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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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大会今天在布莱顿¹举行了代表大会，矿工们都担心在煤田会出现大规模的复工，便跟支持者们一起到会场示威。

斯卡吉尔向代表们发表了讲话，受到了热烈欢迎。他的讲话像以往一样热诚、勇敢，获得了潮水般的掌声。工会大会那帮黑手党虽然在口头上支持他，然而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他们保证会支持我们，但我才不相信他们呢，除非他们拿出实际行动来！

今天维斯托的纠察风平浪静，也没有工贼企图闯入矿场。不少人都开始对周一的定期纠察感到厌烦了，但我觉得，我们必须坚持纠察，才能避免工贼出现。

凯丝的领导对她说，她要是想保住妇女避难所管理员的工作，就得好好把握机会，跟其他人一样，重新提出求职申请。她很难过，因为她以前一直干得不错。我猜有人要整她，因为管理避难所的委员会里有个委员正好是女警，而凯丝的丈夫却是正在罢工的矿工。我希望我猜错了，因为这对我们的婚姻没有好处。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得凑合着过下去。必须这样！

今早在维尔毛斯参加纠察，这是目前为止最差劲的一次。我们人不少，有两百多号人，却没有热情和积极性。我想把大家组织起来，可没人理我，只好作罢。这都怪昨天的工会大会决议，它造成了虚假的乐观情绪。现在有不少人都以为罢工就快结束了，就像那次短命的码头工人造反一样。我越来越悲观，照我看，撒切尔不会让斯卡吉尔获得丝毫胜利。我们需要一丝曙光，需要其他工人的大力支持。

这篇日记其实是在九月八日星期六写的，因为前三天我都在达拉姆监狱坐牢。

早上七点，我离开阿姆斯特朗会堂搭上尼尔·泰特（Neil Tate）的车，像以往一样去维尔毛斯参加纠察。我对大伙说，咱们不能老是这样无所事事地站着，应该主动搞点行动。他们全都同意我。

七点半我们到了维尔毛斯，加入了纠察队，这时停车场里已经来了五十几个人。我跟维尔毛斯分会书记戴夫·霍帕聊了起来，还问他为什么不拆掉那些围栏，有它们挡在那里，我们很难向蠢猪们发起冲击。戴夫同意我的意见，但他又说，他现在无能为力，因为蠢猪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矿场里。他还说，桑德兰的法官们对被捕的纠察队员判得很重。他的两个纠察队员现在被关在达拉姆监狱里。其中一个跟我很熟，他叫艾伦·马加姆（Alan Margham），所以我就拜托戴夫，下次见到艾伦时替我向他问好。没想到居然是我在牢里见到他，而不是他在出狱后见到我！

到了七点四十五分，停车场来了至少两百五十个纠察队员，大约两百头蠢猪在矿场正门前面排成一排，跟我们对峙，我们跟蠢猪们之间只隔着那道该死的金属围栏。我们有一队人开始沿着纠察线走来走去，因为我们都受够了消极被动。天天都有人被抓，核心积极分子越来越少，纠察变得越来越沉闷了。我们不能放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因为表现消极的纠察队只会刺激更多的人当工贼。我们先是对大伙说，我们要到外面去，到右边的公路上去搞冲击，请大家加入。然后，我们——大概二十来人——就走到公路上，向大家大喊，叫大家都跟我们干。我们这边很快就有了大概一百人，可是大多数人还是不肯动，就算我们大骂他们是“假纠察队员”，他们还是无动于衷。我嗓门很大，我喊得喉咙都疼了，却没有什么效果。

工贼的巴士准时到来，我们便组成了坚实的队伍，向蠢猪们前进，蠢猪们也迅速在我们面前排好阵型。我们高呼“祖鲁”口号，然后冲向蠢猪们。一开始我们把蠢猪们逼退了一点，但是蠢猪们的援军不断赶来。如果那些袖手旁观的“假纠察队员”跟我们一起干的话，我们本来是能够轻松击败蠢猪们的。一队蠢猪从侧翼袭击我们，把我们的队形割成两半，打垮了我们的冲击。一头蠢猪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我拼命反抗，想保持站立。那个狗杂种把几乎窒息的我拖过警戒线，又把我摔到地上，我拼命喘气，他跪在我身上，用膝盖狠狠地压着我的胸口。他是个警督，因为我看见他戴着大盖帽，他说，“总算逮到你了，你这大嘴巴傻屌，你休想再参加纠察了”。我猜他们是不是专门针对我，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我被拖到后面去，塞进一辆警车后面的囚室里。没过几分钟，囚室就满了，塞了八个纠察队员和六头蠢猪，然后警车经过桥梁，开了一段不长的路，到了警察局，上周我们还砸了这间警察局呢。

