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对民粹主义信条录的逐段评述 ［注：1879年第2期《时评》栏第125—152页。］刊载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人民园地上的新苗》。该文明显地表现了民粹主义比俄国自由主义进步的方面。 “不久以前，文坛的一头驴子踢了《祖国纪事》一脚，责备它在评论兹拉托弗拉茨基那本书的短文中 这段话非常典型。第一，它清楚地表明，民粹主义的实质就是 “比许多农村崇拜者更为透彻，在这些崇拜者眼里……农村不过是……一切有见识讲实际的资产者在类似今天这种时代总要备有的一种自由主义身分证”。 民粹派先生，请您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使一个愿意代表劳动利益的人感到伤心和委屈的事情呢？为什么被他看作“未来的寄托”的东西竟变成了“自由主义身分证”呢？这个未来是要排斥资产阶级的，而您想借以达到这个未来的东西，不仅没有遭到“讲实际有见识的资产者”的敌视，反而为他们欣然接受，被他们当作“身分证”。 “人民的消极朋友不愿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上一切起作用的力量总是形成两种势均力敌、相互对立的力量，而表面上好象没有参加斗争的消极力量，只是为当时的优势力量服务的。”（第132页） 难道这种分析不适用于农村吗？难道农村是一个没有这些“相互对立的力量”和斗争的什么特殊世界，可以笼统地谈论农村，而不怕做“优势力量”的帮手吗？既然已经谈到斗争，却又从这一斗争的内容被一大堆无关的情况（这些情况妨碍人们坚决彻底地把这些相互对立的力量分开，妨碍人们看清主要敌人）掩埋住的地方谈起，难道是有根据的吗？作者在文章末尾提出的纲领——提倡教育，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减轻赋税——动不了占优势的人们的一根毫毛，而纲领的最后一条——“组织人民工业”，又是以斗争不仅有过甚至已经胜利结束为前提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对抗的存在是您自己所不能不承认的，而您的纲领却避而不谈这种对抗。因此，您的纲领对属于“新小市民阶层”的业主并不可怕。您的纲领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正因为如此，它只能当“自由主义身分证”使用。 “那些把农村当作抽象的概念、把农夫当作抽象的纳尔苏修斯[80]的人，甚至没有好好想一想，就说只须颂扬农村和肯定农村，就说农村在出色地抵抗一切破坏性的影响。既然农村竟每天要为一个戈比而拼命，既然它受到高利贷者的盘剥、富农的欺骗、地主的压榨，既然它时常在乡公所受到鞭挞，难道这一切对农村的道德方面不会发生影响吗？……既然卢布，这个资本主义的月亮，浮现在农村风景画的近景上，既然人们的目光、意向和心力都贯注在它上面，既然它成为生活的目的和衡量个人才能的尺度，难道可以掩盖这种事实而说农夫是根本不需要金钱的不重利的科斯马[81]吗？既然农村中显然存在着不和的趋向，既然富农如花盛开，而且力图奴役最弱的农民使他们变成雇农，力图破坏村社等等，试问，难道可以掩盖所有这些事实吗？！我们可以希望对这些事实作更详尽更周密的研究，我们可以用穷苦不堪的生活条件（人们因饥饿而盗窃，杀人，万不得已时甚至吃人）来解释这些事实，但要掩盖这些事实是根本不可能的。掩盖这些事实就等于维护现状，就等于维护臭名远扬的自由放任，而让可忧的现象发展到骇人听闻的地步。粉饰真相总是多余的。” 又是这样：对农村的描写多么精采，而得出的结论多么浅薄！对事实的观察多么正确，而对它们的说明和理解多么肤浅！这里我们又看到在保护劳动的愿望和实现它们的方法之间横着一条鸿沟。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作者看来不过是“可忧的现象”。尽管他也看到同样的资本主义在城市中规模很大，看到资本主义不仅支配了国民劳动的各个部门，甚至支配了代表人民和为了人民贡献出资产阶级措施的“进步”著作界，但是，他不愿承认问题在于我国社会经济的特殊组织，而用幻想来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穷苦不堪的生活条件”所引起的可忧的现象。据说，如果不奉行不干涉论，那就可以消除这些条件了。是的，那真是美哉妙哉！可是，俄罗斯还从未有过不干涉政策；向来实行的都是干涉……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干涉，只有“午睡般的宁静”的甜梦才能产生一种希望：不经过象司徒卢威先生所说的“在各个阶级间重新配置社会力量”而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社会需要理想——政治理想、公民理想等等——主要是为了有了它们就可以不再去想别的东西；它寻求理想时不是象年轻人那样战战兢兢，而是怀着午睡般的宁静心情；它对理想失望时不感到精神痛苦，而是象幸福乡王子那样轻松。至少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他们本来不需要什么理想，因为他们脑满肠肥，对饱食终日十分满足。” 这是对我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社会的出色描写。 ［注：它威逼谁呢？饱食终日的人吗？资本主义不仅不“威逼”他们，反而许以美味佳肴。］的种种惨象来款待它，号召它的代表离开“我们”已经误入的歧途等等，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十分“狭隘”，把自己同社会截然分开，认为只须依靠那些不“满足”于也 “证明思想和感情已彻底堕落……从来还没有过这样举止端庄、金玉其外、这样纯真无邪而同时又是极端的堕落。这种堕落完全是我们现代历史的产物，是在乡绅习气、贵族的温情、无知和懒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市民文化〈确切些说，就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克·土·〉的产物。小市民把自己的科学、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自己的诡辩带到生活中来了”。 看来，作者对现实估计得如此正确，他一定明白唯一可能的出路是什么了。既然整个问题在于我国的资产阶级文化，那就是说，除这个资产阶级的“对立者”外，不可能有另外的“未来的寄托”了，因为只有它才和这种“小市民文化”彻底“分开”，才跟它势不两立，才不会作任何易于被人用来制造“自由主义身分证”的妥协。 “他们（小市民）需要在讲台、文坛、法庭和其他生活场所把它们（科学、道德准则）确立起来。〈我们从前面看到，他们 俄国资产阶级常犯“惋惜过去”、“忧虑将来”的毛病？！真是信口雌黄！有人就是喜欢自己欺骗自己，如此恣意诽谤可怜的俄国资产阶级，说它听到“小市民毫无可取之处”的喊声就惶惑不安！实际上岂不正好相反，因别人虚声恫吓而“惶惑不安”的岂不正是发出这些“喊声”的人吗？“忧虑将来”的岂不正是他们吗？…… “然而，总得找条生路。小市民并不是请求人去做工，而是以饿死的威胁命令人去做工［注：读者请注意这一点。当民粹派说我们俄国是“。不去吗，就会没有饭吃，就会在街头呼叫‘布施布施我这个退伍的上尉吧！’，否则就会活活饿死。于是工作开始了，吱吱声、轧轧声、叮当声不绝于耳，一片混乱嘈杂。工作紧急，刻不容缓。机器终于开动了。各种吱吱声、尖叫声似已减少，各种零件似乎还凑合可用，只听见一个笨重东西在隆隆作响。然而这却令人更加胆寒，平板愈来愈弯，螺栓在松动，眼前一切，转瞬即将灰飞湮灭。” 这一段话非常典型，因为它以鲜明、简练、美丽的形式表达了俄国民粹派的一套议论，这一套议论俄国民粹派喜欢给它披上科学的外衣。他们根据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压迫、死亡、失业等等这些不可辩驳和无庸置疑的事实，竭力证明资本主义是一种极其不好的东西，是一个“转瞬”即将灰飞湮灭的“笨重东西”。[参看瓦·沃·的著作、 “胆小的人吓得屏息静气。不顾一切的人说：‘那就更好’。资产阶级也说：‘那就更好’，‘我们要快些向国外订购新机器，快些准备好用国产材料做的机座、平板和其他粗笨部件，快些聘请高明技师’。同时，社会道德在这一时期败坏不堪。有些人开始爱好新的活动，不量力而行，有些人则日益落伍，悲观失望。” 可怜的俄国资产阶级！它是在“不量力地”极力攫取额外价值！它感到了自己的道德败坏！（请不要忘记上一页是把这全部道德概括为饱食终日和堕落的。）当然，这里毫无必要与它作斗争，更不用说什么阶级斗争了，只要好好地斥责一顿，它就不会再勉强自己了。 “这个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到人民；可是，按资产阶级的惯例，又事事都是为了人民，替人民着想；同时，每一个社会活动家和每一种书刊都认为谈论如何造福人民是自己的天职……这种以自由主义取媚人民的倾向压倒了一切，取得了优势。在我们这个 对的总是对的！ “当时，远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建立奖励富农而使真正的贫苦农民得不到贷款的信贷社。” 乍看起来，也许以为作者既然了解信贷的资产阶级性，一定会完全屏弃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措施了。然而，小资产者突出的和基本的特点，正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反对资产阶级性。因此，作者也象一切民粹派那样去 “……人们不谈必须实行为土地重分制和村社（？）所妨碍的集约经营；人们不说人头税重，绝口不谈间接税，不谈所得税在实行中通常变成依然是向贫苦农民征税的事实；不说必须发放农贷，以便使农民能按高得出奇的价格向地主购买土地，如此等等……社会上也是这样，那里也有多得令人吃惊的人民的朋友……大概当铺掌柜和酒店老板很快也要讲爱人民了。” 对资产阶级性的抗议很出色，而得出的结论却很浅薄：资产阶级既在生活中也在社会上占着统治地位。看来应当毅然舍弃这个社会而去找资产阶级的对立者了。 “情况如此混乱，谁的过错更大呢，是著作界还是社会？——这个问题很难断定，即使断定了也毫无益处。据说，鱼从头部腐烂起，但我认为这种纯粹厨师式的观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资产阶级社会在腐烂，——这就是作者的思想。值得着重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出发点正是这样。 “当我们向农村献媚，对她流连顾盼的时候，历史车轮却在滚滚前进，自发势力也在发生作用；说得简单明白些，各种各样的奸诈之徒在不断混进生活之中，并按自己的方式改造生活。只要著作界还在争论农村问题，争论农夫是否心地善良，争论农夫有无知识，只要政论家还在连篇累牍地谈论村社问题和土地占有形式问题，只要税务委员会还在继续讨论税制改革，农村是会永世沉沦的。” 原来如此！“当我们谈论的时候，历史车轮却在滚滚前进，自发势力也在发生作用！” “这比在政治上保持武装中立还要坏，其所以坏，是因为这总是给强者以积极的帮助。无论消极朋友在感情上多么真挚，无论他在生活舞台上怎样尽量保持不显眼的地位，他仍然会使朋友受到损害……” ［注：“消极朋友”的特征是什么，规定得太不明确了！要知道他们也是“纯正的”人，他们无疑也是“真心”“爱人民”的。从前面的对比中显然可以得出结论：必须把参加“相互对立的”两种，这种情况终究是讨厌得不能忍受的。他们听到这种絮絮不休令人厌烦的爱的表白，觉得可耻和厌恶。这种表白年年重复，天天重复，在衙门里，在上流人的沙龙里，在小饭馆喝香槟酒的时候一再重复，但永远也不见诸行动。正因为如此，他们终于对这一切杂拌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 这段描写从前的俄国民粹派对自由派的态度的文字，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在的民粹派的态度，几乎是完全适合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信贷、买地、技术改良、劳动组合、共耕制［注：尤沙柯夫先生语，1894年《俄国财富》第7期。］等等帮助“人民”的办法也已听得“不能忍受”了。他们也要求不愿意站在……“人民”一边而愿意站在被资产阶级命令去做工的人一边的那些人，“一概否定”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这一切杂拌。他们认为空谈为俄国选择道路，空谈“逼近的”资本主义的灾难和“人民工业的需要”，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伪善态度，因为现时在这种人民工业的一切部门中，资本都占统治地位，各种利益间的不明显的斗争在进行着，对这一斗争不应抹杀而应揭露，不应幻想“最好没有斗争”［注：这是克里文柯先生回答司徒卢威先生所说的“各社会阶级间的严酷斗争”时的用语（1894年《俄国财富》第10期）。