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1894年春夏） · #1 #2 #3 第三编 ［注：还可听到的只是：“它可以发展成真正的〈原文如此！〉人民工业”，——克里文柯先生说。这是“人民之友”的惯用手法：只讲些空洞无聊的话，而不是确切地和直截了当地说明现实。］，劳动工具是同生产者结合的（后一定义是我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上述文章里借用的）。可是要知道，这远没有说明它的经济组织，而且是完全不正确的。例如，克里文柯先生说：“直到今天，小的人民工业提供的总产量还比资本主义大工业多得多，而且占用的人手也更多。”作者显然指的是关于手工业者人数的资料，他们达400万人，按另一种计算则达700万人。可是，谁不知道我国手工业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呢？谁不知道大量手工业者在生产中决不是处于独立地位而是处于完全受支配的从属地位，他们做工不是使用自己的材料而是使用只付给手工业者工资的商人的材料呢？说明这种形式占主要地位的资料，甚至在合法书刊上也引用过。例如，拿著名的统计学家谢·哈里佐勉诺夫登在《法学通报》[53]（1883年第11期和第12期）上的一篇出色文章来说吧。谢·哈里佐勉诺夫在综合书刊上有关我国手工业最发达的中部各省的手工业资料时，得出的结论是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占绝对优势，也就是说，无疑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形式占绝对优势。他说：“在确定独立的小工业的经济作用时，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莫斯科省手工业的全年周转额中，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占86．5％，独立的小工业只占13．5％。在弗拉基米尔省的亚历山德罗夫县和波克罗夫县的手工业的全年周转额中，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和工场手工业占96％，独立的小工业只占4％。” ［注：这是刀类生产中一个最大的部门，产值为90万卢布，而巴甫洛沃的刀类生产总值为276万卢布。］已同工厂生产很相近，正确些说，已和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很相近。”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制造餐刀的396个手工业者中，为市场生产的只有62人（16％）。为老板［注：即商人，他们供给手工业者材料并付给他们通常的工资。］生产的有273人（69％），当雇佣工人的有60人（15％）。可见，只有六分之一的手工业者才不直接受企业主奴役。另一种刀的生产，即摺刀（削笔刀）的生产，据这位作者说，则“介于餐刀生产和锁的生产之间：这里大部分工匠已经在为老板生产，但同时还有相当多的同市场发生关系的独立手工业者”。 ［注：独特的俄国经济学家以工厂工人人数（原来如此！）衡量俄国资本主义，公然把这些劳动者以及无数类似他们的劳动者算作农业人口，说他们受苦不是由于资本的压迫，而是由于“人民制度”受到人为的压力（？？？！！）。］，我们就会得出如下数字（说明手工业经济的确切数字只有五金业、制革业、马具业、制毡业和大麻纺纱业中的10808个工人）：手工业者的35．6％为市场生产，46．7％为老板生产，17．7％是雇佣工人。可见 ［注：家庭手工制大生产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它既对劳动者实行最厉害的剥削，又使工人只有最小的可能来进行自身的解放斗争。］。可是“人民之友”对我国手工业的经济组织的无知还远不止这点。他们甚至对那些不存在“为老板”做工的行业的看法，也和他们对耕作者的看法（这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一样肤浅。不过，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那些大谈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先生大概只知道，在世界上生产资料“可能”同劳动者相结合，这就很好；“可能”和劳动者分离，那就很坏。这是无济于事的。 ［注：所谓“本户”工人，指的是雇主家庭的劳动成员，以别于雇佣工人。］，等于总数的41％；雇佣工人835人，等于总数的59％），全年生产总额为357000卢布。这一行业早已产生，但在最近15年内，由于铁路的修筑大大促进了销路，它才特别发展起来。在铁路修筑以前，家庭生产形式起主要作用，现在则让位于剥削雇佣劳动了。这一行业也没有免除小工业家在销售方面对大工业家的依赖：由于“缺钱”，前者往往按极低的价格把砖（有时是把“坯”即未烧的砖）就地卖给后者。 手工业者类别 每个作坊的 百分比每个 百分比的分配绝对数字有雇佣 雇佣 作坊工人生产总额作坊①工人生产总额 Ⅰ．有1－5个工人者2.82519251723434167/43476/92119500Ⅱ．有6－10个工人者7.3905824918232243/39317/18679000Ⅲ．有超过10个工人者26.41009126010434423/23609/55715850064559254100100100233/1051402/835357000 ［注：分母代表有雇佣工人的作坊数和雇佣工人数。下表同此。］ ［注：一个工人的年产量：Ⅰ类为251卢布，Ⅱ类为249卢布；Ⅲ类为260卢布。］ （Ⅱ类例外），剥削雇佣劳动就越厉害［注：有雇工的作坊在Ⅰ类中占25％。在Ⅱ类中占90％，在Ⅲ类中占100％；雇佣工人在Ⅰ类中占19％，在Ⅱ类中占58％，在Ⅲ类中占91％。］ ，生产就越集中［注：占作坊总数72％的Ⅰ类占生产总额34％，占作坊总数18％的Ⅱ类占生产总额22％，占作坊总数10％的Ⅲ类占生产总额44％。］ 。 ［注：这对莫斯科省的手工业来说未必正确，但对俄国其他地区不那么发达的手工业来说，也许是对的。］？但这里重要的完全不是绝对数字，而是这些数字所揭示的 手工业者类别 每个作坊的 百分比每个 百分比的分配绝对数字有雇佣 雇佣 作坊工人生产总额作坊①工人生产总额 Ⅰ．有1－3个工人者2.4391946860383672/28174/3381500Ⅱ．有4－5个工人者4.3482049827323233/16144/2971800Ⅲ．有超过5个工人者8.41006553313303216/16134/87715003.7493349710010010012160452/149224800 ［注：虽然这个例子涉及已经讲过多次的农民分化，但我认为还是有必要把。我们的主观哲学家们很少给我们举出确切的事实，如果我们把他们所举的最确切的事实之一忽略过去，那未免太不公道了。这个事实就是克里文柯先生（这个杂志1894年第1期）引用的沃罗涅日省的农民家庭收支表。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他们自己选出的资料中清楚地看到，究竟是谁对现实的看法比较正确，是俄国激进派和“人民之友”呢，还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注：《沃罗涅日省统计资料汇编》第2卷第2编。《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县的农民经济》1887年沃罗涅日版。家庭收支表载于附录中，见第42—49页。家庭收支表的分析载于第18章《农户的人员组成和家庭收支情况》。］。 ［注：毫无疑义，只靠农业为生并雇有一个雇农的农户，按类型来说，同当雇农的或靠当雇农获得3/5收入的农户是不同的。可是这24户中二者都有。大家自己判断一下，如果我们把当雇农的和雇有雇农的户主加在一起，然后玩弄总平均数，这是一种什么“科学”！］。