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敌人——法西斯主义

在灯火管制下的大马路上，一辆旅行汽车绕过炸坏的路面和炮弹坑，摸索着前进。车没有开灯，小心地、慢慢地移动着。它在马路的尽头向右拐了弯，接着爬过炸坏了的通向皇家别墅的街道。这儿已不再是被围的城市，而是战斗的地带了。

夜晚突然给震荡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火光掠过天空。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声粉碎了沉寂。路面像一个惊惶的生物在颤动。

在一颗爆炸的炮弹的橘红色闪光中，那辆旅行车猛然向路边一歪，接着就向前飞驰而去，好像不再需要小心了。没多时它就驶进了皇家别墅，笔直地朝着战壕开过去，炮火的闪光和战斗的喧嚣准确地指出了黑暗中的战壕的方位。

这是1936年12月23日夜晚的马德里。

眼看圣诞节就到了，马德里却仍是一片漆黑，实行着宵禁，受到用钢铁武装着的敌军的攻打。过一会儿，如果月亮穿出云层，也许轰炸机就会飞来，在天空中发出凶恶的咆哮。

今天，敌人在下午四点准时开始了轰击。炮弹搜寻着人口最稠密的区域，有规律地呼啸着落到街上。晚饭时候轰击又开始，延续了一小时，那正是大街上挤满了下班回家的人的时候。“我们正在从布尔什维主义的手中拯救西班牙，”在布尔哥斯¹发表、在柏林写就的公报这样说；为了“拯救”西班牙，卖国的将军们正在毁灭马德里。

中午的时候，一群工人在大马路上听他们的一个领导人作关于战事的报告。从那个会上，志愿兵直接出发到皇家别墅的战壕去。他们的枪是旧的，但是他们的歌是新的，他们的脸上发着光。四条街工人区的妇女在今天下午的轰击中最遭殃，有的失去了家，有的失去了屋顶，有的失去了床，有的失去了孩子。但是今天晚上，工人阶级的妇女们跟随着她们自己街区的男人辛苦地劳动着，在上了冻的土地上挖防御工事，举着她们新获得的解放的旗帜：我们宁作英雄的寡妇，不做奴隶的妻子！

马德里！负伤、流血、震荡、叛卖……但是被保卫着。一连三十七天，这城市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斗。现在，在第三十七天，保卫的观念在市民的生活里像吃饭睡觉一样地自然。“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愿意做铁锤还是做铁砧，”一个演说的人前几天在不顾轰炸机的骚扰而举行的一次政治性群众大会上这样大声呼号。听众领会他的话，热烈地欢呼起来。听众领会他的话，是因为早在2月间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以后，马德里人就担任起铁锤的角色，以历史为铁砧，重新来锤炼西班牙。现在铁锤正锤在铁砧上，同时，布尔哥斯的将军们正在研究他们轻而易举的胜利在什么地方出了岔子。

在一个城市遭殃的时候，它的市民的声音联合起来，成了团结的宏伟和声。一连三十七个昼夜——每日每夜都充满了痛苦——这城市听到妇女的哭泣、男人的诅咒、撤退的儿童的告别。但是现在卖国贼们也正在被打倒，而最微贱的市民变成了政治家、批评家、军人、组织家。“热情之花”²，阴暗的阿斯都利亚³矿场的女儿，走遍了城里的街道，深入到城里最肮脏的角落，走进没出息的懒汉的酒吧和反应迟钝的人的家里——她大声疾呼地说出了所有不善于表达的人们所没有说出的希望，打中了每一个热情的市民的心坎，鼓舞了全民族的集体意志，并用简单的字句说出了所有恐怖、痛苦和抵抗的意义；与其屈膝偷生不如昂首成红！这个满街血迹的城市响遍了呼应的声音，像一曲大合唱，其中乐观的旋律盖过了悲愤的和音，欢乐的调子已经在和阴沉的低音对抗。

共和国继承了一、二十个党派，百十种互不相容的见解，上千件的蠢事。但是马德里的群众已经抛弃了旧作风和旧关系，他们坚决地提出了只为这一个目的而奋斗的要求：团结一致，抵抗到底，消灭敌人，共和国万岁！

马德里认识到自己的险恶的处境和集体的力量。这个现在处于世界十字路口的城市，由于成为人民阵线的核心而获得了卓越的地位。制裁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卖国将军们的要求，就是首先从这儿提出的；在这儿，当政府不知所措的时候，徒手的男女群众冲进了市中心的蒙大拿营房，囚禁了躲在防垒后面的叛军部队，夺取了用来保卫二月大选和复活了的共和国的武器。

正是对这种在战斗中受过考验的集体力量的认识，给马德里带来了生气与信心，减轻了每一个时刻的痛苦。在大马路上，电话大楼，马德里唯一的摩天楼，无所畏惧地高耸在有德国轰炸机侵扰的天空中。顶上的几层已经一再被炸，但是在底下几层政府机关照常进行工作。城里不管哪儿被炸，工作也都照常进行。

起初敌人的轰击引起了恐惧。现在市民已经学会了在恐惧中生活。大马路上的行人知道敌人的炮弹只落在街的一边，于是他们镇静地在另一边走。当地防军司令部知道敌军从不炮轰阔人的住宅区，使机警地把大炮隐藏在那些点缀着拥护佛朗哥的上层阶级的豪华公馆因而毫无损毁的公园里。

自11月6日以来，那种束手无策的感觉已经从市民的恐惧中消失了。那天，警报像往常一样地响了起来，轰炸机出现了，人们纷纷向地道和不坚实的防空洞跑去。但是他们正在奔逃的时候，听见高空有一种新的声音。他们马上站住了，抬头向上看。“咱们的！”他们嚷了出来。男人和妇女都高兴得直流眼泪，互相拍打。他们把小帽子扔到空中，又拥抱，又跳舞，又唱歌，又示威般地叫喊。“咱们的！咱们的飞机！咱们的！”

在城市上空的高处，有一中队极小的画着共和国徽号的驱逐机。它们以使人眼花绕乱的速度向惊惶的敌机冲过去，用机枪扫射着敌人。它们是政府的第一批真正的战斗机；它们击溃了敌人，连飞机带炸弹，从7月以来这是第一次。

“狮鼻子”，马德里人很高兴地给它们起了这个浑名。它们是四天以前刚从苏联运到卡他基那⁴的。它们使敌人的轰炸大为扫兴。

11月6日，“狮鼻子”的银翼在城市的上空掠过，接着，11月8日，第一批国际纵队匆匆忙忙地在阿尔巴西特⁵集合，配备了裤子、短上衣、粗劣的武器，便出发去前线了。他们到战斗岗位去的路线经过马德里的街道。这些不久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村庄和城市，来自墨索里尼的监狱和希特勒的集中营，以及越过西方各国的“中立”封锁的人们，在欢欣若狂的马德里人的热烈欢呼声中走向了前线。他们大多数人牺牲了，或者负伤了，但是又有其他人通过被封锁的国境跟着来了，因此，在六个月的外来侵略、国内叛乱和西方政府的出卖以后，马德里兴高采烈地呼喊着这个口号而战斗；“我们不是孤立的！”

马德里的人民知道，他们的事业所缺少的不是信徒——只是武器；他们也知道，敌人所缺少的不是武器——只是信徒。他们知道，是谁在给敌人派遣军队，是谁在使西班牙共和国得不到武器。他们知道，如果佛朗哥胜利，他们就要在旧政权及其外国操纵者的双重独裁之下生活。他们知道，那些将军和大公⁶的叛乱配合着轴心国家征服世界的蓝图。他们知道，伦敦、华沙、巴黎、上海的未来正在他们出世的这些街道上决定着。而他们所想的、感觉的和了解的一切则在这个城市里奔腾动荡，从黎明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清洁工用西班牙的方式架起了水管把血从路面上洗掉——一直到最后一个民兵叫出戒严口令的那一刻为止。

马德里被法西斯的大炮隔离着，它寂寞但是并不孤立，它以它的戒严口令显示了它的灵魂。昨晚戒严期间允许通行的人们在黑暗的街角上听到了这句盘问：“共和国的军队今晚在哪儿？”他们回答：“在挺进中。”今晚．当它等候着轰炸机的时候，当它派遣军队到战壕去的时候，当它饥寒交迫地入睡的时候——今晚，戒严中的马德里选择了这个口令：“什么将要自由？”

回答是：“全世界将要自由！”

那辆从大马路飞驰着开进皇家别墅的旅行车在一丛树下停了下来，离战壕很近。

两个人从车里跳了出来。在这些树下是他们约会的地点：一个救护站。

他们站住了一会儿，以辨认黑暗中在他们周围跑来跑去的身影。从战壕里传来了低声的咒骂，机关枪的愤怒的吼声，可怕的迫击炮弹爆炸声，以及伤员的痛苦的呼号。他们可以看得出担架员们弯下去的身体。不久，他们的眼睛就习惯于夜战的忽明忽暗了。

他们周围的地面上躺满了伤员。月亮突然从云层里露了出来。在这丛树的附近月光是受欢迎的。对于伤员来说，它重新显示出世界，那些熟悉的环境使他们知道自己仍然活着。对于那两个人来说，从旅行车上卸下那套奇怪的用具也因此而较容易一些。

