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军事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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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正国家中工人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顺利建设红军的基本问题。后来，在1923年有人想出了一个无比愚蠢的神话，说我对农民“估计不足”。实际上，在1918—1921年间，我比任何人都更密切、更直接地实际接触到苏维埃农村的问题。我们军队的主要兵源来自农民，军队的活动范围主要也是在农村。我不能在这里过多地谈论这个大问题，只能举出两、三个但却是相当鲜明的例证。在1919年3月22日，我通过专线要求中央委员会“解决有关审查伏尔加沿岸地区中央执行委员的问题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任命权威性调查委员会的问题。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维护伏尔加沿岸地区农民对中央苏维埃政权的信仰，消除地方上最严重的违法行为，惩罚那些犯重大错误的苏维埃地方政权代表，收集那些可以充作有利于中农的示范性法令基础的投诉和材料。”有意思的是，这个直达电话是斯大林接的。我和他进行了交谈，并且对他说明了中农问题的重要性。就在1919年，加里宁在我的提议下，作为接近中农并较了解他们疾苦的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重要得多的是这一事实：1920年2月，在我对乌拉尔农民生活观察的影响下，我顽强地争取实行新经济政策①。在中央委员会里我只得到4票，11票反对。列宁那时反对取消余粮收集制②，而且毫不妥协。斯大林当然是投了反对票。在一年之后才转入新经济政策，这次诚然是一致通过的，但却是在喀琅施塔德暴动的轰鸣声中和全军令人不安的情绪下通过并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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