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三章 流放 1928年1月16日，我们从早晨就开始把东西打包。我发着高烧，浑身无力，四周凌乱地堆放着刚刚从克里姆林宫运来的东西，这些东西也要打包随我们一同运走。到处都堆满了家具、箱子、内衣和书籍。前来送行的朋友络绎不绝。我们的医生和朋友费·亚·格季耶天真地建议以我的感冒为由请求推迟出发。他并没有搞清楚我们此行意味着什么，以及现在推迟出发又将意味着什么。我们只盼着我能在火车上快点好起来，因为在家里，在临行前“最后日子”的环境里，是不能很快就好的。眼前掠过无数陌生的面孔，其中有许多人我是第一次见到。拥抱，握手，表达同情和祝愿……人们送来的鲜花、书籍、糖果、棉衣等更增加了混乱。到了最后一天，忙碌，紧张和激动都已接近了尾声，东西都被运到了车站，朋友们也都跟着到车站去了。我们全家都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坐在餐厅里等着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我们不断地看表……九点……九点半……一个人也没有来。十点了。这是火车发车的时间。出什么事了？难道是改变主意了？电话铃响了。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打来电话通知说，我们的出发时间被推迟了，但是没有说明原因。列·达问：“推迟多长时间？”他得到的答复是：“两天，后天出发，，”过了半小时报信的人从车站跑来了，先是几个年轻人，随后是拉科夫斯基和其他人。原来，在车站上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人们一边等一边高喊“托洛茨基万岁”。但是人们并没有看到托洛茨基。他在哪里？在指定给我们坐的车厢旁边是沸腾的人群。年轻的朋友们在车厢顶上竖起了列·达的巨幅肖像，人们对着它激动地高呼“乌拉”。列车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开始向前挪动，然后突然又停了下来。示威的人们一边喊着要见托洛茨基一边跑到机车前面，有的抓住了车厢，使火车停了下来。人群中流传着消息说，国家政治保安局已经偷偷地把托洛茨基送进了车厢，不让他与送行的人们见面。车站上的骚动难以形容。示威的人与警察及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密探们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损失，一些人还被逮捕了。火车被延误了一个半小时。不一会儿，我们的行李又被从车站运回来了。朋友们又纷纷打来电话，电话铃声响个不停，他们想证实，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家里，并告诉我们车站上发生的事情。午夜过去很长时间，我们才去睡觉。经历了最近几天激动不安的日子之后，我们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11点钟才醒。没有铃声，到处都静悄悄的。大儿子的妻子去上班了，因为还要等两天。但我们刚吃完早饭，门铃就响了，来的是B．别洛博罗多娃……然后是M．M．越飞夫人。门铃又响了——整个房间里挤满了穿便装或穿制服的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他们向列·达出示了逮捕证，并宣布立即押往阿拉木图。昨天国家政治保安局不是说还有两天吗？又是欺骗！这种狡诈的战术，是为了避免出发时再次发生示威游行。电话铃声不断响起，但是一个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守在电话机旁边，相当和气地不让我们接电话。我们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通知别洛博罗多夫，告诉他，我们已经被软禁了，他们要动用武力把我们带走。晚些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押解列·达的“政治指挥”是由布哈林担任的。这完全符合斯大林的狡诈的手腕……看来，国家政治保安局开始不安了。列·达拒绝自愿上路，他提出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把情况完全搞清楚。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政治局试图把流放搞得好像是自愿同意的，至少要使流放最受关注的反对派成员看起来是这样，他们要以此来蒙蔽工人群众。必须揭穿这种谎言，向人们展示事实真相，而且要采取那种使敌人既不能保持沉默，又不能恣意歪曲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列·达决定迫使敌人公然使用暴力的方法。我们连同两位客人把自己反锁在一间屋子里，隔着门与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谈判。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犹豫了一会儿之后，就打电话向他们的上司请示。接到上面的命令之后，他们就宣称，为了执行命令要破门而入。列·达在这段时间里口授了关于反对派今后进一步行动的指示。我们没有开门。随着锤子的一击，门上的玻璃被打碎了，伸进了一只穿着制服的胳膊。基什金慌乱而又激动地重复着说：“向我开枪吧，托洛茨基同志，开枪吧！”他过去是一个军官，曾经不止一次陪同列·达坐着专列到前线视察。列·达平静的回答说：“别胡说，基什金，谁也没打算向您开枪，干您的事吧。”门打开了，几个慌乱而又紧张不安的人闯了进来。