为了证明这一点，现在我把这24户家庭收支表分成三类：（甲）单独划出6户富裕农民，然后是（乙）11户中等农民（在舍尔比纳的表上是第7—10户和第16—22户）和（丙）7户贫苦农民（在舍尔比纳的收支表上是第11—15户和第23—24户）。例如，克里文柯先生说，前国家农民每户的支出为541.3卢布；前地主农民每户的支出为417.7卢布。同时他忽略了各种农户的支出是大不相同的：例如前国家农民中有支出84.7卢布的农民，也有支出［注：每家人口平均数的差别却小得多：（甲类）7.83人，（乙类）8.36人，（丙类）5.28人。］。 ［注：农具方面的差别特别大：每户农具的平均价值为54．83卢布。但富裕户的农具价值为平均数的2倍多，即111．80卢布，而贫苦户则为平均数的1/3弱，即16．04卢布。中等户为48．44卢布。］则是：（甲类）1737．91卢布；（乙类）786．42卢布；（丙类）363．38卢布，——相差的幅度又不是3∶2，而是10∶2。作者既然把农民按法律地位分类，也就无法对这种 ［注：有趣的是雇农（7户贫苦户中有2户）的家庭收支没有亏空：每户收入99卢布，支出93．45卢布。其中有一个雇农由雇主管吃管穿。］。显然，如果我们把这些农户加在一起而得出一个总平均数（纯收入为44．11卢布），那我们就会完全歪曲现实。我们就会回避（象克里文柯先生那样回避）一个事实，即有纯收入的6户富裕农民都使用雇农（8人）。这一事实向我们说明了他们的农业性质（他们在转变为农场主），这种农业使他们能得到纯收入，使他们几乎完全没有经营“副业”的必要。这些农户（算在一起）只有6．5％的收支（6319．5卢布中的412卢布）靠副业来弥补，并且这些副业（按舍尔比纳先生举的例子来看）是“拉脚”或甚至是“收购绵羊”一类的事情，这不但不证明他们依赖别人，反而证明他们在剥削别人（正是在后一场合，积蓄的“储金”在变为商业［注：见附录一（本卷第265页。——编者注）。］。 ［注：当然，我不是想说，单是24户的资料就能推翻关于份地有根本意义的论点。但前面引过的几个县的资料，是完全可以推翻这个论点的。[55]］。因此，当克里文柯先生说“可惜舍尔比纳先生引用的资料不能当作衡量全省甚至全县的一般情况的准确尺度”时，我们只能说：只有在采用计算总平均数这种不正确的方法（克里文柯先生就不该用这种方法）时，这些资料才不能当作衡量的尺度，可是一般说来，舍尔比纳先生的资料是丰富而有价值的，它使人有可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克里文柯先生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那不能怪舍尔比纳先生。 ［注：这里24个典型户同全县各类农户比较的方法，是同舍尔比纳先生用24户平均数同按份地面积分类的农户比较的方法是一样的。］：  ［注②：这里从贫苦户内划出了2户雇农（即舍尔比纳的第14号和第15号家庭收支表），所以贫苦户只剩下5户。］ ［注③：讲到这个统计表时也不能不指出，这里也可同样看到，一个农户越富裕，则租地数量也越大， ［注：这也未必正确，因为所谓衰落，只是意味着暂时和偶然丧失稳定性，而中等农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处于破产边缘。］，而贫苦农民大众则直接遭受 ［注：要算出农业的货币收入（舍尔比纳没有算出这种收入），必须采用一种相当复杂的算法。必须从出卖谷物所得的全部收入中，减去出卖禾秸和谷壳所得的收入，因为据作者说，禾秸和谷壳是用来饲养牲畜的。作者本人在第18章里去掉了这些东西，但只是为了得出全县的总数，而不是为了得出这24户的数据。我根据他的总结数字得出了出卖谷子所得的收入的百分数（和出卖全部谷物——包括谷子、禾秸和谷壳在内——所得的收入相比较），并按照这个百分数减去禾秸和谷壳的价值。这种百分数，在黑麦是78.98，在小麦是72.67，在燕麦和大麦是73.32，在糜子和荞麦是77.78。然后减去农户自用的数量，就得出了出卖谷子的数量。］，在从高到低的各类农户中分别为45.9％，28.3％，25.4％。 ［注：“雇人要贱，还要从他身上得到好处”，——克里文柯先生在同一页上又很公正地说。］。这种环境成了“激发〈对呀！〉和磨练经商才能”的“学校”。“有才能的人出现了，从中产生了科卢帕耶夫们、杰隆诺夫们[58]和其他名称的吸血鬼［注：尤沙柯夫先生！这是怎么回事，您的同志说“有才能的人”成为“吸血鬼”，而您却说人们变成吸血鬼只是因为具有“非批判的头脑”？先生们，这未免不大象话；在同一本杂志上互相撕打起来了！］，而老实纯朴的人则日益落伍，每况愈下，遭到破产，变成雇农。”（第156页） “某些人认为这种状况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补充一句：是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十分自然的结果。这才是确切地转述了“某些人”的意见，这样就无法用空话来搪塞这些意见，而不得不从实质上来分析问题。当作者不是立意要同“某些人”作斗争时，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货币经济正是造就“有才能的”吸血鬼和“老实的”雇农的“学校”〉，并且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不可抗拒的使命。〈唔，当然咯！谁认为要同“学校”作斗争，同操纵“学校”的吸血鬼及其在行政机关和知识界的奴仆作斗争，那就是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可抗拒的。谁要毫不侵犯资本主义“学校”及其吸血鬼，并想用自由派的治标办法来消除其资本主义产物，那就是真正的“人民之友”！〉我们对这点的看法却有些不同。资本主义在这里无疑起很大作用，这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这就是上面说到吸血鬼和雇农的学校那段话〉，可是不能说资本主义的作用就是这样包罗万象和有决定性的，以至在现时国民经济的变动中竟没有别的因素，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别的出路。”（第160页） 请看！克里文柯先生不是确切地和直截了当地说明现代制度，不是明确地回答为什么 ［注：如果说，目前能接受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的，还只有城市的工厂工人，而不是农村“老实纯朴的”雇农，也就是说，只是那些失去了同“历代基石”、同“村社精神”密切联系的可爱品质的人们，那么，这只是证明社会民主党人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具有革命的进步作用的理论是正确的。］外，还有什么别的 “我们已经看到，日趋衰落的首先是土地少的弱小农户”，即份地不满5俄亩的农户。“而有份地15．7俄亩的国家农民的典型户则是很稳固的……固然，为了获得这样的收入（80卢布纯收入），他们每户还要租进5俄亩土地，但这不过说明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 把所谓的“土地少”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这一“更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土地少的人失去土地，土地多的人（每户有15．7俄亩者）则获得更多的土地［注：认为占有等量份地的农民就彼此一样而没有“吸血鬼”和“雇农”之分的看法，其荒谬性就更不用说了。］。这不过是把一些人破产而另一些人发财的论点换个说法而已！！已经到了抛弃这种土地少的空谈的时候了，空谈丝毫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份地并不是白白送给农民而是卖给农民的），只是描述过程，而且描述得又不确切，因为要说的不单单是土地，而是整个生产资料，而且不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少”，而是农民在 ［注：见本卷第160页。