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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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都在伍德塞德参加纠察，虽说是这样，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有谁在认真地进行纠察。我猜他们派我们去那里，只是为了不让我们碍他们的事，因为我们大都不被允许进入陶洛。明天我还要出庭，希望判决下来后我就可以恢复自由身，回到陶洛参加行动了。我们只是在踢足球，晒太阳。老实说，能够呼吸新鲜空气，把皮肤晒黑，感觉还挺不错的。

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胜利也好，失败也罢，我都矿场了。我还没把这个决定告诉凯丝，打算等到罢工结束后再跟她讲。我会在其它地方另找工作，况且凯丝干得很好，所以我的工资少一点也无所谓。

上周发生在奥格里夫的事，说明在这次罢工中，仍有战斗要打，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们丢到伍德塞德这种地方来，如果把我们派到其它地方，我们完全可以改变局势。一想到我们分会的领导，我马上就能想到“酒囊饭袋”！

从工人团结的角度来看，今天非常令人失望，我头一次坐了牢，虽然只有短短几个钟头。

我们有六十八人在主教—奥克兰裁判法院受审，我们的案子都跟过去几个月里在陶洛的纠察活动有关。最先出庭的是在四月被捕的那批人，他们是在迪尔尼斯跟鲍勃·克雷议员一起被捕的。迪尔尼斯是陶洛一个露天矿场的入口。我是在英克曼¹被抓的，那里是通往同一个露天矿场的另一个入口，不过更大一些。

被带上法庭的有十二个人，第一个人再次被判处保释，但保释条件却变了，以前的保释条件是“不得进入迪尔尼斯方圆两英里内”，现在变成了“不得进入以陶洛为圆心、半径两英里的范围内”。也就是说，纠察队不能像以前那样在英克曼进行纠察了，因为那里离迪尔尼斯刚好是两英里多一点，但离陶洛不到两英里。这个改动在法庭上引起了怒吼，裁判官宣布休庭15分钟，让纠察队员跟自己的律师商量。

我们在外面开了群众大会，商量对策，因为有六个纠察队员说他们不接受新的保释条件。一个律师警告说，不接受保释就得坐牢，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大家决定要团结一致，如果有一个人要坐牢，那么大家都要一起坐牢。我们一起进入法庭，表明自己的立场。

默顿矿场²的弗兰克·达菲（Frank Duffy）第一个站起来，他拒绝接受新的保释条件：“我不接受。我宁愿坐牢！”女裁判官判他在达拉姆监狱监禁七天，他下来时赢得了纠察队员的热烈掌声。接下来的五个人，包括维斯托矿场的基斯·斯穆尔特和约翰·汉布尔（John Humble）也都仿效了他的榜样。不幸的是，另外六个人却没有他们那样的勇气，接受了新的保释条件。其中一个还是维斯托分会的会员代表，他说自己“在外面更有用”。真是可笑！还有一个维斯托纠察队员，叫斯蒂夫·奥利弗（Steve Oliver），他也想拒绝，但裁判官对他说，他的保释是无条件的，所以他没有什么可拒绝的。我们全都笑了起来，气氛缓和了一点。前面的人开了坏头之后，接下来一个又一个人接受了新的保释条件。我决定坚持原则，选择坐牢，希望能让抗议重回正轨。

叫到我的名字后，我走上前，站在裁判官面前，裁判官指控我犯有“阻碍道路交通”的罪名，并提出了跟以前一样的保释条件。我是这样回答的：“我拒绝接受这些条件，因为它们侵犯了我的公民自由，妨碍了我在一个自由国家随意旅行的权利。”纠察队员们大声叫好，给我鼓劲，但裁判官发火了，扬言要清场。她劝我跟律师商量一下，重新考虑考虑。我拒绝了，她就说那没办法了，就判你七天监禁吧。我下来时，高举拳头，纠察队员们向我高声欢呼。

法庭里有几十个警察，显然是为了预防不测。警察搜了我的身，拿走了我不多的财物，然后把我关进一间牢房里，里面已经关了六个人。他们问我，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我只能告诉他们，这次抗议看来搞不成了。我们坐在牢房里，大骂我们的同伴没有骨气、不守诺言，宣泄自己的怒气和失望。除了我们之外，只有一个人有勇气加入我们，他说没有别人了，法庭里的人都走光了。他还跟我们说，维尔毛斯有个纠察队员，叫鲍勃·罗布森（Bob Robson），是群众行动最热烈的拥护者之一，他给泰恩蒂斯电视台³打了电话，说这里有特大新闻，叫他们快点过来。他还给自己找借口，说自己有老婆和两个孩子，所以不能参加抗议。我们听了都气坏了，因为我们也都有老婆孩子，但我们还是愿意站出来抗议。我们人这么多，要是人人都能说到做到，法院根本奈何不了我们。谁知道呢。

我们的律师来了，劝我们改变心意，但我们拒绝了，我们说他一点用场都派不上。他气冲冲地走了。下一个来劝我们的是达拉姆地区执委会的一个委员。他说，他能理解前面六个工友的做法，因为他们的保释条件变了，但我和另一个人太愚蠢了。弗兰克·达菲说，可惜另外六十个人没有像我们一样蠢，不然我们早就赢得了胜利。团结就是力量。他也走了，我们就坐下来消磨时间。

我们全都上了手铐，被押上一辆很长的囚车，里面分成了好几个单人囚室。我往窗外望去，看见人们都在忙自己的事，开始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有些后悔。我觉得，好像我不是被判处七天监禁，而是被判处终身监禁一样，但我以前从来没去过监狱，更不用说坐牢了！

在达拉姆监狱里，我们被脱光衣服，全身上下仔仔细细搜了一遍，然后他们又叫我们岔开双腿，以跨立的姿势站在两张长凳上面，让他们用手电筒检查屁股。这完全是在侮辱人。接着他们把我们带到接待区，我们被一个一个地叫出去，接受讯问。我的情绪恢复了一点，当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时，我故意大喊“斯特莱克”（罢工）！让狱警都笑了起来。在问到宗教信仰时，为了取乐，我说我信佛。基斯·斯穆尔特被我逗乐了。狱警没有笑，他说，“小子，等会你就乐不起来了”。于是我闭嘴了，然后他问我职业是什么，我说“矿工”。他就说，“是矿工。你现在是女王陛下的囚犯。”

