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关于党内民主
今天，在大多数共产党都谴责了斯大林主义并宣布在党内恢复列宁准则的时候，对于社会主义和国际公众来说，了解列宁实际上是怎样看待党的统一、党内关系、党内批评和党内反对派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除此而外，正如迄今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这个问题对社会主义发展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
列宁在俄国20世纪初从事秘密活动的困难条件下写过一些论述党的组织问题的著作，我们从这些著作中已经看到，列宁曾设想过，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只有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具有强有力的领导中心的党，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列宁当时就认为，如果分歧极为深刻，任何妥协都有碍于获得革命斗争的成功，革命者就有权使党分裂（列宁1903年就这样做过）。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后来，在革命胜利之后列宁仍然坚持这一思想，尽管他试图不让这种情况发生，这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分裂都意味着是一场危机，而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年代的那种情况下党内危机会危及革命事业本身。
谈到列宁的这一观点时，应当立即指出，列宁精通辩证法，因而也十分清楚，“民主集中制”这一公式本身也是十分灵活和有伸缩性的，强调或不强调这个统一体的这一面或那一面，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民主集中”基本是只是这样的意思：上级领导机关通过民主方式选举产生，它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下级机关必须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然而，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历史情况和发展水平不同，这一公式可以做各种理解：或者是各级领导机关一概应经选举产生，或者是有的由中央指定；或者是在党的中央全会或代表大会就某些问题做出决议之前，容许在党内外就这些问题进行公开辩论；或者是中央全会或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最终的决定，但可以在理论上继续探讨和维护相反的观点。上述公式也容许党内存在这样的不同集团，它们对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个别重要问题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把它们称为党内反对派又不大恰当。[1]
[1][b]
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没有时间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新政权建设的复杂性和接踵而来的事件带来一系列需要首先注意的其他问题。由于这个缘故，这个组织问题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得到解决的，而对我们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恰恰是党内民主问题，而且是在年轻苏维埃共和国处境最为困难的时期，是如何得到实际解决的。
正如我们将要指出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列宁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里容许了两个非布尔什维克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存在，而且在自己的党内也经常存在着反对派。我们只打算讲讲党内争论和对立的主要阶段。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布尔什维克的最关键的时刻，中央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不同意列宁关于起义的号召，他们在取得政权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这种观点，认为在当时情势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于1917年11月2日做出决议，要求这个反对派把自己的怀疑和争论搬到报刊上来谈并放下他们的实际工作[1]。列宁后来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中要求反对派做出书面说明：少数派是否保证服从党的纪律？是否保证执行中央委员会制定的政策？总之，在革命转变的高潮时期，党要求遵守严格的纪律和把民主集中制理解为严格的集中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列宁给自己当时的那些战友写道：请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在下列两种建议中加以抉择：或者反对派和他们的同盟者一起组织新政权，而他认为这是一个只会动摇、软弱和混乱的政权，中央委员会将不受其任何约束；或者他们停止这种瓦解组织的工作。列宁当时也强调指出，分裂是可悲的事实，但是“现在开诚布公地分裂要比在内部进行暗中破坏、撕毁自己的决议、进行瓦解活动和散布沮丧情绪好得多”[2]。随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A. E. Rykov）和米柳亭（V. P. Miljutin）由于不同意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坚持关于联合政权的主张，后来由于他们进行了反对大多数人做出决议的实际活动，中央委员会在1917年11月5-6日写信警告他们，中央委员会将不得不把他们开除出党。
[1][15日]
[2][16日]
众所周知，在所有这些争论之后，上述成员都认识到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从而放弃了自己的辞呈（也只能如此！），并保住了他们所担任的全部负责职务。
