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生与知识分子

1932年11月

王 凡 西

学生以及一般的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特别在社会主义性的革命运动中，到底能起怎样的作用？这乃是近百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的基本看法是：一切革命，特别是现代以推翻资本制度为目的社会主义革命，依靠知识分子是绝对不行的，它必须以一切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劳动者为主力，而且必须在现代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之下，才能发展，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至于学生以及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斗争多半能起一种点火的作用，能起催化剂的作用，却决不能起决定作用，更无法代替工人和城乡劳苦大众的力量。

诚然，历史告诉我们，自来工人阶级革命的领袖，大多数来自学生与知识分子。但这绝不表示学生与知识份子是革命的主力，或是天生的革命领袖。实际上完全不是如此，因为知识分子的知识固然为社会下层被压迫与被剥削阶级的革命群众所缺少，因而为他们所必需，可是要使学生们（或过去的学生们）的知识真能有益而非有害于革命，真能领导革命而至于胜利，那末这些学生与知识分子首先得向他们要加以领导的群众学习。首先得使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及行为都要认真与工人贫农「认同」，认真同情他们，认真了解他们，因而与他们休戚相关，生死与共。

否则，这些激进的与革命的学生，鲜有不中途离开革命，甚至于出卖革命，或为革命无情地抛弃的。

这几年来，香港的学生也开始有点觉醒，而且开始有点行动了。究竟他们如何才能真正走向革命，推动革命，参加革命，乃至领导革命呢？我想，下面这篇译文可以给他们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希望真有志于革命的学生能于阅读之后，翻覆思考，并且身体力行。

这是俄国十月革命二大领袖之一，里昂．托洛茨基与丹麦学生代表们所作的一篇简短讲话。1932年11月，那时被史大林当局放逐到土耳其的托氏，已经在一个小岛上居住了4年，刚刚完成他的巨著《俄国革命史》。当时丹麦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学生团体，正式邀请托姓氏到哥本哈根去作一次有关俄国革命的演说，当他刚刚到达丹麦时，接待他的学生代表们就向他提出了若干问题，进行了这次谈话。谈话主要是讨论学生与知识分子在革命的作用。这篇纪录稿当时登载在1932年12月9日出版的一期《学生报》上。

对丹麦学生的谈话纪录

托洛茨基就这么地到来了。如果有谁原本以为他将会见一个年老、粗野，而又可怕的人物的话，那末他这时候会失望的。恰恰相反，托氏的神情可说是非常友善、极有教养、愉快而又令人可亲的。他和每一个访问者打了招呼，然后在那张空椅上坐下来，等候我们提出问题。

问：学生们的革命观念是从哪里来的？—―事实上他们在甚么时候是革命的？

当我们说出问题的后半段时，在托氏那张为人熟悉的脸上，浮现出一种颇有意味的带点恶作剧的微笑。他说：

接着我们就问，学生们的革命观到底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呢，还是我们得用心理学，甚至也许要用心理分析学去解释呢？

又一意味深长的微笑，他说道：

托洛茨基在椅子上稍稍转动了一下位置，含着一种和善而带着歉意的微笑，向四周望望。

我们再问：学生对于革命运动能多少起点有意义的作用吗？

问：在一个学生和工人运动之间应该有怎样的关系？

听到这个问题，托洛茨基眼睛里呈现出一种严肃与坚定的表情。他说：

问：那末，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能起甚么作用呢？

问：刚才不久您说过，所谓理论的自我教育，您指的是要学习那种不曾被伪造过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您说的不曾被伪造过的马克思主义是甚么？

问：嗯，不是正像利斯．托斯列夫（Lis Toersleff）所写过的，自从马克思的时代到现在，世界并非停留不进的，不是吗？

接着，托洛茨基讨论了民主与独裁这个问题，他说：

一提起庇护权问题，你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又回到达尔加斯林荫路（Dalgas Boulevard）上的情景了。莞尔一笑之后，他继续说下去：

1932年11月

注一：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原是受恩格斯委托来处理他稿件的人，后来却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第一个修正主义的理论家。他的主张是：社会主义可以经由资本主逐渐民主化而实现，工人运动应采取与「进步」资本家合作政策，放弃阶级斗争。

注二：麦唐纳（R’ Macdonald1866-1924），工人出身，曾任历届英国工党政府的首相。1931年更与保守党及自由党合组「全国统一内阁」，为保守党所鄙视，为劳工党人所唾弃。

注三：斯诺顿（P.Snowden1864-1937），英国独立工党主席，后参加工党，最后复脱离工党，拥护「全国统一」政府，获勋爵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