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本书的被迫性及其目的
一九一九年，国家出版社用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了我的《总结与展望》。在列宁全集的注释里，有一句类似这样的话，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以后的“现在”特别值得注意，这句注释差不多也是在同一个时候写出来的。列宁在一九一九年究竟是读过我的《总结与展望》呢，还是仅仅翻阅了一下呢？关于这一点，我完全不能肯定。当时我经常旅行，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很短，我在这个期间同列宁会晤的时候——即内战最激烈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起过派别之间的理论问题。但是，越飞的确就在这个时候同列宁谈论过不断革命论。越飞去世以前在给我的告别信中把这次谈话告诉了我（见《我的生活》，纽约版第535，537页〔伦敦版第456、458页。——英译者注〕）。越飞的说法能不能这样解释呢：即列宁在一九一九年才第一次了解《总结与展望》这本书并且承认书中的历史预断是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能作一些心理推测。这种推测是否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决定于对所争论的问题本身的核心如何估价。越飞说列宁肯定了我的预断的正确性，对于在列宁逝世以后的时期里那些依靠理论上的人造牛油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这种说法一定是不能理解的。另一方面，凡是仔细思考过列宁在革命本身的发展方面的思想演变情况的人都会了解，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必须也不能不对不断革命论作出新的估价，这种估价不同于他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不同时期所作出的一些估价，那些估价都是根据孤立的引语、甚至连一次也没有考察过我的整个立场而杂乱地、顺便地乃至于常常显然自相矛盾地提出来的。
一九一九年列宁既然要证实我的预断是正确的，就没有必要把我的立场同他的立场对立起来。只要思考一下这两种立场的历史发展情况就够了。这里没有必要重复列宁经常为他的“民主专政”公式提出的具体内容，这种内容与其说是从一个假设的公式中产生出来的，不如说是从分析阶级关系的实际变化当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策略上和组织上的内容已经作为革命现实主义的典范永远载入史册。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无论如何在所有最重要的场合下，只要我在策略上和组织上同列宁处于对立地位，正确总是在他那一方面。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过去的历史预断只要看来只不过是一些历史回忆，我就不想去维护它们。我觉得自己不得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只是由于不肖的门徒们对不断革命论的批评不仅开始在整个国际中培育理论上的反动，而且已经变成直接颠覆中国革命的一种工具。——列·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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