我们被关进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有一张靠墙的长凳，墙上写满了监规。我正在读监规的时候，有人喊我的名字，然后我就被带进另一个房间。另一个狱警走进来，说我已经被释放了，叫我签字认领财物。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却叫我别磨蹭了，牢里有几百个人巴不得跟我换一换呢。

我被带进一间办公室，一位妇女递给我一张保释证，叫我签字。我拒绝了，要求见律师。我问为什么我能获释，她说不知道，催我快点签字。我再次拒绝了，要求见律师。她也恼火了，说我出去后想见谁都行。最后我还是签了字，但我感到很内疚，因为我让其他狱友失望了。我被带出了监狱，只见外面阳光明媚，他们还给我发了1.64英镑，大概是路费。我去了红馆⁴，走进达拉姆地区执委会的办公楼，有人把我带进吉米·因斯基普（Jimmy Inskip）的办公室。吉米以前也在维斯托当矿工，他见了我，吓了一大跳，问我是不是越狱了。我对他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被放出来的。他给律师打了电话，但他们也不知道，不过他们说会查一下。吉米给了我3英镑，让我坐公车回家。

我到家时，凯丝的情绪十分低落，她说她还要上班，可是她太担心我了，精神都要崩溃了。我安慰她说，罢工很快就会结束。但这话连我自己都不信，因为一点结束的迹象都见不着。今天真他妈操蛋！！！

我们去了唐卡斯特，参加了一个矿工大会，参加的人不是社工党党员，就是党的亲密支持者。我们维斯托去了5个人：加里·马歇尔、基斯·斯穆尔特、我、伊恩·理查森（Ian Richardson）和约翰·拉姆尼（John Rumney），伊恩和约翰年纪要小一些，他们曾跟我们一起参加纠察，也买过我们的报纸。他们对政治很有兴趣，但对核武器、议会民主之类的问题还很模糊。

由于路上爆胎，我们迟到了，但没迟多久。所有煤田都派了代表参加，只有威尔士没派人，那边是共产党的天下。我又见到了伊恩·米切尔和斯蒂夫·哈米尔，这让我很高兴。这个会有一点很有意思，那就是我发现自己不是唯一一个跟工会官僚有矛盾的人，其他地区也有人提出了跟纠察有关的问题。斯蒂夫·哈米尔说必须在奥格里夫加强纠察，他还说，约克郡地区主席杰克·泰勒⁵故意破坏大规模纠察，泰勒明知诺丁汉那边有大批警力，还是要把人派去那边，这完全是浪费人力。另一个工友也同意他的看法，他说，咱们应该去谢菲尔德，到矿工工会全国总部门口示威，叫他们注意这一点。斯蒂夫说，咱们别浪费时间去跟工会干部纠缠，要在群众中间自己组织纠察队。现在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到钢铁厂进行纠察，比如雷文斯克雷格、斯坎索普、雷德卡和兰文⁶这几个地方。咱们得回到矿场去，宣传这个主意，否则咱们就别想赢。咱们得动真格地反击保守党，因为大家好像已经开始自满了。这个会开得棒极了，就算它没有什么效果，至少它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再孤单了。

回家路上，我们跟伊恩和约翰聊起了这次会议，加里讲得很有说服力，因为他已经入了党。伊恩还跟我说，有个会员代表在散播谣言，说我前几天选择坐牢，是因为这样就能摆脱“伪造”的罪名。老天啊，这些王八蛋就是要把我往死里整，我真他妈烦死了！

基斯也跟我说，我被放出来，是因为我的罪名是“阻碍道路交通”，这根本够不上坐牢。其他人的罪名都是“阻碍警察执法”，上诉之后，他们在第二天全都获释了。

今天是我这辈子最受辱的一天！分会委员会叫我过去，当面解释我“伪造”分会书记签名的事。他们先是叫我在委员会办公室外面等着，我等了足足二十分钟，在等待的时候，我紧张得肠胃都绞了起来，不住地猜测接下来会怎样。最后他们总算喊我进去了，在整个委员会面前，书记再次强调了我的罪过有多么严重，绝不能轻饶，一定要重重处分。简直就像袋鼠法庭⁷，我觉得，我还没进门，他们就已经做出了判决。我一五一十地解释了自己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还指出，那封信里完全没有出现我的名字或地址，所以我根本不可能从中谋取私利。我只是想帮工会筹钱。

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解释，汤米·维尔森对我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把我吓坏了。他指责我企图推翻分会委员会，还用“疯狂的宣传”来毒害会员们的思想。他大骂社工党，骂我是社工党的傀儡，是他们的“奸细”。如果他不是那么声色俱厉的话，这些指控还挺可笑的。他们叫我到外面去，等他们做出决定。这帮混账又让我等了二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担惊受怕。太可怕了！

他们叫我进去，站在他们面前，听取判决：达拉姆执委会将会受理我的“不当侵占”案子，可能会导致我被矿工工会开除！汤米·维尔森真是要把我往死里整。另外，我还要交出为工会筹款的授权书，以后不得参加工会的筹款活动。我惊呆了！现在还没缓过劲来！走之前我交给他们一张120英镑的支票，让他们转交分会，那是柯林·巴克⁸在曼彻斯特交给我的，我还嘲讽了他们一句：你们现在恐怕不想收我弄来的钱吧。汤米·维尔森大吼一声“留着它擦屁股吧”，但斯雷特更有风度一些，他感谢了我，还说他对我作践自己感到很可惜。

我下定决心了，工会，社工党，我全都受够了！我干嘛要出头？我就应该待在家里，多陪陪凯丝和女儿们。我尽职尽责，可换来的是什么？我感到，我完完全全被孤立、被背叛了，我再也不会让自己被孤立、被背叛了。几个同志打电话给我，叫我参加明天的分会大会，我才不去呢。我巴巴跑过去，不是正合那帮混蛋的意吗？老实说，我觉得太丢脸了！