蒙克维尔毛斯警察局很小，连牢房都没有，我的“逮捕官”是个年轻的警员，他叫我们靠墙站好，一个胖乎乎的警佐（还有其它类型的吗？）用拍立得相机给我们拍照。他对我说，这张照片是用于“正式”记录的，也就是说，会收入专门的相册里，让他们用来识别积极分子。警佐按下按钮，四个闪光灯应声熄灭，没曝光的胶卷弹了出来。我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那个年轻警员也笑了，但那个警佐没笑。他一边骂，一边换上新的闪光灯和胶卷。我们收敛表情，我尽量做出不服气的神情，而那个警员则面露微笑。这次又出了故障，闪光灯坏了，胶卷弹了出来。我笑得像个疯子，一个警督怒气冲冲地闯进来，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胖警佐说他不知道，以前从来没出过这种事。他又试了一次，还是一样。警督抓过相机，丢进垃圾桶里，叫胖警佐出去找个新的。

最后他们总算给我拍了照，然后把我带进另一个房间，刚才那个怒气冲冲的警督在里面不耐烦地等着。他问那个年轻警员，“这个人渣用了什么样的侮辱性语言？”那个年轻警员要么就是太天真，要么就是太蠢，要么两者兼而有之，他居然这样回答，“对不起，长官，我真的没有听见他说什么。”我猜警督都快气炸了。他朝胖警佐大吼，叫他把我带出去。被带出去时，我听见警督说，“你现在听见这杂种说什么没有？”毫无疑问，这肯定能洗洗那个年轻警员的脑子。

我被带到外面，锁在一辆警用巴士上的小囚室里，这种警用巴士经常停在足球场旁边。我在里面度过了难熬的一个钟头，在这段时间里，又关进来十一个人，然后巴士开到了桑德兰的吉尔桥（Gill Bridge）警察局，我们被分别关在两间牢房里，每间关六人。有三个维斯托矿工跟我关在一起，其中一个参加纠察才半个月！有个狱友叫戴维·拉森（Davy Larsen），跟我一样，都是在乔叟大街（Chaucer Avenue）上长大的，我们交流了过去半年的经历，消磨时间。

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带我们去拍照、按指纹，然后是审讯，最后是控罪。我的罪名是“污言秽语，扰乱治安”。对我控罪的警官问我还有没有什么重要罪名，我把上个月在比尔斯顿格伦的事讲给他听，他笑了。

他们允许我们会见矿工工会请的律师，律师对我说，法官可能会判我们交保候审，而且不得进入维尔毛斯周围两英里的范围，这跟我猜的差不多。

我们吃了豆饼、土豆和大头菜，做得很差，但我还是全吃完了。然后他们把我们带出牢房，带到法庭外面的台阶下面，叫我们等着。我们低声交头接耳。我认出了一个人，他是鲍勃·罗布森，上次受审时，就是他最积极地主张大家都选择坐牢，以示抗议，然而他后来却退缩了，选择了保释，然后再给电视台打电话爆料。罗布森对我说，他在会见律师时，律师警告他说，因为他上次被抓过，所以这次恐怕得不到保释了，可能要坐牢，他这番话让我不由得担心起来。上次受审时，大家也碰到过这个难题。这可不妙。我有点气恼，因为他，还有大多数狱友，见的都是女律师，只有我和少数几个人见的是男律师。我猜那个律师准是什么实习生，因为他跟我说，我很可能被判交保候审。

到了下午三点，头一批人被带进法庭，共有六人，他们回来后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判决是交保候审，不得进入维尔毛斯方圆两英里的范围，这跟他们原先预料的一样。然后轮到我们了，裁判官叫前面四个人先上去受审，让鲍勃和我在旁边等着。那四个人全都获释了，条件跟前一批人一样。

裁判官叫鲍勃和我上庭，他看我们的眼神，就好像我们是两坨屎似的。鲍勃先受审，尽管女律师做了抗辩，他还是被判处在达拉姆监狱拘留至9月14日。鲍勃被带下来的时候一脸震惊的样子。然后轮到我了，我的判决跟鲍勃一样，裁判官说，他判我坐牢，是因为我有可耻的前科，所以他认为我不会老老实实遵守保释条件。他还讲了几句我会危害社会治安的话，但我太震惊了，没听进去。这个王八蛋，他凭什么说我不会遵守保释条件？裁判官叫我退庭，带我出去的那个人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说得好听，反正坐牢的又不是他！

我们被关在一间牢房里，过了半个钟头，我们又被带到一个院子里，他们给我们上了手铐，还铐在一起，然后他们把我们押上囚车。路上十分难受，更要命的是那个押送我们的警佐。他是那种会说“我最好的几个朋友也是矿工”的人，老是想装出友好的样子。我不想理睬这杂种，但鲍勃却跟他聊得很欢。那头蠢猪大骂斯卡吉尔，大骂纠察队的“凶暴”，而鲍勃居然也附和他！我简直不敢相信，我都开始怀疑鲍勃到底为什么要参加纠察队了。鲍勃说很快就会复工，他等不及了，反正我们赢不了撒切尔。去坐牢本来就糟透了，听了鲍勃的话，更让我难过，我开始担心，凯丝在知道我坐牢后会说什么，珍和萨莎又会怎么说。我很生气，因为我们分会的干部没有一个受审，那谁去通知凯丝呢？我只能指望基斯或加里给她打电话了。我开始觉得，我的刑期不是短短几天，而是一辈子，我决定以后当个“印第安人”就好了，不要当别人的“酋长”了。