他们和负责救护站的忙乱的医官互看了证件。他们是一对不速之客：两个陌生的人，外国人，不会说什么西班牙话，突然从黑夜里出现在正好是政府军发动了一次局部攻击的地区。那个西班牙医生正为了伤亡超过他所能适当处理的人数而感到烦恼，现在他被他们的到达搞迷糊了。他们从哪儿来的？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来干什么的？他们用他们所知道的五、六个字和手势介绍了自己。其中一个是高个儿，瘦瘦的，长脸。他年青，但是动作中带有年长的人的谨慎小心。另外一个，负责的那个人，不容易分辨。他给人瘦长的印象，然而身材并不高。健壮的脸，看不出确实的年龄，然而端正的头周围长着浓密的灰白头发，使他有一副雕像般的容貌。他穿着一身有拉链的蓝制服，这是为行动方便而设计的粗军服；一件外面带口袋的军上衣，塞在笨重的皮靴子里的长裤，胸口挂着一枚共和国陆军上校的徽章。肩膀两边都有一颗“枫叶”章⁷。

那个西班牙医生看了看这身制服。从他的态度可以看出，这身制服和穿这身制服的人刚才递过来的训令一样弄得他莫名其妙。他把证件递了回去，敬了个礼，说道，“请，队长，”同时伸出胳臂来表示他们可以开始了。

在随风摇晃的树下，担架员们抬来了更多的伤亡人员，头顶上子弹呼啸着飞过去，脚底下伤员们在呻吟，他们开始了……

队长在一排伤亡人员中的第一个战士身旁跪了下去。他仔细看着他的脸。痛苦扭歪了他的面貌，但是正是那痛苦表明了他负伤的身体里生命的顽强力量。队长拍拍这战士的胳臂，接着又往前走去。

下面一个人已不再是负着伤的了；他已经死了。他的脸上显出了他临死时悲愤的寂寞神情。队长曾见过许多死者的脸，但是从没见过像这样带着责备的表情的脸。他解开这战士的衬衣，松开他的裤子。“伤并不重，但是出血过多，”他低声地说。

他又站了起来，沿着那排伤员继续向前走，迅速地进行检查并作出决定。对有些伤员，他说些鼓励的话；他们不懂他的话，但是懂他的意思，因而像孩子般自然地露出了笑容。在其他人旁边，他点点头，对他的高个儿的、沉默的同伴说：“这一个……”

在检查了所有的伤员以后，他朝着一个盖着一件上衣的静卧的人体走了回去。他弯着一个膝盖跪了下去，轻轻地扶起那个人的头——但是当他看到脸的时候，发觉原来不是一个成人的脸；那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的脸，在乱蓬蓬的黑色短头发下甚至在月光中也显得苍白的脸。队长把那脸看得很清楚：嘴唇松弛，两颊下陷，皮肤冷湿，眼睛由于极度的疲惫而半闭着。他的脸上没有认人的表情，没有恐惧，没有希望。“严重的休克，”队长轻轻地说。“我们就从他开始……”

子弹的黄蜂般的呼啸声突然淹没在一种更深沉的音响里：一颗炮弹的哀鸣声。躺在地上的战士们倾听着；护理员们扑倒下去，手蒙着耳朵。哀鸣声拖得很长。接着是像撕裂帆布似的不自然的噪音，随后又是爆炸声，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的闪光，地面在震动，树木在摇晃。队长抱着的小伙子在呻吟，无力地抓住肚子。他肚子里的雷鸣像他耳朵里的喧闹一样使他忍受不了。痛苦使他从昏迷中暂时苏醒了过来。他仰脸望着那个花白头发的陌生人，也许除了那紧压住他的眼球的夜晚和黑暗以外，他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仍然竭力想看一眼他模糊记得的东西。

队长把那耷拉着的头轻轻地放在地上。护理员打旁边匆匆忙忙地经过，爆炸的回声消失了，这时他用敏捷的手开始工作起来。他一下撕破了那小伙子的短上衣，卷起衬衣袖子，迅速地在露出的前臂上摸索。“现在准备好了。”他讲话时没抬起头来，但是他的高个儿同伴就在他旁边，送给他一根一头安有发亮的针的细橡皮管。队长的手指在松弛的肌肉里找到了静脉，并顺着它摸到臂肘的弯曲部分。月亮自然不能代替手术室的弧光灯，但是队长的手指熟悉战士的逐渐衰弱的生命线，针刺进去只会带来一种仁慈的疼痛。

又有一颗炮弹飞过去的声音，这次来得更近更清晰，在这一颗爆炸以前跟着又来了一颗。敌人正在搜寻目标，正在把炮火网更逼近政府军的防线。但是现在没有时间来估计什么危险。在皇家花园里一股接着一股像喷泉似的橘红色明亮火光中，队长用橡皮膏把针粘在那胳臂上，站了起来，并用手顺着管子摸到他的同伴拿着的短粗瓶子。“好，我来拿着，”他说。“你从车里再取几瓶出来。”

他现在站直了，光着头，一脸沉思的样子，完全不理会乒乒乓乓射进树林里的子弹、闪光、混乱、喊声、从身边匆匆走过的医官的警告、蹂躏夜晚的炮弹．深入他的骨髓的隆隆炮声。他把瓶子举在那年青的战士的身体上面，走到他头那边去，以便用自己的身体来隔开那瓶子和有子弹飞来的前线。

那是一个普通的瓶子，但是盛着一种宝贵的液体。血液！深色的，神秘的，流动的。血液——可输给任何人的血型，仍然像在活着的输血者的血管里一样又浓又粘，它能够起死回生，包含有一、二十个世纪以来探求知识的人们所积累的经验、牺牲和热望。在这个炮声震天的战场上，自从美狄亚⁸用魔术的那个神话时代以来的所有教科书、探索、错误、修正、科学上证实的东西——这一切都盛在一个短粗的玻璃瓶子里。

就在一阵齐发的炮弹从德国大炮的炮膛里飞越过伤兵站炸开时，队长却把温暖的血液——从一个无名的马德里人的热情的血管里来的——第一次输进了他脚下垂死的战士的出血过多的血管里。

他小心地慢慢放松了管子上的夹子。那小伙子已经快死了。在他受伤以后又从无人地带被拖回来的几小时里，生死之间的朦胧状态已经渗入他的器官。他浑身发抖，牙齿打战。

队长把夹子完全松开了。现在血液畅流着，而奇迹就快发生了。这奇迹队长以前曾看到过好多次，但是每次总觉得新鲜：好像一朵枯萎的花重新放出了色彩鲜艳的花瓣。

那小伙子动了一下。他的牙齿不再打战了。他的头开始活动起来。他睁开了眼睛，起先呆呆的，随后就挣扎着开始思索。但是这仅仅是开始。队长扔开空了的瓶子，准备着第二瓶。过一会儿，在第二瓶以后，奇迹就完成了。那小伙子露出了笑容；队长虽然看不见，却知道他脸上的血色已经恢复，他的湿冷的皮肤再过几分钟就会重新温暖起来，把他的伤口治疗好以后他会活下去的。

“很好，很好，”队长高兴地说。他点了一支香烟，放进那战士的嘴里。那战士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谢谢，”他畅快地轻声说，而队长已经不见了。

一连三十分钟，队长在伤员中来回走动，指挥着救护站的医生，拒绝听信教科书上说的那些死亡的征象。他不断地给最严重的伤员输血，高高地举着瓶子，用他的宽肩膀挡在瓶子和敌人中间，他切开静脉让伤员承受能以神秘的作用起死回生的带咸味的液体。旅行车里的容器终于空了。现在已经无血可输了，但是，在一小时前冲出战壕去从摩尔人和德国人手中夺取据点的人们当中，十二个本来会死去的人现在还活着，这十二个共和国的战士到达医院的时候脸上会带着笑容，他们会记得这个树下的夜晚，记得这个头发灰白的人的沉思的脸，以及他的一瓶瓶神秘的血液。

“没有了吗？”那西班牙医生跟着队长到了旅行车旁边。“没有了吗？”他问。

队长一面把车后面的门关紧，一面摇摇头。他打手势表示他一定得回城里去取一批新的血浆来。他说着话挥着手的时候，一群护理员和轻伤的战士把他围住了。

那西班牙医生举起拳头行了一个共和国的敬礼。他严肃而特别认真地讲着西班牙话，仿佛要用他那种强烈的感情来消除语言的隔阂：“阿尔瓦拉兹·鲁兹大夫⁹。万分感谢。”

那加拿大医生站得直挺挺的，他的拳头也举了起来。“我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我的朋友，黑曾·塞斯。应该由我们来感谢你们。”

在突然的沉默之中，在他们相逢的这个混杂着痛苦与死亡的炮火弥天的战区，加拿大人和西班牙人面面相觑，心里洋溢着双方都不知道如何表达的感情。接着，一个战士指着旅行车上的字样，那是在附近的火焰的亮光中可以看得清的：西班牙加拿大输血处。

他大声喊了出来：“输血万岁！”

那排伤员中响起了一阵欢呼声：“万岁！”

“加拿大万岁！”

“万岁！”

一个细小的声音微弱地插进了这低音合唱。“我万岁！”大家都转过头去。那是第一个接受输血的小伙子的声音。他撑着一只臂肘坐了起来，向前伸出另一只手，他的眼睛在天真的脸上闪闪发光。“我万岁！”他高呼着。