几个月以后，在与德国签订和约问题上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冲突。尽管德国提出的条件是苛刻和屈辱的，但是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现在必须履行革命前就做过的保证，并认为苏维埃政权本身由于士兵和群众的情绪，由于普遍的无组织状况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列宁的这一实事求是的观点却遭到他的某些最亲近的同事，特别是以布哈林为首的莫斯科区域局的最坚决的反对。这实质上是作为政治现实主义者和非教条主义者的列宁同这样的一些共产党人之间的冲突，他们甘愿为了某些既定的原则而牺牲一个国家的苏维埃政权，他们认为同帝国主义的德国媾和，就是对国际主义的革命原则的背叛。
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斗争艰苦而激烈。列宁没能立即争得多数，中央委员会和政府许多成员提出辞职。洛莫夫、乌里茨基（M. S. Uricki）、斯米尔诺夫（I. N. Smirnov）、皮达可夫（G. L. Pjatakov）等人申请辞掉他们在党内和苏维埃机关担任的负责职务，而在1918年2月24日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越飞（A. A. Joffe）拒绝到布列斯特去，托洛茨基申请辞掉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而索柯里尼柯夫（G. J. Sokolnikov）则声称如果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他就将退出中央委员会。列宁对他们进行了同志式的劝说，要他们在这样困难的时刻不要辞职，保证把他们的申请书刊登在《真理报》上，但请他们把自己的决定延迟到和约签字之后再提出来，在此以前请他们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决定，也许觉得仍然可以留在自己的职位上。[1]
[1]
对布哈林和莫斯科区域局有组织的反对和对他们提出的即使丧失苏维埃政权也不签订如此耻辱的和约的提法，列宁在他著名的《奇谈与怪论》一文中做了回答，其中重申了同志们有权不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并认为如果这种分歧已经十分深刻，甚至可以分裂党。列宁写道：“这里既没有怪论，也没有奇谈。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同中央意见有严重分歧的同志，严厉责备中央，并认定分裂不可避免，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列宁只用令人信服的证据和论断去指出他们的提法的荒谬和站不住脚，从而争得了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对自己的观点的赞同。
[1]
在1918年3月初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在谈到同一论题时发生了更激烈的争论，布哈林把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称为佩特留拉（S. V. Petljura!），并说如果签订和约就是出卖乌克兰。列宁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的结论中，并没有把任何人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和党的敌人，他只是回答说：“布哈林同志在他讲话的结尾中，竟把我们和佩特留拉相提并论。既然他有这种看法，那么，他怎么还能和我们留在同一个党内呢？难道这不是一句空话吗？当然，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在同一个党内了。我们仍然在一起这件事说明，我们同布哈林在十分之九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诚然，他还讲了一些革命的空话，说我们要出卖乌克兰。我相信，对这些明显的废话值不得枉费唇舌。”[1]
[1]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还起草了关于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那些同志的决议，决议写道：这种拒绝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对所有渴望党的统一的人来说是根本不能容许的，并且严重地威胁着党，决议建议“代表大会声明，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用发表相应声明的办法来表明他对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他所不赞同的步骤不承担责任，而不要用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办法。因此，代表大会迫切希望，同志们在向人数众多的组织征求意见之后放弃自己的声明，代表大会将不考虑这项声明而进行选举”。[1]
[1]
可见，列宁充分尊重在个别问题，甚至重大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即使是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他也采取辩论、说服和说理这种民主方式去解决。[1]
[1]
1918年下半年、整个1919年和1920年是反革命暴乱和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只有用恐怖回答白色恐怖而别无他法。党必须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实行最严格的纪律才能保证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战胜强大的和装备精良的敌人。完全可以理解，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许多事情都不得不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做，同时必须利用一切可能来建立一支比较正规和精良的军队，恢复遭受破坏和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托洛茨基作为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和反对武装干涉的斗争的主要组织者，使用了旧军队的大批军官，事实表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在国民经济方面，列宁则试图加以整顿，推行一长制，由一个人负主要责任和掌握管理大权。如果考虑到工人阶级出身的绝大多数优秀的革命干部或者已纷纷走上了战场，或者已去帮助苏维埃政权征粮养活人民和军队，那么，这一措施是必要的，更是可以理解的。
一些共产党人和中央委员针对这些以及类似的措施，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前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提纲，批评党和苏维埃领导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托姆斯基（M. P. Tomski）发表了提纲，然后是萨普龙诺夫（T. V. Sapronov）、奥新斯基（N. Osinski）和马克西莫夫斯基（V. N. Maksimovski），最后是莫斯科区域局发表了提纲。这些提纲都是在1920年3月，即在党代表大会（3月底和4月初召开）之前不久发表的，而这时国内战争正激烈进行。