今天真是太神奇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今天发生的事，我对罢工的信心，我对一同参加纠察的工友们的信任，一下子全都恢复了。下午朋友们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就连分会主席都叫他们别打了，因为他要亲自给我打电话。最后他在下午5点15分打了过来，当他告诉我决定已经做出的时候，看着他那个难受的样子，简直爽死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的：今天工友们参加完早上的纠察后，在哈顿矿工福利社（Harton Miners Welfare）新开张的食堂里吃饭，加里·马歇尔趁机告诉他们：他们现在正在吃的东西，还有前几周吃的东西，都是用他跟我募捐到的钱买的。然后他问大家：有谁能举出我行为不端的例子，哪怕一个也好；接着他又向大家讲了我对罢工的贡献。他把分会委员会冤枉我的事讲给大家听，最后他呼吁大家都到阿姆斯特朗会堂去参加分会大会，替我说话。他说，因为我是社工党党员，所以遭到了打击报复。

纠察队员全都上了车，成群结队地出发，沿着斯坦霍普路（Stanhope Road）行驶，阻断了交通，不停地按喇叭，发出巨大的噪音。他们冲进阿姆斯特朗会堂，直奔主席台。他们发现干部们正在宣读会议记录，便要求从头宣读一遍。举行了表决，赢了，从头宣读会议记录。念到涉及我的那部分时，加里跳出来，要求撤销对我的全部指控，大家马上附和他，但在举行表决之前，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提出了这样的提案：不把我的案子交给达拉姆执委会处理，但我仍不能参加筹款活动，还要吃个警告，以观后效。这个提案几乎一致通过，主席台上的干部们显然对此很不高兴。气死这帮混账了！然后又通过了一个提案，给妇女后援团拨款3000英镑，这让干部们更加恼火了。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但遭到了大多数会员的反对，轻易就被驳回了。纠察队员大获全胜，因为他们头一次发现，——基层群众——能够做出决定，而不是坐在主席台上的所谓“领袖”。

知道今天这些事之后，我痛快极了，刚成立的社工党南泰恩塞德⁹支部正好要在南希尔兹的北东酒吧（North Eastern Pub）开会，我就顺路过去了。这个支部是从纽卡斯尔支部分出来的，因为纽卡斯尔支部人太多了，有些人都不积极参加活动。我们对前途非常乐观，特别是菲尔·特纳，几个月前镇上只有他一个党员。现在又多了五个党员，全是维斯托的矿工，将来很有可能继续扩大。会开得很棒，因为大家都在传今天的事，特别是加里，我们的信心越来越足，确信社工党的思想能在实践中派上用场。

凯丝又生气了，我猜是因为她以为我不参加工会的活动，就能多陪陪她了。但是，她知道我的指控被撤销后，也放心了。真是美妙的一天！

今早去伍德塞德纠察，还是跟以往一样无聊，但纠察队员们都对昨天的事感到得意洋洋，不停地祝贺我。我只好跟他们说，我啥都没干，都是大家的功劳。我卖掉了27份《社会主义工人报》，还向大家指出，斯卡吉尔号召大家到奥格里夫参加纠察。既然我们能迫使分会撤销对我的指控，那我们也能迫使分会派我们去奥格里夫。

保尔·福特在《每日镜报》上公布了一些文件，捅出了大新闻：这些文件表明，撒切尔要求英国铁道公司¹⁰的头头们必须向铁路工人做出一切必要的让步，以免发生公开对抗。我骄傲地告诉纠察队员们，保尔是社工党党员。

今天我们在纽卡斯尔参加了游行和集会，但有件事很让我失望：保尔·福特错过了支持我们的大好良机。

我们在阿姆斯特朗会堂乘上两辆由运输工会提供的双层大客车，两辆车都坐满了人，不光是纠察队员，还有妇女后援团和儿童。我们在纽卡斯尔市民中心¹¹会合，天气非常好，阳光明媚，万里无云，来了很多人。能见到东北所有分会的旗帜，还有不少工会和政治组织的旗帜。社工党还插了好多标语牌，一面写着“把奥格里夫变成索尔特利”¹²，另一面写着“矿工必胜”。我看见有人把贴在标语牌上的“社会主义工人”给撕掉，这让我很生气，这些人怎么这么幼稚？

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还是工会官僚和工党议员，后面跟着各个分会。这次游行很重要，因为它能向纽卡斯尔群众展示我们获得的支援有多么强大，但是，没有号召发动二十四小时罢工，这让我很失望。在等待游行队伍出发的时候，我跟一个诺森伯兰矿工聊了起来，我说必须派人到奥格里夫和钢铁厂去参加纠察。没想到他却说，我们不该派人去钢铁厂纠察，因为这样会害钢铁工人失业，我们无权这么做。我解释说，如果钢铁工人支持我们，他们的饭碗就会更加安全，要是我们输了，保守党就会关停至少一家钢铁厂。我还指出，我们应该派人去奥格里夫纠察，因为英国钢铁公司不守承诺，不支持矿工工会了，要是我们就这样放过它，保守党就会更加自信，就会从矿场里运出煤矿。他似乎被我说服了，买了一份《社会主义工人报》，还答应在周一参加纠察的时候劝说他的同伴。这证明了只要我们耐心解释，就能说服人。

游行队伍出发了，我们受到了群众的夹道欢迎，妇女后援团的姑娘们趁机募捐。我对参加的人数感到不太满意，只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人，只有我原先预计的一半。加里叫我们也去帮忙募捐，因为天气太热，姑娘们很累。