一阵笑声；他们大家都明白了。

“万岁！”他们高呼着。为了他们自己为了这些从国外来的陌生人，为了西班牙，为了全世界。

1936年12月23日的早晨，消息在皇家别墅的战壕里传开了：从海外某处来了一个朋友，给共和国的战士们带来了一种奇迹。

明天，这消息就会广播到整个马德里，传到特鲁尔、瓜达拉加拉、巴伦西亚和所有的战线¹⁰，传给在焦虑中等待着儿子和丈夫的妇女，最后越过西班牙国境，传给全世界。

自从人类学会了残杀自己的弟兄以来，第一次有一个人出现在战场上来扭转历史——来输血，不是来制造流血。

11月3日，一个寒冷阴雨的早晨，他到达马德里，在电话大楼正对面的旅馆登了记。在休息室里，他遇见了一个和颜悦色的、金色头发的人，那人介绍自己是亨宁·索伦森，《新联邦》和《加拿大论坛》¹¹的驻马德里记者。

在旅馆外面，士兵三两两地在街上巡逻。所有通到城里的街道都设有障碍物。白求恩问索伦森形势是否真像他在巴伦西亚听说的那样坏。

“那样坏，也可以说那样好，”索伦森回答说。“马德里是马德里，而巴伦西亚到底只是巴伦西亚。法西斯已经进了大学城。马德里的妇女正忙着用瓶子装满汽油。市民已经在所有的街上设置了障碍物。法西斯必须得一幢一幢房子地打才能拿下这个城市。”

新闻界的办公室在电话大楼的四楼。那天下午，白求恩和索伦森去那儿探听最新的消息。突然间大楼给一颗炮弹打中，震动了起来；大家抬起头来看看，等了一等，接着又继续工作。

白求恩从窗口向下望，可以看见街角上的电车管理员正在转换轨道让一辆电车拐弯。在同一个街角上，地下火车入口处的报摊上贴着传单鼓动马德里人去加入第五联队，撤退他们的孩子，并帮助农民收割小麦。

索伦森笑了起来。“你坐上一辆电车或者地下火车就可以到达离战壕百码以内的地方。你瞧，马德里照常进行工作。局势确实是严重……但是我不信马德里会失守。”

那天，白求恩走在街上的时候，看得出马德里其余的人也像索伦森一样地乐观。

有索伦森做向导兼翻译，他便着手寻求最好的方式来组织加拿大对政府军的医药援助。

他在城里的各个军医院很快地巡视了一番，这些医院工作非常紧张，什么事都不确实知道，这使他提出的关于前方医疗情况的问题得不到什么明确的解答。为了得到解答，他直接来到大学城的战壕里，参观马德里市郊的防线。他视察了火线后面的救护站，并在几个后方医院里和陆军外科医官一起工作。他在这儿研究了战士们所受的伤的类型，并且记下了动手术后死亡和康复的人数的百分比。

在大学城的一个设在地窖内的司令部里，他会见了克莱伯将军，这位将军一度在加拿大住过，现在指挥着协助保卫马德里的各国际纵队。克莱伯概括地给他讲了一下军事形势，断言马德里一定守得住，然后让他去见国际纵队的一位主任医官，一位名叫欧文·吉西的捷克医生。

吉西大夫用生硬的英语热烈地欢迎了他，能有白求恩那样有地位的胸外科医生来参加工作使他高兴万分。“我们得马上让你去工作！”他嚷道。

吉西在西班牙已经两个月了，经常动手术；在他看来，什么地方需要白求恩是一清二楚的。而在白求恩本人看来，这事还不清楚。他请求再给他几天来作决定，于是这次会见便冷淡地结束了。

11月6日，他到第五联队的司令部去和该联队的政治指导员¹²卡罗斯·康特雷拉斯会谈。

政府的军事部队仍然是由民兵队组成的，这些民兵队是由各工会自动组织起来的，并且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到那时为止，还没有统一的指挥部。所有部队都英勇地战斗着，但却不是作为一个有纪律的军事机构的一部分。第五联队是在战争爆发以后不久由西班牙共产党建立起来的；一开始，共产党就和乃格林—法约¹³派的社会党人以及部分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一起，要求成立统一的指挥部。第五联队的组成就是为了树立起一个有纪律的战斗部队的榜样。现在它在整个西斑牙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了，并且被公认为马德里抵抗力量的核心。从英、美记者们那儿，白求恩曾听说康特雷拉斯是“能够把事情办成”的人。

他和卡罗斯·康特雷拉斯¹⁴的会谈是在前往阿尔巴西特途中的汽车上进行的，因为康特雷拉所说那是他唯一可以抽出的时间。那是一次很奇怪的会谈，接着又发生了很奇怪的事件：

在乘康特雷拉斯的汽车离开马德里以前（白求恩后来报道说），我们在蒙大拿兵营停留了几分钟，那儿年青的志愿兵正在接受初步的军事训练。我们听说步枪从墨西哥运到了，坦克也从俄国运来了。乐观情绪很显著。我们在凌晨三点半到达阿尔巴西特。在这儿我们听到以拉果·卡巴赖罗^{15 161718 19}

等他确实知道陆军的医疗机构里缺少什么以后，他又去见吉西大夫，提出一个他已经想好的新奇的计划。他指出，在所有现代战争里，即使组织最严密的医疗机构也有一个严重的缺陷。有些伤员在战场上或是在从前线到后方医院的途中流血而死，有些因为出血过多或是休克而非常虚弱，在到达后方医院后也因为经不住手术而死去，从来没有人为这些伤员想出过什么办法。在巴塞罗那，杜伦·焦德大夫在储血和组织血库方面已经做了出色的工作。但是主要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决定性的解决。那问题是如何尽可能接近战场在前线就地施行输血。白求恩深信那是可以做到的，并且会使伤员的死亡人数锐减。他因此提议组织一个流动的输血队，这个输血队从城市里的志愿输血者那儿收集血液，加以储藏，供应各救护站和战地医院，而尤其重要的是在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在前线施行输血。

吉西向后靠在椅子上坐了很久，盯住白求恩看。“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他终于用一种新的敬佩的语气说，“你就是在创造医学历史了。”

在巴伦西亚的红色救济会²⁰总部，白求恩向负责人提出他的计划，这得由他们代表政府来考虑批准。他们仔细地听他讲，其中有两个西班牙的名医，然后大家互相看看，最后表示了他们的意见。

“不切实际。”

他们重新研究了他的数字，而那些曾经可能救活但由于出血过多或休克致死的人数统计使他们非常为难。

一个年长的西班牙医生向四面看了看他的同事们，然后看了一眼白求恩。“但是照你的说法，‘也许不可能，然而是必要的。’既然必要哩，那么就不会不可能。既然并不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是因为有人这样说而变成不可能的。”

他们不必做决议就决定了下来。那个年长的医生问他，“你多快可以把你的计划实施起来？”

“等我去巴黎和伦敦一趟，带了必需的设备回来以后，你们给我一个工作的地方和几位技师、医生、护士，我就可以开始。”

一个小时以后，白求恩发了一个很长的电报给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他概括地说明了前线的形势、他的计划、政府的批准、他准备使用的方法以及他打算采用的各种技术革新。在电报的末尾，他请求即刻行动：

需要大量器械、消毒器、整套仪器、显微镜等等。改进器械的计划颇多。即将偕索伦森赴巴黎和伦敦采购必需设备。请尽量多电汇款项交委员会驻巴黎代表。

他没等回电，就在第二天早晨和索伦森一起动身去巴黎了。他到达以后，发现加拿大的委员会已经电汇来了一万美元，附电表示赞同他的计划并答应在经济上全力支持他。

他迅速到巴黎的各医疗器材行兜了一圈，为将来的器材供应建立了联系，然后就到伦敦去了。

在西班牙的战场上呆过之后，英国显得平静、阴沉而灰暗。他对成群地来采访他的新闻记者说明了他正在准备的计划，宣布了他认为西班牙可以坚持到底的信心，并且说，英、法、美拒绝出售军火给西班牙共和国是“混账的”行动。

采购完以后，他搜集了所有弄得到手的、从世界各处来的、关于最新的输血技术的文献，并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埋头研究起血液的故事来了，那是一个二千多年以来一直使人迷惑和神往的故事。

那故事到处都有：大英博物馆里，发霉的参考书堆里，世界各地无数的病房里，盘旋在每条市街和每架现代机器上面的危险里，文明所带来的灾祸里，人们对残酷的死亡——它终究把他们和最下等的海藻视为同等——的绝望抵抗里。

白求恩也曾经卷入其中。他也曾促进过它的发展——他在手术室里实习的时候，曾不自觉地促进过它的发展；现在他到战场上来当学员，又在自觉地促进它的发展。

从太古时代起，人类在用石板记载历史以前就用血写下了历史。他们敬畏地看待血的神秘。他们认为它和那些吹打他们的风雨，温暖他们的太阳有着同样的魔力。他们向着高级文明前进，却怀着迷信的忌妒看着低等动物，有时梦想着他们或许可以用四条腿的生物的血液来恢复自己衰弱的器官的活力。

对于在他们身体里来回流动的液体，对于它流通的管道，对于它沉积在主要器官里的维持生命的物质——好像地面上的河流留在荒芜的田地里的淤泥一样，他们有好几千年都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每个胸腔里都有一个节奏在跳动，每个手腕里都有脉搏，以及那变浓的液体从它的神秘的迷阵里迸流出来以后，身体从此就不声不响化为腐朽了。