］，而应 “正因为如此，终于出现了一定的公民信条，对正直性的一定的断然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狭隘的，因此，喜欢黑暗中的广阔天地而忘记黑暗的逻辑渊源的博爱的自由派，对它们就特别讨厌。” 绝妙的愿望！无疑正是需要“严格的”和“狭隘的”要求。 ［注：某些天真的民粹主义者头脑简单到不了解他们是在写文章反对自己，甚至以此夸耀于人： 。 “不管这些信条在分别来看时实际上是多么狭隘，但对总的要求至少是无法反对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成为真正的朋友，或者变成公开的敌人！’ 还仅仅是“准备”吗？那么，现在是谁在“管理”呢？是哪一种别的“社会力量”呢？ “这一过程在欧洲开始得远比我国为早，它在许多国家内已告结束［注：“已告结束”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已经看见了过程的尽头，“新的力量”已在聚积汇合吗？那它在我国也正趋于结束。或者是说那里已不再产生第三等级了吗？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那里还有小生产者，他们还在产生出极少数资产者和大批无产者。］；在另一些国家中，这一过程则因封建主义残余和工人阶级反抗而受到阻碍，然而就在这里，历史车轮也在年复一年地把这些残余碾碎而为新的制度铺平道路。” 请看我国民粹派是何等不了解西欧的工人运动！原来工人运动在“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运动竟被当作“残余”而与封建主义相提并论！ “这一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在贵族和平民之间日益形成一个由两种元素组成的新社会阶层，一种元素从上面沉下来，一种元素从下面升上去，二者好象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同样比重似的；这两种元素紧密地在一起混合着、化合着，经受着深刻的内部变化，并开始改变上层和下层，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这一过程本身极有意思，而对我们来说，它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这里产生一连串的问题：第三等级的统治是否是每个民族文明化命定的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呢？……” 这是什么话？！“命定的必然性”从何而来，这里跟它有什么关系？作者自己不是描述过并在后面还更详细地描述了70年代第三等级在 “……不进行那些过分小心的庸人处处都觉得是冒险的活动，不听信那些把历史只是看作命定的顺序、因而认为第三等级的统治对一个国家就如生老病死对一个人一样的不可避免的宿命论者的话，国家就不能由一个阶段直接进到另一个阶段吗？……” 请看民粹派对我国现实的了解是多么深刻呵！如果国家促进资本主义发展，那这决不是因为资产阶级掌握着一种物质力量，能“驱使”人民“做工”，使政治服从自己。决不是这样。问题完全在于维尔纳茨基辈、契切林辈、门得列耶夫辈教授们信奉错误的“命定”顺序论，而国家却“听信”他们的话。 “……最后，难道不能减轻一下即将来到的制度的弊病，设法使它有所改变或缩短它的统治时间吗？难道国家真是一种呆板的、身不由己的、软弱无力的东西而不能影响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吗？难道它真是一种天帝放出的陀螺，只按一定的路线转动，只转一定的时间，转一定的转数，或者是一种意志力非常有限的机体吗？难道操纵它的真是一个巨大的铁轮，任何敢于探寻使人类走向幸福的最简捷的途径的勇士都要被它压成齑粉吗？！” 这一段话非常典型，它特别清楚地表明俄国民粹派过去和现在代表直接生产者的利益时所具有的 ［注：这是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见司徒卢威先生的书第8页：“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冒着风险成为历史活动家。是他，而不是什么神秘力量，提出历史的目标，并且突破自然界和历史条件的自发力量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向目标前进。”］（诸如直接生产者或旧贵族阶层代表的反抗）来推动的。因此，要使车轮朝另一方向转动，在反对“活的个人”（即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阶层而直接代表切身经济利益的社会分子）时必须依靠“活的个人”，在反对阶级时必须依靠阶级。要做到这一点，单有探寻“捷径”的善良天真的愿望是很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各个阶级间重新配置社会力量”，需要成为这样一个思想家，他不是代表置身于斗争之外的直接生产者，而是代表那些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并完全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分开”的人们。这是 “……我们注意的仅仅是第三等级的组成过程，甚至仅仅是来自民间而晋身第三等级的人。这些人很重要，他们执行着异常重要的社会职能，资产阶级制度的强度直接以他们为转移。任何一个国家只要确立了这种制度就离不了他们。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种人，或者这种人人数不足，那就必须设法从人民中造就他们，必须在人民生活中创造条件以促进他们的形成和分出，最后，必须保护他们，帮助他们成长，直到他们壮大为止。这里我们遇到最有毅力的、能利用一切情况和时机为自己谋利益的人对历史命运的直接干涉。这些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工业进步（以工场手工业生产代替手工业生产，以工厂生产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以更合理的耕作制代替旧的耕作制）的必然性，有一定人口密度和一定国际交往的国家没有工业进步确实是不行的；一种是经济因素和思想发展所造成的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分歧。机敏的人通常把国家生活中的这些绝对必需的变化，与自己、与一定的制度联系起来，但毫无疑义，这些人会被别人代替，而且随时都会被别人代替，只要别人比他们现在更聪明，更有毅力。” 