——编者注］）：在俄国，不仅在工厂，而且在最偏僻的乡村，到处都有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到处都是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由于有地方自治局统计这样出色的材料而可以确切地描绘出来的我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分化，非农民化，不同于旧时农民社会主义的主要之点，旧时农民社会主义既不了解这种小生产者所处的商品经济环境，也不了解小生产者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发生的资本主义分化。因此，谁要认真批评社会民主主义，谁就应该把自己的论据集中在这点上，应该证明俄国在政治经济方面不是商品经济制度，证明农民的分化不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证明大量居民的被剥夺和劳动者的被剥削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而不是由于我国包括农民经济在内的社会经济组织是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组织。 基础。我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经济状况和实例表明了这种“农民”（“人民之友”就是想充当他们的思想家）究竟是什么。它们证明我国农村经济的资产阶级性，因而也就证实把“人民之友”算作小市民思想家是正确的。此外，它们还表明我国激进派的思想和纲领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之间存在着极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详细分析了他们的纲领之后会更加清楚）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这些激进派思想在我国“社会”中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也清楚地说明为什么“人民之友”在政治上卑躬屈膝并甘愿妥协。 ，把隐约的和模糊的不满变成自觉的反抗，把零星的无意义的小骚动变成争取全体劳动者解放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从这个大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本身中吸取力量，因而绝对有希望获得。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编者注］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正在摘去装饰我国农村的虚幻的花朵，抨击理想化和幻想，进行招致“人民之友”切齿痛恨的破坏工作，并不是要农民大众仍然处于现在这种受压迫、受奴役和面临死亡的地位，而是要无产阶级懂得什么是到处束缚着劳动者的锁链，懂得这些锁链是怎样打成的，并善于奋起反抗，以便挣脱这些锁链并伸手摘取真正的花朵。 ［注：想在资本主义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已经看到，“人民之友”已不能否认这种关系的存在），利用信贷来维持“人民经济”即小生产者经济，这种显然不懂得理论政治经济学常识的荒谬主张，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些企图脚踏两只船的先生们的理论是庸俗不堪的。］、技术改良、银行之类“进步”的，只是那些在正常和稳固的经营条件下有相当“储金”的人，就是说，只是那些区区少数即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以无论你们怎样改组农民银行和类似的机关，丝毫也不会触动这一主要的根本的事实，即广大居民已经遭到剥夺并继续遭受剥夺，他们甚至无钱养活自己，更不用说进行正常的经营了。 “知识分子能领导厂主的企业，也能领导人民的工业。” 他们的全部哲学不外乎长吁短叹地说，斗争和剥削是有的，但也“可能”是没有的，假如……假如没有剥削者的话。试问，作者讲这种废话究竟要说明什么呢？难道可以否认俄国的大学和其他学校每年都在制造一些谁能养活就去投靠谁的“知识分子”（？？）吗？难道可以后认现在俄国只有资产阶级少数才有钱来养活这种“知识分子”吗？难道俄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因“人民之友”说他们“可能”不替资产阶级服务就消失了吗？是的，“可能”的， “资本主义生产和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化决不是这样的大门，加工工业通过它就只能离开人民。当然，加工工业可能离开人民生活，但也可能进入人民生活，更加接近农业和采掘工业。为此可能采用几种办法，上述大门也象别的大门一样能够促成此举。”（第161页）克里文柯先生比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来，是有一些很好的品质的。例如他坦白直爽。凡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会写出整页整页的花言巧语、专在问题周围打圈子而不涉及问题本身的地方，求实的克里文柯先生总是不假思索地和毫无愧疚地把他的一切荒谬见解都向读者端出来。请看：“资本主义可能进入人民生活。”就是说，劳动者不同生产资料分离，资本主义也是可能的！这真是妙不可言；现在我们至少完全明白“人民之友”想要的是什么了。他们要的是没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要的是没有剥夺也没有剥削，只有在仁慈的地主和自由派的行政官庇护下勉强维持生活的小市民的资本主义。于是，他们俨然象一个立意给俄国造福的部吏那样着手拟制计划，以建立一个既要狼吃饱；又要羊完好的制度。为了弄清这种计划的性质，我们应当来看看同一作者在该杂志第12期发表的文章（《论文化孤士》）：“工业的劳动组合形式和国家经营形式〈克里文柯先生发表议论时，大概以为他已“被召去”“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了〉，决不是在目前情况下所能设想的一切。例如，也可能有这样一种计划。”接着，他就讲起一件事，说有一位技师带着一份由小股（每股不超过100卢布）股份企业对顿河州进行技术开发的草案，去访问《俄国财富》编辑部。编辑部建议草案起草人作些修改，修改意见大致如下：“股票不应属于私人而应属于村团，同时，将来在企业中做工的那部分村团居民应该领取通常的工资，而村团则应保证他们同土地的联系。” 这可真是了不起的行政天才！用多么简单、多么容易的手段就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人民生活而又消除了它的各种弊病！只是必须设法使农村的富人能通过村团购买股票［注：我说富人购买股票（尽管作者附带说明股票应属于村团），是因为作者毕竟是说拿钱购买股票，而钱是只有富人才有的。因此，不管是不是通过村团，反正拿得出钱来的只有富人，正如通过村团购买或租种土地丝毫也不会取消富人对这块土地的垄断一样。其次，得到收入（红利）的还是那些出了钱的人，否则股票就不成其为股票了。所以据我的理解，作者建议的意思是提出一部分利润来“保证工人和土地的联系”。如果作者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尽管从他的话中必然得出这种结论），而是说要富人出钱买股票而不领取红利，那么，他的草案就不过是要有产者同无产者共分罢了。这同笑话中讲的灭蝇药相似，这种药要求把苍蝇捉住放到药瓶里，苍蝇就会立刻死掉。］并从有“部分居民”参加劳动的那个企业方面获得收入，而“部分居民”则应得到同土地联系的保证，——这种“联系”使一个人不可能靠这块土地过活（否则，谁愿去为挣“通常的工资”而做工呢？），但足以把他束缚在一个地方，使他遭受本地资本主义企业的奴役而无法更换老板。