经过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大群原始部落的迁徙、亚洲最早的文明、欧洲的初期活动、黑暗时代²¹的那些孕育世纪——在这整个期间，流血意味着死亡这个越来越确实无疑的知识并没有使人们感到什么新奇，也没有对人们发生什么刺激作用。人们对生命既不重视，便很少有人伸出手来建立抵抗死亡的壁垒。甚至少数的希腊贵族，虽然精通哲学而又热爱人体的外形，也认为人体的结构和狗一样。在中古的欧洲，希腊人爱好运动和探索的精神已经让灰尘掩没了，那时候生命对于少数人只是花天酒地的胡闹，而对于大多数人则是一种负担。民众是农奴，被束缚在别人占有的土地上；他们完全为那些偶尔出现的少数天才所忽视，甚至连被轻视的资格也没有。

人们既不仰望星斗，又不回顾曾一度在人类历史上闪耀过的光芒，也不瞻望未来。后来还是迫不得己的需要才驱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土，去遥远而被人遗忘的地方；开辟世界的其余部分；寻觅东方的财富；飘洋过海；发现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促进贸易；探测到远东去的较近的航线；发现美洲。

哥伦布在1492年探索一个大洋洲所隐藏的秘密的时候，一个医生正在罗马寻找着隐藏在生命的细流里的秘密。哥伦布的水手们发现陆地的时候，那医生正在把三个男孩的静脉里的血输进年老的教皇英诺生八世的静脉。历史上记载着：他们两个人中哥伦布的运气好得多。他虽然没到达远东，却发现了美洲，那医生则使孩子们和教皇都送了命。但是从美洲的发现和人们知道的第一次输血尝试开始，人类的努力将沿着许多途径发展，有一天会汇集起来成为西班牙战场上的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所继承的遗产。

为了建立那份遗产，其他的探求者首先得不怕偏见、恐惧、惩罚。人体解剖是被禁止的；那些逐渐认识人体必须解剖才能了解的人们秘密地进行工作，有时惨遭下狱和流放。1613年，威廉·哈维²²发现了血液循环，因而改变了医学发展的进程。那个无名的罗马医生的梦想只是到现在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为了把它变成现实，许多人进行了工作、探求和实验——在他们对生命的虔敬之外添加了保护生命的可能性。

在英国，在哈维的发现之后半个世纪，理查德·洛尔用羽茎把一条狗的颈动脉通到另一条狗的颈静脉上，在两条狗之间进行输血。同时在巴黎，让·巴普梯斯特·丹尼把一只小羊的血输进一个患着贫血病和不知名的热病的十五岁男孩的血管里。他的病人恢复以后，法国的医生们得到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丹尼又继续为许多病症输血。然而正是他的成功使他终于倒霉。注意到有些病人在输血以后陷入一种休克状态，他便决定用输血来医治一个精神的患者。虽然由于不相合的血液所引起的休克和胰岛素注射或电荷产生的休克不同，丹尼却在二百五十年前就已经预见到某些精神病的治疗方法了。但是他是在黑暗中工作，虽然他的工作做得比他自己知道的还要好些。等到他的病人死了几个以后，偏见、恐惧和保守便声势汹汹地纷纷表示愤慨；于是一切的输血在法国都被禁止了，并且这禁令推行到欧洲的大多数国家。

以后差不多有二百年，医学界回避了它所不了解的神秘。输血成为江湖医生的黑市行当。人的血液被胡乱地做各种用途，只有这个简单的用途除外：维持人体的正常供应或是克服出血、休克、灼伤的后果。正派的医生们为了从粉刺到鼠疫的一切病症给病人放血。邪门的骗子们为了一式一样的病症秘密地给病人输血。等到一个德国医生宣称他已经在血液里发现了家庭幸福的秘诀的时候，这个黑魔术的滥用就达到了严重而愚蠢的高峰。他宣称，如果夫妻之间有什么纠纷，只要把妻子的血输给丈夫，同时把丈夫的给妻子，就可以立刻消除一切不和。在当时医学知识的情况下，这会把夫妻俩也给一起毁灭掉。

妨碍进一步研究的那种对输血的鄙视，全然是人们对生命本身的鄙视的反映。在科学家们能够向蒙昧主义者反攻以前，法国大革命还得重新来强调生命的庄严。在1792年的壁垒上，“自由、平等、博爱”的宣言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从此以后，腐朽的封建制度受到了挑战。从美国，欧洲大陆听到了托马斯·佩因²³鼓吹人权的大胆言论。现代工业社会缓慢地在中世纪精神的阴影下孕育成长着，终于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枷锁。当这个新时代，在动乱与流血之中，带着一种有着无限前途的希望，艰难曲折地出现的时候，它使科学家们获得自由去为征服世界的资本家开辟道路。农奴变成了工人，成群地给赶进新的工厂，工业剥削的悲惨玷污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个鲜明的口号，但是科学现在可以自由地探索一切神秘了，同时出现了新的一代思想家来谴责一切剥削。

于是，在法国大革命为十九世纪照亮了道路三十年以后，一个英国医生，詹姆士·布伦达尔，回到了很久很久以来无人问津的领域。他被恻隐之心和否定有不可知的事物的新精神引导着。多少年来他一直看着妇女在分娩时因为出血过多而死亡，于是就起来反抗这种在给与生命的过程中毁灭了那么多产妇的命运。他推想：既然她们是因为出血过多而死的，那么为什么不用机械的方法来战胜出血呢？为什么不把分娩中失去的数量相等的血液注回到哈维已经发现的动脉系统呢？他钻研了这个问题，终于创造出一种注射器，用来把血液从一个健康的人身上输到出血的产妇身上。像其他的医生们一样，他对于血液本身一无所知，但是他的注射器成功了。有些产妇由于他所不能理解的原因死了，但是有些救活了。由于那些被救活了的产妇，输血重新回到正规医学的领域。

其他的医生继续着布伦达尔的工作，由于他们所不了解的理由，往往遭到失败，但无论如何救活了许多否则就要丧失的生命。接着便出现了在血液本身中寻找解答的人们。为什么输血能救活某些人而害死别的人？怎样才能防止血液在转输的过程中凝固起来？法国人朗德瓦进行了研究和实验，终于得到了这个惊人的发现：一条血流里有某种东西能够凝集并溶解另一条血流里的血球。但是究竞是什么呢？他虽然找到了正确的线索，却没发现全部真理。

然后来了另一个英国人，布雷克斯顿·希克斯大夫，他努力研究如何才能战胜凝固，终于用在血液里放进磷酸钠的办法得到了接近正确的解答。那已是相当正确了，但还不够完全正确。

然后来了“黑暗时期”。虽然医生们仍然不知道血液的奇异的秘密，输血却流行了起来。输血被用来治从脓包到肺结核的一切病症，治疗的结果往往比原来的病更糟糕。绝望之余，医生们为这个引诱他们向前却又始终使他们困惑的能救命的发现寻找起代替品来：他们用盐水来代替血液，在身体本身产生血液以前盐水摹拟血液。这样不会产生什么并发症。出血缓和了，手术后的休克也减轻了。整整五十年，输血难得有人采用，几乎完全被盐水注射代替了。

这也可能就是结局，但是科学和对人的生命的逐渐增长的重视却都不肯罢休。又有人重新否认有不可知的事物，他们继续研究、探索、实验，终于使神秘不再是什么神秘了。

1902年，维也纳的细菌学家卡尔·兰德斯太拿博士从他的实验室里得出了第一个解答。他深入地观察了人的血液。他发现血液像海洋一样也有它的“动植物群”。实际上，流贯人们血管的永恒的河流好像有三条支流，都是从主流流出来的，但是各有自己的特殊的“动植物群”。在他的试管里，兰德斯太拿把它们分开了，然后又把它们汇合在一起。当他把它们汇合在一起之后，他惊异地发现有一条好像和另外一条对抗了起来，掀起了一场奇异的风暴，仿佛那海洋里的一切生物突然间卷入了可怕的战斗。

他的发现把成功的荣冠放在朗德瓦的失败上面。他证明，某些蛋白质的物质，依它们存在的形式，使血液分为三种类型。他称它们为蛋白质同种凝集素，并且宣称有两种不同而敌对的同种凝集素。血液里有一种蛋白质的人是A型。有另外一种蛋白质的人是B型。有两种蛋白质的混合物的人是AB型。一种血型的血球破坏另外两种血型的血球；若是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就要招致灾难与死亡。只有当病人是从和本人血型相同的人转输血液的时候，输血才可能成功。现在三个世纪的失败得到了解释！挽救无数生命的工作有了基础。

当意大利的达斯卡斯达罗和斯图尔里步着兰德斯太拿的后尘，宣布发现第四条支流——一种没有任何兰德斯太拿发现过的蛋白质的血型——以后，血液的种种互不相容性终于被克服了。第四种血型——0型，它可以安全地输给任何血型的人。

从此以后，没有人因为转输一种不同血型的血液而死亡。然而胜利还不完全。主流仍然很乖张。它能够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血管里流通，从尼安得塔尔人²⁴到在天空飞翔的驾驶员，并不断地更新，它在个人的身体里虽不免一死，但在人类的身体里是永远不死的。然而一旦暴露在空气和光线之中，它就不再是流动的液体了。它就变得像一条和水源隔绝的河流一样。它就变浓，变得像泥水一样的沉滞、凝固起来。

现在输血的危险差不多都消失了，然而转输的方法本身仍然是一个问题。在转输的过程中，血液往往凝固起来，停止流动，造成病人死亡。于是实验又开始了，实验室里的工作无声无息地继续进行着，终于又找到了一个解答，这次是在美洲。