总之，作者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执行着“重要的社会职能”，这些职能一般说来就是支配国民劳动，领导它并提高它的生产率。作者不能不看到经济“进步”确实是和这些分子“联系着”的，就是说，我国资产阶级确实带来了经济进步，确切些说，带来了技术进步。 ［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语，1894年《俄国财富》第10期。］，那么，这只是清楚地表明他软弱无能而已。 “在西欧，第三等级的历史是异常悠久的……不管宿命论者的学说怎样，我们当然不会把这历史全部重演；我国第三等级的开明代表也当然不会全部套用以往用过的那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一定会因时因地从中选择最合适最适当的手段。他们为了剥夺农民土地和造成工厂无产阶级，当然不会采用粗暴的武力或同样粗暴的清洗领地的手段……” “不会采用……”？！！只有抱着自我陶醉的乐观主义的理论家才会故意忘却过去和现在业已表明“就是如此”的那些 “……而会去消灭村社土地占有制，去造成农场主这一人数不多的富裕农民阶级［注：即使不消灭村社，那也能顺利实现，因为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的证明，村社丝毫不消除农民的分裂。］，总之是会采用那些使经济上的弱者自行灭亡的手段。他们今天不会成立行会，但将建立信贷社、原料供应社、消费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社说是要为全体谋幸福，实则只会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他们不会为组织财产继承法院而操心，但将为制定鼓励勤劳、戒酒、上学的法令而奔命，在这些方面活跃的只有年轻的资产阶级，因为群众仍将照旧酗酒，愚昧无知，并为他人劳动。” 请看，这里对这些信贷社、原料供应社和其他各种的社，对这些促进勤劳、戒酒、上学的措施，对我国今天的自由主义民粹派书刊（包括《俄国财富》在内）所如此关心的这一切，作了多么出色的描写。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把上面所说的话强调一番，只能完全同意：的确 “这个阶级（即来自民间的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大军的前哨、散兵线和先锋队，可惜它的作用很少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注意。其实它的作用，我们再说一遍，是非常重要的。村社被破坏，农民被剥夺土地，造成这种情况的，决不只是贵族和骑士，而且还有自己的兄弟，即也是来自民间的人，他们有行动机灵和阿谀逢迎的本领，深蒙贵族惠爱，以浑水摸鱼或明火抢劫的方式掠得了若干资本，上层等级和立法机关都伸手援助他们。他们被称为人民中最勤劳、最能干、最清醒的分子……” 这种观察从事实方面看是很正确的。的确，剥夺土地的主要是“自己的兄弟”，即小资产者。但民粹主义者对这一事实的理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他们不区别两个对抗的阶级，即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旧贵族”制度和“新小市民”制度的代表，不区别两种不同的经济组织制度，看不见后一阶级同前一阶级相比具有进步作用。第二，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发展是靠抢劫、机灵、阿谀等等，其实，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小经济必然把最清醒、最勤劳的业主变为小资产者，因为他们有“储金”，这些“储金”借助周围的关系逐渐变成 “……这甚至不是散兵线和先锋队，而是资产阶级的主力军，是编成队伍的作战士兵，指挥他们的，是校官、尉官、各部队长官以及由政论家、演说家和学者［注：应该加上行政官、官僚。否则，“总参谋部”的成员就列举得不完全，而这种缺陷是不应有的，特别是从俄国情况来说是不应有的。］组成的总参谋部。没有这支军队，资产阶级就不能有所作为。难道为数不足三万的英国大地主，没有农场主的帮助而能管得住几千万的饥民吗？！农场主，从政治意义上说是名副其实的战士，从经济意义上说是实行剥夺的细胞……在工厂中，起农场主作用的是领班和帮工，他们得到很高的薪金，这不仅因为他们的技术较为高超，而且为的是要他们监督工人，要他们最后下工，要他们不让工人提出增加工资或减少工时的要求，要使厂主能指着他们说：‘看，我们对好好干活并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人，付给多么优厚的报酬’；在工厂中起同样作用的，还有与厂主和厂方关系最密切的小店主、办事员、各种各样的监工以及诸如此类血管中还流着工人的血而灵魂已整个为资本所盘踞的小吸血虫。〈完全正确！——克·土·〉当然，我们在英国看到的，在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中也可以看到。〈完全正确！在俄国也一样可以看到。——克·土·〉在某种场合下，在局部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但就是这些方面多半也是一样的。法国资产阶级在上个世纪末叶战胜了贵族，或者不如说是利用了人民的胜利，从人民中挑出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帮助掠夺而且自己也掠夺人民，把人民交给冒险分子支配……当著作界向法国人民高唱颂歌的时候，当他们赞美人民伟大、宽宏和热爱自由的时候，当这些崇敬人民的袅袅香烟弥漫于法国全境的时候，资产阶级这只猫却在一旁吃小鸡，而且把它几乎吃完了，给人民只剩下些骨头。大受赞美的民有土地实际上少得微不足道，甚至往往不足以缴纳捐税……”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话。 ［注：不仅象法国那样是“往往”如此，而且已成通例，不仅超过百分之几十，甚至超过百分之几百。］没有，只有“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才会这样断定，认为这是事实，拿这一事实作为出发点来判断我国的事情，来开展自己的活动，而这种活动的目的并不是“为祖国”探寻“另外的道路”，而是在目前这条已经完全确定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努力奋斗。 ［注：瓦·沃·先生语，见《我们的方针》以及1894年《星期周报》第47—49期。］思想的结果。 “但在这方面对我们特别有教益的还是德国，它也和我国一样较晚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因而它不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而当然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运用了别国的经验。”作者转述瓦西里契柯夫的话说：德国农民成分复杂，农民按权利、财产和份地面积分成不同的类别。整个过程使得“农民贵族”即“非贵族出身的小地产所有者等级”形成起来，使群众由“业主变为小工”。“最后，1849年颁布的半贵族、半小市民的宪法，把选举权只给了贵族和有产的小市民，这样就大功告成，而且切断了改善工人生活的一切合法道路。” 独特的见解。宪法“ “德国当时有许多人都在为解放纵情狂欢，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间地纵情狂欢，他们认为对改革的任何怀疑和不满都有利于反动势力而予以诅咒。他们当中老实的人认为人民好象是脱缰之马，仍然可以关进马厩，重新负起邮政运输的任务（这决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做到的）。但这里也有一些骗子，他们对人民阿谀奉承，而在暗地里进行相反的活动，他们对痴心热爱人民的呆子表示亲近，为的是这些人可以欺骗和利用。哎哟，这些痴心的呆子呵！一旦内争兴起，他们决不是每个人都有准备的，决不是每个人都能应付的。” 这几句话讲得很妙，很好地概括了俄国旧民粹主义的优良传统，我们可以借用它们来说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俄国 “我们，主要是我国农民，现时也经历着这种第三等级的形成过程。俄国在这方面落后于整个欧洲，甚至落后于贵族女校的同学，确切些说，落后于女校毕业的实习生——德国。在欧洲各处，城市是繁殖第三等级的主要温床和酵母。在我国则相反”，城市居民少得不可比拟……“其所以不同，主要原因是我国人民土地占有制使居民固守在农村中。在欧洲，城市人口的增长是与剥夺人民的土地和工厂工业的发展紧密联系着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业的发展需要廉价的劳动和充分的劳动供应。当欧洲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到城市谋生的时候，我国农民只要还有力量就固守着土地。人民土地占有制是农民阵地上的主要战略据点和主要制高点，小市民的首领们深知它的重要意义，所以才使出全副本领和全部力量来对付它。因此，也就产生了对村社的种种攻击，也就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使耕作者与土地脱离关系的方案，以便合理经营农业，繁荣工业，争取民族的进步和光荣！” 这里已清楚地反映出民粹主义理论的肤浅：它因幻想“另外的道路”而对现实作了不正确的估计，把农民土地 “我国现在的村社，土地少，赋税负担重，村社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保障。农民的土地本来不多，现在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地力的衰减而显得更少了；赋税的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手工业寥寥无几；在本地找外水的机会更少；农村中的生活如此困苦，以至整乡整乡的农民不得不抛下妻室儿女，远出谋生。这样，许多县份都荒凉起来……在这些艰难的生活条件的影响下，一方面，从农民中分出一个特殊的阶级，即年轻的资产阶级，他们力图从别人手中独力购买土地，力图从事其他的营生，如经商，放高利贷，组织由自己领导的工人劳动组合，接受各种包工合同和进行诸如此类的勾当。” 这一段话值得很详细地加以研究。 ［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与民粹派论战时，总是注重解释、理解，注重客观方面。］。 ［注：民粹派先生们除对赎买的资本主义性质只字不提和毫不了解外，还小心地避开这一事实：一方面，农民“土地少”，另方面，最好的土地都在“旧贵族”阶层的代表手里。］。 “那些从利益上关心确立资产阶级制度的人，看见自己的计划破产［注：这么说来，消灭村社计划的破产就等于战胜了“确立资产阶级制度”的人的利益！！ 并不干休：他们时时刻刻向农民唠叨说，一切要怪村社、连环保、土地重分制和纵容懒汉和酒鬼的村社制度；他们为富足的农民举办信贷社，为占有整片土地的人筹集小额农贷；他们在城市中开办技术学校、技工学校和其他各种学校，上这些学校的依然只是有钱人家的子弟，而大批儿童仍无处求学；他们用展览会、奖金和配种站出租的纯种公畜等等帮助富裕农民改良牲畜品种。这一切微小的努力聚积成一个可观的力量，对农村起着瓦解的影响，使农民日益分裂为两部分。” 对“微小的努力”描写得很好。作者认为这一切微小努力（即《俄国财富》和我国全部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目前那么热心拥护的微小努力）意味着、反映着、实现着“新小市民”阶层、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注：这不仅指开办“技术学校和其他学校”，改进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技术，而且指“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发放“贷款”等等。］ “我国农民和德国农民一样，按权利和财产分为不同的类别（国家农民、皇族农民[87]、前地主农民——其中又分为得到全份份地的农民、得到半份份地的农民和得到四分之一份地的农民——和家奴）；村社生活方式不是我国普遍的生活方式；在西南边疆区，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占有土地的情形，也就是说，看到有畜力的、无马的［注：见本卷第30页。——编者注］、种菜蔬的、当雇农的和当世袭租地户的农民，其中一部分人有地100俄亩以上，而另一部分人则没有一寸土地；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土地制度与德国的土地制度完全相同，如此等等。