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和马克西莫夫斯基在他们的《关于集体领导制和一长制的提纲》中，提出如下观点：这两种原则当中任何一个都不具有绝对意义，但是从社会政治观点来看，集体领导制却有某种优越之处，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当采用并加强这种体制。“集体领导制是管理国家的最高级的学校”[1]，因此按照他们的想法，这一原则应当在企业中实行，因为它是民主制的基础。
[1]
列宁在《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结论（3月30日）》中回答了他们的提纲，以及他们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所做的其他许多攻击。列宁根据当时那个阶段的情况坚决地否定了集体领导原则，因为他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这将会造成无人负责的现象。同样也驳斥了反对派关于在管理方面的集体原则是民主制的必要基础的提法，因为在迄今为止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这种东西。[1]
[1]
在各条战线上为反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进行最激烈的斗争时期，列宁还曾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1920年11月，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中，谈到过党内存在危机，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整个俄国都有反对派出现的问题。列宁强调指出，不论从中央委员会的观点还是从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观点来看，下列情况都是不容置疑的：“不仅在莫斯科有而且在全国都有的反对派表现出许多完全健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党自然成长的过程中和从一心注意政治军事任务转向建设和组织工作的时期，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在这个转变时期我们必须一下子掌握几十个官僚机关，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大多数的文化水平却同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要知道，工农检查院多半还形同虚设，过去所以开动不起来，是因为优秀的工人都派到前线去了，而农民群众限于文化水平又不能大量提供工作人员。”[1]
[1]
尽管苏维埃政权当时的处境极为艰难，列宁却总是极其谨慎细致地对待党内同志的批评意见。他承认他们的意图是好的，但又指出当时所处的时期：俄国社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社会， 必须把群众引导到社会主义上去，可是当时全部的力量却还不得不集中在战争上。因此，列宁坚决主张撇开这种思想上的分歧，必须在党内确立同志式关系并同心协力地去解决那些艰巨的任务。解决这些任务需要有顽强性、一贯性和组织能力等等，因此如果有人在集体已对某个问题做出决议之后还要玩弄那种为反对而反对的把戏，那么就应当结束这种情况。“反映了这一转变的特点的反对派，本身具有某种健康的因素，但是当他们变成为反对而反对的时候，那就应当坚决地结束这种状况。我们在争吵、互骂和斗气上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因此应当对自己说‘够了！’并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努力把工作做好。对那些不满现状、以反对派自居的人，最好作这样那样的让步，宁多勿少，以便能够同心协力地工作，因为在我们被国内外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不这样做就不能生存。”[1]
[1]
列宁接着指出，由于上面提到的当时存在的那些困难，不能老是反复说同样的事，不断谈论什么批评自由。列宁说，批评自由是个好东西，但在我们大家赞成批评自由之后，研究一下批评的内容问题也不算罪过。如果批评自由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是指维护资本主义的自由，那么我们就要粉碎这种自由。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批评的内容，那么我们要问一问这些同志，他们关于工农检查院、关于吸收工农参加管理社会等等都谈了些什么。可以说他们连只言片语都没有谈过。
在同一时期，即1920年底，一些中央委员围绕工会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11月初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托洛茨基和托姆斯基发生了争论。托洛茨基在他的提纲中坚持要“整刷”工会，归根到底是要使工会国家化。在这场争论中还提出了许多其他的新观点。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列宁在他的《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1921年）的小册子和《党内危机》（1921年1月）的文章中，以及在有关工会、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错误的小册子（也写于1921年1月）中，对整个这场争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列宁在整个争论过程中都提醒人们注意，还在党的纲领里就曾把苏维埃国家称为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并提出如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工会就没有什么可保护的吗？“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1]同样他还认为，这个问题根本不必再拿到代表大会上去讨论，现在这样做就已经足够了，何况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提纲还包含着一系列理论上的错误。在11月9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曾选出一个工作委员会，再次全面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托洛茨基也被选入了这个委员会，但他拒绝在该委员会中工作。