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在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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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我离开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声明失去了政治意义。这时候契切林①从伦敦回来做了我的副手。我和契切林早就认识了。在第一次革命的年代里，他放弃了外交官加入社会民主党。他是孟什维克，全心全意投入到党在国外的“支援团体”工作之中。在战事开始时，他持护国主义立场，并试图用他的大量伦敦信简论证这一立场，其中有一、二封信是针对我的。他很快就转到国际主义者方面来，成了我在巴黎办的《我们的言论报》的积极撰稿人。后来他被关进英国监狱。我曾要求释放他，由于谈判一拖再拖，我以镇压英国人相威胁。对此，英国大使布坎南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托洛茨基的论据中毕竟也能找到一些公允之处。如果我们认为有权逮捕在决心继续作战的国家里进行和平宣传的俄国人，那么，他当然也有权逮捕那些在希望和平的国家中进行战争宣传的不列颠臣民。”契切林终于获释了。他来到莫斯科的时机再巧也没有了。我如释重负地把外交的舵轮交到他手里，就不再到那里去了。契切林偶尔也给我打电话商讨问题。直到3月13日才公布了我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公告，同时发布了任命我为军事人民委员并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公告。最高军事委员会是不久前根据我的提议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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