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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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空休息是好事，况且我还可以趁机向珍和萨莎解释现在的情况。她们恐怕还无法完全理解，但至少我可以向她们解释为什么我老是往外跑。

早上跟彼得·圣克莱尔（Peter St. Clair）在造船厂一带闲逛，他是战士派的支持者，认识那里的大部分会员代表。收获不错，知道了三家造船厂已经被私有化，另一家似乎是反对工会的！我们向正在进厂的工人募捐，筹得86.25英镑，还跟他们好好聊了聊。要求举行全国表决的号召让我有点生气，得记一笔。我们不需要全国表决，因为我们自己已经表决过了，大多数矿工都参加了罢工。我们要的是继续推进罢工。

今晚在纽卡斯尔参加了一个集会，会上有彼得·塔菲¹讲话。他是他们的领袖之一，但他在讲话中没提这一点。反正，在我看来，他们更关心的是把工党的人选上去，而不是支持罢工，而且我不喜欢他们募捐的办法。一个小伙子站在听众面前高谈阔论，问听众要钱，用来创办日报。他一开始先问有没有人肯捐100英镑，然后一路走低，最后问有没有人肯捐5英镑。有个人站起来，捐出了他的转账支票，真是惊了！然而，生性多疑的我还是觉得这一幕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人就是个托儿。反正我不喜欢这样。

我跟塔菲交谈时，他居然说他赞成全国表决！这让我更加不爽了。好个“革命者”！这个自以为是的饭桶就是欠揍！

今早在维斯托参加纠察，无事发生，下午去了苏格兰。工友们在聊天中猜测哪里正在罢工。

我的一个老朋友斯图亚特·赫本（Stuart Hepburn）请我去参加矿工的义演，为波尔梅斯矿场（Polmaise Colliery）募捐。赫本是个演员，他的剧团“揶揄”（Badinage）正在弗林矿工福利社（Fallin Miners Welfare）演出，为纠察队募捐。显然，罢工在苏格兰搞得很不顺利，在比尔斯顿格伦²有不少问题。跟纠察队员们聊天很有意思，那出戏也很好看。要记下来的是，我是一个人出来的，这让我有点内疚，但是凯丝正在上班，所以我也没有别的选择。至少跟以往比有了些改变。

今早收到分会的授权书，准许我以分会的名义募捐。由于冷漠和迟钝，我们只好解散了非正式罢工委员会，我把钱全都交给了司库。上周每天都去维斯托纠察队，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干，那里也没出什么事。

今天下午跟战士派的乔夫·普莱斯（Geoff Price）去了纽卡斯尔的几家工厂。他还是工党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而我只是个矿工，所以他影响力比我强一点。我们走访了纽卡斯尔消防员工会，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的书记跟我们说，诺丁汉矿工不愿意参加罢工，他对此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在他们的上一次全国罢工期间，诺丁汉的消防员也很不乐意参加罢工，也不愿意支持其他地方的消防员。他还打趣说，诺丁汉人都得被人装在桶里拎着走，因为他们没长脊梁骨！他向我们保证，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会尽力支持我们，包括请求他们的会员参加我们的纠察队。太感动了！

然后我们去了维尔毛斯罢工中心“鸭子”³。他们为罢工做的各项准备，让我十分佩服，比如说，他们在墙上挂了好几张地图，在地图上标出了东北地区每一个露天矿山。他们的分会代表斯坦·皮尔斯（Stan Pearce）交给我一封信，信上的内容是呼吁工会会员积极支持罢工，踊跃捐款。我也想向我们分会的干部提出同样的要求，因为这要比他们今早交给我的那封信更有用。

今天早上，在达拉姆的陶洛⁴，有十五人在迪尔尼斯（Deerness）露天矿场被捕，其中有鲍勃·克雷⁵，他是工党议员，代表北桑德兰选区。我听说，他看见防暴警察（他们自称“特别巡逻队”⁶）在狠揍一个纠察队员，就上去救人，然后他自己也被抓走了。他们被关在警察局里，几百名纠察队员在警察局外面举行了抗议游行。现在天天都在举行大规模纠察，不让工贼货车运煤，因为每运走一块煤，都会危及罢工。我也想参加纠察，但他们说，我能说会道，对募捐很有帮助，而募捐跟纠察一样重要。我不信他们的话，但目前我还是会继续募捐的。