1915年，主流第一次在人体的动脉系统以外保持流动。理查德·路易生博士在纽约和阿各特教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分别工作，他们把柠檬酸钠放进了盛着血液的试管里，然后报告说，那种钠使得血液保持流动的时间比它单独保持流动的时间长些。

外科医生们承认了路易生和阿各特的工作，他们改进输血的工具并创造更简便的方法。十年后，俄国人以他们特有的对待传统和倡导工作的方式，又依从承接了过去，证明含柠檬酸盐的血液可以用冷藏保存六个星期而应用起来仍然得到良好的结果。

到1936年的时候，俄国人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血库制度。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已经在满洲燃起了，阿比西尼亚已经被法西斯吞没了，而西班牙正在侵略者的炸弹下流着血。

对于那些曾追根究底研究主流的人们，对于那些曾利用它来哺育生命的人们，对于那些不久也就要在炸弹下（像他们正在摧毁西班牙那样）呼号的人们——考验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这个漫长、曲折而又痛苦的故事，建立在那么多人的毁灭和希望之上，那么多的世纪当中，那么多的国土上面，现在该怎样呢？现在，对于那些对生命仍然怀着满腔虔敬的人们，这个故事发展到了西班牙，发展到了巴塞罗那的杜伦·焦德大夫，发展到了格雷文赫斯特、伦敦、维也纳、柏林、萨兰纳克湖、蒙特利尔和马德里的诺尔曼·白求恩大夫。

在巴塞罗那，焦德大夫²⁵利用俄国人和他本人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已建立起了一个血库。他树立了一种非常专门的、把血液集存、装瓶和转输的制度。后来当加泰隆²⁶本身成为战区的时候，焦德大夫的血库医院出了名，但是当时在马德里，这个战斗激烈而且有决定性的地方，却没有流动的血库。

白求恩就是要在这方面来出力。或许当时的形势需要这样一个人：他既是医生又是诗人，既是学者又是军人，既是人体的医治者又是人体的绘画者，既是科学家又是梦想家；他首先是这样一个人：对人民怀着无限的热爱，对扰乱生活的人们怀着无限的憎恨，对于他和别人可以创造的未来怀着无限的信心。有一天，人们会记载下来：诺尔曼·白求恩在这儿继承了探索主流的人们所留下的工作。

那个罗马医生、朗德瓦、达尼、布伦达尔、兰德斯太拿，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会说他什么呢？

在他的伦敦旅馆房间里，追溯着他们曾经为之献出了心血和生命的故事，他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要忙于处理这些实际问题：容器、冷藏器、针头、注射器、防腐剂、旅行车、人员。

在他以后还会有别人来。主流本身不久就要被分成血清和血浆，并且让人们知道更多的秘密。但是在那个没有尽头的故事里，他将被列入那些为了从笼罩西班牙和全世界的恐怖中救出每一条生命而献出自己生命的第一批人们之中。

12月6日，早上六点钟，白求恩随着一辆装满医疗器械和用品的旅行车回到了马德里。跟他同来的有索伦森和他新近找到的一个人：黑曾·塞斯。塞斯是一个年青的加拿大人，他在伦敦遇到了白求恩，志愿参加输血队工作。

马德里在欢腾鼓舞：法西斯军曾从南面向它发动了开战以来最猛烈的攻势，可是被击退了。这个城市炫耀了它的力量，就像一个年青的巨人突然遇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对体力的考验，结果被自己未曾料到的精力弄得眼花缭乱。现在，军事指挥部可以从激励人心转向冷静地估计这个城市的明显的长期抵抗的力量了。佛朗哥的军官们还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在马德里吃午饭哩。

西班牙红色救济会没有闲着。为了给军事史上一种新奇的医疗工作做好准备，西班牙当局给输血队选择了特殊的房屋。在几天以内，白求恩、索伦森和塞斯就搬进了一座宫殿般的十一个房间的公寓，德国大使馆的法律顾问的旧居。这公寓在维尔格拉大道，那是马德里最阔绰的一个住宅区的一条宽敞的林荫大道。“在这儿，”红色救济会的一个负责人幽默地说。“你不会被炸弹打扰。佛朗哥对富人的财产很当心。”

三个房间用作加拿大人的宿舍。其余的用来作化验室、储藏血液的冷藏室、接待室、输血室。两个年青的西班牙医生被派来给白求恩做助手，同来的还有两个化验员、三个护士，一个厨师兼管家，一个办事员和一个看门人。

在一种不断高涨的兴奋状态之中，化验室建成了，两套冷藏器装配好了，输血设备也都搬了进来。输血队要在一条四百英里长的战线上进行工作，由白求恩和两个西班牙医生每人分别负责一个战区。作为输血队的队长，领有共和国陆军上校的军衔，白求恩直接对陆军总部负责整个工作。索伦森被派为联络官，塞斯负责运输工作。他们的工作一开始以后就要一刻不间断——不分昼夜，每时每刻都要有一部分人员值班，随时准备在得到军事指挥部的通知以后，即刻把血液赶运到前线任何进行着战斗的地区。

维尔格拉大道上一切装置完毕以后，小型冷藏器就被分发到三个战区的各个医院和战地救护站，供两次紧急情况之间储藏血液之用。

现在一切准备好了。作了最后一次布置前线工作的检查以后，白求恩召集输血人员和红色救济会的负责人举行会议。

“我们的超级牛奶送货组织，”他报告说，“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切具备。我们随时可以开始‘送货’。我们现在就差一样：‘牛奶’。如果没有它，我们大家还不如干脆回老家。”他带着询问的神气转过脸去看着一个红色救济会的代表。

那个西班牙人很有信心地点点头，“我们一定尽力使你得到你所需要的全部输血者。”

“本队工作进行多久，对输血者的需要就将继续多久。为了经常保持充足的血液储藏员来应付一切紧急情况，每天都得有输血者前来。”

那个西班牙人好像摸不着头脑，不明白为什么这事还需要讨论。“你一定会得到输血者的，”他简单地说了一句。

有三天功夫，通过报纸和电台向马德里的市民发出了一个呼吁。前方战士需要血液！

第三天晚上，白求恩坐在那儿听着广播的通告，然后在房子里绕了一圈：装着亮晶晶的设备的化验室、放着待用的瓶子的冷藏室、放着三张给输血者用的床的输血室。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但是他突然又觉得靠不住，心里烦得慌。假使到了早晨只有零零落落的少数几个人来呢？买设备、订冠冕党皇的计划、挂上官衔，这些都很容易——要是没有血液的话，这一切都毫无用处，而且那是你在巴黎和伦敦买不来的东西。马德里有没有一家是不挨饿，没伤亡，没男人在前线的？马德里的男男女女，用他们自己的身体，在城市的周围铸成了一面刺不穿的盾牌。对他们还能再要求什么呢？这些妇女构筑防御工事，靠豆子生活；这些男人整天工作，夜里“睁着一只眼”睡觉——难道他们自己没有流过血，挨过饿吗？他想到他或许忽视了这项工作中的主要因素：人的因素，那些无法估计的东西——当人体在手术刀下显露的时候，每个医生所面对的那些东西。而这儿又有多少无法估计的东西呢，他这样想，一面看着窗外的黑暗的街道。只要今天晚上来一次空袭，明天早上整个马德里就会因为睡眠不足而憔悴。如果一个人没有充分的睡觉时间，他的脑子就会像海绵一样软绵绵的。

在一阵烦乱不安的心情中，他叫醒了塞斯。“我刚在盘算明天的事，”他说。“你想他们会来吗？一切在纸上都说得好听，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输血者——”

塞斯在黑暗中瞌睡地打着呵欠。“那个红色救济会的家伙好像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似的。”

“是的……不过……”白求恩在房间里悄悄地踱来踱去。“对了……他应该知道。好吧，明天见，今天晚上我们需要很多睡眠。反正不久就会知道了。”

他觉得仿佛刚上床就有人在叫他了。

“白求恩大夫……队长……”洛佩兹大夫²⁷，那两个西班牙医生中的一个，招呼着叫他到书房外面的阳台上去，一言不发地指着下面的景象。

两千多人挤满了街道，同时不断地还有人来。他们密密麻麻地站在一起，从街这边到街那边，眼睛盯着输血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胖有瘦，有平民也有军人，有衣着简朴的工人，也有服饰华贵的主妇。他们都在耐心地等待着，不做声，也不笑。

两个医生站在阳台上的时候，街上的人们轻轻地用臂肘互相推推，有所期望似的。白求恩对那些仰起的脸凝视了片刻，随即就进去了。他脸上一点也没露出内心的激动，他立刻下了命令把大门打开，最先的输血者就排着队走了进来。

他们从早晨一直工作到下午很晚的时候；登记输血者，进行疟疾和梅毒化验，检查血球计数，装满那些一公升容量的瓶子——而输血者仍络绎不绝。不得不派一个民兵小分队去维持外面的交通。红色救济会加派了办事员来帮忙。终于没有空瓶子剩下了，连厨房里的冰箱也给腾了出来作临时的储藏器。

从阳台上，洛佩兹大夫宣布要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接受输血者。但是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的男男女女嚷了起来表示抗议和失望。

“明天？”

“不行！为什么？”