列宁在《党内危机》一文中指出这一行动扩大了托洛茨基原有的错误并把它发展成为派别活动。列宁认为，如果没有这一行动，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将会是一个很小的错误，像这样的小错误，所有的中央委员都犯过。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批评了托洛茨基在1920年12月25日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列宁指出，在这一切之后从形式民主的观点来看，托洛茨基是有权发表他的提纲的。但是从对革命是否适宜的观点来看，这样做却更加扩大了错误，是根据错误的纲领建立派别组织。同时，列宁在这种情况下仍从一贯立场出发维护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个观点，即如果分歧已经如此之深，以至于再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加以解决，那么实行分裂也是有理由的。“如果分歧的确是极其深刻的，如果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纠正党或工人阶级的政策的错误方向，那当然可以证明是有理由的。”[2]然而列宁认为在上述情况下这样的分歧并不存在，问题可以用党内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
[1]
[2]
还在党的领导层中进行上述讨论并发生尖锐论战时，某些中央委员和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在经济管理问题上再次批评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并提出许多新的观点。第一个集团就是所谓的“工人反对派”，它于1921年1月为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发表了自己的提纲，其中列举了国民经济方面存在的困难状况，要求活跃经济，要求排除靠任命的官吏和可疑的专家控制的慢吞吞地运转的官僚机器。这个反对派的基本思想是：存在着不信任工人阶级的情况，共产党员必须在党内消除这种不信任，排除官僚主义顽固势力。“实行由工会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这一体制，就能实现统一的领导，消除工人群众和专家之间的对立，从而为科学家、理论家和实践家进行组织和行政管理活动开辟了广阔天地。”[1]
[1]
反对派还要求：如果没有工会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得在经济管理方面占据任何职位，工会提出的候选人，任何人不得拒绝。提纲最后要求免交基本生活必需的食品和日用品的费用，免交工人及其家属午餐费，免交洗澡费、交通费、看戏费，免交房租、取暖费和照明费，等等。
亚·施略普尼柯夫是这个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亚·柯伦泰（A. M. Kollontaj）后来也参加了进去，她在这个时候也发表了一本有关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柯伦泰写道，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最先进的部分加入了工人反对派；工人阶级的作用越来越被削弱，它对生活和对政权机关做出决议的影响越来越小了。她也反对在经济管理方面实行一长制，主张实行集体领导制。工人不能不管生产的组织工作，但上层领导的想法却与此不同，他们依靠着资产阶级专家，想用官僚主义的办法去组织生产。[1]
[1]
柯伦泰在分析党内危机的原因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工人反对派同党的领导之间分歧的实质是什么？“我们上级领导所签署的提纲的全部实质就是不信任工人阶级（当然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涉及工人阶级在生产领域中的创造能力方面）。党的上层领导不相信在技术上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的粗糙的双手，能够创造这样的经济形式的轮廓，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生产的一种和谐制度。”[1]
[1]
柯伦泰完全赞同施略普尼柯夫的观点，她说，“工人反对派主张，管理国民经济是工会的事情，因此工人反对派的思想比有理论修养的党的领导人‘更马克思主义些’”[1]。党的领导人同工人反对派之间发生的激烈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党要委托谁来建设共产主义的经济：是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官僚机构还是工会？”[2]她得出结论：“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工人共和国的经济领导机关必须是由生产工人选出的机关。一切其他领导经济的苏维埃机构都应当仅仅充当工人共和国的这个主要的经济机关的经济政策的执行机构。”[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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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伦泰还认为：党内也是由官僚主义统治着，它破坏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因此，“工人反对派认为，官僚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是共产党本身的生存的最大威胁”[1]。工人反对派建议：所有在十月革命后入党的工人，都要重新登记，而所有在1919年后入党的非工人则要开除出党，但为他们保留在三个月内申诉重新入党的权利。[2]工人反对派还进一步提出要求：党的所有领导机关都应由工人组成，在所有这些机关中同群众保持直接联系的工人的影响应当占主导地位。为了使党的中央委员会成为阶级政策的最高思想中心，成为制定和监督苏维埃等机构的实际政策等等的机关，必须最低限度地限制在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构中担任双重职务。[3]
[1]
[2]
[3]
与此同时，1921年1月《真理报》上发表了拥护民主集中派观点的一些同志的纲领。[1]
[1]