今早又去维斯托参加纠察，很是无聊。我去那里只是想找点事做，提醒自己我们还在罢工。

今晚我去纽卡斯尔，参加了社工党的集会。发言人叫约翰·迪森（John Deason），他讲的题目是“矿工罢工与社会主义斗争”。会开得很棒，讨论得很热烈，谈了不少重大问题。我赞同自己听到的一切意见。乔·亨弗里斯、伊恩·维尔本、基斯·斯穆尔特和戴夫·法拉姆也参加了这个集会。伊恩和乔入了党，但我还没拿定主意。我只知道，社工党的意见，比战士派的更有建设性。他们交给我120英镑，建议我们把这笔钱用作储备基金，万一我们需要用钱而分会又不肯给的时候，再用这笔钱救急。我现在开始后悔了，不该把储备基金交给分会的，但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我在参加集会的路上碰到了乔夫·普莱斯，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我要去哪里。回家后，凯丝抱怨说最近老是见不着我，我也不陪女儿们，这让我感到更加内疚了。

今天跟乔夫·普莱斯一起在纽卡斯尔到处逛，浪费了一整天，但我也不能怪他。就是因为跟他瞎逛了一整天，我才终于下定决心参加社工党。他肯定看出来我打算参加社工党了，所以他竭力劝阻我。他说社工党都是一帮中间阶级学生，只在上大学时才会投身革命事业，一毕业就会摇身一变，回去过中间阶级的生活。我觉得他的话太无礼、充满了偏见。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子弟在高等院校读书，他们都很清楚资本主义的坏处，并且愿意改造社会。战士派就会说大话，他们好像不理解“团结就是力量”这句口号。NACODS也不理解这句口号，他们昨天举行了表决，以微弱多数决定参加罢工，但赞成票没达到三分之二，所以他们今天又出工了。要是他们也参加，罢工就赢定了！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

今早我在纽卡斯尔碰见了尤努斯·巴克什（Junus Baksh），他是社工党的同志，是个坚定的活动家，前几周我见过他好多次了。他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是赫尔城队⁷的球迷，但这也没什么，毕竟球队总会有球迷嘛！反正，我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加入了社工党，虽然十三日星期五恐怕不是入党的吉日！⁸

周末是复活节，社工党邀请我带上家人，到斯凯格尼斯⁹的德比郡矿工假日野营地去度假。凯丝对此兴趣不大，她说这样做政治意味太浓了，而她对政治没兴趣，但她一向支持我，她也讨厌撒切尔，所以，不管她喜不喜欢，她都已经做出了政治选择。我跟她说，去那里度假，可以让全家好好休息一下，那里有许多好玩的，她和女儿们可以玩个痛快，不受政治影响，而且没人会逼她，总算把她给说服了。况且，去那里度假不用花钱，费用由党出，所以我们就不用掏钱了。她的周薪只有47英镑，虽然我们家的家计要强过不少参加罢工的矿工，但这也不算什么大钱，所以，要是错过这次机会，我会很内疚的，我不想再内疚了。我受够了内疚。

今早去了趟帕森斯¹⁰，一起去的还有鲍勃·默多克（Bob Murdoch），他是社工党党员，在那里上班。他把我介绍给会员代表，会员代表说书记不在，星期三才回来，回来后要搞募捐，还会带来一些宣传品，准备贴在工会的公告栏上，向大家介绍罢工的情况。

鲍勃给了我25英镑，用作纠察队的费用，所以这一趟不算白跑。路费有点小贵，所以我问司库能不能给点钱，他给了我1英镑！前段时间我都是搭约翰·麦凯沃（John McIvor）的车，但他的车莫名其妙报废了：他把车停在银行外面时，一个下班的警察开车撞烂了他的车！怎么会这么巧？

今天早上在纽卡斯尔的埃尔顿广场购物中心¹¹差点被抓。我正在维京唱片¹²门外募捐，跟一帮保守党学生吵起来了，就是以前在纽卡斯尔理工学院碰见的那帮人。吵了几分钟，他们走了，来了个警察，说我要是不马上离开的话就要抓我。他没怎么刁难我，还说他也是矿工家庭出身，有个兄弟正在参加罢工，但法律就是法律，必须执行。我没跟他争，但我真的不明白自己犯了哪条法。

