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十一月罢工

十月内阁在无数的水下暗礁中摸索着一个又一个危险。往哪走呢？它自己也不清楚。

10月26日和27日，喀琅施塔得——一个距彼得堡只有步枪射程三倍远的地方，发生了武装起义。士兵中具有政治意识的部分试图阻止群众，但自发的愤怒还是爆发了。由于无法阻止运动，军队中最优秀的分子走在了它前面。但是，他们没能成功预防当局挑起的一些流氓屠杀。在这些屠杀中，起最主要作用的是著名的“显圣者喀琅施塔得约翰”（чудотворец Иоанна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最黑暗无知的水手。28号，喀琅施塔得宣布戒严，不幸的起义被镇压了。最优秀的士兵与水兵受到了处决的威胁。

在喀琅施塔得要塞被攻占的那天，政府向全国发出了强烈的警告，在整个波兰实行戒严——这是宣言内阁成立后在第十一天时给彼得宫城佞臣丢下的第一块大骨头。维特伯爵承担了走下这一步的全部责任：他在一份政府通告中，诽谤说波兰人妄图分裂祖国（！），并警告他们不要逾越雷池一步，“这不是第一次了”。第二天，为了不使自己成为特雷波夫的俘虏，他不得不鸣金收兵。他承认，鉴于“波兰人过于敏感”，政府与其说是考虑实际发生的事情，不如说是预测其可能的发展后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戒严令是宪法对波兰人民政治性情的赞美。

10月29日，切尔尼戈夫省、萨拉托夫省和坦波夫省的一些地区爆发了农潮，宣布了戒严。看起来，坦波夫的庄稼人也“过于敏感”了。

自由派圈子的牙齿开始因恐惧而打颤。尽管他们对维特嗤之以鼻，但还是打自心底相信他。但现在，杜尔诺沃自信地从维特背后走了出来。杜尔诺沃拥有足够的才智，以便把加富尔¹的箴言“任何傻瓜都可以在围困状态下执政”²改编成一种理论，供自己管理时参考。

工人的革命本能告诉自己：允许反革命公开进攻而不教训它，就是鼓励它更加放肆。10月29日、30日和11月1日，彼得堡的大多数工厂都举行了群众集会，要求苏维埃采取严厉的抗议措施。

在11月1日的一次拥挤而骚动的会议上，经过热烈的讨论，苏维埃的大多数成员通过了下述决定：

“政府继续踏着尸体前进。它正在召开军事法庭，审判那些奋起捍卫自己的权利、人民的自由的喀琅施塔得陆海军士兵。它把戒严令的绳索套在了受压迫的波兰的脖子上。”

这一呼吁的成功程度远超所有人的预期。尽管距离十月罢工的停止还不到两个星期，但彼得堡的工人还是团结一致地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到11月2日12点以前，往苏维埃派了代表的所有大型工厂和车间都举行了罢工。迄今为止还未参与政治斗争的中小型工业场所也加入了罢工，选出了代表，并把他们都派到了苏维埃。彼得堡铁路枢纽的地区委员会也通过了苏维埃的决定，并且，除了芬兰铁路以外，其他所有线路都停止了运营。参与十一月罢工的绝对人数不仅超过了一月的，同时也超过了十月的人数。邮政与电报部门、马车夫、有轨马车和大多数店员没有参与罢工。只有《政府公报》、《彼得堡市行政长官公报》和《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仍在出版——前两份是在士兵保护下印刷的，而最后一份则是在工人战斗队的保护下出版的。

（在波罗的海边疆区。路上的射击。）

维特伯爵完全没有料到。两周前他还以为，既然手握权柄，那他要做的只有领导、鼓励、约束、威胁、管理……十一月罢工，这一无产阶级对政府之虚伪的愤怒抗议，把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打得晕头转向，找不着北。没有什么比他希望安抚无产阶级的那封电报更能说明他对革命事件含义的无知，面对这些事件时的幼稚困惑，以及他的刚愎自用。以下是未经删改的内容：

“工人兄弟们，回去工作吧，停止动乱吧，想想你们的老婆孩子。不要听信那些愚蠢的建议。皇上作出批示，要我们特别关注工人的问题。为此，当今皇上下令成立了商务和工业部，它将负责在工人与企业之间建立公正的关系。给我们以时间——但凡一切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都能给你们办好。请听从一个对你们有好感而又希望你们过得好的人的建议吧。维特伯爵。”

这封无耻的电报，笑里藏刀，收敛了懦弱的仇恨，试图摆出友好屈尊的姿态，在11月3日的苏维埃会议上被收到并公开，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随即，我们提出的答复在热切的一致下被通过，并在第二天的《消息报》上被发表。以下是它的内容：

“工人代表苏维埃，听完了维特伯爵给他的‘工人兄弟’的电报，首先要表达自己的惊讶：沙皇的宠儿竟不拘礼节，允许自己称呼彼得堡工人为自己的‘兄弟’。无产者和维特伯爵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家庭亲属关系。

据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称，伯爵收到他那些罢工的“兄弟们”给他的回信后，几近窒息。

11月5日，彼得堡的电报社报告说：“鉴于各省正在散布（！）将对参与喀琅施塔得骚乱的下层官兵进行军事法庭审判并处决的谣言，我们被授权声明，所有这些谣言都是为时过早（？）且没有根据的……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参与者没有也不将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个明确的宣言，除了意味着政府在罢工面前屈服以外，没有别的意思。当然，在彼得堡抗议的无产阶级暂时中断了首都的贸易—工业生活的时候，对“各省的谣言”的无稽之谈，当然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在波兰问题上，政府甚至更早开始作出让步，宣布一旦那里的“兴奋平息”，就打算在波兰王国的各省解除戒严。³