我们进了摩尔镇¹³的利泽斯公园，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我们都累坏了，坐下来时心满意足。有个纠察队员走过来，对我们说，他听说汤米·维尔森那帮人要揍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的人。然后汤米马上带着一个狗腿子出现了，叫加里过去谈谈。加里警惕地站起来，迈了几步。我听见维尔森扬言要打断加里的腿，因为他“帮那个下贱的狗赤匪逃脱了惩罚”。维尔森气冲冲地走开了，加里回来时浑身发抖，这当然不能怪他，因为维尔森是个大块头。我们马上叫来几个纠察队员，把刚才的事讲给他们听，万一维尔森真的要打，就跟他们打，但我们心里还是挺怕的。幸好没出什么事，保尔·福特上台讲话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福特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矿工，因为他爆了撒切尔和铁路工人的料。他讲得非常好，号召大家到奥格里夫和钢铁厂去参加纠察。他批评金诺克没有大胆支持矿工，批评矿工工会没有建立一个集中的纠察组织。只有一件事他没有说，那就是他是社工党党员，如果他说了，对加里和我这样因为参加社工党和叫卖党报而遭到打击报复的人，会很有帮助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他让我们有点失望，但他的演讲还是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这是他应得的。

接下来讲话的是米克·麦克加希¹⁴，但跟福特一比，他讲得糟透了，只会空喊口号，什么“绝不退让”。他在雷文斯克雷格不就退让了吗？他以前确实是个敢打敢拼的战士，现在他还在吃老本，但他的战斗性已经跌到跟伦·穆瑞¹⁵一个水平了！

之后我原本是有机会在酒吧里当面批评保尔·福特的，但我没有。我真该批评他的！

在费里布里奇发电厂外面又死了一个纠察队员，真是悲剧，跟这起悲剧相比，今天发生的其它事情都不重要了。我们现在绝不能退让，因为已经有两个工友献出了生命。没有什么能比逝去的生命更重要。

我在南希尔兹国王路（King Street）卖报，卖出了37份。这鼓舞了我的信心，这说明人们是愿意听我们的主张的。

下午接到个电话，说明天凌晨三点有两辆客车要从阿姆斯特朗会堂出发。我猜是去奥格里夫，但谁都说不准。凯丝很生气，叫我多陪陪她和女儿们。她当然是对的，但我又能怎么做呢？我实在脱不开身。

老实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今天这样的事，我也不想再经历第二次！很吓人，同时又很刺激，我身上有几处擦伤，几根骨头现在还在疼，它们都可以作证！真是难以置信。

凌晨一点半，我从家里出来，走了五英里，来到阿姆斯特朗会堂。天气变得很舒服，既温暖又闷热，感觉很兴奋。我在斯坦霍普路遇到了乔·亨弗里斯和洛尔·卡尔维特（Lol Calvert），然后我们边走边聊。洛尔说咱们准是要去奥格里夫，因为他昨晚无意间听见两个会员代表讲起这事。分会主席约翰·查普曼开车送了我们一程，他说目的地确实是奥格里夫，还说他觉得这是浪费时间和经费。他还说，斯卡吉尔应当跟国煤谈判而不是号召举行大规模纠察，因为这样只会导致暴力冲突。我提到了索尔特利大门，但他好像没听懂我的意思。

我们每人都领到了8英镑的纠察补贴，两辆客车都坐满了人。有几个座位是空的，但我想这是因为出发时间是凌晨三点，实在定得太早了。大多数工友都抓紧时间打盹，可以睡上一两个钟头，但我非常兴奋，跟加里和基斯聊了起来，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都觉得，过去四个半月都没搞过什么像样的行动，现在终于要动点真格的了，这是很好的，没准能刺激一些人干点正事，这正是罢工需要的。

刚过六点，我们到了谢菲尔德；快到谢菲尔德的时候碰上了几辆客车，起初我们以为是上面坐的是纠察队员，超车的时候才发现是几百头蠢猪，他们正在赶往奥格里夫。原先我们接到通知说要在矿工工会总部门外集合，但是，等我们赶到时，却发现那里一片漆黑，大门紧闭。然后又来了五辆客车，上面坐着从苏格兰赶过来的纠察队员，接着又来了几辆客车，搭着达拉姆几个分会的人。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有人用扩音器喊了几声，于是大家就排好队伍，向奥格里夫前进，因为客车都已经开去停车场了。

我们一行有几百人，排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在高速公路上行军，队伍前头飘扬着苏格兰几个分会的旗帜，场面一定很壮观。警察已经封锁了公路，但我们没理睬他们，我们唱着歌儿，勇敢地继续前进。这种感觉真是棒极了，因为蠢猪只有几头，这是我们没料到的，但我们恐怕要走老远的路了。走近一段交流道时，我们看见前面有几辆客车排成一列，还以为是纠察队员，突然，蠢猪们从客车里冲出来，从两边夹击我们的队伍，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们马上反应过来，先是停下脚步，然后用不同的速度跑起来，耐力最好的工友们已经跑了起来，引诱蠢猪追他们。很快我们就分散开了，有很长一段路没有完全警察看守。我们走到另一条交流道，这里被蠢猪们封锁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好停下脚步。我觉得很庆幸，因为我累坏了，正好可以休息一下。我们在原地等了二十分钟，然后就连最慢的工友也赶上来了，这时我们发现，蠢猪们把我们的路全给堵死了，这下我们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们继续动身，从工厂下班的工人向我们欢呼，被我们造成的交通堵塞困住的人们也按喇叭，表示支持我们。最后我们挤到了左边一条乡间小路上，走着走着就变成了很窄的步行路，只能让三个人并排走。我们走到一座铁路上方的天桥时，终于看到了奥格里夫。

远处有好几家焦炭厂，烧着约克郡的煤炭，喷着浓烟。一道黑色的警戒线穿过了前方的黄色田野，警戒线前后都有骑警。纠察队员们在一边，跟骑警对峙，整个场面就像科幻电影，或是英国内战！我走到天桥下面时，听见远远传来冲杀声，我猜是警察和纠察队员打起来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沿着小路跑起来。跑了几百码后，我们看见几百个纠察队员在野地里跑，蠢猪们和骑警们跟在后面追。场面很壮观，我记得，当时我想，纠察队员明明人数比骑警多，打败他们根本不费事。直到后来我亲自加入大规模纠察队，我才知道，光是看着骑警朝你冲锋，你马上就吓呆了，根本反应不过来！