今早我又跟基斯·斯穆尔特去了帕森斯，结果跟一个工会干部大吵一架。有人叫我们过去，我们就过去了，到了那里，我们就去工会办公室报道。办公室里有个干部叫我们下周再来，因为今天是公司创立一百周年，到处都是大人物。我们好声好气地跟他说，我们不进公司，只在公司正门外面募捐。他坚持要我们马上滚，我们只好答应了，但还是很不爽，因为浪费了时间和金钱。我们留给他一些传单，和一封募捐信。

我们在去地铁站的途中碰见了两个社工党党员，鲍勃·德尔布里奇（Bob Delbridge）和伊恩，他们拿着募捐箱和报纸，准备募捐。我们把刚才的事说给他们俩听，他们也很生气，因为他们也是费了老大劲才跑来这里的。讨论了一会后，我们决定就在门外募捐。

募捐原本搞得不错，可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干部冒了出来，搅黄了募捐，他骂我们是骗子，是共产党，说我们根本不是矿工，就是替社工党捞钱的！我被他气得火冒三丈，我掏出授权书给他看，解释我们募捐的原因。他冲我大吼，还说要报警，所以我们犹豫了一会，决定还是趁早走人。我们筹得了14.65英镑。这件事再次证明，某些工会干部就是垃圾，他们在老板面前低三下四，却在会员面前吆五喝六！

啊，我们到了斯凯格尼斯，住进了德比郡矿工度假营。凯丝和我分到了一间漂亮的小屋，旁边就是儿童宿舍。

路上我们坐的是小型巴士，有点挤，不太舒服，但司机安妮（Anne）技术很棒，只用了五个小时就开到了目的地，所以还算可以。

登记后，我们就去探索营地，我欣慰地发现，这里有很多可以让凯丝和女儿们玩的项目。珍妮弗和萨莎玩得很痛快，交了不少新朋友。晚上十点半的时候我去儿童宿舍看了一下，全是吵吵闹闹的小孩，女儿们恐怕不会睡得很早。只要她俩高兴就好，除此之外别的全都不重要，而且这也能让我和凯丝独处一段时间，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罢工开始在我俩当中造成嫌隙了。希望这个周末能够让我们冰释前嫌。

今晚我们跟戴夫·法拉姆和珍·法拉姆一起喝酒，见了一些人。有不少人来参加社工党的周末度假活动，能看见这么多友善的人，真是太棒了。我又见到了吉姆·蒂尔尼（Jim Tierney），心情很好，因为上周我去苏格兰时已经见过他一次了，我和吉姆都是斯图亚特·赫本的朋友。

这个周末度假活动看起来很棒，我对《每日镜报》¹³的保尔·福特¹⁴的演讲充满了期待。

夜晚来得很早，凯丝正在洗澡，明天再写吧。

今早我跟凯丝睡了个大大的懒觉，很晚才起床吃早饭。女儿们早就起来了，跟新朋友玩耍，看见她们玩得这么开心，我也觉得很欣慰。

下午凯丝跟另外几个人的妻子玩得很开心。我见了一些人，不过主要是跟其他矿工讨论他们那里的情况。根据我打听到的消息，其他地方的矿工都组织得比我们好得多，他们几乎天天都搞纠察。我对募捐已经腻烦了，下次一定要搞点像样的纠察。

晚上我们在“游荡者”酒吧（Drifter Bar）度过了一段快活的时光，然后尤努斯找到我，说有几个来自诺丁汉的罢工矿工想跟其他矿工谈谈。戴夫·法拉姆和我就走到外面的阳台上，看见有四个人正在对几个约克郡的人讲话，我们就在旁边听。其中三个说奥勒顿矿场已经罢工了，我听了很高兴，可是第四个人却公开承认自己是工贼！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任何一个合格的罢工工人都不应该跟工贼说话，更别提社交了！那个工贼还公然吹嘘自己“没有停工”，我朝他走去，打算把这个破坏罢工的混蛋丢下阳台。斯蒂夫·哈米尔（Steve Hamill）拦住了我，我认出了他，他是个矿工，在谢菲尔德的集会上——就是有托尼·克利夫讲话的那次——他也站起来发言了。所以我就去尿尿，让自己冷静一下。回来时，伊恩·米切尔（Ian Mitchell）正在劝阻斯蒂夫！工贼见势不妙，就溜了，但他已经毁了我的兴致，我只能骂几声。我们走时，凯丝松了一口气。