洛佩兹在噪杂的人声中大声喊着，尽力解释说没有容器来盛他们的血液了，也没有地方来储藏了。但是人们继续抗议着。

“不行……同志……求求你们……现在！你们必须现在抽我们的血！我们的战士现在需要它！”

洛佩兹脸上带着一副为难的表情，转过身来面对着白求恩。“怎么办呢？他们不肯离开！”

白求恩倚着阳台的栏杆看着下面喧嚷的人群。他转过头来对着那个西班牙人，以一副自豪的神情说，“他们既然不肯走，那我们就继续开门。让他们都进来，让办事员登记他们的姓名、住址。我们今天能够做多少血液化验就做多少，同时向他们大家解释，我们在几天之内就会找他们回来……”

十天以后，12月23口，在大学城，用西班牙—加拿大流动输血队供应的储血试行了第一次输血。

第二天，白求恩发了一个电报给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

输血处已开始工作。马德里市民热烈响应。昨晚在前线初次试行输血完全成功。全体敬礼。

这场战争像洪水似的，一处刚堵住，另一处又决口了。

11月间它曾在马德里周围激荡；现在进入新年，它眼看就要淹没南部的地方了。

佛朗哥曾拿出全副力量进攻马德里，可是未能得手。在目前，战事如果陷入僵持的局面，政府军就能够有时间来加强防御，而法西斯军就要遭受一个精神上的打击。因此，布尔哥斯方面认为他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西班牙政府军包围起来，使它与世界上其余的地方隔绝，从而使罗马和柏林安心。到了1月底，在进攻马德里未能得手之后调到南方的德、意和摩耳人的大批军队就开始向北方猛攻。他们的战略目标是要占领海岸，并从侧面进攻政府军。他们面前的障碍是马拉加、摩特里、阿尔梅里亚这一串日晒的城市，以及民主政府的装备低劣的军队。假若一切顺手的话，他们可以沿着海岸一直打到卡他基那、米尔西亚、巴伦西亚，最后还许能进入加泰隆地区。对于佛朗哥，这将是一次轰轰烈烈的胜利，而对于民主政府，却是一场灾难。

在维尔格拉大道的输血处里，白求恩在忙着抽血，陆续不断地把血液输送到前线，注意听着政府的公报，研究西班牙地图。显然，战争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输血处的工作也因此而进入一个新阶段。在11月和12月里，佛朗哥曾使马德里成为这场战争的车毂，而民主政府的防御工事则从城里伸展出去，像一个车轮子的辐一样。其中一个车辐就是输血处。现在，由于输血工作在长达一千公里的战线上进行得很有成效，同时法西斯军新发动的攻势在南方越来越猛烈，白求恩就拟出了一些计划，来扩大输血处的工作。这是一场靠鲜血与钢铁进行的战争，因此血液得紧紧追随着战斗。

他在1月底向红色救济会和同事们提出了他的计划。他认为目前刻不容缓的事，是把输血工作扩展到法西斯军最近的进攻所经过的地区和前线。他的计划立刻得到了批准。到2月4日，他就把输血处交托给洛佩兹大夫和索伦森，他本人则由塞斯陪着出发到马拉加去。他们坐着一辆新卡车，车上装备着特殊的冷藏器、储藏的血液和输血的设备。他们从一个刚由马拉加来的英国记者那儿听到关于南方情况的最新消息。“有现成的工作在等着你们，”他说。“我前几天离开的时候，那儿正是全西班牙最热的地方，而我所指的并不是天气。”

当他们沿着公路开车到海岸去的时候，白求恩记下了他们眼前就要开展的工作。“从巴伦西亚往下走的路上，我们要到所有的医院初步调查一下。我们要了解他们在血液方面的需要，制订输送计划，确定一下它们所能提供的救护站的数目。这样一来，我们在每一个地区就得有更多的司机，更多的医生，更多的化验员和输血者。”这样也就等于输血处要从马德里周围那个大弧形的地带把血液输送到所有的前线，一直向南延伸到直不罗陀²⁸几英里以内的地方。2月6日到达巴伦西亚以后，他们在红色救济会总部听到的消息是暗淡的，据总部的一个负责人说，南方的形势是“不稳定的”。他表示目前沿着海岸南行太冒险。没有人敢说战局会有什么变化，为是谨慎起见还不如就在巴伦西亚设立一个分库。白求恩同意这个办法可能较为“慎重”，但是到第二天早晨他们照样出发了，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个年青的英国人，托马斯·伍斯利，他是来给他们当替换司机的。

接连三天，在越来越不稳定的气氛中，他们沿着海岸前进，一路上感觉到一个城市比一个城市更紧张。2月10日，他们到达阿尔梅里亚，听到了最坏的消息：马拉加已经陷落了。“你们不能再往前走了，”省长办公厅的一个发言人对他们说。“现在没有你们可去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军队在哪儿。一切都要完了……”

“但是伤员，”白求恩说。“总会有许许多多伤员的。”

“一片混乱！你上哪儿去找伤员！法西斯军目下在马拉加，正在向北推进——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消息。也许你能在这儿尽点力量？”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把血液和输血设备送到南方最远的战线上，”白求恩简慢地回答。

他们一言不发地开着车穿过这城市，望着城下的小海港。一艘准备拆卸作废铁的驱逐舰停泊在港里。一幢俯瞰海面的别墅上飘扬着一面英国国旗。

在点缀这个海港的棕榈树下面，塞斯把卡车停住了。“我们现在该干什么？”他问道。

“就干我们原来所要干的。”白求恩指着路旁的一个里程标：一百六十九公里。这些里程标是指从马拉加开始往北面去的路程。这就表明他们现在离着法西斯军，离着前线，还有一百六十九公里。

白求恩本人记下了他们离开阿尔梅里亚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阿尔梅里亚停留了一个小时，足够我们去寻找一顿不容易到嘴的饭。这个小海港曾受到空中的轰炸和海上的封锁。在街上看得出城里饥饿到什么程度。一个流浪儿领我们到一家小酒店，但是那儿挤满了民兵，大家都在吃着同样的热气腾腾的杂烩汤。衣服破烂的孩子们在桌子中间穿来穿去，等着抢剩下来的食物。在城中心的一家饭店里，老板很抱歉地端上那千篇一律的一道菜：豆子。等我们又上路的时候，大街上渐渐挤满了人。关于马拉加的消息正在传开。

²⁹³⁰

³¹

³²

※　　　　　※　　　　　※

以上是他在马拉加公路上所经历的四天四夜的日记。这是他在另一个白天和黑夜里以一种悲愤的心情写下的。他写完了以后，站在儿童收容所一个震破了的窗户前面，向外看着那直到黎明还在冒烟的城市。

他的身体渴望睡眠，可是他仍然站在窗前沉思了很久。在马德里，在前线，他听见过“消灭法西斯！”这个口号。他和大家一起喊过，可是仿佛现在才第一次体会到这个口号的意味。对于他，这个口号现在仿佛是一个他以满腔热诚来支持的判决，他必须加以执行，要不然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的。把那些屠杀妇孺的匪帮处死，打下十八层地狱！让那些站在旁边冷笑的无动于衷的人们遗臭万年！至于全世界那些被蒙骗的人，他们还在安然观看着这些掘墓人，而没想到他们有一天也会葬身于这同一的坟墓——对于他们应予以怜悯和警告。

“无论进入什么人家，我都要医治那里的病人……”当初这样宣誓³³的时候，他多么意气扬扬，就像成千上万的其他医生一样。但是在他目前进入的这一家，死亡来自炸弹、谎言以及在反共的旗帜下毁灭整个城市的那些人。在阿尔梅里亚，不只是一个城市成了废墟。在这儿，两个世界发生了血腥的冲突。为着纪念阿尔梅里亚，他发誓要改造自己，要克服自己所有的弱点和虚荣，要像一个战士那样地生活，把自己锻炼成一个钢铁般的人——因为只有钢铁般的人才能保卫那个正在斗争中诞生的新世界。

几天以后，在巴伦西亚，他把他的日记压缩了一下，送交西班牙政府。他管它叫《马拉加—阿尔梅里亚公路上的罪证》。政府把它印成小册子，有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并用塞斯所摄的照片作为插图。

在巴伦西亚，他听说卡巴赖罗政府快要垮台了。不抵抗就放弃了马拉加，这在大多数的人民阵线人士看来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错误，而且是完全该由政府负责的。白求恩听说政府甚至没有下命令进行任何后卫战。马拉加可以说是双手捧着奉送给法西斯军的。

他回到马德里以后就以更大的精力来推动输血队的工作。队中其他的人觉得他似乎比以前更紧张，更厌恶任何延误和官样文章，更需要实际行动。任何麻痹大意以及缺乏效率在他看来都是“卡巴赖罗主义”，可能引起马拉加式的后果。在输血处里，不管是西班牙人还是加拿大人，只要稍一疏忽，就足以惹起他那人所共知的盛怒。但是在前线他的工作却照旧冷静、熟练、而且有效率，与他一同工作的人没有不为此感到惊奇的。

当他不在前线工作的时候，他总在盘算着一件自从马拉加沦陷以来念念不忘的事情——战争造成的成千上万的孤儿需要援助。穷于应付的政府针对这种情况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白求恩认为另外需要有一个能得到外援的特殊计划。巴塞罗那，北部的工业中心，当时离战场很远。他认为巴塞罗那是个很理想的地方，可以在那里设立一系列的儿童村来照顾那些孤儿。他飞到巴塞罗那，加泰隆的首府，呆了五天，与政府官员讨论他的建议。等他得到他们的批准以后，他就打电报请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为这个计划筹款。委员会表示同意，后来在巴塞罗那北面最先设立的两个儿童村就是民主西班牙的加拿大友人捐款举办的。