我们在野地高处跟纠察队员会合了，这时骑警也在撤回警戒线，我认出了一个工友，叫德默特（Dermot），以前我在斯凯格尼斯见过他，他告诉了我刚才发生了什么。在纠察队后面有几个蠢货朝警戒线丢砖头，骑警就向纠察队冲锋。德默特挨了两下警棍，侧腹和肩膀都肿起来了，疼得很。这并没有阻止他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而这也是他一开始就冲到最前线的原因——因为他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几个纠察队员就说他不是来跟蠢猪们战斗的，而是来卖报的，所以他冲到最前线，证明他们是错的。我们聊了一会，估计纠察队员有多少人，最后得出结论：我们的人比蠢猪多，但还没多到能扭转形势的程度。警察在野地里散开，个个都穿着全套防暴服，站在巨大的塑料盾牌后面，在他们身后是骑警，也穿着防暴服。那种场面，看了一眼就会心里打鼓，毕竟我们只穿了T恤衫和牛仔裤，怎么可能打败警察呢？答案当然是集体冲锋，但我们的人数大概只有五千人，而在著名的1972年索尔特利大捷中，光是矿工就有一万五千人，此外还得到了其他工人的支援。社工党制作的标语牌上写着“把奥格里夫变成索尔特利”，但我们的人数恐怕还不足以把这句口号变成现实。斯卡吉尔和我们站在一起，但麦克加希、希斯菲尔德¹⁶、泰勒和其他领袖呢？

德默特和我挤到前面，我扫了一眼人群，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我发现汤米·维尔森和他的狗腿子就在我前面，汤米认出了我，走过来对我说，“咱俩以前在罢工中有过分歧，但你至少还有点骨气，敢上前战斗，不像那帮怂包一样缩在后面，所以我敬你是条汉子。”他一边喊一边指着绝大多数纠察队员，他们都尽量退到马路上，还有好几百人站在马路旁的墙边。突然间，我们身后有人丢起了石头，雨点般的石块从我们头上飞过，砸在警戒线上。我们全都大喊起来，叫他们停手，他们真想丢石头的话，就到前面来，跟我们站在一起。我旁边的一个纠察队倒在地上，疼得大叫，他被石头打中了，后脑勺流出了血。大家赶紧扶他起来，就在这时，警戒线打开了一个口子，骑警毫无警告冲了出来，后面紧跟着穿防暴服、拿防暴盾的蠢猪们。我连忙跑到路边，跳下路基，以为那里会安全一点。跟着我一起跳下来的还有几十个人，没想到蠢猪们紧追不舍，更要命的是，藏在我们右边的警察开始放狗咬我们了。这时我恨不得肾上腺素马上起效，我在野地里狂奔，避开跑得比我慢的人。我跑到了安全的地方，但我回头一看，吓呆了：工友们不是被警犬咬，就是被蠢猪用警棍打，被带走或是被拖走！实在太惨了，我以前还以为这种场面永远不会在英国出现呢。我以后都忘不了这一幕，但是接下来发生的更惨。

阿瑟·斯卡吉尔回到了公路上，他站在那里，戴着顶棒球帽，通过扩音器大喊，“前进，工友们！不要怕区区几个骑警！我在约克赛马场见过更大的马。到前面去，发起冲锋，我们的人够多，完全可以打败他们。”几个纠察队员开始前进，但大多数人还是留在原地，没听他的。斯卡吉尔便大喊起来，“矿工们，你们的同志正在为了保住大家的饭碗而战，你们却站着不动，见了你们这样子，我真替你们丢脸！”就连这样也没能打动那些软蛋，我走向前面，这时我还能听见斯卡吉尔在恳求更多的人一起走向前面。我点了根烟，这是个大错——我还没来得及吸上一口，冲锋就开始了，大家挤成一团，我连手都抽不出来。我们把他们逼退了几码，然后他们的队伍得到了增援，又把我们逼退了。一个纠察队员生气地朝我大喊，叫我丢掉烟，我好不容易才丢掉，在我的T恤衫上烧了个洞。在我们被逼退时，大家你推我挤，我连保持站立都很困难。不知是谁大喊一声“有人受伤了”，冲击就停止了，老是这样子。蠢猪们趁机逮人，我看见几个人消失在警戒线后面。这激怒了一些纠察队员，我看见一个纠察队员飞身踢向蠢猪，另一队人设法抢下了一块防暴盾，他们挥动防暴盾，向蠢猪们挑衅。我还看见一个纠察队员站在最前面，直面警察，高举着我们的“把奥格里夫变成索尔特利”标语牌。他比我勇敢多了。

我不想在下一次冲击中被困在人群中间，就打算转移到右边的田地里。我有幽闭恐惧症，所以在冲击时总是很害怕，前后左右都是人，挤得连喘气都费劲，感觉随时都会晕倒。我很讨厌这样，但是，尽管我每次都发誓说“再也不冲了”，可下一次我还是忘了自己发过誓，照样冲上去。我认出了戴夫·黑斯（Dave Hayes），他以前住在纽卡斯尔，现在住在谢菲尔德，我跟他在斯凯格尼斯见过。他正在跟一个女人聊天，把她介绍给我，说她叫希拉·麦克格雷格（Sheila McGregor）（这个姓氏，比我的还糟！）。今天的天气非常热，警戒线前冒起了热浪，使它们显得更不真实。我们三个站在那里，讨论该怎么办，我脱下T恤衫，把它围在腰间，享受着阳光直接照在背上的感觉。几个纠察队员点燃了夺来的防暴盾，却把田地里的茬子也给点着了。我们想踩灭火，这时希拉说我的裤脚也着火了。我跳了起来，连忙脱掉冒烟的牛仔裤，他们都笑了起来。蠢猪们一定很紧张，因为我刚好看见，警戒线开了口子，骑警冲了出来，我赶紧掉头，在田地里狂奔，避免被逮到。相信我，在大太阳下面穿着钢头靴子狂奔可不是什么好受的事，但是，疾驰而来的马蹄声，以及有时冲着你的脑袋挥过来的警棍的破空声，都能很好地让你忘掉疼痛，甚至能帮你打破400米的世界纪录！我全力奔跑，超过了其他人，来到田地高处的一道墙边，翻了上去，然后不管下面有什么东西就跳了下去。我撞上了一段倾斜的铁路路基，摔到了铁轨旁边的路基下面，疼得要死。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小心翼翼地往上爬回去，边爬边观察蠢猪们。我发现骑警又回到了警戒线后面，在田地上，纠察队员不是被蠢猪们揍，就是被拖走。我看见一个工友无助地倒在地上，一头蠢猪不停地用警棍打他。就算我以前对警察还怀有一丝敬意，现在也已经彻底消失了。我在电视上见过暴动，比如布里克斯顿和托克斯泰斯¹⁷，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我的工友正在被殴打，而他只是在为了保住工作的权利而战！如果撒切尔想用这种方法打败我们，那是痴心妄想，我绝不退让！