从前的反对派分子马克西莫夫斯基、奥新斯基和萨普龙诺夫也在这个提纲上署了名，提纲谈到党内存在的危机，主要是认为：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加紧实行官僚主义的集中化方针（这一方针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在军事化和一长制的借口下被加强了），以及没有执行关于吸引全体党员参加党的生活的决议和关于减少特权的决议。提纲要求彻底实行民主集中制，强调中央委员会全会作为最重要的领导机关的重要性，政治局和组织局应当向中央委员会全会报告工作，要求党的代表会议每年举行三次。谈到党同苏维埃的关系时，提纲认为非党群众也有权在出版物上进行自由讨论，在党的会议上党内各派都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提纲还主张中央和地方互调负责工作人员。
预订在三月份举行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前的状况，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还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即在一月份，列宁就在上面提到的那篇论党内危机的文章中，分析了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并得出结论说工人反对派的主张是极其明显的工团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在当时俄国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这个阶段上，列宁完全正确地认为：共产党是这一发展的基本的有觉悟的力量；把经济管理权交给工会，即交给非党的工人群众，就抹杀了党的必要性。对列宁来说，在这个阶段上，所谓共产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非党的工人群众，启发、教育和培养他们，以便使他们能够“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真正集中在他们手中”[1]。列宁强调指出，党的纲领宣布：工会应当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不仅是工业）的管理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但是目前离做到这一步还很远。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由其成员十分之九为非党工人组成的工会来领导工业，那还要党做什么呢？！列宁认为这将导致党的分裂，导致工团主义者同党的分裂，而布哈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则是一种无原则的恶意煽动和派别斗争的逻辑。列宁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纲领一直主张的是，不要为官僚主义的极端行为辩护，而要立即纠正它，但是同官僚主义做斗争却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任务。现在，纲领上增加了这样几句话：必须同思想上的涣散以及同反对派中的不健康成分进行斗争，即归根到底同反对党在我们建设事业中的领导作用的那些分子进行斗争。必须同工团主义的倾向做斗争，这种倾向有亡党的危险。
[1]
列宁带着这些观点参加了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对此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他着重批评了工人反对派的基本纲领。当时的国内情势极其困难，在很多方面是灾难性的。国内战争的惨痛后果难以避免。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成了严重问题。各省发生了农民暴动，而在城市里，包括在列宁格勒，则发生了工人罢工和示威。在这种情况下，即在党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还发生了喀琅施塔特的水兵叛乱。[1]
[1]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的有关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有一点工团主义的或者半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并不可怕，因为党很快就可以纠正。但是，如果这种倾向同绝大多数农民有联系，如果农民经济的危机极端严重，农民对无产阶级专政日益不满，农民军队的复员抛出千千万万的复员士兵无事可做，产生盗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这就不能只是在理论上争辩倾向问题了，争论的局面是极其危险的，它已经成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威胁。列宁指出在国内战争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应再去研究分歧的细枝末节等等。而且他认为，事情已经到结束的时候了。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这种关系要求无产阶级大大加强团结和集中力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种关系所包含的危险性比邓尼金（A. I. Denjikin）、尤登尼奇（N. N. Judenič）和高尔察克（A. V. Kolčak）合在一起还要大许多倍。
列宁在他的总结报告的结论中，回答了工人反对派的许多代表人物的发言。列宁认为，在这种时刻在这样的党内形成反对派是不难理解的，他得出结论说，上面那种情况要求党必须统一和不容许有反对派。列宁强调指出，在会上发言的反对派代表完全不了解这种危险，相反地，他们的观点是同小资产阶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反革命思想有联系的。[1]
[1]
在谈到柯伦泰的小册子时，列宁指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一切简直就是拿党当儿戏。列宁认为，由工会来管理国民经济这一基本纲领是工团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之所以要反对这个提纲，是因为“我国无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丧失了阶级特性，空前的危机和工厂的倒闭，使人们迫于饥饿而到处奔跑，工人干脆丢开了工厂，不得不跑到农村中去找工作，不再成其为工人。”[1]
[1]
列宁强调指出，难道我们没有看到，由于所有这些危机，由于国内战争，由于城乡间的正常关系的中断和城市粮食供应的停止，发生了用大工厂制成的某些小产品来换取粮食等情况吗？当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宣布说，不通过共产党就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就对这些看法进行攻击。工人反对派和柯伦泰同志的提纲同他们的那些攻击却一模一样。由于上述原因，列宁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应当有反对派。“这是客观情况造成的，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我认为党代表大会将作出这样的结论，将作出结论说，现在反对派应当结束了，应当收场了，我们已经受够了！”[1]