如果我们注意到了这些情况，那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在我国也是有基础的。” 这里不能不指出作者因耽于幻想而夸大了村社的作用。犯了民粹派的老毛病。照作者说来，似乎“村社生活方式”与资产阶级不相容，与农民的分化不相容！这根本不符合事实！ “我国年轻资产阶级的增长，的确不是以日计，而是以时计，它不仅在各犹太边疆地区增长着，而且在俄国腹地增长着。要用数字来表示它的人数，目前还很困难，但只要注意到土地占有者人数不断增长，商业执照数量日益增加，乡村中控告寄生虫和盘剥者的案件愈来愈多等等迹象［注：这里还应加上：依靠农民银行购买土地，“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改良技术和耕作法，采用改良农具，种植牧草等），小额信贷的发展，为手工业者组织销售等等。］，就可想见资产阶级的人数已经相当可观了。” 完全正确！正是这个事实，这个在1879年说来是正确的，在1895年说来更是不容置辩的大大向前发展了的事实，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现实的看法的基石之一。 “我们有些人谈到农民购买土地的事实，并说明农民购买土地有的是作为个人财产，有的是作为村社财产，但几乎从不补充说，个人购买的是通例，而村社购买则是罕见的微不足道的例外。” 接着作者引了一些资料，证明1861年私人土地占有者达103158人，而根据60年代的资料已为313529人，并说这是因为在第二种资料中，已列入了小私有农民，而在农奴制时代没有将小私有农民计算在内。作者接着说： “这就是我国与小地产贵族紧相靠拢紧相结合的年轻农村资产阶级。” 我们回答说：对，完全对，特别是说它“靠拢”和“结合”！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那些认为“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有重大意义（从直接生产者的利益方面说）的人，都列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包括该文作者在内，因为他在第152页上也是这么说的。 ［注：显然，这里指的不是专门用来换取生活必需品的货币，而是能够积善起来购买生产资料的，不管这些小资产者是村社“为了各社会阶层的相互迁就和同心协力的活动”而把他们组织起来的，还是因各自占有一片土地而彼此分开的。 “不过它（年轻的农村资产阶级）还远不是全部。‘寄生虫’在俄国当然不是一个新名词，但它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含义，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压迫过同村人。过去的寄生虫与现在的相比，简直是宗法社会的人，这种人向来服从村社，而有时简直是懒汉，特别是不去追逐钱财。现在，寄生虫一词有了另外的含义，在多数省份，它已成了总括性的概念，用得比较少，而常为别的词所代替，如富农、寄食者、商人、酒店老板、猫皮商、承包人、当铺掌柜等等。这里从一个词分出了几个词，其中一部分也不是新的，而另一部分则是全新的，甚至是农民生活中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首先表明对人民的剥削有了分工，其次表明掠夺已经大大扩展和专门化。几乎每村每乡都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剥削者。” 毫无疑义，对掠夺的扩展这个事实的观察是正确的。没有道理的只是作者和所有的民粹主义者一样，不顾这一切事实，不顾了解这种系统的、普遍的、合乎常态（甚至还有分工）的盘剥行为，是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表现，是原始形态的资本的统治，这种资本一方面经常受在民粹派看来是从别处搬来的城市的、银行的、一般欧洲式的资本主义欺骗掠夺，另一方面也从后者得到滋补和营养，总而言之，这是俄国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的一个方面。 ［注：“，一双失去了现在集中在前一类人手中的产品的空手。 “……在他们中间（在这些富农之类的人中间），没有资本的小喽罗们通常依附于贷款给他们或委托他们代购货物的大商人；资本较雄厚的则独立经营，直接与大的商业城市和港口城市发生联系，包几节车皮发往那里，并亲自去采购本地需要的商品。无论您坐哪一线的火车，您一定会在三等车厢（偶尔在二等车厢）里遇到几十个这类为生意而奔波的人。这些人您一定认得出来，他们的装束特别，对人粗鲁无礼，看见哪一位太太请他们不要抽烟就发出刺耳的狂笑，或者是笑那些出外谋生的乡下佬〈“乡下佬”，原文如此。——克·土·〉，笑他们一点不懂生意经，笑他们穿草鞋，认为这是‘没有教养’。这些人您从谈话中也能认出来。他们谈的总是‘羊羔皮’、‘植物油’、皮革、‘香鱼’、糜子之类的东西。同时，您还可以听到他们厚颜无耻地叙述他们怎样骗人，怎样制造假货：怎样把‘臭得难闻’的卤牛肉‘卖给了工厂’，‘给茶叶上色一看就会’；‘每包白糖掺水可以增重3磅，而顾客一点看不出来’等等。这一切谈得如此露骨、如此放肆，使您一看就明白这些人只是因为怕进监狱，才不偷小饭馆的汤匙，不扭走车站的瓦斯灯。这些人连最起码的道德都没有，他们的道德完全建筑在卢布上，用谚语来概括就是：商人是钓者；大鱼活着就是为了吃小鱼；有空子就钻；瞅准照管不严的东西；抓住可乘之机；不要怜恤弱者；得巴结时就巴结。”接着作者举了一篇报纸上的通讯：一个名叫沃尔柯夫的酒店老板兼高利贷者，纵火焚毁了自己保了高额火险的房子。这位先生还被“一位教师和一位当地的神父认作自己最敬重的朋友”，一位“教师为了贪酒随便替他写了诬告状子”。“一个乡文书答应他陷害莫尔多瓦人。”“一个地方自治局保险员兼地方自治局委员替他的旧房子保了1000卢布的火险”等等。“沃尔柯夫决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典型。哪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沃尔柯夫，哪个地方不仅都可以听到这类掠夺和奴役农民的事情，而且还可以听到这类纵火的事情……” 我特意把作者的叙述较详细地摘录下来，好让大家看看俄国社会经济组织是资产阶级组织这一论点的 ［注：参看乌斯宾斯基的著作[89]。］猎取卢布。在这种情形下，即使不犯刑事罪，不卑躬屈膝，不制造假货，“农民”也会分化为富人和穷人的。旧日的均等经不起市场的波动。这不是推断，这是事实。