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动物行为

作者：弗罗姆 · 1973

弗罗姆

第六章动物行为 · #1 #2 #3 #4 #5 #6 俘虏状况下的侵犯［注：人类也会发生相似的现象，饥饿减少侵犯性，而不是增加侵犯性］［注：请参考T．E．浩尔对人类空间需要量的研究，颇为有趣］？拥挤是否阻止了动物天生的探险需要和自由活动需要？动物是否因拥挤而觉得身体受到威胁，因此以侵犯来反应？［注：例如，有一个年老白发的黑猩猩，在体力上虽然已经远不如年青的猩猩们，却仍旧是它们那一社群的领袖；这显然是在自由的生活中，由于各式各样的刺激，让他发展出一种智慧，足以做社群的领袖］S．E．格利克曼和R．W．斯洛吉斯也得到相似的结果，他们认为动物园的笼子所提供的“迟钝世界”会使动物产生“倦怠”。　　拥挤与人类的侵犯［注：读者看到“意识形态”四字时，总不要忘了它往往有“空洞观念”的意思］之外，他没有跟别人共享的信念。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原子（希腊文的意思是“不可再分的”），把他和别人聚合在一起的力量，只有共同的——但同时又是对立的——利益和现金交易关系。爱弥儿·杜尔坎（1897）把这种现象称叫“社会紊乱”，认为随着工业成长而日趋严重的自杀现象，主要原因在此。“社会紊乱”一词，杜氏指的是一切传统的社会关系所遭受的破坏；这是因为“国家”过分发达，使一切真正的团体结构都变得次要了，而所有真诚的社会生活都已经遭到毁灭。他认为生活在现在的政治国家的人民，是“错乱的尘埃”。另一位社会学大师，F．冬尼斯（1926）对现代的社会做了类似的分析，他把传统的“社团”（Gemeillschaft）跟现代的社会（Gesellschaft）加以分别，他认为在现代的社会中，所有真诚的社会关系已经都不见了。［注：interest一字包含三义：关心、兴趣、利益］需要与每个人的利益相符合；再者，社会生活的主旨与个人生活的主旨不再是消费与跟同胞对立，而是跟同胞建立关系，并发挥自己的能力。在人口密度很高的情况下，这些仍旧都是能够做到的，但我们必须彻底重新考虑我们的一切前提，并做彻底的社会改变。原野中的侵犯行为　　“我所观察到的黑猩猩全都是小心翼翼的，犹豫不决的。这是在原野中近距离研究黑猩猩最主要的印象之一。在它们活泼的、探索的眼神后面，我们察觉到一种怀疑的、沉思的性格，总是想从这困惑的世界里找出一些意义来，就似乎本能的确定性已经被智力的不确定性所取代——然而又没有人类所具有的那种决心与果断。” 　　考特兰注意到，黑猩猩的行为模式没有一般猴子那么具有先天的确定性；用俘虏的黑猩猩做实验，结果也是如此。［注：弗罗里达的奥伦治公园里的灵长类生物学耶尔基实验室，有两位研究员，K．J．和C．海耶斯，他们在家里养了一只黑猩猩，有计划地“强迫”它接受人类的教育，在两岁八个月的时候，测验它的智商为125］　　“有一天，哥利亚出现在斜坡上，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后面紧跟着一只粉色的母猩猩（交尾期中）。雨果和我很快把一串香蕉丢出去，到它们两个都能看到的地方，我们则藏在帐蓬里看。当母猩猩看到我们的帐蓬时，就跳到一棵树上去，向下看着。哥利亚立刻就停住脚步，向上看她。然后他又看香蕉。他向斜坡走下一些，停下来，回头看母的。她没有动。哥利亚慢慢向下走，这时母的便默默地从树上爬下来，消失在矮树丛中。当哥利亚回头，看她已经不见了，立刻就跑回去。一会儿以后，母的又爬上一棵树，哥利亚诚惶诚恐的跟着她。他给她刷了一会儿毛，但又常常向帐蓬这边看。从他站的地方虽然看不到香蕉，但他知道还在那里；他已经离开这里十天，他可能在流口水了。　　这只公猩猩不能决定先吃香蕉还是先与母猩猩交配，是很叫人吃惊的。