[1]
在进一步的辩论中，列宁谈到工人反对派的提纲要求全国整个工业都应当服从“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的领导时指出：这就是说要使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七十一个管理总局服从它的领导，这简直是开玩笑，这只能是小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列宁最后说，任何建议，只要是同实际的和具体的斗争、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有关，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准备接受，甚至做出“让步”。列宁驳斥了那种说他和其他同志不相信工人阶级的指责，列宁强调指出：我们乐于从工人中吸收任何能胜任管理工作的人，然而这种人都非常之少。
列宁在有关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中建议要吸收工人反对派批评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清洗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主动性），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但与此同时，他在第六条中建议：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已经组成的反对派别，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人，都应开除出党。列宁在第七条中指出，为了在党内执行严格的纪律和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对于不遵守代表大会决议的中央委员，可以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开除出党。根据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这第七条当时并没有公布，只是在1924年1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才经重新宣读后决定公布。
从上面这些简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即使在革命后和在最困难的时刻，列宁也认为，党内出现尖锐的争论和批评，甚至出现反对派的意见都是正常的事。这可以说是列宁的原则性的立场。至于运用这一原则时可以伸缩到什么程度，对于列宁来说，这要依具体情况而定。只是由于国内战争后俄国那种难于摆脱的异乎寻常的困难情况（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做过简略的叙述，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发展时期遇到的情况，都根本不能与之相比拟），列宁才不得不强行制止反对派的活动，至少直至最主要的困难得到克服之时。俄国当时经济和社会生活陷于全面崩溃的境地，列宁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党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看法我们认为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党还是唯一能够团结一致地和纪律严明地实施这种困难的历史行动和完成这种任务的力量。列宁认为，反对派的建议只能导致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上风，并使社会主义受到威胁。列宁十分清楚，在那种条件下党本身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但他也十分清楚，实施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就不可能不导致工会官僚主义的加强。权衡一下这两种祸害，只能选择前者，因为他认为这样做起码可以不使最基本的东西——革命遭到毁灭。
然而，即使在一种新社会制度分娩的困难时刻，列宁也仍然在有关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中建议：“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等等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能就上述的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1]当工人反对派的某些成员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时，列宁提议党代表大会不准许他们辞职，甚至还建议选举反对派的主要任务亚·施略普尼柯夫为中央委员。
[1]
正如我们看到的，列宁当时提出的这些措施是当时所处的那种困难情况的产物，而绝不是列宁的某种他从未偏离过的僵死观念。列宁是一个灵活的、战斗的和具有批判精神的人物；他的所有论点和主张都服从于唯一的一个目的——革命。当革命处于危险之中，他不怕牺牲党的一部分自由，同时又十分清楚地知道，还要避免由于这样做而可能出现的危险。但是，这种危险后来果然出现了，可是，这时已经再也没有可能由列宁来用说服的方式、同志的方式消除这些危险了。上述这些列宁在一种特定情况下所采取的极端措施，使党内的官僚们有可乘之机，把这些措施理解和解释成原则，即使在已经有可能特别加强党内民主和加强党内批评的时候也应采用的一种原则。斯大林这个刚愎自用，只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官僚机构的人，力图从这些措施中炮制出一个列宁主义关于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这绝不是偶然的。
最后，必须强调指出，一切反对派和内部斗争并未因此而最终消失。而且，由于列宁的健康状况不佳，这种情况更是愈演愈烈。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基本上只能偶尔过问各种问题。
1922年2月，22名党员，主要是各反对派集团的人，如施略普尼柯夫、米雅斯尼柯夫（G. I. Mjasnikov）、米·洛巴诺夫（M. Lobanov）、尼·库兹涅佐夫（N. Kuznecov）、亚·柯伦泰向第三国际代表会议提交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的副本同时也交给了中央委员会。声明指控说，他们的党中央正在进行不调和的、分裂性的斗争来反对一切敢于坚持自己见解的人，特别是无产者，并且正在对他们采取各种惩罚性的措施，无产阶级群众接近国家的愿望被宣布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其拥护者正在受到迫害；对于工会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工会的意见置若罔闻；谁不选举中央提出的候选人，谁就受到被开除出党的威胁；党内的局势已经严重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必须求得共产国际的帮助，才能消除党要遭到分裂的危险。
