维埃政府自由的文艺政策的体现，“在岗位上”派的这种活动尽管打着无产阶级文学或革命之类的旗号，但它是企图迫使党和政府修改以往的文艺政策。

对于这个问题的提出，当时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是怎么处理的呢？党和政府并没有行政办法解决问题。

最近发表的卢那察尔斯基致沃伦斯基的信（1923年9月7日）谈到了有关这个问题饶有兴味的事实。在这封信中卢那察尔斯基建议：召集与文学有关的共产主义者，用讨论来解决问题。 应该注意的是他在信中提出的问题。卢那察尔斯基这样写到：

“应该像下面这样提出问题。即：国家应该有艺术政策吗？党应该有艺术政策吗？怎样统一苏维埃领导机构内部和党内的不同意见？应该把在苏维埃和党的体系中充分坚定地推行这条路线的工作交给什么人？”³⁷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卢那察尔斯基从根本上重新提出了问题。

1924年5月9日，由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召开了以“关于党对文学的政策”为题的会议。除了党的干部外，这个会议还邀请了当时所有比较重要的文学团体参加。雅各武莱夫任会议主席。会议首先由《红色处女地》杂志的沃伦斯基，接着由《在岗位上》的巴尔琴分别作了立场截然相反的报告，并围绕这两个报告开展了极其激烈的论战。沃伦斯基的报告主张，只有保障艺术活动的完全自由才是党的历来方针，这个方针在今天也是正确的³⁸。与此相反，巴尔琴从文学正在变成资产阶级思想工具这种现状的认识出发，认为，容忍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偏向，在资产阶级神秘主义、反动的思想表现面前闭上眼睛就等于犯罪。应该把这种文学从国立出版所及其他党和苏维埃的出版社中驱逐出去，在另一方面，他主张，党只应当依靠在文学界起着布尔什维克党团作用的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³⁹。

在讨论中，卢那察尔斯基发言，他联系党对非共产主义艺术家的态度问题谈了有关检查和批评的问题。他指出艺术上是天才的，但在政治上是令人不满意的作品为例，主张，当这种作品是属于“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性质的情况时，不能不“出于斗争的需要狠狠心”、“遗憾地”将其抛弃掉。但这种作品如果，而的问题时，那就。此外，卢那察尔斯基还指出，在无产阶级强大有力的情况下，艺术作品中即使有一点“与我们的倾向格格不入的因素”，认为它有毒从而惊慌失措也是没有根据的。他主张：“我们是能够通过有力的批评来指明与我们的政治倾向不一致的作品的问题的，决没有必要采取禁止的办法。”⁴⁰

结果，会议通过了雅各武莱夫拟定的决议案。决议案再次肯定了以艺术活动自由、依靠批评来批判偏向为基本内容的党的历来方针的正确。决议明确指出，不能把“在岗位上”派的主张作为党的方针。⁴¹在做出这个决议后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5月）《关于出版物》的决议第十九条，几乎未加改动地采取了这个决议。

可以说，这个大会决议的第十九条是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第一次专门提出了文学上的问题。这项条款指出，党的文学领域的主要活动着眼于在全体人民文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中正在成长成为作家的工人、农民的创作活动，必须重视把工人、农民通讯员作为未来作家的后备军，总之，必须加强培养工人作家和农民作家，加强对他们的物质帮助。但是同时，条款也指出，在党、尤其是党的文学批评的帮助下，“认真地从艺术上和政治上自觉地提高自己”以及“摆脱狭义的小团体主义”，是工农作家成长的主要条件。

第二，决议第十九条提出了对“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问题。条款中指出，需要继续向通过与共产主义者的合作而正在成长起来的最有才能的“同路人作家”提供系统的援助。同时，通过“党的始终一贯的批评”，一方面关心、帮助有才能的作家，另一方面指出他们的错误，促使他们克服资产阶级的偏见。

第三，这个大会决议谈到了党与各种各样文学倾向的关系，宣布：“文学上的任何倾向，流派，团体都不能、也不得以党的名义行动”⁴²。这就拒绝了《在岗位上》在文学界提出的领导权要求。大会以党的最高机关的名义否定了《在岗位上》对文学创作提出的偏激、狭隘的政治限制路线。

1925年1月，苏维埃联盟的无产阶级作家会议开幕。这个会议是由臭名昭彰的“拉普”（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组织的。在处于《在岗位上》强烈影响下的这次作家会议上，卢那察尔斯基从批判《在岗位上》的立场出发，作了报告（《今日文学的道路》）。这个报告包括一些极其值得注意的内容：