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人身上，我们会说他患了强迫性的疑虑，因为正常的人会依照自己性格结构中最有势力的冲动去做；口唇接受性性格的人，会先吃香蕉，把性的满足延到后面；“生殖器性格”的人，会先满足性欲，再顾到食物；一般来说，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先后的判断并不困难。但是这只公猩猩哥利亚，如果我们假定他患了强迫性的神经官能症，怕是很说不通，因此，我们只得用考特兰的看法来做解释，可惜的是房·劳维克－古多尔并没有提到考氏的发现。　　“黑猩猩在彼此的行为上显出很大的容忍。公的特别是如此，母的倒反而容忍量较低。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棵椰子树，上面只有一串果实，一只年青的黑猩猩已经在上面吃了。这时一个有支配权的成年的公猩猩爬上来，他并不把年青的赶走，却只坐在一边一起吃。同样，如果上面坐的是成看的公猩猩，年青的猩猩也会爬上去，在开始吃东西以前，他会先摸摸那一只的嘴唇，大腿和生殖器地带。公猩猩之间的忍让在交配季节特别明显，像前面所说过的例子，七个公猩猩跟一个母猩猩交配时，彼此间没有侵犯的迹象；七只里有一只是年青的猩猩。” 　　至于在原野所观察到的大猩猩，G．B．夏莱尔报告说，大体上，群体与群体间的“相互作用”是和平的。公猩猩会做到虚张声势的侵犯姿态；“有一次，当一个母的、一个年青的和年幼的猩猩闯入另一群里去时，我观察到被闯入的一群产生轻微而短暂的侵犯性。群里面的侵犯性大部分不越出瞪眼睛和急叫”。夏莱尔没有看到过大猩猩之间有严重的侵犯性攻击。当我们考虑一下大猩猩的家庭分布情况，这一点便更叫人注意了，因为它们的家庭分布区不但是重叠的，而且似乎是共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摩擦的机会一定很多。疆土与支配权［注：dominance指由于个体的优越而在食、性等方面的优先权］的概念也是错的。许多动物都有阶级阻织，但并不是每一种动物都如此。在有阶级组织的动物里，最强壮的雄性在食、性和被刷毛服待方面比其他分子有优先权［注：很少有人从动物的阶级组织给独裁统治找“本能的”根源，但人们却从疆土主义给爱国行为找“本能的”根源，实际上，两种逻辑是一回事。这当然是人心好恶使然。人总希望“爱国行为”是“本能的”，而独裁统治则不是］。但是，支配权也和疆土主义一样，并不是每一种动物里都存在的，在脊椎动物和哺乳动物中，它的存在也不规则。　　“我们观察到真正的支配行为有110次。当它们排成长条队形最常看到支配权；在选择道路或坐处时，有支配权的动物会排挤地位低的，大猩猩只用最少的行动就表示出它的支配权，通常只要地位高的动物走过，或用眼睛看一看，地位低的动物就会让位。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是支配者用手背轻轻拍拍下属的身体。” 　　V．与F．瑞诺兹在研究波兰果森林的黑猩猩以后，这样说：　　“个体间的地位虽然不同，支配作用在黑猩猩的行为中却只造成很少的摩擦。在雄性或雌性彼此之间，没有直线式的支配阶级关系；没有观察到对雌性的单独占有权；群体里没有永义性的领袖。” 　　T。E。罗维尔在对狒狒做过观察研究之后，反对支配概念，他说：“实际的证据显示，阶级行为跟环境的种种压力有关，在环境压力下，低阶级的动物首先出现生理症状态（例如，它们对疾病的抵抗力较弱）。如果决定动物阶级的是服从行为（而不是支配行为），我们就可了解，环境压力是直接施展在每个动物身上的，但由于它们的身体结构不一样，压力对它们的影响力也就会各不相同，因此造成生理上与行为上的改变（臣服行为），而行为上的改变又转过来造成了社会阶级。”他下结论说，“阶级组织主要是由部下的行为模式来维持的，而不是由阶级高的动物来维护”。　　“‘支配’与‘臣服’只是人类习俗的观念，由于黑猩猩彼此间常处在胁迫者与被胁迫者的关系中，我们便用‘支配’与‘臣服’的字样来指名。