我说老板，即资本家，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对于付 ［注：为了指明农民家庭收支表中这项支出和其余支出的比例，我再引用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县的24个农户的家庭收支表。每户平均支出为495卢布39戈比（实物和货币都在内）。其中109卢布10戈比用于饲养牲畜，135卢布80戈比用于植物类食品和赋税，其余250卢布49戈比用于其他支出，如非植物类食品、衣服、农具、地租等等。尤沙柯夫先生把饲养牲畜的费用算在割草场和辅助农业用地项内。］的份地当作“人民”占有土地的最低限度，其余的，他说可用“外水”来弥补……换句话说，他简直是容忍了这样一种制度：农民由于保持同土地的联系而遭受双重剥削，既在“份地”方面受地主剥削，又在“外水”方面受资本家剥削。小生产者遭受双重剥削，而且生活条件又必然造成他们战战兢兢、备受压抑，不但毫无希望获得胜利，而且根本无法进行被压迫者阶级的斗争，——这种半中世纪状况却是“人民之友”的视野和理想的极限。当资本主义在俄国改革后的整个历史时期内飞速地发展起来，开始连根挖出旧俄罗斯的这一基石，即宗法式的半农奴式的农民，使他们脱离中世纪的半封建的环境而转入现代纯粹资本主义的环境，迫使他们离乡背并，流浪到俄国各地去寻找工作，摆脱本地“雇主”的奴役，并表明剥削（阶级的剥削，而不是某个狠心人的掠夺）的基础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当资本主义已开始把其余那些战战兢兢的和被迫过牛马生活的农民大批地卷入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漩涡的时候，我们的骑士们却哀号和嗟叹基石的崩陷和毁坏。他们现在还在哀号和嗟叹这一美好的旧时代，虽然现在大概只有瞎子才看不见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革命方面，看不见资本主义在怎样造成一种和旧剥削制度毫无联系而又有可能和旧剥削制度作斗争的新的社会力量。 的。但“人民之友”想怎样做到这一步呢？要知道，要组织没有企业主的大生产，首先必须消灭商品的社会经济组织，代之以公社的即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那时调节生产的就不象现在这样是市场，而是生产者自己，是工人社会本身；那时生产资料就不属于私人而属于全社会。这样用公社占有形式来替代私人 ［注：即使拿巴甫洛沃的手工业者同近郊各村农民相比，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见格里戈里耶夫和安年斯基两人的著作。——我有意又拿存在着所谓特殊的“人民制度”的乡村作例子。］。 ［注：其所以必须更加责备作者不该乱用这个字眼，是因为《俄国财富》爱用“人民的”一词来与“资产阶级的”一词相对立。］。资产者始终不能理解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不管这种差别有多大。为了表明这种差别该是多么明显，我引证一下“人民之友”心目中的权威性杂志《祖国纪事》。在1872年第2期的文章《富豪制和它的基础》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一段话： “照马尔洛的评论看来，富豪制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爱好自由主义的国家形式，或至少是爱好自由获取这一原则。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个特征，设想一下8—10年以前的情形，那我们就会看出，我们在推行自由主义方面已取得巨大的成就……无论拿哪一种报纸或杂志来说，显然都或多或少地代表着民主的原则，都在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可是，在发表民主观点的同时，甚至在民主观点的掩盖下〈 作者举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商人给财政大臣的呈文为例，这件呈文表示了俄国资产阶级中这个最可敬的等级对财政大臣的感谢，感谢“他把俄国财政状况确立在尽量扩大唯一富有成果的私人活动上面”。于是作者作出结论说：“富豪分子和富豪趋势在我国社会里无疑是存在的，而且是够多的。” 农村呢？当然是土地占有者的农村，是善于经营的农夫的农村，因为这些人有“储金”，能付给克里文柯先生称之为“知识分子”的那些手艺人以报酬。 ［注：请读者注意这些改良农具在新乌津斯克县的分配情形：占农户总数37％的（贫苦）农民，即28000户中的10000农户，在5724件农具中只占有7件农具，即只占有农具总数0．125％！而占农户总数1/4的富户，却独占4/5的农具。］，如培土器、轻型犁、脱粒机、风车、选种机。“肥料的种类越来越多”，有磷钙粉、骨粉肥、鸽子粪等等。“记者们坚决主张必须在各乡设立出售磷钙粉的本地地方自治局货栈”；卡雷舍夫先生在引证瓦·沃·先生的《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一书（克里文柯先生也引证这本书）而谈到这些令人感动的进步时，简直是热情奔放地说： “我们只能扼要叙述的这些消息，令人振奋又令人忧郁……所以令人振奋，是因为这些穷苦的、负债的、多半失去耕马的人，刻苦劳作，毫不灰心，也不改行，仍然忠于土地，懂得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力量、他们的财富全靠土地，全靠土地使用得当。〈那当然咯！购买磷钙粉、选种机、脱粒机和克莱德斯达尔燕麦种子的，不用说，就是这些穷苦的失去耕马的农夫呵！呵，多么纯朴的天真呵！但是要知道，写出这种话来的并不是一个贵族女学生，而是一位大学教授，一位政治经济学博士！！不，不管怎样，决不能说这只是由于天真的缘故。〉他们狂热地寻找土地使用得当的方法，寻找新的耕作方法、种子、工具、肥料，寻找一切能使养活他们的土地变得肥沃的手段，而这土地迟早会因此给他们百倍的报酬［注：尊敬的大学教授先生，您说得十分对，经过改良的经济定会给这“毫不灰心”和“仍然忠于土地”的“人民”以……这些消息所以令人忧郁，是因为〈也许读者以为，“人民之友”至少在这里会提到农民大批遭受剥夺吧？因为正是这种剥夺带来和造成土地集中在善于经营的农夫手里，使土地变为 俄国人民一定会 ” 尼·卡雷舍夫（《俄国财富》第2期第19页） 请看，他们这些小的“人民”资产者之友，就是这样自我陶醉于他们的小市民的进步的！ 古尔维奇说得很中肯：“70年代的民粹派丝毫不了解农民内部的阶级对抗，认为这种对抗仅限于‘剥削者’（盘剥者或豪绅）同他们的牺牲品即富有共产主义精神的农民之间的关系［注：“村社内部已产生了对抗的社会阶级”，——古尔维奇在另一处说。（第104页）我引证古尔维奇的话只是为了补充上述实际资料。］。只有格列勃·乌斯文斯基一人持怀疑态度，他嘲笑了这种普遍的错觉。他非常熟悉农民，而且具有洞悉事物本质的大艺术家的才能，所以不能不看到，个人主义已成为不仅是高利贷者和债务人之间、而且是一般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基础。见他的《混为一谈》一文，载于1882年《俄国思想》第1期。”（同上，第106页） 然而，如果说在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当时有关农村经济的比较确实的资料还很少，当时农村的分化还没有这样明显地暴露出来，因而有这种错觉还情有可原，甚至是自然的事情，那么，现在只有故意闭上眼睛，才会看不见这种分化。非常值得注意的，正是在目前，当农民的破产看来已经达到顶点的时候，到处都可听到关于农民经济中进步潮流的谈论。瓦·沃·先生（也是一位毫无疑义的“人民之友”）写了一整本书来谈这个问题。而且你们不能责备他的话不符合事实。