11月5日晚，执行委员会认为心理学上的高潮时刻已经到来，向苏维埃提交了结束罢工的决议。作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描述，我们这里引用执行委员会报告人的讲话：

“刚刚公布了一份政府电报。电文指出，喀琅施塔得水手将不由战地军事法庭审判，而是被送交地区军事法庭。

苏维埃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在11月7日星期一中午12时取消罢工式示威的决定。印有苏维埃决议的启示被分发到各工厂和车间，并在全市张贴。在指定的时间里，罢工以它开始时的那种团结一致结束了。它持续了120个小时，比波兰的戒严状态少了三倍时间。

当然，十一月罢工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解开了几十名水兵脖子上的绞索——在一场会吞噬数万人的革命中，几条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同样，意义也不在于它迫使政府匆忙停止了对波兰的戒严——对一个长期受苦受难的国家，哪怕再延长一个月的紧急法又有什么区别呢？十一月的罢工是向整个国家发布的警报呼喊。谁知道，假如波兰的实验成功以后，无产阶级并没有表明它“活着，精力充沛，并准备好以牙还牙”⁴的话，一场野蛮的反动狂欢节会不会在全国展开？这场革命中不同民族之间的完全团结，与1848年奥地利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彼得堡无产阶级以革命本身的名义，不能也不敢将自己的波兰兄弟毫无抗议地交到不耐烦的反动派手中。而且，尽管它关心自己的未来，他不能也不敢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临近保持沉默。11月的罢工，是无产阶级跨过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头向军营内的囚犯发出的团结呼声。而这一呼声被听见了。

《泰晤士报》（The Times）的记者在报道十一月罢工的时候，引用了一段禁卫军上校的话：“不幸的是，不能否认，工人对喀琅施塔得造反者的干预对我们的士兵产生了令人遗憾的道德影响。”这“令人遗憾的道德影响”，就是十一月罢工的主要意义。它一击就震醒了军队中的一大圈人，并在短短几天内导致了彼得堡卫戍部队营房中的一些集会。在执行委员会，甚至在苏维埃本身的会议里，不只是个别士兵，而且还有士兵代表，发表讲话，要求帮助；与士兵的革命联络获得了巩固，传单得到了广泛的散布。

在那些日子里，军队中的兴奋情绪甚至上升到了其贵族领导层那里去。在十一月罢工期间，笔者作为“工人的发言人”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这在当时是第一无二的。在此值得讲一下这件事。

我带着X. 男爵夫人⁵的邀请卡，在晚上9点来到了彼得堡最豪华的别墅之一。看门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在那些日子里下定决心对任何事情都司空见惯的人。他脱下我的大衣并把它挂在长长的一排军官大衣中间。仆人等着我的名片。呜呼！一个黑户能有什么名片呢？为了让他摆脱困窘，我把女主人给我的邀请卡递给了他。来到大厅的首先是一个学生，然后是一个激进的编外副教授——《坚固》（Солидный）杂志的编辑，最后是男爵夫人本人。显然，他们以为“工人的发言人”会是什么更厉害的角色。我报了自己的身份。他们热情地邀请我进去。掀开门帘，我看到里面有六七十个人。在过道的一侧的一排椅子上，坐着三四十名军官，还包括一些优雅的禁卫兵；而在另一侧的则是一群女士。在前面的一个角落里，有一群穿着黑色礼服的政论家和激进的律师。一位不知名字的老先生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担任主席。我在他旁边看到了罗季切夫⁶——立宪民主党未来的“代言人”。他讲了关于在波兰实行戒严的问题，以及自由派圈子和军队中的有思想的部分对波兰问题应负的义务。讲话沉闷而无力，思想短视而萎靡。最后的掌声也非常萎靡。之后发表讲话的，是昨天的“斯图加特流亡者”彼得·司徒卢威，他是得益于十月罢工才可以回国的，并且利用了这个机会立即占据了乡绅自由派中极右翼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发起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暴力运动。他是一个蹩脚得无可救药的演讲者，结结巴巴，气喘吁吁，试图证明军队应该站在十月十七日宣言的基础上，保护这个宣言不受来自左和右的攻击。这种保守的毒舌在一个前社会民主党人的嘴里听上去特别奇怪。我听完这个人的演讲时，就想起七年前这个人曾写道：“欧洲越往东，资产阶级在政治关系上就越弱小，越胆小，越卑鄙”，之后，他自己拄着德国修正主义的拐杖，跑进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营帐，以便亲身证明他历史上那句概括的真理性……在司徒卢威之后，激进政论家普罗科波维奇谈到了喀琅施塔得起义，然后是一位失宠的教授——他正在犹豫到底是选择自由主义，还是选择社会民主主义——他什么都谈，又跟什么都没说似的；然后是一位著名的律师（索科洛夫⁷），他请军官们不要阻止军营中的鼓动。发言变得越来越坚决，气氛变得越来越热烈，轮到我讲话时，我指出，工人没有武器，和他们一起的自由也没有武装，国家军火库的钥匙在军官们手中。在决定性的时刻，这些钥匙必须交给人民——它们理应属于人民。这是我第一次，可能也是一生中最后一次在这样的听众面前讲话了……

无产阶级对士兵施加的“令人遗憾的道德影响”导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措施。在一个禁卫军团中进行了逮捕；一些水兵从彼得堡被押送到喀琅施塔得。各方士兵都在问苏维埃该怎么做。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发表了一份名为《告士兵书》的宣言，以下是它的内容：

工人代表苏维埃答复士兵们：

这个宣言是在苏维埃存在的最后时日通过并发表的。

b14.htmindex.htmb1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