当然，我们可以料想到，任何群体里面，个子大的、强壮的、猛烈的、具有侵犯性的动物（它们对别的每个分子都构成胁迫）会扮演一种支配者的角色。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原野里成年的公猩猩支配成年的母猩猩，母猩猩又支配年青的和年幼的猩猩。除了这方面所观察到的事实以外，没有迹象显示黑猩猩的群体是依照阶级组织起来的；也没有叫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它们有自动追求社会主宰权的欲望。黑猩猩是任性的、冲动的、贪心的，即使没有特别的社会动机与社会需要，也足够让它们发展出支配与臣服的关系来。　　动物间即使确实有统属关系，它的作用也是和疆土保卫一样，是要使群体保持和平与团结，防止摩擦，因为不然就会导致严重的战斗。人类却以契约、礼节与法律来代替失去的本能。其他哺乳类的侵犯性　　“洛仑兹所引用的是斯坦尼格的实验，依娄氏记载，斯坦尼格把各处找来的棕色老鼠放进一只大笼子里，供给它们完全自然的生活条件。一开始，它们似乎互相惧怕；这时没有侵犯情绪，但如果偶然相遇就会互咬，尤其是把两只老鼠沿着笼子的同一边缘驱赶，快速的相碰在一起的时候［注：不管笼子里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大部分动物心理学家都不会管它叫“完全自然的”状态；尤其是笼子太小的时候，里面的动物沿着笼子边缘跑便会相撞。这当然不可能是自然状态］没有多久，斯坦尼格的老鼠就开始互相攻击，除了一公一母之外，最后通统死掉。这一对老鼠的后代形成了一族，只要有任何陌生的老鼠放进来，它们就把它杀掉。　　一位最杰出的动物侵犯学者J．P．斯考特，在比较脊椎动物和低等无脊椎动物之后指出，节足动物和社会昆虫类的侵犯行为非常普遍。节足动物中龙虾战斗猛烈，可以做例子；社会昆虫中的黄蜂和某些蜘蛛，则往往是母的攻击公的，把它吃掉。鱼和爬虫类也有很多侵犯行为。他写道：　　“对于动物的战斗所做的比较生理学，产生极为重要的结论，即是，战斗行为的主要刺激是外来因素；动物并没有自然发生的内在刺激，叫它不论在什么外在环境下都必须去战斗。在敌对行为中的生理与情绪因素，跟性与取食行为的生理与情绪十分不同。” 　　斯考特又继续说：　　“在自然状态下，毁灭性的与不过于生存适应的侵犯行为，在动物社会里几乎找不到。” 　　洛仑兹假定侵犯行为具有内在的、自然发生的刺激。针对这个问题，斯考特说：　　“从我们现在的一切资料来看，高等哺乳类——包括人——的战斗行为，是起源于外在的刺激，没有证据显示它们有一种自发的内在刺激。情绪与生理的变化，延长和扩大了这外在刺激的效果，但并不是它的根源。” 　　人类有没有屠杀禁诫？［注：原文有empathy，这个字的字源是en（人）加pathos（情），合起来的投入。“同情”并不是很恰当的译法，只用来藉指“同一种情感”］会使人产生屠杀动物的禁戒，这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看出来。把自己熟悉的动物或自己喜爱的家禽，如兔子或山羊，杀来吃掉，大部分人都会厌恶。有很多人不肯杀这些动物，对他们来说，吃这些熟悉的动物，是无法忍受的。可是如果他们并不认识这些动物，便会毫不犹豫地吃下去。人不只是不喜欢屠杀熟悉的动物，而且觉得它们也是活的东西，和我们一样。我们的语言似乎把这一点表达出来。活着的动物，我们说它的肉是flesh，要吃的肉则叫meat。这个分别显然是想把我们要吃的动物和活着的动物分开。我们甚至把活的动物和准备食用的动物分开来叫：活的动物，我们叫它公牛，母牛，要吃的肉则叫牛排等等。要吃的猪肉叫pork，鹿肉叫venison，小牛肉叫veal［注：这种不同的称呼固然是起自人的不忍，但也同样阻碍了人的不忍，它的动机宁可说是合理化的藉口。譬如说，“吃牛排”，便斯文起来，而且“牛排”似乎是不会痛的，似乎并不是杀了牛再从它身上割下来的。中国语言没有这种障眼法，肉就是肉，不供给逃避的藉口。