相反，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农民中间确实有技术上农艺上的进步，但农民大批遭受剥夺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人民之友”只注意“农夫”怎样狂热地寻找新的耕作方法，使养活他的土地变得肥沃起来，却忽视了事情的反面，即“农夫”又在狂热地离开土地。他们象鸵鸟一样把脑袋藏起来，不愿正视现实，不愿看见他们眼前发生的正是农民失去的土地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注：寻找“新的耕作方法”所以变得“狂热”起来，正是因为善于经营的农夫要经营更大的经济，对这种经济用旧的方法是应付不了的，——正是因为农业日益具有商品的资产阶级的性质，竞争才迫使他们去寻找新的方法。］。请试试来驳倒我国村社农民中间 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教训他们，责备他们背弃“父辈理想”。所以我们也就不能不说，他们建议并举出这种温和谨慎的否定态度的。引号内的说法是我从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关于马克思的一本书的俄文版》（1872年《祖国纪事》第4期）这篇短评中抄来的，这篇短评写得很生动、有力而新颖（同他现在写的东西相比），并且激烈地反对不要得罪我国年轻自由派的建议。 ［注：这所以是谬论，是因为“经济上的强者”的力量也在于他们握有政权。没有这种政权，他们也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经济统治。］，他接着补充说： “格莱斯顿土地法案[62]，俾斯麦工人保险法[63]，工厂视察制，在我国设立农民银行的主张，组织移民事宜，以及反对盘剥者的措施，这都是运用这种国家干预原则以保护经济上的弱者的尝试。” 这些话好就好在说得很坦白。作者在这里直截了当地说，他象格莱斯顿先生之流和俾斯麦先生之流一样，想要站在现存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想要修补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不过他不理解这点，也象西欧那班拥护格莱斯顿之流和俾斯麦之流的人不理解这点一样），而不是想要反对现代社会。同他们这种基本理论观点完全一致的，还有下述一点：他们把在现代社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并保护现代社会统治阶级利益的机关即国家，看作是实行改革的工具。他们简直认为国家是万能的，是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他们不仅期待它来“支持”劳动者，而且期待它来创立真正的正常秩序（象克里文柯先生所说的那样）。不过，他们既是十足的小市民思想家，当然也不能期待他们有别的什么看法。要知道，小市民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个特征也使他们成为反动的阶级），就在于小生产者为生产条件本身所分散和隔绝，被束缚于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剥削者，因此，不能了解使他受到的痛苦有时并不亚于无产者的那种剥削和压迫的阶级性质，不能了解资产阶级社会里的国家也不能不是阶级的国家［注：“人民之友”所以是最恶毒的反动分子，是因为他们说国家的天然任务是保护经济上的弱者（照他们那种庸俗的老太婆式的说教来看，事情。 “80年代减轻了人民负担（正是用的上述办法），因而拯救了人民免于彻底破产。” 又是无耻奴才的典型词句，只有上面引证的那段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我国还要创造无产阶级的言论才可与之媲美。说到这里，不禁使人想起谢德林描绘得唯妙唯肖的一位俄国自由主义者的演变经过[64]。这位自由主义者始而请求长官“尽可能地”实行改良，继而央求“哪怕一点儿也行”，最后则采取了永远不变的“同流合污”的立场。当千百万人遭受饥荒，政府对之始而采取小商小贩的吝啬态度，继而采取小商小贩的畏缩态度的印象还很新鲜的时候，“人民之友”竟在报刊上说政府拯救了人民免于彻底破产，这怎能不叫人说他们采取的也是这种永远不变的立场呢！！对农民再加紧剥夺几年以后，政府除成立农业部外，还会废除一两种直接税而颁布几种新的间接税；然后又会使4000万人遭受饥荒，那时这班先生又会照样写道：你看，现在遭受饥荒的是4000万人，而不是5000万人，这是因为政府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拯救了人民免于彻底破产，这是因为政府听从了“人民之友”的意见，成立了农业部！ ［注：谁和谁一致呢？地主和农民吗？善于经营的农夫和游民吗？厂主和工人吗？要领悟这种经典式的“一致原则”，就应记住企业主和工人的一致是靠“减低工资”达到的。］论证俄国经济制度的因素”时说：因此，俄国能够充当“国际关系中经济一致的传播者”，俄国的不容争辩的“政治威力”更使俄国有机会这样去做！！ ［注：其实，我国一切旧的革命纲领归结起来都是这样，例如巴枯宁派和骚乱派[66]、民粹派以至民意党都是这样，他们都相信农民会把占压倒多数的社会主义者派去参加未来的国民代表会议[67]，这种信念在他们那里所占的位置远非末位。］，已经变成以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编者注］（1888年《法学通报》第10期第271页） ［注：同上，第130页。——编者注］ 已经创造出来的方法和政治经济学方法，来俄国生产关系及其演进情形。［注：再说一遍，这个结论对每一个读过《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的人不会不清楚，只有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个人才需要专门作解释。］ ”），一方面又使大家在许多按不同观点解决的局部问题上有发生意见分歧的余地，这当然只是证明俄国社会民主党有力量有生气。［注：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问题直到今天还 和和了。 ［注：农民的分化就是证明。］，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当谁都知道在村社内部安然存在着和不断产生着对劳动者的剥削的时候，“拥护村社”，也就是说，反对用警察手段干涉通常的土地分配方法，究竟有什么社会主义呢？这未免把“社会主义”一词用得太滥了，也许要把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也列为社会主义者吧！ “随着资本主义的向前发展，我们刚才叙述过的世界观〈民粹主义的世界观〉就要失去基础。它或者是堕落为一种只会妥协并且力求妥协的十分虚弱的改良派［注： Ziemlich blasse kompromiβfahige und kompromiβsüchtige Reformrichtung——用俄文来说，这似乎也可译成文化派的机会主义。］（这种可望得到发展的势头早已有了）；或者是承认现实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并作出由此必然产生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结论，换句话说，就不再是空想主义的了。” 如果克里文柯先生猜不出我国这种只会妥协的派别的苗头在哪里，那我就劝他瞧一瞧《俄国财富》，瞧一瞧这个杂志可怜地企图把民粹主义学说的片言只语和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承认凑在一起的理论观点，瞧一瞧这个杂志指望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改善和恢复小生产者经济的政治纲领［注：克里文柯先生想对司徒卢威先生进行攻击的企图，只会令人觉得可怜。这简直象小孩子一样没有能力认真提出什么反驳意见，而又象小孩子一样恼怒起来。