进了监狱大门后，我们的手铐被解开了，他们把我们带进大门旁边的搜身室里，浑身上下都搜了个遍，连鞋底都不放过，侮辱性很强。他们拿我的姓氏开了几句惯常的玩笑，然后把我们带到收容区，又等了好久，他们才把我们带进另一个房间，里面全是正在等待监狱接收的囚犯。其中一个刑期很长，正要转到苏格兰的监狱。他对我说，他在维克菲尔德监狱²坐了七年牢，这次是他多年来头一次到外面。他说他犯了谋杀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尽管如此，我还是替他感到难过。其他人当中，有入室盗窃犯，还有诈骗犯，为了消磨时间，他们吹嘘自己犯过什么大案子，后来却因为一点点小罪而栽了跟头，被抓了进来。他们听说鲍勃和我的罪名后，都很同情，给我们出了不少主意，说在坐牢时会遇到什么情况、该怎么应付。鲍勃也吹起来了，说他年轻时也干过几票大的，想证明自己跟他们一样牛逼。鲍勃就是这种人，老想装出啥都懂的样子。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他们的主意，这让我心里好受了一些。

狱医给我们做了身体检查，然后他们拉我们去洗澡，用洒满消毒剂的冷水冲洗我们。他们给我擦身的毛巾，简直就是砂纸！接着他们给我们发了囚服；一条内裤，一件背心，一双袜子（两边脚跟都破了），一件镶有蓝条纹的外衣，一条棕色裤子（尺码过大），一件棕色夹克，上面还印着“皇家达拉姆监狱”，以防被偷走。最后是一双破旧的黑色便鞋，我那双鞋的两边脚跟都破了几个洞，走起路来非常不舒服，反正我也没指望能有多少放风的时间！

洗过澡，穿好衣服，拿到囚犯号码后，剩下的就只有等待上饭了。我饿坏了，可是，一看见他们送来的饭，我马上就没胃口了。只见餐盘里是一滩土豆泥，夹着皱巴巴的豆子，还有一根热狗。还有装在塑料杯里的茶，没加糖，大概是用来掩盖饭菜那糟糕的味道的，我嚼了几下就硬是把饭菜吞下去，以免味觉受到不可恢复的损伤。

吃过饭后，我们又等了好久。为了消磨时间，我跟一个诈骗犯聊了起来，他被判了三年，如果他的话可信的话，他存了三万英镑，准备出去后再用。为了逗乐，他讲了不少自己的“丰功伟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还给了我几根烟，这可妙极了，因为我被捕时身上带的烟早就抽完了。我很感激分给我烟抽的“狱卒”，因为按照监狱规定，囚犯只能得到没有拆封的整包香烟。他对我说，他支持矿工，这倒是个惊喜，因为我以前还以为狱卒都是蠢猪们那样的杂种。然而，跟我们打过交道的狱卒都还不错，其中一个以前当过矿工，他帮了我不少忙，让我在坐牢时能好受一点。

鲍勃一直跟我关在一起，这让我松了口气，因为我听多了监狱里的搞基段子。我并不反对同性恋，我只是不想亲身体验！到了晚上九点，他们发给我们被单、枕头和毯子。我们拿着床上用品，走进了B栋，因为拘留区已经关满了人。我们走上一段金属阶梯，这时我想，这就是我要坐牢的地方³。楼梯上都安着厚重的铁丝网，以防囚犯因为不想吃那糟糕的饭菜而跳楼自杀！我们的牢房在二楼的B2-30号房间，我们被带进牢房，牢门在我们身后锁上后，我们觉得非常难受。

牢房的条件糟透了。到处脏乱不堪，混凝土地板上开了好几道缝。窗户也很脏，有六块玻璃不知去了哪里，冷风吹了进来，地板中央放着个塑料桶，里面装着屎尿，冷风一吹，整个牢房臭不可闻。四面墙都是单调的、惨淡无比的灰色，天花板上布满了蛛网。我们俩各睡一张金属床，床上有一张薄薄的床垫，床垫本来应该是“白色”的，却沾满了污渍，我那张床上还画有一个裸女，看手笔像是小学生画的。我俩各有一个蓝色塑料杯，一个橙色的塑料脸盆，一把没有刀片的塑料剃须刀。最后是两张木桌，整个牢房只有六英尺宽、十二英尺长，被这些东西挤得满满的。