但中国人也自有办法，他在心理上打根基，把“磨刀霍霍向猪羊”当做乐事。其实语言上也自有分别：活牛叫牛，杀了切成块，叫“牛肉”］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做了这种分类，但这些例子也足以证明，我们在心理把活的动物跟吃的动物做了分别［注：犹太人有一个规矩，不准把肉和乳一起吃，我相信是出于相似的心理因素。乳与乳制品是生命的象征；它们象征活的动物。不准把肉类与乳制品同吃，似乎是为了明显分别活的与死的动物（＊毋宁说，乳代表生命，是一切生命之母，肉则代表杀生。乳与肉正是生与死的对立，喝着牛乳同时却又吃牛肉，是生命原则所不许的，是对“生生之母”的亵渎）］所有这些资料都指示出来，对于毁灭生命——特别是叫人产生了同情之心的动物——人有意识或无意识间会有罪恶感。旧石器时代的犹太人所举行的拜熊仪式，戏剧化的表现出人对动物的亲近感，在杀了它以后，人需要想办法让自己心安。［注：Huns，现代的意思虽然是“野蛮人”，在历史上则指4、5世纪蹂躏欧洲的匈奴人。现在用来称呼协国兵，当然有历史上的联想］，法国人管德国人叫“死脑袋”。如果敌人的肤色跟自己不同，则这种“人性”的抹煞更极端严重。越南战争提供了非常多的例子，美国军人很少觉得越南敌军是人类，他们管越南人叫“古克”（gooks），而不叫做人，同时杀了他们也不叫“杀”，而叫“作废”、“报销”。卡莱中尉被控屠杀麦莱村的百姓，男女小孩，他辩论道，他所受的教育从来没有叫他把越共当做人看，而是当“敌人”看。这个理由是否足以让他无罪，不是我们这里所探讨的问题。但一样，他把他想毁灭的政敌叫做“下人”。这几乎已经是一个通例，就是，当一个人想叫自己一边的人毁灭另一边的人，他总是想办法叫自己这边的士兵觉得对方不是人，这样屠杀起来便比较容易。［注：军队对纽约阿提卡监狱的人质与囚犯的大屠杀，使汤姆·威克写了发人深省的专栏。他提醒我们，在大屠杀之后，纽约州长尼尔逊·Ａ·洛克非勒发表谈话，开头这样说：“我们的心投向阿提卡死难人质的家属”，威克接着说：“阿提卡的错误，以及美国大部分监狱与‘感化院’的错误，都在这句话里找出脉络来。任何官方所发表的谈话，没有一句对死难犯人家属表示同情。确实，在那个时候，人们都以为人质的死难是犯人做出来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死是受命在围墙上射击的人所造成的，发布射杀令的人是政府人士。但是，即使人质是犯人杀害的，犯人仍旧是人，犯人的母亲、妻子儿女仍旧是人。但是纽约州政府的官吏，他们的心却没有一个对这些人表示同情。这是一切的根源：犯人，尤其是黑种犯人，在太多太多的例子中根本不被当人看待。由于他们不被当人，他们的家属也不被当人。”威克继续说：“各种观察团体，在试图达成一项阿提卡协议的时候，一再一再听到犯人请求着说，他们也是人，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们当人看待。有一次，在和谈会议上，铁栏隔着两边的人，一边是犯人，一边是政府人士，这时，感化院助理委员，华特·冬巴对一个犯人领袖说：‘30年来，我从没有对一个囚犯说过一句谎。’‘管我们叫人好不好？’，克拉克很快地说。”］［注：杀生并不是“从哪个观点来看”的问题。“杀生”是事实，而把“生”不当做“生”，才是最根本的问题，是冰冻三尺；“杀”便是从这里产生］，因为大部分人并没有把苍蝇当作生灵，而只是当做扰人的“东西”；这些人并不是特别残忍，只是在他们的经验中，“生灵”的范围太窄。 [05.htm](第五章神经生理学.md)[index.htm](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md)[07.htm](第七章古生物学.