他们看到列·达只穿着便鞋，便四处找他的皮鞋并给他穿到脚上，然后又找出皮大衣、帽子……给他穿戴好。列·达拒绝走路。他们抓住他的两个胳膊把他架走了。我们赶紧跟上去，我急忙披上皮大衣，穿上靴子……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就关上了。门里边传来一阵嘈杂声。我喊住了架着列·达下楼的人，要求他们把我的孩子们放出来，大儿子应该同我们一起去流放地。门开了，两个儿子从里面跳了出来。两位客人别洛博罗多娃夫人和越飞夫人也紧跟在后面，他们都是硬冲出来的。谢辽沙还施展了他在运动方面的天赋。下楼梯的时候，廖瓦按响了所有住户的门铃，并大声喊道：“他们把托洛茨基同志抓走了。”在住户的门里和楼梯上闪现出一张张惶恐不安的面孔，这栋楼里住的都是苏维埃地位显赫的工作人员。汽车里塞满了人，谢辽沙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两条腿挤了进去。别洛博罗多娃也和我们一起走。车子行驶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天气很冷，谢辽沙没有戴帽子，他在匆忙中没来得及拿。大家都没有穿皮鞋，没戴手套，没有一个箱子，甚至连手提包都没带。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空着手的。汽车并没有拉着我们驶向喀山火车站，而是朝着另外的方向开，原来是去雅罗斯拉夫车站。谢辽沙试图跳出车子去工作单位找他嫂子，通知我们被带走的事情。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紧紧抓住他的手，叫列·达劝他不要跳车。我们来到了几乎空无一人的火车站，工作人员还像从家里出来时那样抓着列·达的胳膊架着他。廖瓦冲着零零星星的几个铁路工人喊道：“同志们，你们看，他们就是要这样把托洛茨基同志带走！”一个曾经陪着列·达去打猎的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抓住廖瓦的脖领子粗野地吼道：“这小崽子，还真有你的。”谢辽沙以一记中学生老练的耳光回敬了他。我们被带进了车厢，我们的包厢的门前和窗口都放了岗哨。其余的包厢里都坐着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这是要去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东西也没有运来。只挂着我们这一个车厢的机车开动了。这是下午两点钟。原来我们是沿着环城铁路驶向一个偏僻的小车站，在那里，我们的车厢将被挂到一列从莫斯科喀山火车站开往塔什干的邮政列车上。五点钟，我们同谢辽沙和别洛博罗多娃告别，他们要坐对面来的车回莫斯科去。我们则继续我们的旅程。我身上忽冷忽热。列·达精神饱满，甚至可以说有点高兴。情况终于搞清楚了，总的气氛开始平静了下来。押送我们的人对我们还算殷勤客气。我们得到通知说，我们的行李将由下一趟火车运来，在伏龙芝(我们铁路行程的终点)赶上我们，这意味着要在旅程的第九天才能拿到行李。我们一路上没有内衣和书籍。当初，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满怀深情地精心把书籍装到箱子里，他们十分认真地挑选，一些是在路上看的，另一些是为最初一段时间的工作准备的。谢尔穆克斯把列·达的文具放得整整齐齐，他完全清楚列·达的喜好和习惯。在革命的岁月里，他作为速记员和秘书一直跟着列·达四处奔波。列·达利用在路上没有电话也没有访客的时机以三倍的精力工作，而工作的主要重担开始由格拉兹曼承担，后来就由谢尔穆克斯承担了。我们这次的长途旅程却是在没有一本书、一支笔和一张纸的情况下度过的。谢辽沙在出发前为我们找到了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写的关于突厥斯坦地区的学术著作。我们准备在路上熟悉一下自己将要生活的地方。对于那里我们只有一点粗浅的了解。但是就连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的著作也装在了箱子里，同别的东西一起留在莫斯科了。我们就这样空着手坐在包厢里，就像在城里坐车一样从一个区驶向另一个区。夜里，我们就用头靠着长椅的扶手挺直身子躺在长椅上。虚掩着的包厢门口站着执勤的哨兵。 对于妻子的叙述，还需要从当时的通信摘录一些片断以作补充。2月28日，也就是刚到那里不久，我就在给几个流放中的朋友的信中说： 我和儿子去伊犁河畔，打算充分享受春天的时光。这次我们带着帐篷、毛毡、皮袄等，免得去牧民的帐篷里借宿。但是又下起了雪，严寒再度袭来。那些日子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严峻的考验。夜间气温就下降到零下8度至零下10度，而且我们接连九天九夜都是在野外度过的。因为有保暖内衣和许多厚重的外衣，我们几乎没怎么挨冻。只是靴子在夜里被冻得硬梆梆的，需要在火上烤，否则脚就穿不进去。我们头几天在沼泽地里打猎，后来就转移到开阔的湖面上去打。在沼泽地小草丛中为我搭的一个窝棚里，我一昼夜要呆12到14个小时，而廖瓦干脆就呆在树底下的芦苇丛里。 6月9日，我的女儿，我那热情的战友尼娜，在莫斯科去世了。她年仅26岁。在我被流放前不久，她丈夫就被捕了。在没有病倒之前，她一直都在从事反对派的工作。她得了急性肺结核，几个星期之内病魔就夺去了她的生命。她从医院写给我的信，在路上走了73天，她去世后才到了我的手中。 昨天，我收到你的关于尼娜病重的来信，就立刻往莫斯科发电报通知亚历山德拉·格奥尔吉耶夫娜(拉科夫斯基的妻子)。今天，从报纸上得知，尼娜走完了她那短暂的革命生涯之途。我亲爱的朋友，我的整个身心都同你在一起，将我们阻隔的万水千山更令我感到万分沉痛。无数次紧紧地拥抱你。 赫里斯季安 两个星期后，收到了拉科夫斯基的来信： 亲爱的朋友，我为尼诺契卡，为你，也为你的全家感到万分悲痛。