有个狱卒——鲍勃老是喊他“老大”——叫我们去厕所。我刚进去就看见一扇半掩的门后面露出了一张扭曲的脸，还听见了用力拉屎的声音。他把我推了出去，我决心要尽量保持肠胃健康。

回到牢房里，鲍勃发现了两本书，便津津有味地读起了牛仔故事。我松了一口气，然后发现另一本书是马丁·路德的传记。我草草扫了一遍，很快就觉得这本书不合我的胃口。要是能跟鲍勃换来那本牛仔故事书，我会非常乐意用这本传记跟他换的。

晚上十点熄灯了，我们躺下睡觉。我累坏了，但我花了好长时间才睡着。我担心凯丝和两个女儿，我觉得，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被关起来，无法跟挚爱的人们联系，也得不到她们的消息。

被达拉姆大教堂的钟声吵醒了，才刚刚四点，真该死。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睡在达拉姆监狱一间恶臭又肮脏的牢房里，居然没做噩梦！我想再睡一觉，却睡不着，到了六点，灯亮了，我才不再折腾了。我穿好衣服，躺在床上，等着鲍勃醒来。

早上六点半，牢门开了，狱卒给我们每人一片用纸包着的刀片，叫我们去厕所打热水。我取出刀片，刮了胡子，刮胡子时我在脸上刮出了几道伤口，只好用纸盖住。没想到狱卒又回来找我，把刀片拿回去，而我已经把刀片夹进写有我的号码的笔记板了。狱卒说我应该留着纸的，不过这也没啥，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用刀片。当然，鲍勃这个“老”囚徒把纸给留下来了，他对我说，这刀片得用上一个月。到时如果我还没出去的话，我就要留大胡子了！

早上七点，我下楼去吃早饭，但鲍勃已经下定决心，什么也不吃，所以他留在牢房里。半块烤焦的面包，上面堆着凉了的煮豆子，一块面包，上面涂的是味道最最恶心的人造黄油，咽下这些玩意后，我不禁羡慕起了鲍勃，真希望自己能像他那样坚强！为了摆脱那股味道，我喝了半杯不加糖的茶，却还是觉得恶心。早上七点半，我把空餐盘放到牢门外面，然后就断断续续地打瞌睡，而鲍勃还在读那本牛仔故事。

刚过九点，牢门开了，狱卒带我们去接待处，原来是我们的律师来见我们。路上我碰见了维尔毛斯的艾伦·马加姆，但我只来得及说了一句“你好”，就被带到了外面。不过，知道这里并不只有我一个人，还是让我好受了一点。

鲍勃先见律师，他跟律师谈了一小时四十分，还抽了烟。为了消磨时间，我就去听别的囚犯的谈话，几乎都是在谈他们的犯罪生涯，从偷车到企图谋杀，无所不包！轮到我去见律师时，我总算能放松一下了。

但我没能放松多久，因为律师告诉我的头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出不去了，而我原先还以为今天就能出去的。他解释说，已经提交了上诉，但在上诉完成之前，我还得提交报告，详细说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我被拘留会对我的妻子女儿造成什么影响，会对我的寡居的母亲造成什么影响。虽然我在监狱里只待了很短的时间，但这已经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只要能出去，我什么都愿说。记得上次我受审时，为了表示抗议，我宁愿选择坐牢，现在几个月过去了，我已经变得太厉害了。到了十一点，律师得走了，因为这是监狱的规定，我不禁咒骂起了鲍勃，谁叫他占了那么长时间。我的时间不够，没法把我想说的写进报告里，所以我对他很生气。律师连连道歉，说他一定会尽力帮我们争取周末前获释。

我们被带回牢房，牢房们又锁上了。中午十二点，我被允许走出牢门，吃了点东西，但味道太恶心了，虽然我很饿，但大部分我都没吃。鲍勃还是不肯吃东西。

下午两点半，狱卒叫鲍勃出去，有人来见他，我觉得很难过，因为谁也不来看我。鲍勃回来时，拿着香烟、巧克力和果汁，一部分是维尔毛斯分会的干部买给他的，剩下的是他妻子买的，这让我更加难受了。凯丝怎么不来看我？鲍勃的分会干部都来看他了，狗日的维斯托分会干部怎么不来看我？一想到他们甚至不想来看我，或是他们根本没有帮凯丝安排会见，我都要气炸了。这帮狗东西！！

今天剩下的时候都在牢房里度过，我没吃晚饭，因为我气坏了，吃不下。鲍勃分了一点东西给我吃，我们靠谈论罢工来消磨时间，直到熄灯为止。没想到鲍勃的思想居然这么保守，我想破头也想不通他怎么会参加纠察队的，更不用说跟我一块坐牢了。他说，我们本来应该先举行表决再罢工的，大规模纠察队是没用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复工！我跟他吵了起来，吵得很大声，但这全是浪费时间。我改变不了他的想法。