我们总算回到了田地里，但我看见了加里·马歇尔，他跟我说，我们的客车就快到了，我们得走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现在怎么能临阵脱逃呢。我们回到了田地里，看见了汤米·维尔森。他在帮助一个受伤的纠察队员时被警棍打中了，伤得很重。我劝他去医院治一下伤。我们到了桥上，看见我们的人大都在跟斯卡吉尔说话。他们对他说，我们接到了命令，要走了，阿瑟火冒三丈，叫我们留下来参加反击。他尖刻地批评我们，说只派我们来一天而不是一周，完全是浪费工会资金。他还说，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亲自掏钱，替我们出路费。我们搞了个表决，全体一致同意留下，因为我们谁都不想走，在好好教训蠢猪们之前绝不走。我们要报仇！

我们全都饿坏了，所以，当我们看见有人拿着装有食品的袋子经过时，我们决定派人去找商店，附近一定有。沿着公路走了几百码后，我们发现了一家超市，门外有几百人坐着或躺着，其中不少人正在喝啤酒和苹果酒，看样子已经醉醺醺了。我对工会有个批评意见，可能大部分矿工不会同意我，但我还是要讲一下。一天8英镑的“补助”太多了，4英镑就够了，特别是在这种为期一天的活动之中。不少纠察队员在拿到这笔钱后，把其中大部分带回家里，但也有不少人会随便乱花，这对加强大规模纠察并没有好处，反而还会使我们遭到媒体的批判。

总之，加里、基斯和我进了超市，我买了一些面包卷、奶酪还有一箱牛奶。基斯不知该买什么，花了好长时间，最后决定买薯片。我们回到外面，在墙边找了个地方坐下，开始狼吞虎咽。我发现有几个工友盯着我们，露出了饥饿的神色，于是我分给了他们一些面包和奶酪。然后得知他们是诺丁汉的罢工矿工，因为他们的基金被冻结了，所以他们只领到了油费。我给了他们2英镑，然后加里和基斯也照做了。他们很不好意思，连连向我们道谢，我们对他们说，应该是我们感谢他们，因为他们不顾当地大多数矿工的意见，参加了罢工，我们讨论了他们的困难，因为他们是少数派，所以过得很难。一个诺丁汉矿工把他的工会徽章送给了我，让我很感动。我们怀着非常谦虚的心情，回到了纠察队。

回到桥上时，我们发现蠢猪们趁纠察队员不在的工夫，把警戒线往前推进了一些，不让任何人经过。这激怒了不少人，随着越来越多的纠察队员返回，怒气就变成了行动，我们把能找到的东西一股脑儿砸向蠢猪们，逼退了他们。我认出了银木矿场的伊恩·米切尔，我们都认为，警方不让我们回来参加纠察，导致了暴力冲突。这对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帮助，但谁也没法阻止。

蠢猪们重整了队伍，挥舞着警棍向我们冲来，我们全都掉头逃跑。我跌跌撞撞地跑，边跑边咒骂挡在我前面又跑得没我快的人，跑了上百码后，蠢猪们又退了回去，我们这才停下来喘口气。这时有人在传斯卡吉尔在冲锋中受伤了，被蠢猪们抓走了，这让纠察队员们更加愤怒了，让我们获得了向蠢猪们进攻的新动力。在桥上，一队纠察队员从路对面的修理厂弄来一辆轿车，把它推到桥的右边。我也上去帮他们，我现在窝火得很，只要能阻止蠢猪们再次冲锋，我什么都愿意干。不知是谁把轿车给点着了，大家都欢呼起来，嘲讽蠢猪们，他们现在被那辆着火的轿车给堵住，冲不过来了，况且我们还在不停地朝他们丢石头。当地居民纷纷把水瓶放在自家墙外面，给我们喝，我们非常感激，在大太阳底下喝了个痛快。看见他们站在我们一边，让我们士气大振。

蠢猪们可不会忍气吞声，果然，骑警穿过黑烟冲了过来，吓得纠察队员向四面八方散开。我差点被一匹马撞倒，幸好跟在马后面的蠢猪们忙着追打其他纠察队员，我才逃过一劫，这一幕我永远忘不了。我看见一个人爬上了金属楼梯，骑警还在后面紧追不放！太吓人了。我跟大部分纠察队员跑到一家超市前面，以为安全了，没想到蠢猪们顺着血腥味追上来，朝人群冲锋，就是不放过我们。我赶紧跑起来，跑进一个停车场，躲在一辆轿车后面。叫喊声、哀嚎声到处都是。我悄悄地跟躲在周围的几个纠察队员凑在一起。他们是威尔士人，年纪比较大，跟我们大部分人不一样。其中一个似乎心脏病发作了，疼得脸都歪了。他的两个同伴情况似乎也不太好，但过了一会好像好转了。其中一个对我说，他们在后面被蠢猪们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好跑进超市里，保安又把他们赶出来，所以他们躲到这里来了。

过了大概十分钟，我决定冒险回到大路上，把威尔士人留在后面，因为他们不想再冒险了。看不见蠢猪们，路上出现了一大群人。一队醉酒的苏格兰人叫嚷着什么“我们是疯子，我们疯了，我们要离开这个鬼地方”，边走边踢路边的车子。我走进超市，给凯丝打电话报平安。她说电视上全是奥格里夫的新闻，说矿工们狂性大发。我被逗笑了，但我对她说，我大概九点到家，到时再跟她解释。