另外一点也是事实，就是少数人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变成 ［注：为避免误会起见，我要说明一下，所谓资本主义“基础”，是指通过种种形式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曾把这种社会关系表述为一个公式：货币——商品——增殖了的货币。 ，不能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奴仆的信任，不能抛掉象杰出的克里文柯先生所说的“最好没有斗争”的美妙幻想。 “读者，你们现在到城市看看。这里你们会碰到人数更多、种类更庞杂的年轻资产阶级。凡是有了文化并认为自己宜于从事更高尚的活动的人，凡是认为自己应当比苦命的普通农民有更好的命运的人，最后，凡是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在农村安身的人，现在都渴望到城里来……” 虽然如此，民粹派先生们还是自我陶醉地说城市资本主义是“人为的”，说这是“温室植物”，若不加以保护，就会自行夭折等等。只要稍微看看 “……这里你们会遇到店员、办事员、小商人、小贩、各种承包人（灰泥匠的、木匠的、泥水匠的等等）、售票员、清道夫头、巡警、交易所经纪人、渡口把头、小饭铺和客栈的掌柜、各种作坊的老板、工厂的领班等等。所有这些人都是有明显特征的真正的年轻资产阶级。他们的道德准则在这里同样极其狭隘：一切活动建筑在剥削劳动的基础上［注：不对。小资产者不同于大资产者的地方，在于他自己也从事劳动，正如作者列举的各类小资产者也从事劳动一样。对劳动的剥削当然是有的，但不只是剥削而已。 ，而毕生志向是取得资本或小额资本以愚蠢地度过一生……”“……我知道许多人看到他们而心中高兴，把他们看作智慧、毅力和进取心的化身，认为他们是人民中最进步的分子，从他们身上看到祖国文明直接的和自然的进步，而文明的不平衡将逐渐泯灭。哦！我早就知道，我国已经造成了高等资产阶级，他们都出身于有教养的人，出身于商人，出身于那些经不住1861年的危机而没落或顺应时代精神的贵族；这一资产阶级构成第三等级的骨干，现在它所缺少的只是来自民间的分子，没有这些分子它就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它是喜欢他们的……” 这里又给“自我陶醉的乐观主义”留下了一条后路：大资产阶级“缺少的只是”人民中间的资产阶级分子！！大资产阶级不是来自民间又是来自什么地方呢？作者是不是也要否认我国“商人”与农民的联系呢？ “……我知道，许多古老世族的后代已从事酿酒业和卖酒业、铁路的承租和勘察，担任股份银行的董事，甚至已在著作界安下身来，并唱着新的歌曲。我知道，著作界的歌曲有许多非常委婉动人，它们倾诉着人民的疾苦和愿望；但我同样知道，正派的著作界的职责是暴露那种不是送给人民面包而是送给人民石头的企图。” 真是一种阿尔卡迪亚的田园生活！[90]还仅仅是“ “……法国资产阶级也把自己和人民混同起来，总是以人民名义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总是欺骗人民。我们认为，近几年来我国社会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潮流对人民的道德与福利是有害的和危险的。” 这一句话也许是最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性。他宣称资产阶级潮流对人民的道德与福利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可敬的道德家先生，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民”呢？是在确保“家园”、“定居生活”和“神圣劳动义务”［注：尤沙柯夫先生语。］的农奴制度下为地主做工的人民呢，还是后来去寻求赎金的人民？您清楚地知道，缴纳赎金是获得“解放”的基本和主要条件，而农民除向库庞先生[91]寻求外，无处获得这笔款项。您自己就曾描写过：这位先生主宰一切，“小市民把自己的科学、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自己的诡辩带进生活中来”，歌颂资产阶级的“智慧、进取心和毅力”的著作界已经形成。显然，整个问题在于两种社会组织形式的更替：占有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的剩余劳动的制度，树立了农奴主的道德；“为别人”、为货币持有者做工的“自由劳动”的制度，则树立了资产阶级的道德，以取代前一种道德。 “不久以前，《当代新闻》在考察改革以后在我国形成的新的经济阶级时，对它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谦逊有礼，留着胡须、穿着擦了油的皮靴、对小警官卑躬屈膝的旧日富翁，摇身一变而成了象欧洲人一样放荡不羁、甚至傲慢无礼、有时还挂上头等勋章和高级官衔的大老板。仔细看看这些平步青云的人物，你就会大吃一惊地发觉，今天的这些显赫人士大多是昨天的酒店老板、承包人、店员等等。这些新人物活跃了城市生活，但没有改善城市生活。他们给城市生活带来了忙碌，使各种概念混乱不堪。周转的加速，对资本的需要，掀起了创办企业的热潮，这种热潮简直变成了狂热的赌博。出乎意外地造成的无数财富，使发财的欲望达到了急不可待的地步’等等…… 这清楚地证实了司徒卢威先生关于民粹主义的反动性的意见。城市工人的“堕落”吓坏了小资产者，这些小资产者喜爱“家园”（翁媳通奸和家法森严）和“定居生活”（闭塞和野蛮），不了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俄国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当“老马”[92]觉醒到自己是人的时候，——这种觉醒有极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为了它一切牺牲都是正当的——这种觉醒不能不表现为狂暴的形式。 “俄国地主以野蛮著称，只要稍微把他刮一下就能认出他是鞑靼人，而俄国资产者是连刮也不需要刮的。俄国旧时的商人曾创立一个黑暗王国，现在他们和新资产阶级一起，定将创造一个魔鬼世界，使一切思想、一切感情归于毁灭。” 作者是大错特错了。这里应当用过去时，而不是将来时，在70年代就应该用过去时。 “一群一群的新掠夺者走向四方，在各处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地主庇护他们，看见他们就笑容满面，地方自治局人员发给他们巨额保险金，国民教师替他们写诬告状子，僧侣亲自造访，乡文书则帮助他们陷害莫尔多瓦人。” 描写得完全正确！“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而且得到“社会”和“国家”全体代表（作者刚才已列举其大概）的协助。