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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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动物行为 · #1 #2 #3 #4 #5 #6 俘虏状况下的侵犯［注：人类也会发生相似的现象，饥饿减少侵犯性，而不是增加侵犯性］［注：请参考T．E．浩尔对人类空间需要量的研究，颇为有趣］？拥挤是否阻止了动物天生的探险需要和自由活动需要？动物是否因拥挤而觉得身体受到威胁，因此以侵犯来反应？［注：例如，有一个年老白发的黑猩猩，在体力上虽然已经远不如年青的猩猩们，却仍旧是它们那一社群的领袖；这显然是在自由的生活中，由于各式各样的刺激，让他发展出一种智慧，足以做社群的领袖］S．E．格利克曼和R．W．斯洛吉斯也得到相似的结果，他们认为动物园的笼子所提供的“迟钝世界”会使动物产生“倦怠”。　　拥挤与人类的侵犯［注：读者看到“意识形态”四字时，总不要忘了它往往有“空洞观念”的意思］之外，他没有跟别人共享的信念。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原子（希腊文的意思是“不可再分的”），把他和别人聚合在一起的力量，只有共同的——但同时又是对立的——利益和现金交易关系。爱弥儿·杜尔坎（1897）把这种现象称叫“社会紊乱”，认为随着工业成长而日趋严重的自杀现象，主要原因在此。“社会紊乱”一词，杜氏指的是一切传统的社会关系所遭受的破坏；这是因为“国家”过分发达，使一切真正的团体结构都变得次要了，而所有真诚的社会生活都已经遭到毁灭。他认为生活在现在的政治国家的人民，是“错乱的尘埃”。另一位社会学大师，F．冬尼斯（1926）对现代的社会做了类似的分析，他把传统的“社团”（Gemeillschaft）跟现代的社会（Gesellschaft）加以分别，他认为在现代的社会中，所有真诚的社会关系已经都不见了。［注：interest一字包含三义：关心、兴趣、利益］需要与每个人的利益相符合；再者，社会生活的主旨与个人生活的主旨不再是消费与跟同胞对立，而是跟同胞建立关系，并发挥自己的能力。在人口密度很高的情况下，这些仍旧都是能够做到的，但我们必须彻底重新考虑我们的一切前提，并做彻底的社会改变。原野中的侵犯行为　　“我所观察到的黑猩猩全都是小心翼翼的，犹豫不决的。这是在原野中近距离研究黑猩猩最主要的印象之一。在它们活泼的、探索的眼神后面，我们察觉到一种怀疑的、沉思的性格，总是想从这困惑的世界里找出一些意义来，就似乎本能的确定性已经被智力的不确定性所取代——然而又没有人类所具有的那种决心与果断。” 　　考特兰注意到，黑猩猩的行为模式没有一般猴子那么具有先天的确定性；用俘虏的黑猩猩做实验，结果也是如此。［注：弗罗里达的奥伦治公园里的灵长类生物学耶尔基实验室，有两位研究员，K．J．和C．海耶斯，他们在家里养了一只黑猩猩，有计划地“强迫”它接受人类的教育，在两岁八个月的时候，测验它的智商为125］　　“有一天，哥利亚出现在斜坡上，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后面紧跟着一只粉色的母猩猩（交尾期中）。雨果和我很快把一串香蕉丢出去，到它们两个都能看到的地方，我们则藏在帐蓬里看。当母猩猩看到我们的帐蓬时，就跳到一棵树上去，向下看着。哥利亚立刻就停住脚步，向上看她。然后他又看香蕉。他向斜坡走下一些，停下来，回头看母的。她没有动。哥利亚慢慢向下走，这时母的便默默地从树上爬下来，消失在矮树丛中。当哥利亚回头，看她已经不见了，立刻就跑回去。一会儿以后，母的又爬上一棵树，哥利亚诚惶诚恐的跟着她。他给她刷了一会儿毛，但又常常向帐蓬这边看。从他站的地方虽然看不到香蕉，但他知道还在那里；他已经离开这里十天，他可能在流口水了。　　这只公猩猩不能决定先吃香蕉还是先与母猩猩交配，是很叫人吃惊的。