重新回到马德里以后，白求恩就扩大输血队的工作范围，把整个中部战线全包括在内。4月初，政府军在瓜达拉加拉战区猛攻的时候，输血队曾在布里惠加一连进行了三天输血工作，那是三万意军被击溃的战线的中心。

瓜达拉加拉战役是政府军在攻击战方面的第一次决定性胜利。随着这个胜利一阵乐观情绪传遍了整个西班牙。胜利的滋味是美好的，白求恩因为心情比以前轻松，就开始想作些关于血液的新试验，并计划将输血队的工作进一步扩大到全国。但是这种乐观情绪只是昙花一现。

有一天下午，他忽然接到卡罗斯·康特雷拉斯的电话，请他立刻去商谈。在他的办公室里，康特雷拉斯很快就谈到正题。他有一个建议——请白求恩到北美洲去一次，把西班牙人民的困苦危急的处境直接告诉美国和加拿大的人民。

康特雷拉斯对他说明了局势严重到什么地步。他说，瓜达拉加拉战役表明共和国假若有作战的武器是能够战败法西斯的。可是它现在得不到武器。苏联离得太远，而且它的没有武装的商船太容易被意大利的潜水艇在地中海击沉。因此，单靠它的援助是不能战胜法西斯军在武装方面的优势的。而英国、法国和美国都拒绝取消禁运。相反的，德国和意大利却源源不断地把军队和军火运到西班牙。在这种情况下，美洲来的援助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同时，输血队的工作现在已进行得很顺利，因此他认为目前白求恩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到北美人民的面前替西班牙说话。

白求恩一开始不愿接受这个建议。战争在继续进行，他却去从事巡回讲演，这使他想起来很不舒服。但是他实在无辞可对第五联队的首长摆在他眼前的那些残酷事实。

他和输血队的加拿大同事讨论了这件事，他们同意康特雷拉斯的看法，认为在最近的几个月内，白求恩帮助西班牙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到北美去发动一个要求取消禁运的群众运动。白求恩拍电报给国内的委员会，等到委员会同意后，便从巴黎请来一个摄影师³⁴拍了一部叫做《西班牙的心脏》的战争影片带回美洲。

现在他只剩下一件事没做了。几个星期前，他接到《新边疆》³⁵——一家加拿大文学杂志——的信，请他写一篇关于西班牙的文章。他决定趁着还在马德里的时候来写这篇文章。

他把它叫做《久不写信的歉意》。这篇文章完全表现出他的独特的性格。他一开头说，他之所以迟迟未写信，是由于在战争中的西班牙，“我深深感到文字的陈腐空洞。”他可以描写一次轰炸，描写街头的屠杀，但那样做是不够的。只有艺术才能够表达他几个月来所体味的死亡与恐怖的经验，因为只有艺术才是“经验的合法而可辨认的产儿。”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继续写道）要尽情抒发自己的胸怀。他“悠然地泅泳于个人性情的波流之中”。他听从自己。他尊重自己。

他出现于日常的世界，有如大海中的巨鲸，打破一切习俗与传统的表面的平静。他是愉快的，严肃的，嬉笑自若的。他热爱生活。他热切地进入所有的人的生活里。他把所有的人融为一己。

艺术家的作用是去打破平静。他的责任是去唤醒那些酣睡的人们，摇撼那些安于现状的社会栋梁。他使世界记起过去的黑暗，为世界显示当前的现实，指示出它新生的道路。他既是他时代的产物，又是他的时代的先驱。他来到以后，我们就感到不安，对于我们平常太轻易地认为真实的那些事物怀疑起来。他使一切静止的和固定的东西都动摇不安。在一个害怕任何变革的世界里，他提倡革命——生命的本源。他是一个鼓动者，一个扰乱宁静的人——敏锐、急躁、果敢、坐立不定、令人不安。他是在人类灵魂里活动着的创造精神。

当输血队里的加拿大同事读这篇稿子的时候，他们并不奇怪他这个当医生的为什么要从西班牙战场上大谈其艺术家的作用。他本人是一个艺术家，正如他是一个医生一样。但是不仅如此，他们明白他不只是在说明艺术家的特性，而且是在描绘他自己生活的新轮廓。

1937年6月6日，他启程回国。在维尔格拉大道的输血处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送别仪式，参加的人包括输血队的全体人员，新成立的军事卫生部的代表，以及政府官员。由于他在各条战线所采用的输血方法，伤员的死亡率已经大为降低，有些战区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之多。这一点是西班牙的各位发言人在送他去履行他的新使命时特别提出来颂扬的。

他在西班牙看见的、经历的和做过的一切记忆犹新，他现在要回国了，“去唤醒那些酣睡的人们……”

6月18日早晨八点钟，白求恩到达蒙特利尔。

虽然时间很早，好几千人已经聚集在古老的幸运车站和附近的街道上来欢迎他。他一跨下从纽约来的火车，一大群人便涌进入口处，沿着很长的月台蜂拥着跑过去。

他还没来得及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给包围住了，热忱的手抢走了他的提箱，热烈欢呼着的人群把他高高地举在肩膀上。在照相机的灯泡的闪光中，新闻记者使劲往里挤。在一大堆喜笑颜开的陌生的脸当中，他瞥见了一些老朋友。“白求恩大夫万岁！”许多人高呼着。他被抬着经过了车站到街上去，前面的一条横幅上写着：民主西班牙万岁——欢迎白求恩大夫归来！

车站外面，一长列的汽车在等候着，挂满了彩绸和欢迎的旗子。在他还被抬着的时候他就用几句感谢的话回答了群众的响亮的欢呼，最后他说：“大家今天早上这样来欢迎我，我实在没法说出我心里是多么感激。我知道，这不单是对我个人的欢迎，而是大家对民主西班牙的支援的一种表示。”群众的欢呼声响彻了市中心区。然后，喇叭叫着，旗子飘着，白求恩坐在领先的敞车里，那汽车队就沿着温莎大街往前开，到了圣凯瑟琳大街，然后进入蒙特利尔商业区的中心。便道上，成千的人看到旗子时挥着手。在高大的工厂建筑物里，工人们从窗口伸出身子，撒下大把大把的五彩纸屑。

汽车队转弯抹角地慢慢通过了法族加拿大人的东区，回到市中心，然后来到商业区的一家旅馆。

从踏进旅馆房间的那一刻起，他就忙得应接不暇：电话啦，老朋友啦，医生的团体啦，采访的请求啦，从大陆各地来的致敬电函啦。从前只有医学刊物报导他的工作；现在他发现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他的工作，和那些改变着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交织在一起。

在最初兴奋忙乱的两天里来看他的那些朋友们觉得他变了，那是一种微妙而难以捉摸的变化，表面上是不大看得出来的。他略微瘦了一点，也黑了一点，样子很困顿。然而与其说那是身体上的困顿，不如说是心事重重的神情。关于西班牙的最细微的问题也可以引起他的热烈的辩解。但是他往往一讲完就突然沉默起来，同时他的眼睛会溜来溜去捉摸着听他讲话的人的脸。有时，正在谈话中间，他会变得心不在焉，仿佛在倾听他自己的思想，或者仿佛周围的朋友们突然变成了他初次打量的陌生人。

弗朗西丝来看他的时候，重聚是亲切的，可是两人中间好像有什么话没说出来。“你知道吗，”在他谈了一阵他在西班牙的生活以后，她突然说，“你看上去跟你离开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不知为什么你感觉两样了。对吗？”

他笑了一笑。“我希望如此。我非常真心希望如此。”

他以在皇山竞技场所作的一篇讲演开始了他回美洲的使命。

从他电告多伦多他即将回加拿大的那一刻起，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就开始为他到全国各地去讲演作准备。在他到达两天以后，首先在蒙特利尔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集会。

关于民主西班牙和佛朗哥两方面的优劣，魁北克省的舆论争辩得非常激烈，而且官方曾数次采取措施禁止拥护民主方面的发言人使用公共讲坛，但是白求恩在西班牙的工作的性质缓和了许多敌对的政客，并使他获得了普遍的尊敬。当竞技场开门的时候，等着入场的人的行列一直排到街拐角又转了弯。等他随同当地援助西班牙委员会的人员来到会场的时候，那座宏大的建筑物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坐着的和在外面等着的加在一起，足足有一万五千人。

听众来自社会的各阶层，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信仰。有来自蒙特利尔的讲各种语言的各少数民族的人们，有教员、大学教授、工会工作者、医生、和白求恩个人意见相同的人们，甚至还有一些激烈反对他的见解但钦佩他的为人和工作的人们。

在作了介绍和赞颂的讲话以后，白求恩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走到了麦克风前面。那是一种奇异的感觉——一个人单独站在一根光柱中，而在讲台四周的黑暗里大约有一万五千个男女忘掉了一切拘束，大声呼喊着，形成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嚷。他冷静地等待着，点燃起一支必不可少的香烟抽了起来，等欢呼的声音平息下去，然后以一种从容的讲话的声调开始讲演。