但他确实有一点比我强，他不像我这么怕脏，倒掉了装满上一批囚犯的屎尿的桶，改善了牢房里的空气质量。为此我永远都会感激他！

没睡好，五点就醒了，被教堂钟声吵醒的，该死的玩意，简直就是巨型闹钟！去他娘的宗教！

今天过得还是跟昨天一样，只是早饭更差了，就只有一根热狗，茶和面包，没有黄油，昨天早饭的黄油是最后一次了。

十点钟是放风时间，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在操场上走一个钟头，二是做一个半钟头运动，鲍勃选了前者，我选了后者，因为我觉得把身体弄得筋疲力尽可以改善睡眠质量。

我们大概有十五个人，被带到一个体育馆里，在那里他们又让我们选择，是举重还是踢足球。我选了足球，所以我们扛着两个球门，放在柏油地面上，周围都是高高的围墙，我们分成两队，每队四人。

我们开始踢球，踢得很激烈，才过了大概十五分钟，我就累坏了。对面有个大块头，身上满是纹身，我伸脚想抢他脚下的球，倒霉的是，球没抢到，却踢中了人，大块头摔倒在柏油地面上，膝盖擦伤了一大片。但他还是挣扎着站起来，冲我过来，骂我“该死的肥基佬”，说要干死我。狱卒们从四面八方跑来拦住他，让他冷静下来。充当裁判的狱卒走到我旁边，对我说，“小子，你最好离他远点！他已经杀了两个人，不在乎再杀一个。”老实说，我挺害怕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只要他靠近我，我就跑到另一边去。被带回牢房后，我才放下心来，我发誓，以后只跟鲍勃一起在操场上散步！

中午十二点吃了午饭，不出所料，饭菜还是一样恶心，但我全吃光了。当然，你不得不适应这种饭菜，但我敢说，吃这种饭菜永远不会是一种享受。毕竟监狱是惩罚人的地方，而牢里的饭菜更是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确信这一点！

吃过午饭后，鲍勃和我讨论了获释的可能性。昨天已经有三个矿工获释了，鲍勃相信他今天就能回家。他说他连一天都都待不下去了，更不用说等到周末了。我对自己获释的可能性要悲观得多，我已经放弃了，准备在牢里待到周末。要是到时能获释，就当我赚到了。

我的悲观似乎是正确的，因为下午两点十五分的时候，狱卒又把鲍勃带了出去，说是有人来见他。我孤零零地坐在牢房里，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不禁诅咒起了我们分会的干部。下午三点，我听见了开门声，便跳了起来，我以为是鲍勃回来了，没想到是狱卒叫我出去，说是有个卡兰夫人来见我。下楼梯时，我猜卡兰夫人是达拉姆矿工协会书记的妻子，不禁去猜想她为什么来见我。至少我总算能跟外界联系了。

他们把我带到接待区，然后叫我等着，轮到我的时候再喊我。叫到我之后，我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好几张桌子，排成一行。我被带到中间，看见凯丝坐在那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能做的只是饱含爱意地相互注视。我们刚想说话，汤米·卡兰和他的妻子就过来了，打断了我们，维斯托分会主席约翰·查普曼也来了，他满嘴扯淡，为没有及早来见我找了各种荒诞的借口。我不耐烦地听他们讲，最后他们总算识相离去，只留下凯丝和我在一起。凯丝对我说，我今天几乎肯定能出去，因为我的律师已经在两点半向法官递交了上诉书。我穿着囚服的样子，还有整个刁难人的会见过程，都让她大感震惊。一个狱卒走过来，说15分钟会见时间已经用完了，叫凯丝离开。她对我说，她给我带了几包烟和两罐啤酒，希望能很快见到我。我也是这么想的！

然后狱方把她留给我的东西转交给了我，里面还有一盒巧克力，是卡兰夫人送的。接着他们又把我带回牢房关了起来。我把巧克力的夹心部分都吃完了，同时鲍勃在牢房里走来走去，我觉得烦了，就说他一定能出去，但我有前科，所以我恐怕还得坐牢。他说，汤米·卡兰也是这么想的，于是我的心情也变糟了。

突然，牢门打开了，狱卒说，“出来吧，你们俩被保释了。”我如释重负，差点亲了他一口。我们拿起自己的东西，走下楼梯。狱方宽大地允许我们把巧克力和香烟交给两个布莱斯的工友（鲍勃不知怎么跟他们交上了朋友），他们乐坏了。按照监狱里的标准，他们一下子发财了。