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人身上，我们会说他患了强迫性的疑虑，因为正常的人会依照自己性格结构中最有势力的冲动去做；口唇接受性性格的人，会先吃香蕉，把性的满足延到后面；“生殖器性格”的人，会先满足性欲，再顾到食物；一般来说，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先后的判断并不困难。但是这只公猩猩哥利亚，如果我们假定他患了强迫性的神经官能症，怕是很说不通，因此，我们只得用考特兰的看法来做解释，可惜的是房·劳维克－古多尔并没有提到考氏的发现。　　“黑猩猩在彼此的行为上显出很大的容忍。公的特别是如此，母的倒反而容忍量较低。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棵椰子树，上面只有一串果实，一只年青的黑猩猩已经在上面吃了。这时一个有支配权的成年的公猩猩爬上来，他并不把年青的赶走，却只坐在一边一起吃。同样，如果上面坐的是成看的公猩猩，年青的猩猩也会爬上去，在开始吃东西以前，他会先摸摸那一只的嘴唇，大腿和生殖器地带。公猩猩之间的忍让在交配季节特别明显，像前面所说过的例子，七个公猩猩跟一个母猩猩交配时，彼此间没有侵犯的迹象；七只里有一只是年青的猩猩。” 　　至于在原野所观察到的大猩猩，G．B．夏莱尔报告说，大体上，群体与群体间的“相互作用”是和平的。公猩猩会做到虚张声势的侵犯姿态；“有一次，当一个母的、一个年青的和年幼的猩猩闯入另一群里去时，我观察到被闯入的一群产生轻微而短暂的侵犯性。群里面的侵犯性大部分不越出瞪眼睛和急叫”。夏莱尔没有看到过大猩猩之间有严重的侵犯性攻击。当我们考虑一下大猩猩的家庭分布情况，这一点便更叫人注意了，因为它们的家庭分布区不但是重叠的，而且似乎是共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摩擦的机会一定很多。疆土与支配权［注：dominance指由于个体的优越而在食、性等方面的优先权］的概念也是错的。许多动物都有阶级阻织，但并不是每一种动物都如此。在有阶级组织的动物里，最强壮的雄性在食、性和被刷毛服待方面比其他分子有优先权［注：很少有人从动物的阶级组织给独裁统治找“本能的”根源，但人们却从疆土主义给爱国行为找“本能的”根源，实际上，两种逻辑是一回事。这当然是人心好恶使然。人总希望“爱国行为”是“本能的”，而独裁统治则不是］。但是，支配权也和疆土主义一样，并不是每一种动物里都存在的，在脊椎动物和哺乳动物中，它的存在也不规则。　　“我们观察到真正的支配行为有110次。当它们排成长条队形最常看到支配权；在选择道路或坐处时，有支配权的动物会排挤地位低的，大猩猩只用最少的行动就表示出它的支配权，通常只要地位高的动物走过，或用眼睛看一看，地位低的动物就会让位。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是支配者用手背轻轻拍拍下属的身体。” 　　V．与F．瑞诺兹在研究波兰果森林的黑猩猩以后，这样说：　　“个体间的地位虽然不同，支配作用在黑猩猩的行为中却只造成很少的摩擦。在雄性或雌性彼此之间，没有直线式的支配阶级关系；没有观察到对雌性的单独占有权；群体里没有永义性的领袖。” 　　T。E。罗维尔在对狒狒做过观察研究之后，反对支配概念，他说：“实际的证据显示，阶级行为跟环境的种种压力有关，在环境压力下，低阶级的动物首先出现生理症状态（例如，它们对疾病的抵抗力较弱）。如果决定动物阶级的是服从行为（而不是支配行为），我们就可了解，环境压力是直接施展在每个动物身上的，但由于它们的身体结构不一样，压力对它们的影响力也就会各不相同，因此造成生理上与行为上的改变（臣服行为），而行为上的改变又转过来造成了社会阶级。”他下结论说，“阶级组织主要是由部下的行为模式来维持的，而不是由阶级高的动物来维护”。　　“‘支配’与‘臣服’只是人类习俗的观念，由于黑猩猩彼此间常处在胁迫者与被胁迫者的关系中，我们便用‘支配’与‘臣服’的字样来指名。