主席，女士们和先生们，我当初去西班牙，因为那是一个荣誉的问题。我现在回来了，因为有一些话需要说，以便答复那些在西班牙之外的不讲荣誉的人们所讲的话。

在这个开场白以后，他讲起马德里，西班牙抵抗力量的核心——“火线上的城市，一面工作，一面和大门口的法西斯军作战。”他用平静的语调描述了城里的居民：被敌机炸得无家可归的妇女，肢体残缺的儿童，在前线光凭着勇气抵挡德国坦克车的男人，以及使一切爱国者团结起来的同仇敌忾的精神。西班牙人民对于自己战胜卖国贼和侵略军的力量有着钢铁般的信心。但是西方列强的态度使他们感到沮丧。他们已经在瓜达拉加拉证明，他们能够给予法西斯军以沉重的打击，尽管西方各国不愿向他们提供法西斯军能够大量获得的军火。但是他们知道，对他们的禁运多继续一天，就意味着更多的西班牙家庭要毁灭，更多的生命要牺牲，更多的城镇要化为灰烬。

听众在紧张的肃静中倾听着，除了他的平静的声音以外只能听到椅子叽叽嘎嘎地响。他描述了他访问前线的经过，从马拉加逃出来的公路上的难民，敌机对撤退的人们的轰炸，倒毙在路旁的人们，接着是对阿尔梅里亚的袭击，混杂在一起的活人和死人，那个被他抱在怀里走出燃烧着的街道的孩子。他为他们描绘了成千无家可归、无父无母的孤儿，他们在公路上流浪，心中一片茫然，身上则害着病。这就是佛朗哥的叛乱、德意的侵略、西方列强的所谓“不干涉”的后果。“这是国际反动势力假借‘不干涉’的名义所默许而且赞同的一国人民的苦难。虽然各国政府背弃了苦难中的西班牙人民，但是各处正直的人们却已经纷纷赶来援助他们。国际纵队已经赶来参加保卫西班牙，同时在麦克泊泊营³⁶里，一千多名加拿大人正在维护加拿大的荣誉。”

从竞技场的四面八方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白求恩停了一会儿，在他从不离手的香烟上抽了最后一口，然后在脚下踩灭了烟头。会场恢复安静以后，他报告了输血队的工作，最后他说道：

对于西班牙人民，对于曾亲眼看见西班牙的任何人，形势是很清楚的。事实上它是如此之清楚，以致于佛朗哥和他的法西斯后台老板迫切地需要一个转移人们视线的借口，以掩盖他们的侵略，这正像满嘴“不干涉”废话的保守党人需要一片遮羞叶来掩饰他们可耻的政策的赤裸裸的马脚一样。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这使他们双方都感到宽慰。这无非是那个奥地利裱糊匠和那个意大利叛徒两人的私生子。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威胁！”

全体听众都站了起来，经久不息地鼓掌欢呼。

两天以后，他动身去多伦多，在那儿他在另一个盛大的集会上作了讲演。那是一个非常累人的横贯大陆的长途旅行的开端。

一连七个月，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许多城镇之间往返奔波，放映《西班牙的心脏》并作公开讲演，以东海岸开始，经过安大略省的南部和北部，横越大草原上的各省，等他到达西海岸的温哥华以后就绕道美国又往回走。

他的巡回讲演所得到的道义上和经济上的响应超过了一切预料，但是一层乌云渐渐笼罩着他的使命。正当他从这个城市旅行到那个城市，警告人们如果不支援民主西班牙就会招致更多的灾祸的时候，历史走到他的最可怕的预言前面去了。反共集团又动手了——这次在中国。

“在西班牙，”他在一篇讲演里宣称，“法西斯已经在向二千四百万人民进攻，而美、英、法却对民主方面实行禁运。现在，在中国，又发动了对地球上近四分之一人口的进攻。如果那个背信弃义的、封锁牺牲者而与侵略者打交道的政策继续推行，我们就大可怀疑任何男女儿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是否会有安全。”

他一心盼望着西方列强改变政策的迹象，但是任何迹象也没有出现。日本早在1931年就入侵满洲。西方列强只在口头上喧嚷过一阵，蒋介石政府也无所作为。现在，1937年7月，日本又在北平公开发动了进攻，并且像在西班牙一样，反共集团在日本的伙伴也大声叫嚣要在亚洲扑灭“共产主义”。

白求恩阅读从中国传来的消息，正像他曾一度注意马德里发表的公报一样。他在讲演里发出了一种新的迫切的呼声。愤慨与焦虑的情绪充满了他给朋友们的信。从听众的反应中，他可以感觉到他的言论更容易为他们接受了。广大公众对轴心国家的举动越来越感到不安。但是他觉得笼罩着全世界的威胁比人民的觉悟增长得更快。

在读到日本对中国城市轰炸的消息时，他就想到了马德里，想到了阿尔梅里亚，想到了炸弹的声音、受伤的人们的呼号和死者的惨相。必须唤醒加拿大和美国！但是他们耳闻目睹的却是“苟且偷安的社论、政党发言人的花言巧语、好莱坞的麻醉品、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³⁷所巧妙散布的宣传。”

一个蒙特利尔的朋友在一封怀旧的信里向他提起了他去西班牙以前他们曾在一起分享的那些赏心乐事，他回答说：“不行了，对于我来说它们不能回来了。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欢乐、刺激、交游……的诱惑。对了，我知道我自己的弱点！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些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我决不再受它们的诱惑。未来看上去是既寂寞又危险的。”

在给一个医务界同事的信中，他写道：

今天我在换乘火车的时候买了几份加拿大报纸。我发现一条消息挤在后面几页当中，报道了在温哥华码头上举行的反对装运废铁到日本去的一次示威游行。好极了，任何正直的人都会那么想。但是有没有一位内阁大臣在那儿称赞他们，向他们保证加拿大的物资不会拿去制造武器用来杀害中国人呢？没有。只有警察在那儿冲散和殴打示威的群众。愚蠢！但是多么血腥而恶毒的愚蠢！而我仍然在空谈……

在这种“愚蠢”面前，他下了一个决心。在美国中西部某处的火车上，他给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写了一封信。他指出，他已经花了半年的时间为民主西班牙作公开讲演。他担任了这项工作，因为他深信有它的必要。但是自从他回国以后，西班牙的军事形势已经变得更险恶了，同时，战争正在远东蔓延着，别处的政治形势也在恶化。在这些情况下，军事上的考虑在战胜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何况他已经走遍了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因此他觉得他现在应该再去直接参加斗争。

作为他的旅行的结尾，他现在还要在加拿大的几个会议上演讲。他对麦吉尔大学的一个学生组织讲了话，又在多伦多的一个群众大会上讲了话。一个星期后，在西部的萨斯卡通城的一个大会上，听众中有人大声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确实是共产党员吗？”他回答：“是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全国的报纸登载了他承认是共产党员的消息。有些人看到这消息大吃一惊；另一些人认为那是一个姿态；但是在最接近他的朋友们看来，他的行动显示出了一种必然性。

在萨斯卡通的大会以后，有人表示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可能会损害他为西班牙做的工作的效果，他激昂地反驳道：

不行，我可不能放过这种说法！是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那是我个人的信仰和个人所决定的问题。如果现在我说喝牛奶对儿童有好处的话，难道反共的人们因此就能说牛奶不好吗？如果我说人民需要面包的话，难道就仅仅因为说这话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公正、最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形式，而说他们不需要吗？

在另一次大会上，一个故意刁难的人说他是一个“莫斯科的雇佣”，他和蔼地回答说：

我的可怜的受骗的朋友……为什么是一个莫斯科的雇佣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英国的雇佣呢？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俄国革命六十年以前在伦敦发表的。如果俄国明天从地球上消失，难道你以为那样就会铲除共产主义了吗？我相信，如果基督再出现在地球上，宣扬人类的博爱，他也不免会被扣上一顶“莫斯科的雇佣”的帽子。

现在旅行已经结束，他的未来计划也在他心中明确了。在多伦多，在当地一个基督教堂举行的一个援助西班牙会议上演讲以后，他和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讨论了他的新计划。他宣布，他一直希望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回到西班牙去。但是一批新的美国医生刚刚启程去西班牙了，同时远东的事件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战争上。他从此以后也不想挂出私人行医的招牌了。西班牙确实需要援助，但也得到了一些援助。而中国对医生的需要比西班牙更加迫切。

他继续说，在纽约已经成立了一个国际援华委员会，配合着孙中山夫人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援华委员会的计划是对在中国北部和日军作战的游击队给予医药援助。他已经自动请求率领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部去和游击队一同工作。他觉得，他在西班牙的经验拿到中国去一定有极大的价值。

几天以后，他动身到纽约去和国际援华委员会一起完成各项安排。1938年1月2日，他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外科医疗队的设备和器材，乘“日本皇后号”海轮从温哥华启程去香港。

在准备启程的忙乱的几个星期里，他没有时间去推测未来可能带来什么。他在蒙特利尔会见了弗朗西丝，到汉密尔顿去看了家里人³⁸，向几个亲近的朋友辞了行。但是在船上，他觉得需要给弗朗西丝写一封告别的信，那信是他在香港寄出的：

当我动身去温哥华以前在蒙特利尔看到你的时候，我想讲明白为什么我要到中国去。我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我去过西班牙这个事实并不能给我，也不能给任何其他人以现在静坐旁观的特权。西班牙是我心上的一个伤痕。你了解吗？这是一个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痕。这痛苦永远会留在我心里，使我记起我见过的事物。

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祝你幸福……

白

02.htmindex.htm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