狱方让我们换回原来的衣服，还把其他东西放进一个大信封里，叫我们签收。我打开我的信封时，发现里面有17英镑70便士，这让我大惑不解，因为我被抓时身上只有70便士！鲍勃也有一笔17英镑的意外之财，我们怀疑这是不是狱方为了让我们继续坐牢而搞的鬼把戏。我们同意签字，然后等着监狱长把我们的保释文件拿来。监狱长来了以后，说了一句话，解开了谜团：“作为约克郡人，我支持你们的斗争，但反对暴力。我们在狱警当中进行了募捐，那笔钱就用来给你们的妻子买顿好吃的吧。”他们的支持让我深受感动，我向他致谢。他说，希望以后再也不要见到我们，然后让我们在保释文件上签字。我的保释文件上写着，“除非被告人回心转意，回去上工，否则不得进入任何正在进行纠察的国煤产业的方圆两百码范围之内，并且必须在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前往蒙克维尔毛斯的卫生与社会保障部办公处报道。”我什么都愿意签，尽管这样做等于不能再参加纠察。下午六点，我们走出监狱大门，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在里面只待了三天，感觉却像过了足足三年之久！

鲍勃的姐姐开车接他回家，然后又好心地捎我回家。我终于见到了凯丝，我们俩都喜出望外，不禁拥吻起来，两个女儿见了我们这样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我把两个女儿抱上床，然后凯丝就讲给我听：她费了好大劲才让分会领导同意去看我，她甚至还得自己去查会见时间！分会提供给她的唯一帮助，就是接送她往返达拉姆监狱，她还说，在她看来，分会那帮王八蛋对我坐牢的事一点都不在乎。换了其它情况，这并不会让我感到惊讶，但是，那帮王八蛋却给凯丝施加了巨大压力，这就让我忍无可忍了。她原本就有很多糟心的事要应付了，可是那些本来应该站在我这一边的人，却给她雪上加霜！我打算在下次分会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他们还会继续这样对待其他兄弟。混账东西！

在看电视时，我看到了“下跪”⁴·金诺克在9月5日（就是我们坐牢那天）的工会大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说，“暴力行为造成了野蛮的气氛。这有违英国工会运动的气质和智慧。”净他妈瞎扯淡！他以为我们的工会最早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难道是靠向贵族和厂主乞求许可吗？才不是！是靠成千上万工人的流血牺牲！就连妇女参政论者有时也要使用暴力，她们才能争得投票权，那个该死的撒切尔都要感谢她们呢！要是我们得依靠金诺克这种软蛋，我们的前辈流血牺牲换来的一切，就会被葬送。去他妈的金诺克，还有他那帮左派怂货！为了保卫和扩大这些权利，我要继续斗争下去，这也是千百万工人的意思。

《音乐新快报》⁵的一个记者打来电话，说他想写一篇罢工报道，能不能在我们家住几天。凯丝答应了。他明晚就到。

今天我本来想待在家里陪凯丝，但我们大吵一架，所以我去了唐卡斯特，参加了社工党举办的矿工集会。幸好我参加了这个集会，它让我们能够交流意见，讨论罢工在各地的进展。大家普遍认为，罢工已经明显地转入守势，我们现在要做的主要就是阻止工贼破坏罢工。为此我们需要发动更多工人参加纠察队，银木矿场的伊恩·米切尔给我们介绍了他的经验：要想发动更多人参加纠察，就应当“家访”，也就是去拜访每一个参加了罢工的矿工，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积极参加纠察。这样做就算不能发动他们参加纠察，至少还可以阻止他们去当工贼，而如果我们真的要在冬季转守为攻的话，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点也是大家一致同意的：麦克格雷格与斯卡吉尔的新一轮谈判可能会导致叛卖罢工的重大危险，如果谈判破裂，就有可能进一步挫伤罢工工人的士气，而谈判破裂似乎又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矿工工会根本没有谈判的筹码。我们根本没有抓住那帮混蛋的命根子，连摸都没摸到。

会上再次强调了销售《社会主义工人报》的重要性，因为这样能让纠察队员不断地了解罢工的真实情况。我们必须在纠察线上、在矿工福利社里、在罢工中心里不断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因为这样才能让大家认为，我们赞成这份报纸的意见，这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我们能够交流思想，同时还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论据。在维斯托，加里、伊恩、约翰、基斯和我已经树立了“敢打敢拼的积极分子”的好名声，我们必须继续向大家表明，我们是社工党的人，并在分会大会上提出建设性意见。首先是收集地址，然后让那些被禁止参加纠察的人出门，拜访那些不积极参加纠察的人，劝他们加入我们。

回家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叫我到我家附近的公共汽车站去接那个记者，这时天色已经黑了，我就冒着夜色出门，我以前经常看《音乐新快报》，直到前几年才不看，所以，在我的想象中，那个记者应该留着长发，穿着喇叭裤，就像嬉皮士那样。见到他时我吓了一跳：他个子很高，留着光头，上身是一件红色的哈林顿夹克，下身是牛仔裤，脚上是一双红色的拳击靴子，在夜里很显眼。他介绍了自己，说他叫克里斯·摩尔（Chris Moore），然后我们一起走回我家。他说他是社工党党员，我才松了一口气，我原先还有偏见，以为留光头的都是国民阵线⁶的人呢。