例如，司徒卢威先生说尼古·—逊先生是“空想主义者”。他同时十分明白地指出他为什么这样称呼他，（1）因为他忽略了“俄国现实的发展”；（2）因为他不理解我们国家的阶级性质，而向“社会”和“国家”呼吁。克里文柯先生能用什么来反驳这一点呢？他是不是否认我国的发展确实是资本主义的呢？他是不是说我国的发展是别的什么发展呢？他是不是说我们的国家不是阶级国家呢？不，他宁肯完全避开这些问题，用可笑的愤怒来攻击他自己臆造出来的“死板公式”。再举一个例子。司徒卢威先生除责备尼古·—逊先生不理解阶级斗争外，还责备他在理论方面犯了一些有关“纯粹经济事实”的大错误。例如他指出，尼古·—逊先生说我国非农业人口数量不大，却“没有看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恰巧会把这80％（俄国农村人口）和44％（美国农村人口）的差别拉平，可以说这就是它的历史使命”。第一，克里文柯先生歪曲了这句话，说“我们的”（？）使命是使农民丧失土地，其实这里讲的只是资本主义有缩减农村人口的趋势；第二，他对问题实质（是不是可能有一种不会使农村人口减少的资本主义呢？）只字未提，就信口胡说什么“书呆子”之类的昏话。见附录二（本卷第272页。——编者注）。］。 ［注：试向那些对农夫讲欧洲团体的青年建议，要他们干这种“切实的”事情吧！看看他们会怎样对待您，会给您怎样出色的申斥！您会对他们的思想怕得要死，正如您现在怕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一样！］ “不仅超过一餐饭本身的价值，这时只会使我亲爱的人受到害处的粮食完全丧失吧！倒不如让这种只会使您破产的事情完全失败吧！ 我所强调的那些地方，格外突出地表明车尔尼雪夫斯基深刻而透彻地了解他那个时代的现实，了解农民的赎金是怎么回事，了解俄国社会各阶级的对抗性。同时，还要指出他善于在受检查的刊物上叙述这种纯粹的革命思想。他在他那些秘密出版的著作中也是写的这些东西，不过不是用隐晦的说法罢了。在《序幕的序幕》中，沃尔根（车尔尼雪夫斯基借沃尔根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说： ［注：引自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上发表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文。[71]］交谈者反驳说，区别大得很，因为地主党反对把土地分给农民。沃尔根坚定地回答说： “农民中谁有钱，谁就买土地。谁没有钱，也就用不着强迫他买土地。这只会使他们破产。赎也就是买。 正是要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天才，才能在当时，在农民改革刚进行的时候（那时它甚至在西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这样清楚地懂得这个改革的基本的资产阶级性质，才能懂得在当时俄国的“社会”和“国家”中已经是那些顽固地敌视劳动者、无疑注定要使农民破产和遭受剥夺的社会阶级占统治和支配地位了。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懂得一个掩盖我国对抗性社会关系的政府的存在，是使劳动者的状况特别恶化的大祸害。 “ 在《没有地址的信》中写道：“ 同一切小市民的思想和理论决裂，——应该从这次进攻中得出来的。 是反动的，它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而出现的。 ［注：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现任农业大臣叶尔莫洛夫先生在《歉收和人民的灾难》一书中反对移民时所表现的纯粹俄罗斯式的农奴主的厚颜无耻。他说，从国家观点看来，不能认为移民是合理的，因为欧俄地主还很需要空闲人手。——真的，农民生在世上，不是为了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寄生的地主及其“显贵的”走卒，又是为了什么呢？］）只是一种特别的恩惠，任何一个庞巴杜尔都可以把他们当作关在贫民习艺所里的人来摆布。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无条件地赞同这种要求：完全恢复农民的公民权利，完全废除一切贵族特权，取消官僚对农民的监护，给予农民自治权。 ，并在自己的活动中始终不应忘记的巨大重要性。［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普列汉诺夫说得很对：我国革命家有“两种敌人，一种是还没有完全根除的陈腐偏见，一种是对新纲领的狭隘理解”。见附录三（本卷第290页。——编者注）。］ ［注：事实上在治理俄罗斯国家的我国，就根本无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因为只要这些支柱存在，俄国农村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支持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永远摆脱不了闭塞无知、担惊受怕的状况，只能作绝望的挣扎，而不能进行明智顽强的抗议和斗争。因此，同激进民主派一道去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反动的等级和机构，是工人阶级的直接责任，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使工人阶级明了这种责任，同时又要时时刻刻使工人阶级记住：反对这一切制度的斗争，只是作为促进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手段才是必要的；工人需要实现一般民主主义要求，只是为了扫清道路，以便战胜劳动者的主要敌人即 的任务［注：必须发动工人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结论可以从两方面得出：。 工作的方向应当是 工作更重要［注：恰恰相反。实际的宣传鼓动工作始终应放在第一位，因为第一，理论工作只是解答实际宣传鼓动工作提出的急需解答的问题；第二，社会民主党人往往由于客观情势所迫，不得不只做理论工作，所以他们非常重视每一可以进行实际工作的机会。］，更不是想把后一工作推延到前一工作完成以后。只有“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崇拜者或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如果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给国家寻找“另外〈除现实道路而外〉的发展道路”，那么，实际工作也只有在天才的哲学家发现和指明了这“另外的道路”时才有可能进行；反过来说，这种道路一旦被发现和指出来，理论工作就结束了，而那些应当把“祖国”引上“新发现的”“另外的道路”的人的工作也就开始了。可是，如果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去反对横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 研究，宣传，组织。 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当思想领导者；不根据事业的需要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成果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当思想领导者。 ［注：代表俄国未来的人是农夫，——农民社会主义的代表，最广义的民粹主义者曾经是这样想的。代表俄国未来的人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是这样想的。