当然，我们可以料想到，任何群体里面，个子大的、强壮的、猛烈的、具有侵犯性的动物（它们对别的每个分子都构成胁迫）会扮演一种支配者的角色。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原野里成年的公猩猩支配成年的母猩猩，母猩猩又支配年青的和年幼的猩猩。除了这方面所观察到的事实以外，没有迹象显示黑猩猩的群体是依照阶级组织起来的；也没有叫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它们有自动追求社会主宰权的欲望。黑猩猩是任性的、冲动的、贪心的，即使没有特别的社会动机与社会需要，也足够让它们发展出支配与臣服的关系来。　　动物间即使确实有统属关系，它的作用也是和疆土保卫一样，是要使群体保持和平与团结，防止摩擦，因为不然就会导致严重的战斗。人类却以契约、礼节与法律来代替失去的本能。其他哺乳类的侵犯性　　“洛仑兹所引用的是斯坦尼格的实验，依娄氏记载，斯坦尼格把各处找来的棕色老鼠放进一只大笼子里，供给它们完全自然的生活条件。一开始，它们似乎互相惧怕；这时没有侵犯情绪，但如果偶然相遇就会互咬，尤其是把两只老鼠沿着笼子的同一边缘驱赶，快速的相碰在一起的时候［注：不管笼子里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大部分动物心理学家都不会管它叫“完全自然的”状态；尤其是笼子太小的时候，里面的动物沿着笼子边缘跑便会相撞。这当然不可能是自然状态］没有多久，斯坦尼格的老鼠就开始互相攻击，除了一公一母之外，最后通统死掉。这一对老鼠的后代形成了一族，只要有任何陌生的老鼠放进来，它们就把它杀掉。　　一位最杰出的动物侵犯学者J．P．斯考特，在比较脊椎动物和低等无脊椎动物之后指出，节足动物和社会昆虫类的侵犯行为非常普遍。节足动物中龙虾战斗猛烈，可以做例子；社会昆虫中的黄蜂和某些蜘蛛，则往往是母的攻击公的，把它吃掉。鱼和爬虫类也有很多侵犯行为。他写道：　　“对于动物的战斗所做的比较生理学，产生极为重要的结论，即是，战斗行为的主要刺激是外来因素；动物并没有自然发生的内在刺激，叫它不论在什么外在环境下都必须去战斗。在敌对行为中的生理与情绪因素，跟性与取食行为的生理与情绪十分不同。” 　　斯考特又继续说：　　“在自然状态下，毁灭性的与不过于生存适应的侵犯行为，在动物社会里几乎找不到。” 　　洛仑兹假定侵犯行为具有内在的、自然发生的刺激。针对这个问题，斯考特说：　　“从我们现在的一切资料来看，高等哺乳类——包括人——的战斗行为，是起源于外在的刺激，没有证据显示它们有一种自发的内在刺激。情绪与生理的变化，延长和扩大了这外在刺激的效果，但并不是它的根源。” 　　人类有没有屠杀禁诫？［注：原文有empathy，这个字的字源是en（人）加pathos（情），合起来的投入。“同情”并不是很恰当的译法，只用来藉指“同一种情感”］会使人产生屠杀动物的禁戒，这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看出来。把自己熟悉的动物或自己喜爱的家禽，如兔子或山羊，杀来吃掉，大部分人都会厌恶。有很多人不肯杀这些动物，对他们来说，吃这些熟悉的动物，是无法忍受的。可是如果他们并不认识这些动物，便会毫不犹豫地吃下去。人不只是不喜欢屠杀熟悉的动物，而且觉得它们也是活的东西，和我们一样。我们的语言似乎把这一点表达出来。活着的动物，我们说它的肉是flesh，要吃的肉则叫meat。这个分别显然是想把我们要吃的动物和活着的动物分开。我们甚至把活的动物和准备食用的动物分开来叫：活的动物，我们叫它公牛，母牛，要吃的肉则叫牛排等等。要吃的猪肉叫pork，鹿肉叫venison，小牛肉叫veal［注：这种不同的称呼固然是起自人的不忍，但也同样阻碍了人的不忍，它的动机宁可说是合理化的藉口。譬如说，“吃牛排”，便斯文起来，而且“牛排”似乎是不会痛的，似乎并不是杀了牛再从它身上割下来的。中国语言没有这种障眼法，肉就是肉，不供给逃避的藉口。但中国人也自有办法，他在心理上打根基，把“磨刀霍霍向猪羊”当做乐事。