第一、他极力强调了艺术作为形象认识的意义。

“现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国家必须认识自己。这种认识虽然可以通过中央统计局、通过我们的调查和测验来进行，但得到的资料还是不完全的。靠文件、理论文章来表面地认识自己是不够的，还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我们说，感性认识比理性认识重要得多。当我们认为我们充分地认识了什么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头脑中感觉到它，而且是在用它来唤醒我们的全部神经。”⁴³

第二，他说，即使作品揭示出来的东西是被认为使党不惬意的真实，也不该害怕，不该阻止。

“问题是，按照党的愿望塑造出我们所期盼的那种农民，是办不到的事。有这样的事情：小说家拿出来一些现实生活典型的临摹像，有人叫了起来，不，不像！什么地方不像呢？那个人不像事先画好的图式。在文学问题上的这种态度于文学有百弊而无一利。⁴⁴

第三，关于对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问题。不是为了将这些作家拉到无产阶级一边而采取姑息政策，而是期望他们能够提供具有一定认识价值的作品——从这种观点出发， 卢那察尔斯基说道：“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同路人作家的。很清楚，我们不能不理睬他们。不仅如此，有时我们甚至不能不理睬那种只教给我们一些讨厌事情的反动作家。为什么？因为。同路人作家就更是如此了。那么怎么办好呢？应该禁止吗？应该压制吗？当然不能！这样的作品也应该出版。但同时必须用我们的批评、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使得其有害的倾向没有市场”⁴⁵。

第四，卢那察尔斯基指出了保障艺术家忠实于真实的创作自由的重要性。

“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领域必须享有⁴⁶

但是，这个会议通过的决议《思想战线与文学》仍然贯穿着《在岗位上》的主张。引人注意的是，这个决议批判了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托洛茨基的文艺路线，并借机使用把沃伦斯基说成是托洛茨基文艺路线追随者而加以攻击的手段，攻击了同路人作家⁴⁷。

第十三次党的代表大会后，党的领导感到有必要将文艺政策进一步具体化。1925年2月，政治局成立了制定新决议的委员会。根据特里弗诺夫的研究，卢那察尓斯基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并从六月起担任了受政治局委托拟定决议最后文稿的工作小组的负责人⁴⁸。这个委员会于1925年7月发表了题为《关于党在文学领域的政策》的中央委员会决议（6月18日通过）。在此之前，在由谁负责制定这个这个决议的问题上曾有过各种意见，但没有得出决定性的结论。从布哈林在同年2月召开的文学会议上作的《无产阶级与艺术政策问题》的演说⁴⁹、卢那察尔斯基留下的未写完的文章《俄国共产党在文学领域的政策纲领》⁵⁰以及伏龙芝在会议上的发言等⁵¹事实中可以得知，虽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者们希望让其中的一个人来扮演主要角色，但上面三个人发言内容同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内容并没有直接的联系。重要的是，不管起草人是谁，决议都是党的领导集体讨论的结果，肯定体现了当时党的政治局的思想。

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不仅最概括性地阐明了共产党早期的文化政策，而且它与在它之后提出的任何方针——特别是与从斯大林、日丹诺夫时代到今日的苏联的任何文化政策相比，在内容上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在这一意义上，这是一份极重要的文件。因此，准备在这里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个决议的内容⁵²。

全部决议有十六条。决议指出：

第一条，文化革命阶段的到来使得无产阶级和农民新文学的成长成为群众文化成长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条，在确认了第一点之后，决议谈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性质，指出，经济发展过程的复杂性、相互对立的经济形态的同时发展、伴随着这种发展的新资产阶级的产生和知识分子倾向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出现等都不能不对文学产生影响；

第三条，因此，在文学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没有停止；

第四条，决议在指出上述事实的同时指出，忽略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实行无产阶级政权的事实是错误的。阶级斗争本身虽然没有停止，但是它应该“”，从破坏旧社会过渡，因此，应该提出与农民协商并对之进行改造、与资产阶级进行一定合作的同时又排斥它，把知识分子吸引到革命一边等新任务；

第五条，在另一方面，决议指出，尽管无产阶级必须在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思想战线取得相应的地位，但是无产阶级还没有产生出自己的文学、自己的艺术形式、自己的风格。无产阶级虽然掌握了衡量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的价值标准，但是还不可能有回答所有有关艺术形式问题的明确答案；

第七条，根据上述判断，决议提出了下列方针：

第一，第九条，帮助无产阶级作家确立在文学领域的领导权，无条件地援助农民作家，并使他们转移到无产阶级思想的轨道上来。

第二，关于对“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问题。决议指出，必须考虑到同路人作家政治态度的不同，他们中许多人作为文学上有技巧有资格的“专家”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在这个作家阶层中存在着的种种动摇。因此总的方针是对他们采取有节制的、关怀备至的态度，即为了使他们尽可能快地转到共产主义思想一边来，而向他们提供一切必需的条件。“党虽然要摒弃反无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分子（在今天为数甚少），要与正在一部分属于‘路标转换派’的‘同路人作家’中形成的新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但是却要对属于中间态度的各种意识形态形式采取宽容的态度。应该充满耐心地多多给予帮助，以便使数量众多的这种思想形式逐渐趋于消灭。而这是在他们同共产主义文化力量进行同志式合作的过程中必然要达到的结果。”（第十条）。这也就是说，党在这方面的政策是：一面同反革命的现象和资产阶级的现象进行斗争，一面在思想斗争过程中，借以把站在中间立场上的作家吸引到革命方面来。

