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生活——银饭碗之梦

作者：竹云龙〔籍云龙〕　来源：《银行通讯》1946年 总第七十二期

战前，人人想捧一只银饭碗，大有“有此一碗，一世吃不完”之感。

战后，这只饭碗渐渐变质：起初，碗面上的银粉尚存，以后，就连那一点耀眼的粉末也不知去向了。好像上帝有意作弄它的羔羊似的，以前只有少数人拿得到“银饭碗”，等到银行钱庄如雨后春笋地开起来，拿到银色碗的人也多起来，大家正在高兴自己有如此幸运的当儿，细细一看，啊！这只碗已经变了颜色了！变得三分像土七分像木头一样的碗了！原先拿银色碗的人，却又纷纷改行，好像有意跟后进者寻开心似的，他们毫不留恋地抛弃了这种不知何质的碗。

还有些死捧着老饭碗不肯放手的人，天天怨天怨地，甚至有时妒忌人力车夫起来，大叹其气，不胜今昔之感。而事已如此，悔之恨晚，改行来不及，还是捧着老饭碗等“天亮”。

从业员的质素，每况愈下，从业员的待遇，与物价较，也每况愈下。能干的人，先则有副业，继之以告长假；有些银行限制告长假，则每天去签到一次，然后又可在外自由活动。高级职员自己也在干副业，当然，中级职员就可自由行动，下级职员虽则因公务在身，不得自由活动，但迟到早退就“大家马马虎虎”了，办公时间打电话“做生意”也就没有人敢干涉了，调头寸等等，更是家常便饭。

有一个时期，有些行庄在正式的薪津之外，一部分高级职员另有“黑市薪水”，有时且泽及少数中下级职员。这事情在其他各业也很流行，可是，虽则言之有物，而又查无实据。拿到“黑薪水”的人当然不会说出来，拿不到的人也只知有其物而不见有其形，唯有暗暗地对着一个大黑字叹叹气，咽下一些生活的辛酸泪，喃喃地唠叨几句，不能再有旁的表示。

偶尔，从业员也学习美国工人的作风，来一次“静坐”，弄得各业的大老间尤其是投资公司的主持人提心吊胆，怕自己的头寸轧不齐，因而吃了大批退票，脸子事小，失信用事大。可是，大家都是穿长衫的“体面人”，而高级职员总有些什么小事情在别人的眼里，好在钱是公司的钱，多付一些也无所谓，所以，每次“静坐”的结果，总是一团和气，很少弄得脸红耳赤的。

就是胜利以后，很多新行庄不能继续营业，大批裁员，为了遣散费的数字多少，家家有些争论，甚至各不相让，迁延不能解决。但事有凑巧，九月下旬起物价大涨，各行庄手里总有些什么的，算盘一算，“时间”让他们赚了好多钱，于是接受了被裁者的条件，也总是一团和气，不亏为穿长衫的大国民。

在待遇方面，金融业的从业员，可以一句古语自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高级职员也以此为准，可以慢慢增加薪津，免受董事会的责难。我们中国人就喜欢这样的“中庸之道”。

有时，从业员有各种方法，叫人家自动送钱或送东西来，藉补收入之不足。这仅限于极少数的少数。例子也举不胜举，还是大家心照不宣，来一个会心的微笑，倒也恰到好处。

从业员每天接触的是天文学数字的金钱，有的人就因此天天在钱字上用功夫，却也有些人把钱看得轻些，把人格与学问看得重些。所以，我们暂不谈钱，谈谈别的吧。

从业员的业余消遣，形形色色，各各不同。最普通的是打牌，看戏（包括看电影等），小酌。不脱东方古国的风味。可是也不乏在舞场旅馆中找寻奇迹的冒险家，打牌，在旧式钱庄，是一件“好事情”，据说，职员在庄中一打牌，就不会再溜出去了，换言之，就有人“看店”了。这种意见，似乎与鼓励财主的儿子为守财产而吸鸦片一样，有些过时了，但还有人如此主张。

年青的唱流行歌曲，年老的哼京戏，绍兴一带的“钱店倌”总喜欢“的笃班”，苏州人喜欢唱开篇，但有些不会说国语的宁波人，却年年登台彩排，喝“顺彩”的人也不少。

香港路的银行俱乐部，除了下棋等少数消遣之外，无乐可俱。且会费较昂，其他费用亦贵，非中下级职员所能插足。银钱业联谊会又因会址不大，不能使会员们集中来做些有意义的娱乐，而会员们又都是在中下级从业员，资力薄，有时虽有宝贵的意见和具体的办法，一谈到经费问题，就只好搁浅。

聚餐会之类的组织本来很多，近几年来也无形停顿了好多。票房等等，也不容易弄得好。

金融业从业员缺乏一个集中的消遣地点，更缺乏一个经济而有益的消遣场所。

说到修养方面，好多从业员学非所用，这是中国的通病，说了等于白说，不说又觉得不妥。

大部分从业员都是任职以后才被迫学习有关金融业的各种知识与技术的。精通各方面的人很多，知一不知二的人则更多；熟悉一部分业务的很多，而敷衍塞责不求精通的人则更多。

老年的精力已衰，大多数不可能求知识之上进；中年人担子正重，忙碌异常，无心求学；青年人大多数虽则继续求学或自修，但现社会之种种诱惑，使青年从业员易于朝三暮四，一曝十寒，真能进修的是青年人，但青年人之中能从不中止学习的都很少。这一方面因为社会环境的关系，一方面也因为各行庄当局都不肯以集体的力量来组织一所完备而又严格的学校，来训练从业员，培养人才。

有几家银行有相当完备的图书馆，但大多数行庄根本不注重这件事。尤其在近几年来，投机事业把人们的心绪搅乱了，一时不易安静下来，更没有人注意这件事。从业员的家庭迫切地需要肉体的粮食，当然再也不会渴求精神食粮的了。

战后上海的居住发生严重的问题，从业员的住宿问题也不能例外。郊外的宿舍大都破毁，就是好处也没有交通工具；市区内的房子，有的不配做宿舍，有的可做宿舍而为了业务关系不可能。没有房地产的行庄，则更可怜，出了好多顶费租了地方可以开业，已经红运当道，哪里有那些闲钱再去顶宿舍呢？所以从业员们就住在真正的鸽棚里面，冬天还好，夏天受不了炎热与“东京虫”的攻击，只得四散开去，分头找地盘睡觉，引得臭虫处到都是。

“天亮了”，大家以为有好日子过了。不料新行庄不能营业而大批裁员解散，更不料物价一涨十倍，弄得“银饭碗”的梦想者连木碗也失去了。

如果您会写小说，我建议您该写一部“银饭碗之梦”保证销路奇佳，最低限度我是您的忠实的读者。

一九四五、十一、廿六

感谢 江风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