我们坐下来，谈了罢工，还谈了音乐。他搞了个乐队，叫做“红色光头党”⁷，我从没听说过这个乐队，但他带着他们的唱片和录音带，我明天再听。

我们很早就起来了，然后我带克里斯去维斯托参加纠察，把他介绍给了几个兄弟。没有工贼企图上工，所以罢工的成效是100%。

我们又去了加里的家（离矿场不远），喝了茶，吃了吐司。克里斯采访了加里，但在采访过程中，他一提问，我就总是忍不住插嘴，所以他不得不礼貌地请我闭嘴，采访才能进行下去。我们还顺路采访了戴夫·法拉姆，克里斯要我保证，千万不要在采访中插嘴，于是当他在厨房里采访戴夫时，就由我来照看戴夫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莉亚（Leah）。

晚上我带克里斯去博尔顿矿场的“棚屋”。那个矿场多年前就关闭了，现在只是用作仓库，里面存有成千上万吨的煤。我们想找几个罢工矿工，但没找到，毕竟都这个时候了，买东西吃要比买啤酒喝更重要。克里斯设法找到了两个老工人，跟他们聊了起来，他们还记得1926年的大罢工，但是他们基本上只记得那时候过得有多穷了。一个老工人想起来，有个当过工贼的人，在六十年代死了，除了牧师之外，没有一个人参加他的葬礼！真是活该！哪个维斯托矿工敢当工贼，这就是他的下场！

我们还访问了约翰·麦凯沃，罢工刚开始时，他还很活跃，但后来都不参加活动了。看来，要执行我们的发动更多人参加纠察的政策，他是个很好的突破口。但是，当他跟我说他花300英镑买了一条狗时，我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人还靠得住吗？不过，听他的话，他似乎还挺有兴趣的，他答应明天会来维尔毛斯，到时再看看吧，那里的纠察在下午两点开始，也许到时能组织一些行动。

克里斯和我聊了很久很久，最后我去睡觉了。明天还要早起呢。我喜欢他的歌，里面没有谈情说爱，讲的全是政治。

我们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坐巴士去伊兴顿，途中经过桑德兰，所以克里斯和我有很多时间聊天。

我们在伊兴顿过得很痛快。我们先是上门拜访汤米·阿舍斯特。老天哪，汤米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啊，他住的房子太破旧了。他是个单身矿工，除了当地社区之外没有人支持他，但他仍然跟罢工第一天一样，积极而又勇敢。他跟克里斯讲了好多事情：工贼上工时，防暴警察把整个村子围得水泄不通；蠢猪们闯入当地居民家中打人。这些故事很吓人，我希望我们维斯托人永远不用经历这些事。这次采访让我对罢工恢复了信心，也让我认识到了，跟汤米相比，我已经很走运了。

在食堂里，我遇到了一个女人，在我见过的女人当中，她是给我鼓舞最大的，她叫希瑟·伍兹（Heather Woods），是“拯救伊兴顿地区煤矿”（Save Easington Area Mines，SAVE）的支持者。其实她跟采矿业毫无关系，她的丈夫是水管工，但她说，这里是她的社区，她要为了社区的生存而斗争。希瑟协助经营“矿工厨房”，一天要做五六百份饭，而且干得很棒。我们维斯托正需要这样的活动，它能把大家团结起来。

下午克里斯一个人去维尔毛斯参加纠察，因为我要是在那里露面的话会非常危险。他回来告诉我说，纠察队被分会干部和鲍勃·克雷（前革命派，现工党左翼议员）出卖了。有三百多人参加了纠察，打了蠢猪们一个措手不及，一些纠察队员在正门设了路障，其他人开始拆除围在停车场四周的围栏。他们本来是可以占领整个矿场、教训工贼一顿的，但是，不知是谁传来愚蠢的谣言，说骑警和防暴警察出动了，鲍勃·克雷就叫纠察队员撤离，他说，“你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分会干部也支持他！这让克里斯深感恶心，我跟不少积极分子通了电话，跟他们讲了这事，他们大多也觉得很恶心。本来可以趁这次机会阻止工贼，并向那些坐在家里、也想当工贼的人发出警告，可是大好的机会就这么被浪费了。

克里斯到约克郡去了，我真希望他能在那边找到比我们这里更有组织的行动。

凯丝情绪很低落，老是说她要丢掉工作了。我劝她说，就算她丢了工作，我们也能凑合过下去，但我的劝说没有什么效果。

今早开了分会大会，会上吵得很激烈。我提出了几项批评：我坐牢时，凯丝去求他们，他们却对她很冷淡；维尔毛斯的分会干部很早就去看鲍勃了，他们却迟迟不来；去布莱顿向工会大会示威的人，每人都得了30英镑，这完全是糟蹋经费，罢工已经进入第27周，我们必须把更多的经费投入纠察，要更多地组织纠察。分会书记居然赞同了我的意见，他保证会仔细研究，不让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