有人叫维斯托的纠察队员集合，因为我们的客车到了。有几个人去了谢菲尔德，去发动当地的工人，但事到如今，留下来也没有用了，因为一切都乱了套，没理由让工友们冒着被抓的危险继续留下来。我们点了名，发现人没到齐，就派人去找掉队的人。这时有流言说，蠢猪们要把所有掉队的人统统抓起来，就像曼斯菲尔德那次一样。为了安全，我们上了客车，出去找人的人都回来后，我们前往谢菲尔德，去接住院的人。一个在谢菲尔德住院的工友，叫弗雷德·泰勒（Fred Taylor），他跟我们讲了他的经历，他在第一次冲锋中就被警棍打倒了。他个子很大，屁股很重，所以跑得比大部队慢。他就站在那里，然而一头蠢猪用警棍打他，把他打倒在地，然后又打他的肋骨！幸好他没被抓走。我们的人都没被抓，但有几个受了伤。今天有好多人没这么走运，都被抓走了，没死人真是个奇迹！

回家路上大家非常安静，大多数人都在睡觉。我们并不觉得沮丧，倒不如说，我们看见的一切、经历的一切，反倒让我们更加愤怒了，如果事先安排好的话，我们甚至愿意再待一周。大家全都下定了决心，绝不退让，国家越是镇压我们，我们越要反击。

凯丝和我看了一整晚的新闻报道，但是，他们把我们说成了侵略者！我们被打的惨状完全没有播出来，看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自从奥格里夫的灾难之后，这段时间我都在伍德塞德矿场参加纠察。这几天里干得最好的一件事，也不过是拦下了一辆载着蠢猪的面包车，没让他们开往陶洛。我趁这个机会，与纠察队员们建立良好关系，并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顺便讨论罢工。我们还踢足球，但我踢坏了球鞋，只好花4.99英镑重新买一双。再也不踢球了！

结束纠察后，我们在食堂里吃鱼饼和薯片，在那里有人告诉我，有16个人被选中参加飞行纠察队。想去的人有一百多个，但只有16个人能去，没被选中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在发牢骚，特别是那些从第一天开始就表现得很积极的人。明明有那么多人想去，可是分会就是不让想去的人全都去，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派去的人多了，可能有危险，所以就放弃了，干脆待在家里得了？

我接到通知，叫我下午六点去会堂报道，所以我赶回家，往包里塞了几件衣服，背上睡袋，然后坐巴士去凯丝的单位。我们一起喝了咖啡，我哄了她几句，然后对她说，我又要去参加飞行纠察队了，得出门几天。出乎我意料的是，她接受了，看表情像是认命了，倒是没有我先前估计的沮丧。她准是习惯了。下午五点，我们一起走进镇子，然后在公交站吻别。

到了会堂，我领了32英镑，有人跟我说，我们可能星期四回家。斯雷特只肯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要去苏格兰，这么说，我们很可能是去比尔斯顿格伦，那里有许多工贼，不少达拉姆纠察队员在那里被抓了。

一般我们要等上两个钟头客车才来，再加上我们已经领了补助，不少人会在这段时间里去喝几杯酒，所以一路上都很闹腾。跟上个月去曼彻斯特那趟一样，这次的客车上也坐了四个矿场的代表：维斯托、维尔毛斯、赫林顿和萨克里斯顿。为了避免被蠢猪们拦下，司机小心翼翼地沿着郡界行驶，路上我们几次停下来上厕所，所以我们过了午夜才抵达多尔基斯矿工福利社（Dalkeith Miners Welfare）。

到了之后，我们美美地享用了汤和面包，吃饱后，我们就睡在演出厅里的椅子上。由于正在举行台球比赛，睡觉的机会很难得（现在是凌晨2点24分！）。我们接到通知，说纠察将在凌晨五点开始，今天晚些时候会给我们找个更好的住处，我希望是真的，因为我已经累散架了！

昨天一整晚都没睡着，今早在比尔斯顿格伦参加完纠察后，我抓紧时间在俱乐部的电视室里睡了一个钟头，然后被清洁女工赶了出去。

苏格兰的模范矿场的外观并不出奇，跟维斯托和维尔毛斯相比，规模要小得多。我们在一家社交俱乐部集合，这家俱乐部不远就是酒吧，来了一个男人，苏格兰工友管他叫“卡扎菲”，他明白无误地表示，他是领头人，负责制定战术。我们跟在他后面，沿着公路走，碰到了一道横贯公路的双层警戒线，只好停下来。卡扎菲叫我们跟他走，我们大约两百人穿过一个居民区，上了一条公路，这条路与矿场刚好成直角。显然工贼都是走这条路上班的，那我们就得封锁这条路。我们排成队，把公路拦腰截断，一开始警察没反应过来，但是，我们的人不够多，没准备好进攻矿场入口，然后警察大批赶到，排好队形，跟我们对峙。没过几分钟，冲击就开始了，起初我们把他们逼退了几码，然后警察开始冲到我们后面，许多人被冲散了。我们后退重整，手挽手组成人链，狠狠地朝蠢猪们冲去，逼得他们慢慢后退，突然听见一声大喊“有人受伤了！”，我们只好停止进攻，却发现根本没人受伤，我们上了蠢猪的当。蠢猪们充分利用了我们的混乱，有几头蠢猪动拳动脚特别狠，我们有一些人还手了，几个人被拖到警戒线后面去了。

我们右边有个建筑工地，几个工友去那里弄来砖头，朝冲过来的蠢猪们丢过去。我们仓皇撤退，只有几个人毫发无伤地逃出来了，算我走运，我就是那几个之一。我小心地回到主要入口，其他纠察队员都待在那里，什么事都没发生。