今早我们听了保尔·福特的演讲，主题是乔治·奥威尔，讲得很棒。他说《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是奥威尔最好的作品，向我们推荐了这本书，等这一切结束后我一定要读一读。奇怪的是，凯丝也来听演讲，看起来她挺喜欢这场演讲的。凯丝以前公开说过她从来不喜欢读书，所以我才觉得奇怪。不管怎么说，她能对政治有点兴趣，挺让我高兴的。

我们在游荡者酒吧跟戴夫和珍、安妮和保尔一起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夜晚。能够尽情放松，跟朋友们聊天，感觉太棒了。我们还跟伊恩·米切尔的妻子曼蒂（Mandy）聊了一会，她给我们出了不少筹款的好主意，挺有用的。她还催我们尽快成立妇女后援团（Wives Support Group），这样就可以让矿工的妻子和女朋友积极参加罢工，因为罢工不仅事关我们的未来，也同样事关她们的未来。凯丝赞成这个主意，但她说，她在妇女避难所¹⁵上班，所以她不能参加罢工。她说得对，但曼蒂的主意确实很不错。

我们去看了女儿们，然后回到小屋里。凯丝正在洗澡，等会我们就要睡觉了。

托尼·克利夫做了演讲，对前一阶段的罢工做了总结，讲得非常好，他还催促我们矿工回到矿山去，继续宣扬在发电厂和钢铁厂开展大规模纠察的主意，还要在其它工会的基层群众当中积极宣传，争取他们的支持，并让他们的工会支持罢工。最后我们齐唱《国际歌》，但我没唱，因为我不喜欢合唱，总觉得有点怕丑，但我喜欢《国际歌》的歌词。

女儿们说起了她们玩的有多开心，还有她们交到的朋友，讲个没完。她们很舍不得离开这里，我和凯丝也舍不得。我们都认为这是我们度过的最棒的假日，我感觉自己已经恢复了元气，可以继续投入罢工了。

凌晨四点半，我逼自己离开温暖的床，去陶洛参加纠察。前段时间老是在募捐，我已经腻烦了，我想搞点更积极的活动，况且自从鲍勃·克雷被捕后，又有好多人被抓走了。

外面冷得要命，幸好有人找来几个旧的拖拉机轮胎，给我们点燃了取暖。虽然身子暖了，可是冒出来的黑烟却把我们都熏黑了，就好像刚从矿井出来一样！

参加纠察的大概有两百人，但我们连一辆货车都没能劝返，甚至都没试过。现场没有工会干部，警察也根本没有找我们麻烦。我觉得，必须想个法子，把公路给封锁了，可是，当我建议把点着的轮胎拉到路中间时，谁也不听我的。如果我们不想点什么办法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无聊和消沉，再也不会来参加纠察了。

回到矿场，我去找司库，问他能不能出点钱，给在陶洛执勤的纠察队员买热饭吃，其它分会都是这么做的。他却说我们的资金“非常紧张”。我反驳说，咱们每天有七十人出去纠察，来回要走70英里路，分会给每辆轿车提供5英镑的交通补助，完全可以再掏20英镑给纠察队员买热饭热饮。他还是说资金“非常紧张”。真他妈可恶！

我和伊恩·维尔本决定，动用我们募捐来的150英镑，每天给大家买热馅饼、热茶、热咖啡，为了维持下去，我们可以继续募捐。希望我们的主动行动，能够让分会感到羞愧，从而改变主意。我们找到博尔顿路（Boldon Lane）的一个面包师，他答应每天早上七点提供七十份热馅饼，伊恩和我就把这些馅饼运到陶洛去，这样就不会耽搁行动了。

第一批馅饼花了13英镑，我们开着“腾托”·杰克森（“Tonto” Jackson）的车，把馅饼运到了正在陶洛执勤的纠察队员手中，大家都很高兴，但是，除了对进进出出的工贼货车骂两句之外，他们还是什么都没做。