在一篇手稿里曾这样表述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的战争，即反对不仅在工厂里而且到处都在压榨和压迫劳动者的那个阶级的战争。所以工厂工人不过是全体被剥削群众的先进代表；为了使他们在有组织的坚忍不拔的斗争中实现自己的代表作用，根本不必用什么“远景”来引诱他们，只要求简单地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和无产阶级并肩地）胜利的 。 完 附录一    附录二 ［注：看来，尼古·—逊先生极力用他在《俄国财富》上的文章来证明他同小市民激进主义的距离根本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远，他也能看出农民资产阶级的增长（第6期第118页——改良农具、磷钙粉等等在“农民”中间的推广）标志着“自己〈即大批被剥夺的农民吗？〉懂得必须摆脱他们现在的处境”。］。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编者注］ ［注：这些证据所以毫无作用，并不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事实（人民破产，贫困和饥饿确实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伴侣），而是因为这些证据用得不当。“社会”么，——它甚至在民主主义的掩盖下维护富豪的利益，而富豪当然是不会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府”么……——我可以引证一位论敌即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一段评语。他有一次写道，尽管我们对我国政府的纲领知道得很少，可是我们终究知道一些，我们深信“劳动社会化”是不包括在他们的纲领中的。］资本主义是“不正常的”发展，因为它引起失业和危机。我们在1880年果然遇到了危机，在1893年又遇到一次：是离开这条道路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的情况显然不妙。 ［注：不是拿劳动社会化的程度，而是仅仅拿以前，不能不提到尼古·—逊先生对司徒卢威先生文章中受批评的那一段话转述得极不确切。司徒卢威先生文章的原话如下： “作者〈即尼古·—逊先生〉指出俄国人口成分和美国人口成分在职业上有差别——俄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假定占从事经济活动的（erwerbsthatigen）的人口的80％，而合众国只占44％——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要缩小这80—44之间的差别。可以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 尽可认为“使命” ［注：这里我只批评尼古·—逊先生按工厂工人数目来判断“资本主义的联合作用”的 。 ［注：尼古·—逊先生试图在《论文集》中这样计算，可是根本失败了。该书第302页写道：  ，而不要去胡说什么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口在工厂工业中就业。 数目 不是使手工业者，反而使他们更。他们被束缚于一个地方，不得不同意随便什么价格，因此，他们不仅把额外价值，而且把很大一部分工资送给资本家（也好象在家庭手工制大生产特别发达的俄国一样）。恩格斯继续说：“［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0—381页。——编者注］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8页。——编者注］上引用了关于英国人口构成的资料。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2000万人。在工厂工业主要部门中做工的工人为1605440人。［注：有642607人在纺织业、织袜业和花边业中做工（在我国有数万从事织袜业和花边业的妇女，遭受她们的雇主——“女商人”的极其厉害的剥削。工资有时低到一天三个（就是如此！）戈比！请问尼古·—逊先生，难道她们不是“直接受资本主义支配”吗？）；其次有565835人在煤矿和金属矿里做工，有396998人在各种冶金厂和金属手工工场里做工。］同时仆役为1208648人。并且马克思在第2版注释中指出这后一阶级增长得特别迅速。现在假定英国有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为了判断“资本主义的联合作用”，拿2000万去除160万！！结果得到的是8％，即不到1/12！！！既然资本主义连1/12的人口都没有联合起来，怎能谈得上资本主义的“使命”呢！并且增长得更快的是“家庭奴隶”阶级，即“国民劳动”的无益损耗，这种损耗证明“我们”英国人走的是“不正确的道路”！“我们”应该“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页。——编者注］显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断言这点不适合我国国情的理由，就是我国没有工人运动的“表现”。我们对这种议论应该指出：第一，只有对事实了解得极为肤浅，才会认为马克思依靠的是现成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纲领早在1848年以前就由他制定出来了。当时德国的工人运动究竟怎么样呢？［注：当时工人阶级的人数是多么少，可从下列事实看出：当时甚至没有政治自由，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只限于秘密小组（和目前我国一样）。把资本主义的革命的和联合的作用具体展示在大家面前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是过了20年才开始的，那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已经最后形成，大工业已散布得更广，在工人中间传播这一学说的许多有才华有毅力的人物已经出现。我们的哲学家们不仅歪曲历史事实，忘记社会主义者为了使工人运动具有觉悟性和组织性而付出的大量劳动，并且把极其荒唐的宿命论见解加在马克思头上。在他们看来，仿佛工人的组织和社会化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资本主义而看不见工人运动，那是因为资本主义未执行使命，而不是因为我们在工人中间进行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还很薄弱。我国独特论哲学家们的这种小市民的怯懦遁词，也是不值一驳的，因为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活动都在驳斥它，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每次公开演说都在驳斥它。考茨基说得十分正确：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要使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在我国也“表现出来”，我国社会主义者就应该用全部精力进行自己的工作；他们应该更详细地探讨对俄国历史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应该更具体地考察在俄国特别模糊而隐蔽的一切阶级斗争形式和剥削形式。他们应该进而把这个理论通俗化，把它灌输给工人，应该帮助工人领会它并制定一个最适合我国条件的组织形式，以便传播社会民主主义并把工人团结为一支政治力量 第一次在全社会范围内使劳动社会化 附录三 ［注：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俄国的社会关系是对抗性的关系，这几乎是谁也不能怀疑的。