其实语言上也自有分别：活牛叫牛，杀了切成块，叫“牛肉”］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做了这种分类，但这些例子也足以证明，我们在心理把活的动物跟吃的动物做了分别［注：犹太人有一个规矩，不准把肉和乳一起吃，我相信是出于相似的心理因素。乳与乳制品是生命的象征；它们象征活的动物。不准把肉类与乳制品同吃，似乎是为了明显分别活的与死的动物（＊毋宁说，乳代表生命，是一切生命之母，肉则代表杀生。乳与肉正是生与死的对立，喝着牛乳同时却又吃牛肉，是生命原则所不许的，是对“生生之母”的亵渎）］所有这些资料都指示出来，对于毁灭生命——特别是叫人产生了同情之心的动物——人有意识或无意识间会有罪恶感。旧石器时代的犹太人所举行的拜熊仪式，戏剧化的表现出人对动物的亲近感，在杀了它以后，人需要想办法让自己心安。［注：Huns，现代的意思虽然是“野蛮人”，在历史上则指4、5世纪蹂躏欧洲的匈奴人。现在用来称呼协国兵，当然有历史上的联想］，法国人管德国人叫“死脑袋”。如果敌人的肤色跟自己不同，则这种“人性”的抹煞更极端严重。越南战争提供了非常多的例子，美国军人很少觉得越南敌军是人类，他们管越南人叫“古克”（gooks），而不叫做人，同时杀了他们也不叫“杀”，而叫“作废”、“报销”。卡莱中尉被控屠杀麦莱村的百姓，男女小孩，他辩论道，他所受的教育从来没有叫他把越共当做人看，而是当“敌人”看。这个理由是否足以让他无罪，不是我们这里所探讨的问题。但一样，他把他想毁灭的政敌叫做“下人”。这几乎已经是一个通例，就是，当一个人想叫自己一边的人毁灭另一边的人，他总是想办法叫自己这边的士兵觉得对方不是人，这样屠杀起来便比较容易。［注：军队对纽约阿提卡监狱的人质与囚犯的大屠杀，使汤姆·威克写了发人深省的专栏。他提醒我们，在大屠杀之后，纽约州长尼尔逊·Ａ·洛克非勒发表谈话，开头这样说：“我们的心投向阿提卡死难人质的家属”，威克接着说：“阿提卡的错误，以及美国大部分监狱与‘感化院’的错误，都在这句话里找出脉络来。任何官方所发表的谈话，没有一句对死难犯人家属表示同情。确实，在那个时候，人们都以为人质的死难是犯人做出来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死是受命在围墙上射击的人所造成的，发布射杀令的人是政府人士。但是，即使人质是犯人杀害的，犯人仍旧是人，犯人的母亲、妻子儿女仍旧是人。但是纽约州政府的官吏，他们的心却没有一个对这些人表示同情。这是一切的根源：犯人，尤其是黑种犯人，在太多太多的例子中根本不被当人看待。由于他们不被当人，他们的家属也不被当人。”威克继续说：“各种观察团体，在试图达成一项阿提卡协议的时候，一再一再听到犯人请求着说，他们也是人，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们当人看待。有一次，在和谈会议上，铁栏隔着两边的人，一边是犯人，一边是政府人士，这时，感化院助理委员，华特·冬巴对一个犯人领袖说：‘30年来，我从没有对一个囚犯说过一句谎。’‘管我们叫人好不好？’，克拉克很快地说。”］［注：杀生并不是“从哪个观点来看”的问题。“杀生”是事实，而把“生”不当做“生”，才是最根本的问题，是冰冻三尺；“杀”便是从这里产生］，因为大部分人并没有把苍蝇当作生灵，而只是当做扰人的“东西”；这些人并不是特别残忍，只是在他们的经验中，“生灵”的范围太窄。 [05.htm](第五章神经生理学.md)[index.htm](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md)[07.htm](第七章古生物学.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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