在阿姆斯特朗会堂里开了个会，讨论成立妇女后援团，有大概两百名妇女参加，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这次会议是由玛格丽特·里维（Margaret Reavey）组织的，她是战士派的支持者，在我加入社工党后，战士派的人只有几个还愿意跟我讲话，她就是其中之一。她请我发言，介绍募捐的情况，我就讲了。

这次会议成立了“维斯托矿工妻子后援团”（Westoe Miners Wives Support Group），安妮·肯德里克（Anne Kendrick）当选为书记，安·霍尔（Ann Hall）当选为司库。

不幸的是，她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寻找办公处，因为分会干部不让她们使用阿姆斯特朗会堂，理由是“一大帮小孩跑来跑去的，太吵嚷了”。老实说，他们简直就是笑话，他们完全脱离现实！谢天谢地，我们不用依靠他们也能赢得罢工！

今早又把馅饼送去陶洛，但是，纠察队员都很消极，有点扫兴。

今晚在纽卡斯尔举办五一节舞会，盖茨黑德工会委员会（Gateshead Trades Council）请我参加。

现在是凌晨两点半，我刚刚数完了募捐到的款项。一共156英镑，其中有一张50英镑的支票，捐款人只说他全家都当过矿工，这笔钱对他来说只算小钱。出于明显的理由，我请他把这张支票交给分会，而不是让我保存。剩下的钱用作“馅饼基金”，我在舞会的休息时间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当时我就说募捐到的钱都用来买馅饼。听众都是大好人，这大大鼓励了我，以后还要在公众面前讲话。

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我还认识了一个叫米克·阿姆斯特朗（Mick Armstrong）的社工党党员，跟他特别聊得来。虽然雾很浓，他还是开车送我回家。希望他能平安到家。

出于某些奇怪的理由，今年纽卡斯尔的五一节活动定在今天举行，为了纪念五一节，搞了游行和集会。社工党派出了不少人，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散发了几百块写着“矿工必胜”的标语牌，主要是发给矿工，但是不少矿工都撕掉了传单上的社工党党徽，我觉得这样做太小气、太不知好歹了。我拿了一个塑料桶，上面贴着写有“要煤矿，不要失业救济”（Coal Not Dole）的贴纸，为维斯托矿工妻子后援团募捐。伊恩·维尔本开来一辆面包车，上面坐满了来参加募捐和集会的妇女。

我们站着聊天的时候，来了个诺桑伯兰矿工工会的干部，问我拿着这个桶是要干嘛。听他那口气，我心里就嘀咕起来，但我还是决定跟他实话实说。没想到他竟然说，不许我以矿工的名义募捐。我心想：又来了。我跟他说，我是正在参加罢工的矿工，他就问我是哪里来的。我本来可以拿出分会的授权书给他看，但他那个屌样真的让我很不爽，所以我就叫他少管闲事，再说了，我怎么知道到底是不是矿工？听了我的话，他一脸震惊，因为他就跟许多工会干部一样，都以为自己特别牛逼、特别屌。他身边围着一群看起来很不好惹的诺桑伯兰矿工，狐假虎威的他便开始威胁我。我们非常生气地对骂了几句，最后他威胁我说，要是我继续募捐，就报警抓我。我真是惊了，就质问他凭什么不让我募捐。他就说，“诺桑伯兰矿工不会乞讨，也不接受施舍。”我就说，我又不是他的手下，而且我也不是在乞讨，是在请求工友支持我们的斗争。我还说，对于有人上门募捐，他还是趁早习惯为好，因为这次罢工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如果我们要打败撒切尔和她的狗腿子，就得尽力争取一切支援。他来来回回就会重复那几句狠话，还说什么我还没出生他就在为会员的利益斗争了，用不着我来教他什么是罢工。他一边放狠话，一边跟他那伙人挤到游行队伍前边去了。安妮·肯德里克（Anne Kendrick）说他或许真能报警抓我，但他不敢这么做，所以他们决定去收钱了。

我们参加了游行队伍，自豪地穿行在纽卡斯尔的街道上，购物的游客也向我们欢呼。游行队伍来到了利泽斯公园¹⁶，在明艳的阳光下举行群众大会，我们找了个地方坐下，听了演讲，数了数筹款。