你早已经背负着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沉重的十字架，现在又从未有地饱尝了作父亲的无尽痛苦。我的心和你在一起，也为离你如此遥远而悲伤…… 7月14日，我给拉科夫斯基写信： 亲爱的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给你和其他朋友写信了，而只给你们寄了一些材料。我首先是在伊犁河得知了尼娜病重的消息，回来以后我们就搬到了乡下的住处。到这里没几天就收到了尼娜去世的消息。你是知道这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但是，应该抓紧时间为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准备我们的材料，这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反过来讲，不管怎么说，完成这项工作的必要性都成了一贴减轻痛苦的膏药，帮助我们熬过了最痛苦的头几个星期。 8月，我给许多同志写信： 你们当然已经注意到，我们的报纸对欧荚报刊有关我们党内事件的报道几乎未做任何反应。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想到，那些答复不符合“新方针”的要求。现在，我对此已不仅仅是猜测，而是从刊物上得到了极其明确的验证。安德列钦同志寄给我一张从美国《国民》杂志2月那一期上剪下来的材料。这家著名的左派民主主义的杂志在扼要地介绍了我们最近的事件之后说： 在儿子的记录里，有一些统计数字。在1928年4月至10月期间，我们从阿拉木图发出800封政治性信件，其中有许多篇幅相当长，还发出了大约550封电报；收到的长短不等的政治性信件有1000多封，电报约700封，其中大部分是联名发来的。所有这一切主要是在流放区范围内进行的，但也从流放区扩展到了全国。即使是在最好的月份里，能够到达我们手中的信件也不会超过半数。此外，我们收到的从莫斯科发来的八九封密件，也就是有关秘密活动的材料和信件，都是派专人送来的。我们也向莫斯科发出同样数量的密件。密件使我们能够了解一切事情，并且使我们能够对重大事件做出反应，尽管有相当的迟延。 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您提到我丈夫列·达·托洛茨基是在装病。由于大多数同志的担心和抗议，您曾经恼羞成怒地宣称：“他竟然耍起了这样的把戏。”您所指的采取这种不光彩手段的人，不是那些把列宁的战友们流放并使他们遭受病痛折磨的人，而是那些抗议这种做法的人。您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权利，对全党、全体劳动人民乃至全世界说有关列·达生病的消息是假的？要知道，您这样做是在欺骗党。在中央委员会的档案里，存放着我们最优秀的医生对列·达的健康状况的诊断，这些诊断是医生们应十分关心列·达的健康状况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对列·达进行了多次会诊做出的。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之后，又进行了几次会诊。医生们确诊，列·达患有结肠炎和新陈代谢不良引起的痛风。您也许清楚，1926年5月，列·达为了摆脱折磨他多年的高烧到柏林接受了手术治疗，但并未见效。结肠炎和痛风都是极不易治愈的疾病，更何况是在阿拉木图。他的病情逐年加重。要想把健康状况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必须要有正规的医疗措施和正确的治疗，但是这两种条件在阿拉木图都是不具备的。关于必要的医疗措施和治疗的问题，您可以向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咨询，他曾不止一次地参与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组织的会诊。在这里，列·达除了受到上述疾病的折磨之外，还受着疟疾的困扰，而疟疾又加重了他多年以来的结肠炎和痛风，引发了周期性的剧烈头痛。他的身体状况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里会稍稍好转，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病情又会加重。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您根据第五十八条把列·达当做“反革命”流放。如果您声称您对列·达的健康状况不感兴趣的话，这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您这么做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是，如果不制止这种可怕的逻辑，那么不仅会断送优秀的革命家的性命，而且把党和革命送进坟墓。很显然，现在迫于工人群众的强大的舆论压力，您没有勇气坚持到底。您不敢说，列·达的病对你们有利，因为它妨碍了他的思考和写作，您仅仅是对列·达患病这一事实拒不承认。加里宁、莫洛托夫等其他人也是这么做的。您必须就这个问题在群众面前做出答复。你们如此不光彩的闪烁其辞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工人阶级不相信对托洛茨基的政治上的诬陷，也不会相信你们在列·达健康状况问题上的说法是正确的。 娜·伊·谢多娃—托洛茨卡娅 42.htmindex.htm4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