第三，批评了无产阶级作家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式的唯我独尊以及对建设无产阶级文学抱怀疑态度的托洛茨基的投降主义。

“党虽然要以一切形式来帮助他们的成长，用一切手段支援他们和他们的组织，但是也必须用一切手段来防止在他们中表现出来的最有害现象——共产党员的唯我独尊思想。正因为党把他们看作是未来的苏维埃文学的思想领袖，所以党就必须反对一切对古老的文化遗产和艺术语言专家采取浅薄、轻蔑态度的现象。同样，也应该谴责那种对争取无产阶级作家的思想领导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的态度。一方面反对投降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共产党员的唯我独尊——这应该是党的口号。同样 党也必须同温室里的‘无产阶级’文学实验进行斗争。不是关在一个工厂里的文学，不是一个工作单位的文学，而是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把握各种现象的文学，是率领千百万农民进行伟大斗争的阶级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应该如此。”（第十一条）

第四，决议阐明了共产主义者应该如何进行批评。决议指出，共产主义的批评应该坚持共产主义立场和无产阶级思想，通过揭示各种文学作品的客观的阶级意义，与文学中存在的反革命现象作斗争。同时，决议在更大的程度上强调了批评的的重要性：

“关于作为党所拥有的主要教育手段之一的

第五，决议声明，党不把文学上的任何一个流派和团体定为“官方特许”的。

“全党虽然要正确地辨别文学上各流派的社会阶级内容，但却决不以推崇

第六，决议再次肯定了以往实行的文学各流派、各团体自由竞争的路线，拒绝了某些团体提出的垄断出版事业的要求。

“因此，党应该主张

第七，决议禁止对文学问题进行行政干预。

“党必须运用一切手段来杜绝自己对文学问题进行任意的、无能的行政干预的尝试。为了保证党对我国文学真正正确的、有利有节的领导，必须设法安排适当的人选掌管与出版问题有关的机关。”（第十五条）

最后，决议阐明了党的态度，这就是：只有创建“真正群众性”的文学才是苏维埃文学的文化、历史使命。

“党必须强调，需要创造真正以群众性的读者、工人和农民的读者为对象的文学。需要更大胆、更坚决地同文学上的贵族老爷式的偏见一刀两断，需要利用古老技巧上的所有技术成就，创造出能为

这个决议显然是要尽可能地保证精神活动的自由（虽然在检查制度下这只是相对的东西）。

第一，可以肯定：所谓党的领导，既不是要强加给创作活动以，也不是要文学上的一些倾向、流派和形式。这一点同后来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维埃社会的唯一的艺术方法，并由上面确定为其方针的情况相比是有显著不同的。

第二，可以肯定，党对文学的批评和要求不是依靠来自上面的行政管理方法，而是在精神活动的自由竞争、在藏原惟人所说的“思想并存”中，用行使批评权利的形式；用依靠批评本身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的方法提出的。换句话说，不是站在不允许思想和平共处的立场上，用强力来排斥某种思想，而是依靠在思想斗争中证实自己思想的优越性来争取思想斗争的胜利——这就是这个决议的基本方针。

但是，这个精神活动自由竞争的方针在今天的苏联并没有被正确理解。苏联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编写的《苏共党史》在叙述1925年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时避而不谈这个问题⁵³。而谈到这个问题的研究者也大多做了曲解。例如，对这个决议中明确阐述的文学上各流派、各团体的方针，既有人把它看作是自由放任资产阶级文学，用谴责布哈林的办法含沙射影⁵⁴；也有人认为决议提倡的自由竞争只关系到形式，根本不涉及思想内容⁵⁵。然而读了决议的第十四条就可以一目了然，自由竞争并没有限制在形式方面。在决议第十二条中对批评这种思想斗争形式的重视，就是把着眼点放在了在精神活动的自由竞争中获取胜利上。必须看到，在拒绝各种思想和平共处的名义下，为了使今天正在进行着的对精神活动的限制名正言顺，这些解释竟然有意歪曲党的历史文件。