我们要求分会提供姓名和地址，他们却用蹩脚的借口来糊弄我们，说什么既然别人不想参加纠察，我们就不该去骚扰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想参加，他们自己会去的。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有不少矿工住在离矿场很远的地方，付不起参加纠察的路费。我们可以用分会的基金来报销路费，到目前为止，这笔钱还没动过，要是继续让主席台上那帮狗杂种发号施令的话，这笔钱就永远派不上用场了！矿场没了，基金再多又有什么用？这帮王八蛋怎么这么短视呢？

这次分会大会还是有一件好事的：看来我们在群众当中赢得了不少支持，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

我在桑德兰裁判法院出庭受审，法院再次判决我取保候审，保释条件跟上次一样，时间到十月一日。

矿工工会与国煤的最新一轮谈判眼看就要破裂。照我说，在我们攥住他们的命根子之前，谈判根本没有意义！

码头罢工结束了，又被出卖了，甚至比上次更糟糕。这会极大地打击纠察队员的士气，每次谈判开始时，不少纠察队员都希望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码头工人的背叛让他们非常恼火。现在更需要发动更多人参加纠察，而且我们还得加强报纸的销售工作，这样才能让大家明白我们为什么会被出卖，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赢得罢工的胜利——只要我们能够发动大批工人转入进攻。这是做到的！

真他妈操蛋！！！维斯托出了个工贼，矿场四周全是漏洞，防暴警察到处都是！

显然，今早六点的时候，有个叫沃克（Walker）的工贼从后门溜进了矿场，那里没有纠察队员把守。直到这个王八蛋下了班走出矿场，纠察队员才知道他当了工贼。他家离矿场只有50码，所以大家很快就包围了他家，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赶来，他们这么生气，是因为自己的一个邻居居然不愿跟自己同甘共苦，反而破坏罢工。

穿戴全套防暴装备的蠢猪们赶来后，不经警告就野蛮地朝人群冲击，谁挡了他们的路，就会被痛打。男女老少都在四处奔逃，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被打倒在地，他的小狗想保护他，也被一脚踢到墙上。蠢猪们还跑到居民门口辱骂妇女，骂她们是“荡妇”、“下贱的母猪”、“妓女”，而她们的孩子就在一旁大哭。太吓人、太恶心、太反胃了！

彻底清场之后，蠢猪们命令市政工人铲平我们的纠察队小屋，那是当地劳工委员会提供的，尽管里面还放着纠察队员的个人物品，小屋还是被铲平了。

有12人被捕，包括当地的“棒棒糖女士”⁸，还有一个人开车来见他的老母亲，下车时正好撞上了一头路过的蠢猪。他被指控“妨碍执法”，据说他还是社民党⁹党员。或许他能把这件事讲给“死亡博士”（Dr. Death）听，改变他对于“纠察队里的流氓”的看法。

不出所料，本地电视台掩盖了蠢猪们的暴行，还说大家都应该支持那个可怜的工贼，他只是在行使劳动权罢了，况且他妈妈还有心脏病。难怪她儿子是个没种的窝囊废！！！！

我希望，警察这次令人反胃的暴行，以及引发这次暴行的工贼，能够加强大家的决心，把罢工进行到底，绝不被逼着复工。

又他妈浪费了一个周末！我参加了达拉姆大学的一个学习班，是南威尔士和达拉姆的“广泛左派”团体组织的。参加学习班的大概有一百人，都是纠察队的积极分子，我们本来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讨论一下怎样让罢工转守为攻。然而我们却只能坐在那里，听那些无聊的课程，可是他们讲的那些东西，我们大多数人早就亲身体验过了，根本不用他们教，比如媒体、法庭和警察的作用。这简直就是马后炮，最让我失望的是，有个叫基姆·豪维尔斯¹⁰的混账，居然批评我们在奥格里夫和塔尔波特港¹¹使用大规模纠察队的做法，他们却不允许我们反驳他！我真是恨死自己了，为什么要来这鬼地方！

今天有件事让我们好受了一些：新上任的达拉姆大主教发表的言论引发了争议，他说麦克格雷格是“一个进口的美国老人”，这让那些相信上帝站在他们那边的保守党很是难受。我甚至还把一份《社会主义工人报》卖给了一个路过的僧人！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NACODS那帮没骨气的软蛋居然决定罢工了！在表决中赞成罢工的比例高达82%，这是因为国煤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还是不肯越过纠察线，就停发他们的工资。看看他们有没有勇气坚持到底吧。

这一周很糟糕，因为凯丝丢掉了工作，今天是她上班的最后一天。她完全垮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工作怎么会丢了，她完全无法理解。好吧，现在我们就跟其他的罢工矿工一样，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我们得想办法应付过去。

还有，根据保释的规定，我不能去维斯托参加纠察了，况且蠢猪们到处都是。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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