因此（独特的逻辑！），要改变现状，就应建议而且正是向“社会”和“国家”建议选择另外的道路。 “然而应当怎样来反对这种人呢？” 请看，国家应当从“道德和政治方面考虑”！这纯粹是讲空话。难道上述那些“国家”的代表和代理人（从乡文书起往上数）还没有从“政治方面”[参看前面：“许多人心中高兴……认为他们是人民中最进步的分子，从他们身上看到祖国文明直接的和自然的进步”］和“道德方面”[同上：“智慧、进取心和毅力”］考虑吗？两种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就和生活中的“新苗”与被“资产阶级命令去做工”的人是势不两立的一样，这一事实您为什么绝口不谈呢？这两种观念的斗争（它只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上层建筑）您为什么要一笔抹杀呢？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著作界的影响毫无作用，但它为此必须：第一，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使命，不要仅限于〈原文如此！！！〉培养富农，还要唤起社会舆论。” 真是十足的小资产者！如果著作界在培养富农，那是因为它没有很好地了解自己的使命！！而这班先生听人说他们幼稚，听人说他们是浪漫主义者，他们还感到惊讶呢！ ［注：这个词的含义太窄。本来应当明确些说：资产阶级。］在培养著作界，是他们供给它各种观念（智慧、进取心和毅力，祖国文明自然的进步），供给它金钱。您向著作界呼吁乃是一种可笑的举动，就好象在两军对垒的时候，有人俯首请求敌方元帅的副官“要更加协同一致地行动”一样。二者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第二，著作界应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更多的接近人民的机会。” 愿望是好的。“社会”同情这种“理想”。但既然它是怀着午睡般的宁静心情来“寻求”这种理想，既然它最怕扰乱这种宁静，所以……所以它总是慢慢地赶，而且前进得如此聪明，以致一年比一年落后得更远了。民粹派先生们认为这是偶然现象，认为午睡的美梦就要结束，真正的前进即将开始。你们就等着那一天吧！ “同样，我们也不认为培养和教育的影响毫无作用，但我们首先认为：（1）应当让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不应当仅仅让某些个人有这个机会，使他们与众不同，变成富农……” “让人人都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但他们认为在现存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即使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受“教育”也需要钱，而钱是那些“来自民间的人”才有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就在这里，也是除“各社会阶级间的严酷斗争”外，别无出路。 “……（2）国民学校不仅应为退职的教堂下级职员、官吏和各种酒徒打开大门，而且应为真正正派的和真诚地爱人民的人打开大门。” 多么动听！但是要知道有些人虽把“来自民间的人”看作“智慧、进取心和毅力”的化身，而他们也是肯定地（而且往往也不是不真诚地）说他们是“爱人民”的，他们中间有许多无疑是“真正正派的”人。这里究竟让谁来判断呢？让有批判头脑和道德修养的人吗？但作者自己不是说过，对这些来自民间的人采取鄙视态度并不发生作用吗？［注：第151页：“……他们不是早先已经〈请特别注意“早先已经”这几个字〉对那些可能鄙视他们的人采取了鄙视态度吗？”］ “……但这还不够，智力的发展，可惜如我们所看到的，往往还不能保证一个人摆脱兽性的贪欲和本能。因此，应当立即采取防护农村免受掠夺的措施，首先应当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村社，保护这种有助于克服人性的道德缺陷的共同生活方式。应当使村社获得永久的保障。但就是这样也还不够。村社在其目前经济条件下和沉重的赋税负担下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以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减轻赋税，组织人民工业。 这就是这位自命不凡的民粹主义者的纲领！从事实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处处显露出经济利益完全相矛盾。所谓“处处”，不仅指城市和农村，村社内和村社外，工厂工业和“人民”工业，而且指经济现象范围以外的地方，即著作界和“社会”，以及道德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念等等的领域。而我们的小资产者骑士却哭哭啼啼地向人恳求：“立即采取防护农村的措施。”小市民的肤浅了解和妥协意图，在这里是一目了然的。我们看到，农村本身就是分裂和斗争，就是利益对立的制度。但民粹主义者认为祸根不在于这个制度本身，而在于这个制度的个别缺点，他制定自己的纲领，不是要去赋予正在进行的斗争以思想性，而是为了“防护”农村不受偶然的、不合法的、外来的“掠夺者”的侵害！最可敬的浪漫主义者先生，究竟是要谁采取防护的措施呢？是要那个依靠应被防护的人而能饱食终日的“社会”吗？是要那些靠分得的剩余价值过活，因而如我们刚才所见不但不表示反对而且出力协助的地方自治局、乡公所和所有其他机关的代理人吗？ ［注：参看瓦·沃·的《理论经济学概论》1895年圣彼得堡版第257—258页。[94]］搬到我国的书刊上。在这以前，如我们所指出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书刊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这是一种搅乱和歪曲事实真相的批评。 ［注：我指的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源，而是它现在的内容。］，与信仰三段式、信仰不需要事实检验的抽象教条和公式、信仰每个国家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说法等等有联系，这些推断都是胡言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