接受了1925年6月党中央的决议，1926年2月，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召开了临时大会，通过了《反对“左倾”清算主义》的决议，决定改变过去的路线⁵⁶。但是，《在岗位上》的思想倾向还远未被全部清算。特别是在从实行新经济政策过渡到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阶级斗争逐渐激化，企图把阶级斗争直线条地引入思想领域的尝试又再次强烈地表现出来。尤其是在曾一度清算了《在岗位上》观点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领导机关中，这种倾向愈益加强。

面对这种思想倾向，卢那察尔斯基继续顽强地阐述了过去的“和平方式的、组织者的活动”的路线的正确。

在1927年发表的《苏维埃艺术展望》一文中，卢那察尓斯基主张，艺术需要在和上的，指出了在文化领域建筑万里长城的错误。他说：“在我们看来，除磨练技巧以外别无其他目的的艺术也不能说是没有价值的，……当然，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任何应该表现的东西，他自己就会由于他自己的工作而不知所措。但是尽管如此，他也能表现他认为是有价值的语言和色彩”。所谓也是如此：“不大有意义、不大有价值、但形式却极有魅力的艺术——这就是大众艺术。艺术家有时候会有意识地丢掉思想方面的所有分量，去创造形式富有魅力的娱乐，它使人有可能忘却世间的一切而沉浸在感觉的波涛中。作为有过紧张劳动和艰辛经历的人，我们如果要消灭所有这类作品，那会是很可笑的事。这将意味着我们走上了资产阶级政治至上主义的道路。这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些艺术，不仅要允许，而且还是绝对必要的。”

卢那察尓斯基也谈到了要吸收过去的、外国的、与自己相“敌对”的各阶级艺术的问题。

“我们有自己的过去，即有着我们国家过去的艺术和全人类过去的艺术。我们还有着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各敌对阶级的艺术。只承认自己的信仰，根本不愿参加‘不信教者的酒宴’，也不想与法利赛人有什么联系——我们若是自命为这种纯洁的以色列人而把一切都拒于门外，这合适吗？这是愚蠢透顶的观点。但是很遗憾，在对待技巧上有着巨大价值的过去的作品或外国作品的态度上，常常有人表现出这种愚蠢的观点。一些人在这些作品中寻找我们的敌人或中间派，这可以称作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四十度高烧，是十分荒谬的…… ⁵⁷

他进一步谈到了，在艺术家受到歪曲现实的谴责时，政权机关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

“在艺术家认为自己是采取了完全客观的、艺术家式的客观态度时，有时他反而会受到歪曲现实等等责难。在险恶的社会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要完全避免这些责难是不可能的……但是，领导机关，我们的政府本身却要以坚决的态度反对这种对艺术家诚实工作的干涉，要用一切形式保护艺术家……站在这种认识艺术道路上的艺术家如果受到某些怀疑，那么，他可以充满信心地期待：他的声音最终是会被人们听到的。”⁵⁸

1928年五月到六月，党中央召开了“关于宣传、鼓动、文化建设问题的苏维埃联会议”。这次会议打算把各个文化领域思想斗争的方针加以具体化。因此，在大会决定中体现的方针尽管是在1925年、在党的政治局的多数成员被开除的时候确定的，尽管整个决议强调了思想文化战线阶级斗争的进一步激化，号召需要进一步对阶级敌人采取决定性的攻势，但还是再次肯定了1925年中央委员会决议是有效的。决定指出，只能在作家、艺术家组织“加强党的影响”、“加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批评”的条件下实行党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主要任务，阐述了排除“领导上的命令因素”的必要性。⁵⁹

1929年初，卢那察尔斯基写下了长篇论文《艺术问题上的阶级斗争》。这篇文章在论述了艺术和阶级斗争的一般关系的同时，分析了迄当时为止的苏联阶级斗争的演变，再次肯定了1925年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有效性，对新的《在岗位上的》倾向的再度抬头进行了批判。在这篇文章中，卢那察尔斯基顽强地着重批判了以同敌对思想的斗争为名而进行的各种不正当的攻击。当然，他并不是主张敌对思想泛滥，而是认为，在同敌对思想作斗争时，也必须针对每种情况而分别使用检查或批判的方法，应该尽可能地选择思想斗争的方法——批判，而不是优先选择检查这种行政手段。他一面指出了依靠检查机关进行“消毒”的必要性，一面这样说到：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应该首先依靠的是我们的批评。批评必须是强有力的，批评要用自己的光辉照射敌对的或半敌对的作品，以⁶⁰

卢那察尔斯基把这称为“真正的阶级路线”。

可以肯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党和政府的文化政策对创作自由是极其尊重的，而且是要在自由的思想斗争中建设适合劳动人民的文化。

但是，一进入三十年代，党的思想文化路线就出现了重大的转变。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严重威胁精神自由的路线开始抬头。1929年卢那察尔斯基被解除教育人民委员职务，这是宣告了列宁—卢那察尔斯基路线终结的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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