2月27日，政治局选举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代表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则选举了由克·蔡特金（K. Zetkin）、马·加香（M. Cachin）、V. P. 克拉罗夫（V. P. Kolarov）、卡·卡雷比赫（K. Kreibich）、M. 特拉契尼（M. Terracini）和麦克·马努斯（Mac Manus）组成的专案委员会，共同审理这一指控。专案委员会听取了两方面的意见，得出结论说：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完全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同志列举出来的官僚主义危险以及其他一些危险，因而他们的指控乃是无的放矢。他们的反对派立场不仅对党没有任何益处，反而大大削弱了党的力量，从而只对党的敌人有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向这些同志指出，他们这样做是不符合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是同党和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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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斯大林越来越取代生病的列宁而成为总书记。尽管他的策略在几年以后才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然而他的幕后斗争策略，容不得不同意见，粗暴和猜疑、官僚主义习气等等，在当时就已经流露出来，虽然在很多方面还不那么明显。斯大林对待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N. K. Krupskoja）的事件和他对格鲁吉亚问题的态度——所有这些事情都使列宁对整个发展前途感到忧虑。卧病在床的列宁，于1922年底给中央委员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后来在1923年1月初又对这封信做了补充，示意中央委员会把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换掉，选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这个人与斯大林的区别在于：对同志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少任性等等。12月底又写了有关民族问题的著名信件，谴责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S. Ordžonikidze）集团对格鲁吉亚的干涉，要求对少数民族和小民族采取多关心多让步一些的态度，再次重申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权的原则。[1]列宁这时还写了关于改组工人监督的文章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在这些文章中，列宁提出了防止官僚主义的措施，出于同样的考虑，他还建议把中央委员会成员扩大到50或50人以上，并要从工人和农民的队伍中得到补充。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物为克服当时的困难和指引实现人道和公正的新世界的道路而做的最后努力。
[1][参见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9页。——译者注][参见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页。——译者注]
[参见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页。——译者注]
列宁就是这样理解党内民主和党内同志般友好合作的，虽然这个党在自己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比在现代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里困难得多。在尖锐的和往往是不可思议的内部冲突、分歧和斗争的整个时期，在苏维埃政权最困难的时期，只有一个中央委员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主义阶段过去之后的今天，各国共产党既然号召按列宁的教导和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办事，那么，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就必须对自己的党内政策做出重大的、根本性的纠正。
列宁在苏维埃国家历史上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也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的高度上，特别是在对待劳动者和战友方面。几乎没有问题，列宁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意见，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从来不自命为永无谬误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列宁的天才恰恰还有这样的一个前提，那就是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捷尔任斯基、李可夫、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为他提供的思想上坚定明确的气氛和合作共事的精神。列宁在这些才华洋溢的战友中间是个主导人物。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有人在智力的敏锐、文化的渊博和思想的革命方面能与马克思相比的话，那么这个人只能是列宁。当1924年1月21日这个革命的思想实验室永远停止了创造时，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一个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过早地离开了历史舞台。第四部分 第三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