可是还没有人试把这些关系当作根据来进行和革命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编者注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编者注］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也就是说，善于客观地说明这个斗争是一定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 “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辩护人，更不是资产阶级理想的崇拜者，但是假如厄运要人民有所抉择：或者是在地方官热心保护下，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改革’，不受资产阶级的侵犯；或者是在政治自由基础上，也就是说，在 不管民权党人对“人民”（他们想要维护他们的利益）的看法，对“社会”（他们继续认为它是保护劳动利益的值得信任的机关）的看法是怎样的模糊，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民权党”的成立是前进了一步，而前进的方向，是要彻底抛弃“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的错觉和幻想，是要大胆承认现实的道路，并在这种道路的基础上，寻找进行革命斗争的成份。这里明白地显露了要成立民主主义政党的意向。我只说“意向”，是因为可惜民权党人并没有始终不渝地贯彻他们的基本观点。他们仍在谈论要同社会主义者联合和结盟，而不愿了解：把工人卷入单纯的政治激进主义运动，不过是使工人知识分子脱离工人群众，使工人运动软弱无力，因为工人运动只有在各方面充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在同反资本仆役的政治斗争融合为一体的反资本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才能是强有力的。他们不愿了解：要达到一切革命分子“联合”的目的，最好是使各种利益的代表人物［注：他们自己也反对相信知识分子的神通广大，他们自己也说必须使人民自己参加斗争。但为此必须把这个斗争同一定的日常利益联系起来，因而必须把各种利益区别开来并将它们分别引入斗争……如果拿一些只有知识分子才了解的赤裸裸的政治要求来遮掩这些不同的利益，那岂不是又向后倒退，又只限于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斗争吗？而这种斗争的软弱无力是刚才承认过了的。］分别组织起来，并由这个和那个政党在一定的场合采取共同行动。他们现在还把自己的党叫作“社会革命党”（见“民权党”1894年2月19日宣言），虽然他们以纯粹政治改革为限，小心翼翼地回避我国“可恶的”社会主义问题。一个这样热烈号召人们丢掉错觉的党，本来不应该在自己的“宣言”上一开头就给人造成错觉，本来不应该在只有［注：（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地上），而不是站在必须否定这个制度和无情反对这个制度的基地上。］，其 1894年胶印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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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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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业者类别 |
每个作坊的 |
百分比 |
每个 |
百分比的分配 |
绝对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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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雇佣 |
雇佣 |
作坊 |
工人 |
生产总额 |
作坊① |
工人 |
生产总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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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有1－5个工人者 |
2.8 |
25 |
19 |
251 |
72 |
34 |
34 |
167/43 |
476/92 |
119500 |
| Ⅱ．有6－10个工人者 |
7.3 |
90 |
58 |
249 |
18 |
23 |
22 |
43/39 |
317/186 |
79000 |
| Ⅲ．有超过10个工人者 |
26.4 |
100 |
91 |
260 |
10 |
43 |
44 |
23/23 |
609/557 |
158500 |
|
6 |
45 |
59 |
254 |
100 |
100 |
100 |
233/105 |
1402/835 |
357000 |
| 手工业者类别 |
每个作坊的 |
百分比 |
每个 |
百分比的分配 |
绝对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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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雇佣 |
雇佣 |
作坊 |
工人 |
生产总额 |
作坊① |
工人 |
生产总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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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有1－3个工人者 |
2.4 |
39 |
19 |
468 |
60 |
38 |
36 |
72/28 |
174/33 |
81500 |
| Ⅱ．有4－5个工人者 |
4.3 |
48 |
20 |
498 |
27 |
32 |
32 |
33/16 |
144/29 |
71800 |
| Ⅲ．有超过5个工人者 |
8.4 |
100 |
65 |
533 |
13 |
30 |
32 |
16/16 |
134/87 |
7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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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49 |
33 |
497 |
100 |
100 |
100 |
12160 |
452/149 |
224800 |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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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胶印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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