到了八点半，我们正准备离开时，我看见苏格兰矿工工会的领袖米克·麦克加希和埃里克·克拉克¹⁸穿过警戒线，站到了“正式的”六个纠察队员身边。我问他们，能不能更有效地协调各地纠察队员的行动，好让我们能够把力量集中在最合适的地方。麦克加希的回答十分标准，“纠察跟我无关，孩子。”我早该知道，在阶级战争当中，就不该向这种领袖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多尔基斯吃了早饭，然后接到通知，叫我们收拾东西，等会要搬到更好的住处。加里和我要跟一个叫肯尼·麦考马克（Kenny McCormack）的工友住一块，我们是在唐卡斯特的社工党矿工大会上认识的。我们要到阿尼斯顿¹⁹去，住在他叔叔家里，那里是个很小的矿业村镇，离爱丁堡有七英里路。我们把行李放在他叔叔家，然后在当地矿工福利社吃了饭，先喝汤，然后吃肉末加“胡萝卜泥”²⁰。我只喝汤，吃了胡萝卜泥，因为我是素食者，这给我招来了同伴们的取笑。吃完饭后，我们几乎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马上又要出发，去比尔斯顿格伦参加下午的纠察。

下午日头很毒，所以我穿了白外衣、T恤衫、长裤和白鞋子。大家都取笑我，选我为“衣着最佳纠察队员”，但我在参加完纠察后还要去剧场，所以我想穿得尽量体面一点。

参加下午纠察的人数很多，大约有400个男人和50个女人，这个人数很不错，我们都坚信能取得突破。我们全都手挽手，组成了坚强的队形，封锁了道路，一边高喊“我们来了！”一边向警戒线前进。

在我们有力的进攻之下，蠢猪们不知所措，被我们逼退了。倒霉的是，没过多久，来了辆装满蠢猪的双层客车，加强了他们的防线，阻止了我们的前进。双方打得非常惨烈，我丢了一只鞋，为了避免被人踩中我的脚，只好单脚跳着离开。蠢猪们又开始殴打工友们，冲锋被打散了，我们四处奔逃。我回去找鞋子，很走运，居然找到了。另一个维斯托工友也回去找鞋子，他比较倒霉，被逮到了，比德（Bede）和戈登（Gordon）想去帮他，也被逮住了。今天不太妙，有三十多个工友被抓走了，但这反倒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定了，我们下定决心，明早一定要回来，再战一轮。

我去了爱丁堡，去看我的朋友斯图亚特·赫本参演的戏剧，剧目是契诃夫的《三姐妹》²¹。在喷着香水、衣着光鲜的观众当中，我觉得有点不自在，但我很喜欢这出戏。戏演得非常好，演完后，我去找斯图亚特，我们一起喝了几杯。他大方地替我付了返程的出租车钱，但我却想不起来肯尼的地址了，只好去找我们的客车，今晚我只能在客车上睡一觉了。

凌晨四点半，最早一批来参加纠察的工友们把我叫醒了。加里带我去肯尼家，我迅速换上比较合适的衣服，然后跑回客车。一个苏格兰工友告诉我们，我们是诱饵，负责引开警察，而主力将兵分几路，同时直扑主要入口。

结果我们只是在一个路口顶着大风站了两个钟头，除了让自己心烦意乱之外，什么收获都没有。我们本该跟着主力走，扩大昨天的战果，但我能做的也就是大声喊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苏格兰的领袖们把组织工作搞得一塌糊涂。大部分同伴都同意我的看法，所以也不能说毫无收获吧。

下午我们在一个叫做邦尼里格²²的露天矿场参加纠察，至少我们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功，劝返了两辆货车，我们一把自己的事情讲给货车司机听，他们就调头了。

这件事说明，只要现场没有蠢猪们挑衅，和平纠察就能起作用。大家都看出了这一点，充满了信心。

早上我们在比尔斯顿格伦参加纠察，什么事都没发生，连冲击都没有，纠察结束后我们就回家了。这一趟不算完全浪费时间，因为至少工贼的数量没有达到国煤的期望，我们全都收获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为了真正地扭转罢工的形势，我们需要真正的大规模纠察队，也就是说，要把还待在家里的大部分人给发动起来，让他们到纠察线上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最合适的地方开展纠察，而现在最合适的地方就是钢铁厂。

总之，能回家陪陪家人是很棒的。

今早又到伍德塞德参加例行的纠察任务，又回到了现实。去那里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根本没看见有人进出。唯一的好处就是趁机跟其他纠察队员聊天，开展鼓动，劝说大家向分会干部施压，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把更多的人派去比尔斯顿格伦这样的地方。

《社会主义工人报》的莫琳·沃森（Maureen Watson）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给他们写篇书评，评论一下艾米尔·左拉的《萌芽》²³。我说我很乐意，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整个煤矿里恐怕就只有几个人读过这本书，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是去年学习公开大学课程时读的。

今天剩下的时间我都在重温这本书，我欣喜地发现，主人公艾蒂安（Etienne）跟斯卡吉尔有不少相似之处。这样至少可以冲淡一下伍德塞德的无聊。

今早我们分会的干部搞了游行和集会，主题是“要煤矿，不要失业救济”，参加人数只有一千人左右，很让我失望，如果他们提早告诉我们，让我们——基层群众——参加组织工作的话，本来是可以让参加人数大大增加的。达拉姆的所有分会都参加了，还有约克郡和肯特的几个分会也参加了，但是，考虑到南希尔兹的采煤传统（以前曾以有三个矿场而自豪），再加上周边还有更多的矿场，那这个人数是很令人失望的。我猜这是因为镇上的工业已经消失了一大半，失业率很高，消极冷漠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连维斯托矿场都要关停的话，情况就会变得更糟了！

我们的游行队伍从阿姆斯特朗会堂出发，前往海边的本茨公园（Bents Park），在那里举行了集会，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次集会比游行更令人失望。演讲人差劲透了。我们的分会书记在介绍约克郡矿工协会的杰克·泰勒时，居然吹捧他是“工会运动未来的传奇”。脚后跟还差不多！²⁴正是他签署了协议，允许煤矿运进斯坎索普钢铁厂，使这个工厂打破了生产纪录！他的演讲满是空洞的词藻，只获得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吉姆·斯雷特的演讲无聊得很，只有水手给他捧场，因为他是希尔兹人。只有肯特矿工工会的杰克·科林斯²⁵还算有点声望。

维斯托的组织工作还是一塌糊涂，我们连个像样的集会都搞不起来。真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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