演说人的水平不怎么样，充满了陈腔滥调。只有当诺桑伯兰矿工协会主席丹尼斯·墨菲¹⁷上台讲话时，我才提起劲来。他首先宣称，在1832年成立了最早一批工会之一的托马斯·赫本¹⁸是诺森伯兰矿工，但赫本其实是达拉姆矿工。然后他又宣称，他的会员是整个煤矿产区最优秀的会员，从罢工第一天开始就坚定地支持罢工。这又是在胡说八道，因为我们曾经到艾灵顿进行纠察，好不容易才迫使那里的工贼参加罢工。我不想斤斤计较，但事实就是事实。

最让我吃惊的是，公共工会的汤姆·索耶¹⁹走上讲台，把一张两万英镑的支票交给了墨菲！刚才谁说诺森伯兰矿工“不接受施舍”的？这真是太虚伪了，我受不了了，冲到讲台前面，大喊：“不是说诺森伯兰矿工不接受施舍吗？”安妮·肯德里克也跟我一起拆台，吓到了几个工会干部，他们赶紧跑过来，求我们看在工人团结的面上，别拆他们的台了。我们已经把要说的话给说出来了，所以，我们一边喊着，一边回到自己人当中去了。可是，我还是很生气：就因为我在募捐，这帮该死的干部就扬言要报警抓我，可是他们转头就收下了两万块钱！这种虚伪真是气死我了！混账东西！

演说结束时，我们正要离开，突然有个女人很生气地大骂我，说我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了妇女！知道她是乔夫·普莱斯的老婆后，我一下子就明白她为什么要来这一出了，但这还是很可笑。这就是战士派的作风。

离开公园前，我看见纽卡斯尔同性恋团体（Newcastle Gay and Lesbian Group）摆了个摊，他们在摊位上了放了台小机器，给人订制徽章。他们说，只要我在支持他们的请愿书上签名，就给我打折，一个徽章只收10便士。就算不打折我也会签名的，不过我订了20个徽章，上面写着“维斯托矿工—祖鲁纠察队”。我打算以20便士的价格卖给纠察队员，赚来的钱统统用作“馅饼基金”。他们说，如果我还想订做更多的徽章，照样只收10便士，不过我先订20个就够了。

路过贾罗时，正好碰上尼尔·金诺克²⁰在地铁站给贾罗进军²¹纪念碑揭幕。赶到那里时，碰上了几个社工党的同志，我们看见金诺克跟三个参加过那次进军的老人（参加过那次进军的人，现在还在世的已经不多了）合影，接着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给纪念碑揭幕。然后他跟随从一起参加游行，经过贾罗市，来到社区中心，发表演讲。一个老人被孤零零地丢在讲台上，没人理睬他，我们觉得很可怜，几个同志就帮他叫了出租车，其他人就赶去参加游行。金诺克那帮人利用了这个老人，然后就把他撇下了。这算什么社会主义？

我们赶上了游行队伍，自豪地举着“矿工必胜”的牌子，插在金诺克和一些所谓的“名流”身后。我的嗓门很大，有人会说我是个大嗓门，我就利用了这一点，朝金诺克大喊，叫他勇敢地支持矿工，我不停地朝他喊，最后他躲进了社区中心。我们分会的旗帜和干部就在后面，从他们脸上的表情，不难看出他们对我的做法是什么态度。回家路上，我猜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拍金诺克马屁的机会，到家后我就上床美美睡了一觉。

我又去陶洛参加纠察，这次大概有两百人参加。糟糕的是，来这里的大多数人，似乎只是为了用轮胎的热量来暖屁股。我们想要封锁矿场的主要出入口，还向警察发动冲击，可是大部分混蛋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就是不动。既然他们不愿斗争，那他们干嘛要来这里？在推搡中，有个警察的胳膊折了，但那是因为工贼卡车急着冲进门，怪不得我们。

早上过得很沉闷，只有伊恩和腾托送馅饼过来时，大家一拥而上，只有这时才有点激情。我把20个徽章全卖出去了，又订了几十个。照这样下去，光靠卖徽章的钱，就足够付馅饼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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